俞志慧 著《国语汇校集注》出版暨前言

 

 

 

书名：《国语汇校集注》

作者: 俞志慧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25-1

 

【编辑推荐】

 

一、首次对现存《国语》版本进行汇校工作，所利用者不仅有宋刻本，而且包括敦煌出土的唐代写本残卷。

 

二、首次对现存《国语》注解进行汇录工作，包括了在《国语》研究史上极为重要的清代董增龄《国语正义》以及现下通行的《国语集解》。

 

三、首次尽可能的辑录日本学者对于《国语》的研究成果，系统地、生动地展现了《国语》一书在东亚文化圈中的影响力。

 

四、首次由现代学者来全面考订《国语》，较之前的单篇校订论文有量的超越与质的提升。

 

由以上四点，可以说本书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极高，可以说是未来较长时间《国语》研究乃至先秦史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核心参考。

 

【内容简介】

 

作为中国首部国别体史籍经典，《国语》一书对于研讨先秦史事、厘述史传文学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汉代时对本书即多有注解，至三国韦昭，总成一代。而自韦昭之后，历代注释蔚为大观，尤以清代朴学考据成就斐然。近现代学者踵武前贤，在文献整理与义理阐释方面迭出新章。《国语汇校集注》立足当代学术视野，汇集自敦煌本以下的《国语》善本，系统整合自韦昭以降两千余年的注解成果，兼采海内外新见简帛文献与研究成果，通过精密校勘、集注汇评，为当代文史研究者提供了兼具文献深度与学术前沿性的权威《国语》整理本。

 

【作者简介】

 

俞志慧，浙江新昌人，现任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撰有《国语韦昭注辨证》《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等书，整理有《全浙诗话》等书。

 

【前言】

 

《国语》是一部特别的元典，是了解轴心时代中国的基础文献之一。它记载了春秋及其前后一段时期主要诸侯国社会政治特别是贵族阶层的活动，其中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叙事与阐释方式持久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由于该书以有关邦国成败“嘉言善语”的形式呈现，其训诫意义又远超其他子史文献。

 

三国时期，吴国的韦昭在综合汉人注释成果的基础上对该书重新施注，撰成《国语解》，使本书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典籍。宋代重新董理此书时，宋庠在《国语旧音》的基础上作《国语补音》。清代朴学大炽，一批学者纷纷将《国语》及《国语补音》重加校订与注释。虽然后来徐元诰在总结诸家的成果后撰成了《国语集解》一书，但各类材料的发现，各项研究的推进，都使得《国语》一书的重新整理成为必要。本次在汇校众本的基础上，尽可能吸收了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使这部重要的元典能以更加厚实的面貌呈现在学者面前。下面对其成书时间、传播过程及研究状况作几点探讨，限于篇幅，关于《国语》一书的体裁、性质以及编纂问题，请参阅本书附录一《〈国语〉的文类及八“语”遴选的背景》。

 

一 《国语》的成编时间及其在唐前的研究

 

关于《国语》一书的成编时代，谭家健《〈国语〉成书时代和作者考辩》一文梳理过各种观点[1]，可参看。本人给《国语》成书的时间定位晚于谭家健先生：“其时当在春秋末和战国初。”[2]因为《国语》中鲁、晋、楚、吴、越五“语”的记事皆越出了春秋，进入战国已若干年，《周语下》两次出现“及定王（系贞定王，或曰贞王）”，此公卒于前441年。最有说服力的是，《晋语九》中，赵襄子是个重要人物，一般认为此公卒于公元前425年，“襄”是其謚号，则《晋语九》当然要晚于这个节点，而《国语》之成编则更在《晋语九》撰成之后；又早于沈长云先生：“《国语》成书在战国晚期。”[3]《晋书·束晳传》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汲冢竹书既已明确冠名《国语》，则在魏襄王（前296年在位）、魏安厘王（前243年在位）时，《国语》已然成帙。

 

《楚语下》有《鲁阳文子辞惠王所与梁》一篇，楚大夫鲁阳文子以“梁险而在（楚）北境”为由婉拒楚惠王所赐之梁，惠王遂与之梁地南边的鲁阳，地在今河南鲁山一带，这在《楚语》甚至《国语》成编之时应该被视为有远见之举，但在楚肃王七年（前374年），魏伐楚，鲁阳入魏，该篇自然不可能在这之后入选。

 

再往上溯，《周语中·刘康公论鲁卿佐俭与侈》中，刘康公预测鲁国几个大族的未来走向，断东门不可以事二君，叔孙不可以事三君，同篇中都被精准地应验；又谓“季、孟长处鲁乎”，据此可以推断，《国语》编集之时，季孙氏、孟孙氏两个家族在鲁国仍然有较大影响。可是，到了鲁穆公时期（约前407—约前377），公仪休为相，《史记·循吏列传》指公仪休为鲁高弟（第），《淮南子·道应训》高注又以其为“故鲁博士”，《孟子·告子下》并谓“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孔丛子·公仪》亦云：“子思与之（公仪休）友，穆公因子思欲以为相。”《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公仪休相鲁嗜鱼而不受鱼事，则公仪休之活动时间大致可以推定。与此同时，却未见有关季、孟家族的记载，由此可知，《国语》编者未及见公仪休为相。

 

仅从《国语》所反映的思想而言，既未见如商鞅向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兜售的强道之类的思想，也未见纵横家思想的影子，即使是作为对立面也不存在，相反，八“语”遴选的背后有浓厚的霸道思想，因此，可以作这样的推断：当《国语》编集之时，王霸之学正大行其道，故本人断《国语》的编定时间在战国前期，上限前425年，下限鲁穆公时期公仪休为相之前。至于《礼记·檀弓下》《祭法》中与《国语·鲁语上》《鲁语下》《晋语二》《晋语八》中内容重出的现象，以及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村战国中期前段楚墓M36中发现的《吴语》残简[4]，清华大学战国简与《吴语》《越语》内容有交集的《越公其事》，只能说明在《国语》成书之前，既有的各“语”已经单篇流传，但皆不足以证明由八“语”集成的《国语》之成编时间。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探讨诸如上述古籍成篇成编时间问题时，还需要考虑当时信息传播的时间差，如《越絶书·吴地传》载：“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东仓，为属县，屋不成。”更始是刘玄的年号，起自公元23年2月，到25年9月终止。显然，《越絶书》的作者在公元27年写作《吴地传》时，不知道洛阳早已新桃换旧符了。但是，即使有类似这样的时间差，也不影响在较大区间内讨论《国语》成编的大致时间段。

 

其后，有关《国语》的记载不絶如缕，司马迁《报任安书》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史记·五帝本纪》云：“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虽然于《国语》的编者身份尚待研究，但五帝德、帝系姓等内容却在《周语下》《鲁语上》《晋语四》等章节中斑斑可考，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更确指“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与后来韦昭《国语解叙》以下记载可互相印证：“遭秦之乱，幽而复光。贾生、史迁颇综述焉。及刘光禄于汉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谬。”汉成帝之后的流传，虽然北宋宋庠（996—1066）在《国语补音·叙录》有云：“当汉世，《左传》秘而不行，又不立于学官，故此书亦弗显，唯上贤达识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弗识也。逮东汉，《左传》渐布，名儒始悟向来《公》《谷》肤近之说，而多归于左氏。”但刘向《说苑》大量引述《国语》正文，《列女传》收入《鲁语下·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等；1973年，遥远的甘肃居延肩水金关汉简得见有《国语》残简，可知西汉时《国语》也并非“弗显”，只是其中流传过程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难窥其真容而已。《孔丛子·答问》载“陈王涉读《国语》言申生事”，并据此向博士孔鲋质疑书中叙述的真实性，其事虽不可尽信，但由此可知，至迟到东汉时，《国语》已成为士人阅读与讨论的对象。班固《汉书·艺文志》谓：“《国语》二十一篇。”著录于《六艺略》之《春秋》类下；至《隋书·经籍志》，将《国语》著录于经部《春秋》类下，并著录贾逵注《国语》二十卷，虞翻注二十一卷，王肃注二十一卷，韦昭注二十二卷，孔晁注二十卷，唐固注二十一卷，目前所见的敦煌残卷本《国语·周语下》旧注，经逐条比对，可以断定既非贾注，亦非韦注，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其他几家的注，还是连《隋志》都没有著录过的东汉杨终、三国孙炎的注，或者竟是此外的佚注，皆不可知。

 

本书集注部分，在清王谟（约1731—1817）、汪远孙（1789—1835）、黄奭（1809—1853）、蒋曰豫（1830—1875）、张以仁（1930—2009）等辑录成果的基础上，本着对唐前旧注能录尽录的原则，又钩辑了较多的条目，句内不再分拆，且不计重出，凡收录《国语》贾逵注637条，郑众（？—83）注6条，汉魏之间唐固注92条，虞翻（164—233）注36条，魏王肃注15条，西晋孔晁注75条，敦煌残卷本《国语·周语下》注76条，见于《北堂书钞》、《礼记正义》、《文选》六臣注、《左传正义》、《太平御览》等之不明传主旧注107条[5]，尚不能确定这些注文的时代，以上各项合计1044条，或可最大程度地概见唐前《国语》注的风貌。

 

唐代，《群书治要》、《初学记》、《五经正义》、《文选》六臣注以及《玄应音义》、《慧琳音义》等均大量引述《国语》原文，尤其是柳宗元的《非国语》，针对性尤强，藉此可见当时《国语》文本流传的状况，也是今人可用于《国语》校勘的上佳材料，友人郭万青教授已据上述材料做过相关校勘工作，故只是在讨论相关文句时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二 《国语旧音》的成书时代

 

佚名的《国语旧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国语》韦昭注本音义，该书保留在《国语补音》（以下简称《补音》）中，相对于《补音》，故称《旧音》。《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均未著录，《魏书·刘芳传》著录刘芳撰韦昭所注《国语音》一卷，刘芳（453—513），字伯文，彭城人，官至太常卿，著述宏富，有《毛诗笺音义证》《礼记义证》等，《魏书》本传称其“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则与《国语音》颇能交集。据《旧音》引录可知，作者及见《国语》贾、唐、虞、韦、孔等旧注，引录了魏晋六朝的《纂文》（南朝刘宋何承天撰）、《字统》（北魏杨承庆撰），时序上亦略能吻合。宋庠《国语补音·叙录》云：“近世传《旧音》一篇，不箸撰人名氏，寻其说，乃唐人也，何以证之？据解‘犬戎树惇’，引鄯州羌为说。夫改善鄯国为州，自唐始耳。”但清人有不同说法，《四库全书考证》卷四七云：“《魏书·地形志》有鄯州，列于凉州、瓜州之间，是始于元魏也，庠盖未深考。”唐李吉甫（758—814）《元和郡县志》卷三九“鄯州”条言之甚详：“后魏以西平郡为鄯善镇。孝昌二年，改镇立鄯州。隋大业三年，罢州，复为西平郡。隋乱，陷贼。武德二年，讨平薛举，关陇平定，改置鄯州。”虽然中间有罢州为郡之事，然亦无妨仍旧贯称该部族为鄯州羌。又，《旧音》卷二《鲁语下》“跘蹇”条云：“《说文》《字林》《玉篇》《珠丛》并无‘跘’字，义与‘胖’同，音盘。”沈约（441—513）有《珠丛》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于子部杂家类，则《旧音》所引者非此。又有诸葛颖《桂苑珠丛》一百卷，著录于《旧唐书·经籍志》甲部经录小学类，《旧唐书》卷一八九《曹宪传》载：“宪又精诸家文字之书……大业中，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白孔六帖》卷八七亦载：“曹宪撰《桂苑珠丛》，太宗尝读书，有奇难字，辄遣使者问宪，宪具为音注，援验详复。”《旧音》所引之《珠丛》盖即诸葛颖、曹宪等所著者也，则《旧音》之成书更在隋大业（605—618）之后。或者在刘芳《国语音》成书之后，后学复有附益，若果如此，则宋庠断其出于唐人之手，亦可谓得其彷彿。

 

前贤曾试图从《旧音》的语音特征入手考察其形成时间，如张以仁认同宋庠之《旧音》作者唐人说[6]，李红认为《旧音》的音注反映了宋以前甚至唐以前的语音现象[7]。据本人统计，《旧音》中的被切字若是全浊声母，其所用作反切的上字未见非全浊声母。《旧音》中帮组字、端组字尚未分化，如《周语上》：“豳，府巾反。”《广韵》平声真：“豳，府巾切。”《集韵》平声真：“豳，悲巾切。”《周语下》：“彪，甫留反。”《广韵》平声幽：“彪，甫烋切。”《集韵》平声尤：“彪，补休切。”《周语上》：“姪，大□、直乙二反。”《广韵》入声质：“姪，直一切，又音迭。”《集韵》入声质：“姪，直质切。”《旧音》中喻母三等字与四等字尚未见有混切。根据上述三种现象所反映的语音历史层次，我推测《旧音》成书时期不会晚于盛唐。

 

三 《国语》的版本系统之一：明道本及其流传

 

至宋代，《国语》贾、孔注已不见完璧，《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经部《春秋》类下仅著录唐、虞、韦、王注而未及贾、孔注，宋庠《国语补音·晋语九》亦云“贾、孔章句又世絶其本”。引录大段《国语》文字者，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事类备要》等类书、刘恕（生于北宋明道元年，1032）的《通鉴外纪》、真德秀（1178—1235）编的诗文选集《文章正宗》、王应麟（1223—1296）的《玉海》，后者另有《困学纪闻》，与黄震（1213—1281）的《黄氏日抄》皆曾专章讨论过《国语》的训诂问题，而《文章正宗》的《国语》选篇及施加标题则对后世坊刻古文选本产生了发凡起例的影响。

 

北宋前期，《国语》有了印本，学界习称明道本、公序本，前者初刻于天圣七年（1029），重刊于明道二年（1033），故称天圣明道本，简称明道本。宋末元初，苏应龙（宋理宗端平二年进士）纂辑类书《新编类意集解诸子琼林》[8]，其中收录近三十篇相对完整的《国语》篇章，经比对，即出自明道本；《永乐大典》卷三五八五录《吴语·吴布奇阵得为盟主》，经比对，文字同于明道本；明嘉靖四年（1525）许宗鲁宜静书堂刊本《国语》与嘉靖五年姜恩刻本《监本音注国语》皆似偶有参校于明道本者。

 

但就目前所见，明道本至清钱谦益（1582—1664）《绛云楼书目》始有著录，清顺治七年（1650），钱氏藏刊本随绛云楼焚于大火，钱谦益之父钱士兴（1554—1610）有影钞，钱曾（1629—1701）[9]、毛氏汲古阁亦有影钞本[10]，何焯（1661—1722）《国语》题跋云：“虞山钱宗伯旧藏宋仁宗天圣七年所开《国语》，明道二年复经刊正者，最为古本，己丑夏，吴兴书贾忽以传本来鬻，余惊喜，以重值购焉。”[11]由此可知钱士兴抄本或其传录本于1709年转到何焯名下。关于毛抄汲古阁本，陆心源（1838—1894）《毛抄天圣明道本〈国语〉跋》云：“此书从绛云楼北宋本影写，后归潘稼堂太史，干嘉间为黄尧圃所得，黄不守，归于汪士钟，乱后归金匮蔡廷相，余以番佛百枚得之。毛氏影宋本尚有精于此者，此则以宋本久亡，世无二本，故尤为钱竹汀、段懋堂诸公所重耳。”[12]从绛云楼到汲古阁，经潘耒（1646—1708）——黄丕烈（1763—1825）——汪士钟（1786—？）——蔡廷相（约1802—）——陆心源（1838—1894），最后入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毛抄本的传播线索可谓清晰。明道本另有陆贻典（1617—1686）校宋本、惠栋（1697—1758）校宋本。陈树华（1730—1801）《春秋外传考正》（以下简称《考正》）、《四库全书荟要》皆曾据所见明道本校公序本。

 

清嘉庆五年（1800），黄丕烈“用所收影钞（明道二年本）者”（黄氏《国语札记·序》）重雕明道本，收入士礼居丛书，成为清中叶以还《国语》的主流刻本。关于黄氏所据之本，上揭陆心源题跋云：“此（毛抄本）则其祖本也。”但是，段玉裁《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则明确提到：“常熟钱氏从明道二年刻本影钞者在其家，顾君千里细意挍出……今年，尧圃用原钞付梓，以公同好。”[13]二说互歧，无从质正，故不知黄雕明道本的祖本究竟是毛抄本还是钱抄本，所幸从《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国语》中可知，在黄雕明道本刊刻之前，黄氏已用惠栋校本参校，而后者又参校了钱抄本与陆校本，黄雕明道本版本之精良于焉可见，湖北崇文书局同治八年（1869）覆刻本（附刻汪远孙《国语明道本攷异》）、光绪三年（1877）永康退补斋覆刻本（附刻汪远孙《国语明道本攷异》）、同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民国二年（1913）上海博古斋石印本等俱以黄刊明道本为底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国语》皆祖黄刊明道本，百余年来的注释本、点校本如吴曾祺（1852—1922）《国语韦解补正》（1909，以下简称《补正》）、傅庚生（1910—1984）《国语选》（1959）、上海师大点校本（1978）皆是也，尤其是上海师大点校本，多次印刷，影响甚巨。

 

黄刊明道本的影响远及境外，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引述《商舶载来书目》称：日本光格天皇享和二年（1802），中国商船已将天圣明道本《国语》（谨按：这里指黄刊本）运抵日本[14]。据郭万青教授研究，日本文化元年（1804），日本江户葛氏上善堂即予翻刻，文化三年重刊[15]。成于文化七年的秦鼎（1761—1831）《国语定本》疑即据前二者参校。影响所及，铃木隆一（1904—2005）所编《国语索引》（1934）、德国鲍吾刚（1930—1997）《国语索引》（1973）、台湾张以仁《国语引得》（1976）、香港刘殿爵（1922—2010）《国语逐字索引》（1999）皆以黄刊明道本为工作底本。

 

在黄刊明道本东传日本之前，朝鲜半岛已有了同一系统的《国语》刊本，现藏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朝鲜经筵藏本在《国语补音叙录》之后有如下识语：“经筵所藏《国语》与《音义》一本，颇有脱落。求之中国，得别本，阙逸尚多，注解亦略。购求日本，又得详略二本，兼《补音》三卷以来，亦且不完。正统庚申夏，命集贤殿以经筵所藏旧本为主，参考诸本，正其讹谬，补其脱落，仍将《音义》、《补音》芟荑烦乱，分入逐节之下。其不完者，韵书补之，于是为书遂全云。”其时在公元1440年，我将它简称为正统本。虽然正统本为目前所知最早将宋庠《国语补音》散入正文中的刊本——这比后来张一鲲（1523—1611）本将《旧音》《补音》“音切条释字下”（张刊《〈国语〉凡例》）要早一百多年，但据比对，其正文与韦注都明显呈现明道本的特征，可知其底本经筵藏本也应该就是明道本。

 

日本学者手中也早已有明道本在流传，如成书于1763年的渡边操（1687—1755）《国语解删补》、成书于1799年的户埼允明（1724—1806）《国语考》、成书于1800年的冢田虎（1742—1832）《增注国语》，都明显有依据明道本校订的痕迹，唯不知其所依据者是朝鲜正统本识语中所说的“详略二本”，还是后来传入的校宋本。

 

前人曾多所褒扬明道本而贬抑公序本，如顾广圻（1770—1839）在所著《思适斋书跋》中有云：“今尧圃黄君乃以真本见借，所获抑何奢欤。悉心雠勘，两逾月始克归之。自今而后，宋公序以下皆可以覆瓿矣。”[16]钱曾、钱大昕（1728—1804）、段玉裁（1735—1815）、潘景郑（1907—2003）等都有类似的臧否[17]，杨守敬（1839—1915）《日本访书志》则谓：“明道本固有胜公序处，而公序之得者十居六七。”[18]本人逐字比对，发现黄刊明道本固然十分珍贵，亦每有胜于公序本者，但总体而言，公序本远胜于明道本，这一点，本人在所著《国语韦昭注辨正·前言》已有讨论[19]，最明显的一点是，公序本多用古字、生僻字、借字、初文、正字，与之相对应，明道本喜用常见字、熟字、本字、后起字、俗字，而在改字过程中，多有因修改未尽而致用字前后不统一者。《新唐书·艺文志》云：“天宝三载，又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20]宋戴侗《六书故》则谓：“六籍多用俗字，惟《周礼》《仪礼》《国语》《史记》《汉书》传习稍少，故犹有未尽变者焉。”[21]则存古字之《国语》版本尤为可贵，故本书取公序本为底本，而将明道本作为参校本。

 

四 《国语》的版本系统之二：公序本及其流传

 

关于公序本的刊刻原委，宋庠《国语补音·叙录》有详细记载：“天圣初，有宗人同年生缄假庠此书，最有条例，因取官私所藏凡十五六本校缄之书，其间虽或鲁鱼，而缄本大体为详。”[2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沈仲涛所捐赠的《国语补音》一部，书末有“治平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书札子一道”，中云“《国语》并《补音》共一十三册，宜令国子监开板印造”，署“右从政郎严州司理参军薛鋭校勘”，可知宋庠书成后于国子监付梓，时在北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二月之后。

 

宋元递修本：在目前所见公序本系统中，以宋刻宋元递修本为最早，本书简称递修本，该本《国语》二十一卷、《国语补音》三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影印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国学基本典籍丛刊》（题《宋本国语》），递修本为张元济先生涵芬楼旧藏，《涵芬楼烬余书录》著录原叶和宋元补版刻工约80人，并云：“本式之巨，极所罕见。书用蝶装，疑犹是宋代旧制。”[23]《中国版刻图录》云：“推知此书当是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本，疑即南宋监本。迭经宋元两朝补版，元时版送西湖书院，《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中有《国语》一目，盖即此本。每册首叶有‘东宫书府’朱文方印，当是元时官书，明太祖灭元得之，以贻懿文太子者。”[24]清莫友芝（1811—1871）《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四史部五杂史类著录《国语》版本多种，其中有云：“《国语注》，有绍兴十九年刊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25]莫氏所云“绍兴十九年刊本”有可能是上述南宋监本[26]。因去古未远，递修本保留了更多的公序本原貌。

 

南监本及其子系统：元代，南宋重刻公序本版片归西湖书院，辗转入明后存南京国子监，中间续有补版和印刷，是为南监修补本，本书简称南监本。明黄佐（1490—1566）《南廱志》卷十八《经籍考下》载梅鷟编版片目录，于“《国语》二十一卷《补音》三卷”下注云：“存者三百八十面，破者六面。……刻自元大德间，岁久缺损，弘治十七年七月，祭酒章懋、司业罗钦顺命监丞戴镛召匠重刻七十五板，修刻六十八板，遂成全书。”[27]北京大学图书馆“大仓文库”藏有一部该版《国语》（附《补音》），台北“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日本静嘉堂文库亦有收藏。其中，静嘉堂文库本首页系元代补版，大仓文库本首页则题为“弘治十七年补刊”。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南监本缺一二两卷和《补音》三卷，存卷亦多漫漶，卷三明代补版的监生，较静嘉堂文库本多出“监生蒋缨”，知前者年代更晚。静嘉堂本为全帙，且比前者更接近于宋元递修本，但漫漶更甚，其中脱两个版面：一、《周语下》“宣三王之德也……为之告晋”中间文字，即《伶州鸠论锺律于景王》末尾部分、《宾孟见雄鷄自断其尾因而感王》全文及《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卫彪傒知其不终》开头部分，宋元递修本与台图南监本此处正好完整的两个页面；二、《晋语四》“公告大夫曰……闻之”中间文字，即《文公救宋败楚于城濮》中“宋人告急……偃也”一段，宋元递修本与台图南监本此处也是正好完整的两个页面，该部分静嘉堂本重复同卷前已出现的“成而儁才……庭实旅百”两页，用以填充。本书所用以参校的南监本即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和静嘉堂文库本，为校勘分别计，称后者为静嘉堂本。

 

综合李佳、吴宗辉的意见，本人以为南监本的明补版讹误和阙略较多，明刊弘治本、许宗鲁本、金李本俱系在南监本的基础上校刊而成，并对前者作了不同程度的校订，兹依次略作介绍：

 

弘治本：明弘治十五年（1502），李士实序刊本《国语》二十一卷、《国语补音》三卷，本书简称弘治本。该本校刻稍嫌粗疏，讹误较多，且多有臆补之处，是本书所用各校本中质量最次者。经与静嘉堂本、南监本对比，发现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凡是静嘉堂本、南监本漫漶或错误之处，弘治本往往会出现瑕疵。正德十二年（1517）明德堂刊本《重刊国语》七卷、《国语补音》二卷，本书简称正德本；嘉靖五年（1526）陜西正学书院刊本《国语》二十一卷、《国语补音》三卷，以上二种系据弘治本校刻而成，或也参校了南监印本，其中正学书院本校勘较弘治本为精。后来的许宗鲁本、金李本与新建李克家本都曾据弘治本校订。

 

许宗鲁本：明嘉靖四年（1525），许宗鲁宜静书堂刊本《国语》二十一卷，本书简称许宗鲁本，《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收有该本，省刻《补音》，而于目录后刻王蓥《国语古文音释》。许自序云：“《国语》旧有监本、闽本、大名本，监本久而脱，闽本恶而俗，大名本侈而讹。”其中监本指南监修补本，大名本即弘治本，刻于河北大名府，故名。该本实以南监本为主，并参校弘治本、闽本刊刻而成，校正了大量南监本与弘治本的问题，但因用《说文》小篆的隶定字刻书，每每不能见其所据本固有之用字。

 

金李本及其子本叶邦荣本、张一鲲本[28]：嘉靖七年（1528），吴郡金李泽远堂刊本《国语》二十一卷，本书简称金李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收入该本。金李本行格、版式同于递修本，在《国语解叙》后有“嘉靖戊子吴郡后学金李校刻于泽远堂”小字题识，不刻《补音》。该本所据底本大致为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的南监修补本，但校刻精严，版式、字体和避讳一还宋本之旧，且对南监版片元明补版的误字有较多订正。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金李本（善本书号：12859），该本问题有三：一、纸张残损较多，如《鲁语上》第一叶叶面中部残损，致大面积空白，又如《周语下·大子晋谏灵王壅谷水》“疏川导滞”下韦注残损六个字符，同卷《伶州鸠论锺律于景王》“布戎于牧之野”韦注残损六个字符，同卷《刘文公与苌弘欲城成周卫彪傒知其不终》“勤百姓以为己名”残缺“百姓”，至于残损一个字符的则更多，如“土”残泐成“上”、“所”残泐成“听”则更多。二、校阅者批校太多，如《周语下》第一叶校改了10个字符，添了2个字符，校改皆在原来位置上进行，致失原貌，也不易辨认。三、校改者非常细心，有些添补的笔划不露痕迹，如“回”添改成“廻”，“禀”添改成“廪”，识读时极易出错。台北“国家图书馆”藏一金李本，系清嘉庆间浦墉据明道本（宋本）批校，在品相上要好于上述国图藏本，但添改的严重程度不下于国图藏本。《四部丛刊初编》所收金李本基本避免了以上问题，但尚存以下瑕疵：1919年初刻时有5处描润：《齐语》“绥谤言”韦注：“绥，上也。”“上”描作“止”。《晋语三》“志道者勿忘”韦注：“勿忘此占言。”“占”描作“古”。《晋语四》“实生重耳”韦注：“伯行狐■子空。”墨钉被描作“氏字”二字。《吴语》“败王子友于姑熊夷”韦注：“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太”改作“大”。《越语下》“彊而不刚”韦注：“行不以刚。”“行”描作“外”。1926年重印时，保留了前二处描润，恢复了后三处原貌。但后者于《晋语一》“齿牙为猾”韦注“齿牙，谓兆端”，“兆”改作“非”，实误。相比之下，张元济等先生的工作是最让我敬仰的。

 

嘉靖十五年（1536），闽中叶邦荣校刊本《国语》二十一卷，本书简称叶邦荣本，经比对，其祖本即金李本，亦无《补音》。叶邦荣本似据南监本等对金李本有几十处修订，与金李本同误者19处，金李本是而叶邦荣本误改者18处，用字不符公序本惯例而从俗者12处，径行删除旧版墨钉或空格者3处，总的看来难称后出转精。

 

张一鲲本：根据对张刻《国语》中保留的约30个刻工的活动时间推断，该书当刊刻于明万历六年（1578）至万历十年间，是晚明迄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国语》刻本。该本将《补音》散入正文，多所增删和改订，但版刻精良，以圆圈和方框区隔正文和注音，标识字头，颇便浏览，流传较广。万历十三年（1585）吴汝纪覆刻张一鲲本，万历中期穆文熙编纂、刘怀恕参校《国语评苑》、万历末年新建李克家本[29]，以及清代干隆二十七年（1762）文盛堂本、苏州緑荫堂本、孔继涵孔氏诗礼堂本等皆从张一鲲本出[30]，最后者又系《四库全书》本之底本，孔氏诗礼堂本虽有后来孔广栻（1755—1799）的批校，因疏漏较多，其价值似反不及张一鲲本。日本道春（林罗山，1583—1657，法号道春）点本又据刘怀恕本覆刻，日本渡边操《国语解删补》、关修龄《国语略说》、冢田虎《增注国语》、千叶玄之《重刻国语》（初刻于天明六年，1786）皆以前者为底本，秦鼎《国语定本》又取道春点本的千叶玄之重校本为底本。张一鲲本用字存在从众从俗的特征，喜将公序本原有之“於”改成“于”、“皃”改作“貌”、“脩”改作“修”，“灾”改作“災”，“賓”改作“賔”，然而又每有修改未尽之迹，甚至若干地方又将固有的“于”字回改成“於”，致失公序本的版本特征，其子系统各本亦存在同样的问题。

 

董增龄（约1780—？）《国语正义》（以下简称《正义》）：该书为清人《国语》整理成果之最厚重者，在用字风格上，也沿袭了张一鲲本擅自改字的倾向，更有甚者，如董氏在自序中所云：“宋公序《补音》本及天圣本两家并行，近曲阜孔氏所刻用《补音》本（即孔氏诗礼堂本）。今兼收二家之长，而用《补音》本者十之七八。”但据本人比对，《正义》基本还是公序本的旧观，甚至有着明显的张一鲲本的特征，只是“兼收二家”之后，版本价值大打折扣了。

 

类似的版本问题在沈镕（1886—1949）《国语详注》、徐元诰《国语集解》中更形显著，前者在《例言》中有云：“二书（指明道本与公序本）互有出入，本编折衷于二者之间。”后者也在《叙例》中云：“传文以明道、《补音》二本为据，择其是者从之。”虽然如《集解》于文本解读多有可取，但武断地折衷与抉择的结果是，无论是《国语》正文还是韦昭注文，读者在援引之时都需要多一番甄别的功夫。

 

目前所见《国语》诸版本，以金李本与宋元递修本最为精良，究竟选哪一种作底本，我曾与师友们反覆讨论。据本人统计，除了两可两不可以及不可遽断高下者外，金李本胜者凡138处，递修本胜者201处，具体表现在各语中，《周语》三卷中，金李本胜者31处，递修本胜者71处；《齐语》《鲁语》中，金李本胜者13处，递修本胜者11处；《晋语》九卷中，金李本胜者55处，递修本胜者88处；《郑语》及以下各语中，金李本胜者39处，递修本胜者32处。金李本中一眼可见的误字，如“入”与“人”、“方”与“玄”、“人”与“大”、“臼”与“曰”、“卜”与“十”等之类已于正文径改，于脚注中说明，此类凡有46处，略多于递修本，如果不计本部分，则金李本与递修本差距并不明显。考虑到递修本多次补版，用字不一致的情况比较多，在第29页、第30页之最末二字及第142页末栏上端无法辨认，而金李本则完整无缺，且流行时间久，影响大，读者更加熟悉，故仍以金李本为底本。本书在校语中于各版本的歧异均有呈现，读者自可据以判断。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为学界奉献一部递修本《国语》并《补音》的点校本。

 

2018.12.31初稿

2020.07.29修订

 

【参考文献】

 

[1] 收录于谭家健著，《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179—197。

[2] 谭家健著，《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同上注，185页。

[3] 沈长云著，《〈国语〉编撰考》，《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页134—140。

[4] 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县石板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2期。

[5] 其中辑录自《太平御览》者凡47条，个别条目疑系编者改编韦注而成。

[6] 参见张以仁《〈国语旧音〉考校》，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第4分，1971年。

[7] 参见李红《〈国语补音〉旧音反切考》，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

[8]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元刻本。

[9]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一：“吾家所藏《国语》有二：一从明道二年刻本影钞。”

[10] ［清］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国语》五本一套。”自注：“从绛云楼北宋板影写，与世本大异。”《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页5。

[11] ［清］何焯《跋国语（旧钞天圣明道本）》，载《义门先生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420册，页230。

[12] 清陆心源撰，冯惠民整理，《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中华书局，2009，页56。

[13] 《韦昭国语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页3。

[14] 见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459。

[15] 见郭万青《日本主要〈国语〉刊本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6期。

[16] ［清］顾广圻著《思适斋书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23。

[17] 参见［清］钱曾《读书敏求记》、［清］钱大昕《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清］段玉裁《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国语校本〉题记》。

[18] ［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光绪丁酉（1897）邻苏园开雕，第三册，页1。

[19] 俞志慧著，《国语韦昭注辨正》，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6—9。

[20]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1428。

[21] ［宋］戴侗撰，《六书故》，温州文献丛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页19。

[22] 《宋本国语》，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册四，页36。

[23]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张元济全集》第8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258。

[24] 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2版，页13。

[25] ［清］莫友芝著，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 273。

[26] 李佳《〈国语〉宋公序本刊刻考》（《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已指出莫氏所云“绍兴十九年刊本”是认定南宋高宗时有公序本刊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书证。

[27] ［明］黄佐《南廱志》，台北：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页1431—1432。

[28] 关于张一鲲本的祖本，未见明确信息，但以下四则材料可证其出于金李本：一、《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藉千亩》“不藉千亩”韦注金李本有云：“田藉千亩。”张一鲲本、穆文熙纂注《国语》、《国语评苑》、道春点本同，递修本、弘治本、《钞评》、李克家本、《增注》“田藉”作“藉田”，明道本、正统本、闵齐伋本及《非国语》作“籍田”，金李本误倒，张一鲲本承之，其后者又袭其讹。二、《周语下·伶州鸠论钟律于景王》“所以厉六师也”韦注金李本有云：“名北乐为厉者。”张一鲲本同，其他各本“北”皆作“此”，金李本字讹，张一鲲本承之。三、《鲁语下·叔仲昭伯劝襄公如楚》“说侮不懦”下韦注金李本有云：“言楚人欲除其侮后之耻。”叶邦荣本、张一鲲本同，明道本、递修本、正统本、南监本、弘治本、《增注》、秦鼎《国语定本》、《四库荟要》“后”作“慢”，《订字》谓当作“慢”，据义是。四、《晋语四·宋襄公赠重耳以马二十乘》“其先君之戎御赵氏之弟也”，张一鲲本、李克家本、闵齐伋本同，明道本、递修本、正统本、南监本、弘治本、许宗鲁本、《增注》、《正义》“氏”作“夙”，《订字》、秦鼎皆指“氏”字误，是。

[29] 据本人比对，该本曾据弘治本校勘。

[30] 参见郭万青《张一鲲刻本〈国语〉及其系统考述》（《海岱学刊》2016年第2期总第18辑）和郭万青《清代〈国语〉的传抄及版刻》（《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