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中的人性论

作者：袁青（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三月初五日辛丑

          耶稣2025年4月2日

 

清华简是近年问世的一篇思想性较强的出土文献，主要阐述彭祖的治国思想，关注的是君主如何治理国家。《殷高宗问于三寿》按文意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释“长”“险”“厌”“恶”概念，涉及的是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因素；第二部分论述“祥”“义”“德”“音”“仁”“圣”“智”“利”“信”等范畴的含义，它们是君主必备的政治品格；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人性论，简文认为治国必须因循人性。

 

《殷高宗问于三寿》简文载：“高宗又问于彭祖曰：‘高文成祖，敢问胥民胡曰昜？昜则捍佚无常。胡曰晦？晦则……’”昜，整理者李均明读为“扬”或“阳”。王宁认为“昜”即“阳”或“旸”之本字，与下文“晦”相对。从“胡曰昜”与“胡曰晦”相对的行文结构看，“昜”与“晦”相对，“昜”确实应释为“阳”。《殷高宗问于三寿》认为“阳则捍佚无常”，人性中阳的一面会导致凶悍放佚而丧失常道；又说：“民之有晦，晦而本由生光。”李均明认为，虽然民之“晦”的一面不好，但其本性有可取之处。曹峰指出，“本由”是专有名词，指常道。“晦而本由生光”，即通过“晦”才能使常道发出光亮。也就是说，只有人性中“晦”的一面才能使常道显明。可见，《殷高宗问于三寿》主张阳恶晦善，认为人性分为“阳”和“晦”两面，“阳”的一面使常道丧失，“晦”的一面使常道显明。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载子大叔关于六气之性的观点与《殷高宗问于三寿》的人性论有一定关联。子大叔说：“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杜预注曰：“此六者，皆禀阴、阳、风、雨、晦、明之气。”郭沂指出，“则天之明”等四句的主语为民，人（民）效法（则）天之阴、阳、风、雨、晦、明六象而形成作为其内在特性的“六气”。子大叔已提出“情生于性”的观点，好恶、喜怒、哀乐为情，六气为性。六气之性说是以气释性，这启示我们《殷高宗问于三寿》中的“阳”“晦”可能也与气相关。《殷高宗问于三寿》中“阳”“晦”相对，虽没有使用传世文献中的“阴阳”或“晦明”，但大致相当于“阳”“阴”，它肯定人性中“阴”的一面、否定“阳”的一面。

 

《易传》是以阴阳论性的典型。《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传》认为，“道”体现为阴阳二气的互相作用，能够继承道的就是善，成就善的是性。这就是说，万物的本性来源于天道，而天道即一阴一阳的相互作用。归根结底，万物之性来源于阴阳二气生生不息的相互作用。因此，徐复观说《易传》是以阴阳言性命。《说卦传》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结合《系辞上》的说法，《易传》认为仁义来源于天道、阴阳，实现于人性之中。也就是说，人性即仁义。可见，《易传》以阴阳言性命，认为由阴阳二气生生不息的相互作用构成的人性是善的，与《殷高宗问于三寿》阳恶晦善的观点差别较大。汉儒习惯用阴阳论人性，如董仲舒说：“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董仲舒所持的是性善情恶观点，它们分别来源于阴阳二气，阳气为善，阴气为恶，导致人有贪仁之性。《白虎通义》继承了这一观点：“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许慎《说文解字》说：“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阴气，有欲者。”这些都是阳善阴恶的观点，与《殷高宗问于三寿》阳恶晦善的观点有根本差别。

 

《殷高宗问于三寿》阳恶晦善的人性论当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老子和庄子对气与生命的关系有所论述，但都没有用阴阳来判定人性。《老子》说：“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河上公注：“赤子未知男女之合会儿阴作怒者，由精气多之所致也。赤子从朝至暮啼号声不变易者，和气多之所致也。”老子又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河上公注：“人生含和气，抱精神，故柔弱也。人死和气竭，精神亡，故坚强也。”这说明人的生命主要是由精气或和气所决定的。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观点，他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又说：“阴阳者，气之大者也。”万物包括人都是由阴阳二气构成。虽然老庄都没有进一步用阴阳二气来判定人性善恶，但是他们都有尚阴贵柔的倾向。老子说：“弱者，道之用。”《吕氏春秋·不二》也说：“老聃贵柔。”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尚阴贵柔思想，他说：“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老庄尚阴贵柔的思想与《殷高宗问于三寿》阳恶晦善的思想是相通的。

 

另外，《管子》与《黄帝四经》也具有尚阴的思想倾向。《管子·心术上》说：“人主者，立于阴，阴者静。阴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故曰‘静乃自得’。”此处讲“阴制阳”“静制动”，“阳”和“动”是欲望的来源，必须依靠“阴”或“静”加以节之。《黄帝四经》区分了雌节和雄节，认为：“雄节而数得，是谓积殃……雌节而数亡，是谓积德。”可见，作者崇尚的是“雌节”而非“雄节”，其尚阴倾向较为明显。在《称》篇中，作者将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都纳入阴阳体系中：“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诡，□□□□祭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陈鼓应说：“作者又强调‘天贵正’，如果‘过正’便是‘诡’；如果‘过际’，就会走向反面。作者的最终倾向，还在于娴熟于‘道’的基础上的‘柔节先定’的‘雌节’。”

 

《殷高宗问于三寿》的人性论是独特的，在传世文献中没有与之相同的观点，但它明显受到道家贵阴尚柔思想的影响，应是道家人性论的一种，可以补充和完善先秦道家人性论。《殷高宗问于三寿》论述人性论的目的在于治国，由于人性中“晦”的一面是善的，因此君主统治也要尚阴，具体表现为：“小心翼翼，顾复勉祗，闻教训，余敬养，恭神劳民。”“小心翼翼”等话语显示出君主治国要避免胡乱作为，必须自我克制以使神、民满意。这与黄老学“虚无为本、因循为用”、面向社会和现实的思想特征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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