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面面观：以江西地区的书院为例

作者：王立斌

来源：《新阅读》2024年7月

书院是古代文明的象征，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制度、组织形式、办学方向，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即“私学”与“官学”，书院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一种以私人创建为主，官方资助为辅的“私学”形式，是传播中国文化、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交流学术的一种社会进步的组织形式。六朝时候，除官学外，复有精舍。此精舍系由少数的贵族或士大夫在郊外建屋数椽，以备他们春夏射御，秋冬读书的处所。到唐明皇的时候，始有书院的名称。新中国成立后，各类大专院校已经遍布全国，书院这种古老的教育模式彻底淡出了社会，而“书院遗址”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仅成为单纯历史角度的研究命题，或是文物保护单位，其原本功能已不复存在。

江西境内书院众多

千余年来，尤其是两宋以后，江西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乐史宴殊、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朱熹、陆九龄、陆九渊、江万里、文天祥、谢枋得等，他们不仅是一代贤臣忠良，更是一批有思想有建树的儒学大家。他们与江西的书院建设，私人办学的教育宗旨，培养士子贤才的教育思想，都有独到的建树。据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统计，兴盛时期的宋代共有书院623所，江西有229所，为全国第一。南宋江西的书院载于《宋史》和《宋元学案》的有：庐山的白鹿洞书院、信州的象山书院、铅山的文宗书院（鹅湖书院）、吉州的白鹭洲书院等。它们均谓江西南宋四大书院。而豫章、友教二书院也是创于南宋，距今七百多年，规模都不小，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皇寮书院。《全唐书》所提到的书院建置有11处见于地方志，并注明为唐代设置的书院有33处，总共44处，其中江西有15处，明确记载有讲学活动的如江西吉水县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的皇寮书院。皇寮书院始建于唐，率先有了聚徒讲学的活动，标志着作为教育性质的书院已诞生了。

鹅湖精舍。据《铅山县志》卷十八载，唐贞元年间（785—805）进士李翱创建并讲学于鹅湖。

景星书院。地址在江西九府治东，由唐代李勃建，一直维持到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黄泽曾任景星书院院长。

义门书院。在江西九江德安具，“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短短的26个字就概括了该书院在唐代已经开创了私人聚书授徒的讲学教育，为中国书院教育揭开了序幕。

梧桐书院。其在江西奉新县，“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山多梧桐故名”。梧桐书院始建于南唐。

桂岩书院。其在唐洪州高安县境内北六十里，自元和九年（814年）幸南容创办书院起，至中和二年（882年)的60余年中，不仅藏书，而且是聚徒讲学的书院之一，“桂岩书院”在宋、明、清尚有多次修复。

湖山书院、三湾书院是唐天祐年间（904-907）抚州节度使罗坚、罗信置赠田于宜黄棠阴创建湖山、三湾两书院，这是见诸于史志记载抚州最早的书院。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九江庐山，又称白鹿洞书堂、白鹿书院、朱晦翁书院。唐贞元间，李渤与李涉兄弟在五老峰东西一个河谷小盆地中隐居读书、讲学。李渤畜一白鹿，甚驯，村民以为神鹿，因称渤为白鹿先生，白鹿洞由此得名。

书院的教育理念

中国古代的教育，官学教育为选拨政治人才及科举考试服务，书院的教育理念则是继承先秦儒家“成人之教”的教育理念。

朱熹在江西创建的白鹿洞书院，是书院教育的一个样板。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总结了一套完整的道德教育方法，综合了早期儒家与“成人之教”相关的一系列教育理念，对书院生徒提出相关的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学者，学此而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在朱熹所制订的这个学规中，对书院的教育方针和有关为学、修身、处世、接物之要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知识智慧、道德修养、人格意志等方面的综合要求，充分体现理学“成人”教育思想的特点。朱熹要求白鹿洞书院“诸君相与讲学遵守，而责之于身”，自觉服从学规的要求。

陆九渊将自己的教育理念归之于“成人之教”。他明确反对片面化的知识教育，强调教育的目的是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淳熙十五年（1188年），陆九渊于贵溪创建象山精舍，就是为了实践他的教育理念。他以“启发人之本心”为教学方法，深入人的内心世界，获得“听者无不感动兴起”的效果，而最终目的也是一种“成人之教”，即培养学生“堂堂地做个人”。

书院的教育特点

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相结合。历代有名的书院，既是学者们探讨学术的园地，又是当时一方的教育中心，主持人既是知名的学者，又担任书院的主讲，他们常常以自己研究的成果作为讲学的内容，传播学术，同时又通过讲学检验和提高学术研究的成果，从而做到了教学相长，教育与研究相得益彰。

实行“讲会”制度。“讲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这与官学实行的关门教育是大相径庭的。淳熙二年(1175年)的“鹅湖之会”曾为不同学派的论争树立新的范例，而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讲演，首开了“讲会”制度的先河，此后书院讲会代代相传，并逐渐制度化。“讲会”有宗旨、有规约、有组织、有规定的日期和隆重的仪式，尽管学者之间、学派之间主张不同、观点各异，但往返讲学辨难并不拒绝。明代中叶以后，各书院互通声气，著名学者不辞劳苦地千里赴会。“讲会”之风盛极一时，一直延续到清代。“讲会”时讲学者可以宣扬自己的学派，听说者也不受地域或门户限制，清初白鹿洞书院甚至明确规定：“书院聚四方之俊秀，非仅取于一域。或有远朋，闻风慕道，欲问业于此中者，又不可却。”应当承认，“讲会”是促进文化、学术发展的一个优良传统。

授业以自学为主。书院大师对生徒讲学，大抵是提纲挈领，生徒自治，以个人读书研究为主。朱熹关于读书的六大原则（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是生徒的读书指南。质疑问难，也是根据生徒钻研体会的程度，不求一律，不拘一格。大师或明白解答，或略加启示而令其自悟，或交众人反复讨论求证结果，总之是在大师启发指导下，通过生徒的思索与研讨，达到融会贯通。学风方面，书院师生注重创发，刻意求新的精神至为突出。程、朱之学打破汉学专事训诂的旧习，树立以已意理解经典的风尚，开创了所谓“宋学”，这对于旧学问，是一个大推进，陆九渊敢于轻视程颐，对抗朱憙，在理学中别创了“心学”一派，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发展。朱熹虽宗二程，却能引申发挥，创立完整的客观唯心论体系。那种继承而后发展的精神，是他成为一代宗师的重要前提。

江西抚州书院孕育大批才子

抚州（包括古代的抚州府和建昌府）文风鼎盛，才子辈出，自乐史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后至清末共出进士2441名，其中宋代为1412名，占当时江西全省的26%；元代为35名，占当时江西全省的17%；明代为439名，占当时江西全省的14%；清代为555名，占当时江西全省的31%。

抚州是全国有名的“才子之乡”，唐、宋、元、明、清四代出了2441名进士，几乎所有领域都出过名公巨儒，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宰相晏殊，他大力扶持应天书院，并邀请范仲淹到书院讲学，培养了大批人才。抚州各书院中孕育了大批才子。据史料记载:抚州书院文脉由唐至清，持续上千年兴盛不衰，尤其两宋时期书院之盛更是全国罕见。抚州留下了许多可触碰、可感知的古代书院遗存。金溪一县就有80余所书院旧址。乐安县流坑一村有“理学名家”等古代书院22所。每一座古代书院都见证了一段历史，也蕴含着那个年代读书人勇猛精进的家国理想情怀。从唐代书院兴起，宋代全国书院有397所，江西有140所，全国第一，抚州又是全省书院最多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到清末书院废止，江西创建书院1743所，占全国7510所书院的13%，而抚州市创建的书院就达337所，但遗憾的是没有一所列为全省名书院之列。

抚州市委书记魏晓奎说：“抚州将精心呵护书院文化遗存，活化利用书院资源，充分发挥书院在提升城市品质，促进教育进步、培育理念，赋能文旅经济等方面的功能，弘扬和传承抚州‘乐读书而好文辞’的社会风气，让书院重放生机”。因此，抚州市政协贺喜灿主席提出“打造文化抚州，推出传统书院文化的儒学高地”。

为了让更多的书院遗存从历史中走来，以全新面貌“焕活”，与时代同频共振，叠加出新的价值。抚州市政协为把书院遗址展现给市民与社会，让这些昔日飘荡过纸香墨飞豪迈文章的教育基地旧址融入乡村振兴、城市旅游、教育研学，成为当代人安放心灵、追求理想的精神栖息之所，并拟出版相关书刊推向社会。

作者简介：

王立斌，江西省上饶市鹅湖书院管委会原副主任、书院院长、研究员，上饶师范学院朱子研究所研究员，江西省2011计划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江西师范大学书院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江西省书院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