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桌上的罪恶 

作者：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安德烈（Andrea左二）和艾丽丝（Alice右二）

有消息披露备受尊重的加拿大短篇小说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多多少少是在纵容或默许第二任丈夫杰拉尔德·弗雷姆林（Gerald Fremlin）持续不断地性侵她的女儿，这实在令人感到震惊。这消息是门罗的女儿安德莉亚·罗宾·斯金纳（Andrea Robin Skinner）在最近发表在《多伦多星报》上的文章中报道出来的。该指控并非他说她说那种模式，而是有更加牢靠的证据支持的。

这次披露之所以令人震惊，原因之一就是门罗本人在解释她选择安大略小镇的生活作为小说背景时说过的话：

不存在大主题和小主题这样的事。存在于世界上的大事、罪恶与存在于餐桌上的罪恶有直接关系，人们是围着餐桌做事和互动的。

她说这句话是在她得知第二任丈夫性侵女儿之后很久了。对此，人们能够做出的最仁慈的解释可能是，她当时遭受了严重的认知失调障碍，心理处于思维不稳定的动荡期，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在放弃时不产生不舒服的感受。事实上，这是我更偏爱的一种解释，因为其他选择都太可怕了，根本无法想象。当然，不是因为这让它成为真实的。

她的女儿回忆说，艾丽丝·门罗将其归咎于厌女文化，有人可能认为这事是她咎由自取。

（我母亲说）“我们的厌女文化应该受到谴责，如果我期待她去否认她自己的需要，并为女儿做出牺牲和弥补男人失败所造成的损失。”

这个段落的意义并不是绝对清晰的，但它似乎暗示她的母亲相信，其失败并不真是她自己的失败---事实上，她本人也是受害者，是糟糕的厌女症文化大风中的一片羽毛而已。

假设艾丽丝·门罗相信她不过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她是出版多本著作的作家，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实在有些荒谬和怪诞：但是，如果这是真的，就意味着她并非人类物种的完全成熟的成员，还不能为她做过或本该做而没做的事承担责任。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加拿大文学指南网站：CanLit Guides)

但是，谁愿意成为完全成熟的负责任的成年人呢？使其不可能放弃和第二任丈夫一起生活或者为了女儿而牺牲掉她和丈夫的关系的是恶魔般的厌女症群体吗？这看起来再次显得荒谬之极。我们找不到个体或个人组成的群体都充当警戒治安会来防止如艾丽丝门罗这样的母亲离开其虐待的第二任丈夫。至少，在艾丽丝门罗的动人文章中，肯定不存在迫使她必须那样做的任何社会压力：如果有的话，那也应该是要求她做相反的事。

将女性的并不怎么理想的行为归咎于厌女文化等于是在给女性一种走出监牢的自由通行证，但这样做付出的代价是，女性变成如此脆弱和胆怯的生物以至于她们本人根本没有办法凭借自己的能力做任何坏事。谴责艾丽丝门罗的选择就等于是在谴责一条狗吃了它发现的香肠。吃香肠是狗只要逮住机会就会做的事；不能离开性侵女儿的第二任丈夫只是期待女性能够做的事，就像路德一样，她们没有别的选择。这种态度当然是真正的厌女症，虽然在此案例中，这是自我仇恨的厌女症。

让我们不要过于苛责，要试图努力表示理解。爱有其理由，但理性并不清楚理由究竟是什么。那是一种强有力的纽带。许多人爱上一些根本不值得他们去爱的人。在我作为医生的职业生涯中，我认为，我肯定见到过如果不是数千个至少要有数百个这样的案例。事实上，案例如此之多以至于我都开始担忧爱情本身是个罗网和圈套。我遇到过很多女性，她们痴迷于几乎是再明显不过的恶魔，但很难摆脱这些坏蛋的魔爪。这里的困难不是制度上的，而是情感上的，因为当她们最终的确摆脱了他们（有时候，可能找到另一个渣男），因此，从她们所拥有的选择这个角度看，她们本来早就能这样做了。她们遭受渣男的虐待有时候简直难以描述，甚至难以想象，但是，这些妇女总能找到无限数量的借口来维持现有关系（说到寻找借口，那些智力水平最低的人也瞬间变为天才。）当然，虐待他人的女性也并不缺乏，但她们的虐待往往更隐蔽，使用毒药而不是匕首。

但是，如果允许做出任何一种选择，没有人会高度评价艾米丽·门罗，因为那至少是意志薄弱的一种表现。

有关作家生平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影响对其作品的评价？这个问题存在一些有趣的或许无法解决的麻烦。比如，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随笔作家之一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几十年来，他的声誉如果不是永久损害的话（人们永远不能说永远），至少也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因为有报道说，他是个性捕食者，甚至不惜采取强奸或接近强奸的卑劣手段玩弄妇女。当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私人信函出版之后，人们发现他是个残忍的种族主义者，他的声誉遭受重创，虽然作为诗人，他在总体上受到称赞，没有理由认为一个优秀的诗人不能有糟糕的观念（我们大部分人在某个问题上都有糟糕的观念）。另外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印度裔作家维·苏·奈保尔（V.S. Naipaul）被举报对待女性残酷、无情和使用暴力，对此，他也承认，而且还带着某种接近得意忘形的色彩，这理所当然地毁掉了他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和艺术诚信之人的声誉。现在，人们在阅读他的书时，很难不看到他的生活经历闯入人们的头脑里，或许过一段时间对他糟糕习性的意识可能消退。

当然，伤害艺术家声誉的这种丑闻曝光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经过一段时间过后，情况也会发生改变。从历史上看，如果和很早以前发生的事相比，最近的事件可能受到更严厉的评价。我们可能原谅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杀人，我们认为的出格越轨之事也会发生变化。法国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涅夫（Gabriel Matzneff）的案例就是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

他有一帮崇拜者，其中就有已故的密特朗（Mitterand）总统。他的很多题材是性关系，他，一个成年男人和菲律宾女童甚至男童的关系。他出版了他与这些女童关系的日记，他的书显然因为其文笔受到一些人的追捧。他在20世纪90年代时还在电视台有关文学话题的节目上就他和女孩子的关系开玩笑。当加拿大记者和作家已故的丹尼丝·邦巴尔迪耶（Denise Bombardier）将其当作虐待狂时，不仅受到马茨涅夫而且受到演播室所有人的嘲弄，被当作来自乡下的、不懂世故的傻蛋。但是，随着出版商瓦内莎·斯普林格拉（Vanessa Springora）的回忆录2020年元月的出版，记录了对一个少女令人恶心的剥削之后，现在肯定这样认为，马茨涅夫的声誉已经彻底毁掉了，以至于他的旧书版本在网上都难以获得了。但是，如果从文学角度看，其书有任何优秀可言（我读过一两本，本人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它们应该仍然像从前一样好。

看一看有关艾丽丝·门罗的行为曝光是否对其著作的销售产生影响将是非常有意思的。它们或许没有任何影响，当然，或者是因为人们选择忽略这个丑闻，或者因为它们的销售量本来就不多。它们可能驱使人们不去购买一个软弱得不敢支持自己女儿的人的作品，当女儿需要这种支持时，母亲却把自己的情感需要置于女儿的需要之上。或者它们可能激发起人们的好奇心或者淫秽欲望，因而增加作品的销量。只有时间才能够做出证明，虽然我猜想没有人竟然浪费时间去探索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我想回到艾丽丝·门罗的建议上，即没有大主题或小主题，这意味着只有主题。她通过更进一步的论述来支持这个观点：

存在于世界上的大事、罪恶与存在于餐桌上的罪恶有直接关系，人们是围着餐桌做事和互动的。

这反过来暗示，罪恶不仅仅是写作和文学的主题，而且是写作和文学的唯一主题。这个观点，我常常非常赞同，毫无疑问，这是意识到20世纪可怕灾难的结果。当数百万人---数千万人数亿人---在最可怕的环境下惨遭杀戮之时，任何严肃的人怎么能花费起思想能量在小主题上，或写纯粹的喜剧呢？正如慈善从家庭开始一样，罪恶也是如此。我忍不住说，罪恶开始于家庭---开始于加拿大的家庭。

什么是大恶，显而易见放大的小恶？恶不是在简单的线性规模上来衡量的，的确如此。我们不愿意说，如果和屠杀一百人相比，屠杀两百万人在道德上是双倍的糟糕，虽然它可能导致的苦难更多，它的规模更大。既然如此，我们或许忍不住说，家庭暴君与整个国家的暴君同样可恶，差别并不在于他们心灵的内容而在于罪恶扩展的范围大小。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偶然性问题。因此，艾丽丝·门罗说的话在本质上并没有错。

但是，这似乎是荒谬可笑的。一个家庭暴君在其家园围墙之外或许是个好人，正如一个政治暴君或许在家里是非常好的父亲、丈夫和儿子。我们应该很少认为他们是对等的，虽然其心灵的肮脏同样深不可测。

基于恶是所有思想、所有学术研究和所有写作的主题（不容否认的是它的迷人魅力），其他任何东西都变得轻浮无聊。那些将罪恶作为主题的人存在一种清教主义，研究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大英帝国昔日的一个殖民地。位于南非境内，包括开普敦及其邻近地区。---译注）早期邮票似乎是在回避责任，是灵魂在逃避职责的一种替换活动。一个老鼠在被猫挤到墙角而无处可逃时，不停地洗它的爪子，转移其注意力，而不去考虑即将到来的个体灾难（假设它还有足够的意识需要转移注意力）。我们人类选择主题---我们是否应该说足球或者男性女性现实的论证---来避免不得不遭遇我们周围的罪恶，以及等着给我们带来巨大生存威胁的恶。

我一直非常幸运。我这一辈子见过太多的恶，甚至试图找出罪恶。我见证过残忍、不公、歹毒、邪恶、毁灭性的弄虚作假和令人匪夷所思的极端怨恨：但是，我本人从来没有遭受过这些。没有人压迫过我，剥夺我的自由或侮辱过我，除了偶尔稍纵即逝的微小不快之外。我有充分的自由去犯下自己最糟糕的错误，这是自由人的定义性特征：他的不幸全是他自己所造成。有时候，我甚至感到有些轻微的内疚，我一直太幸运了：我怀疑这个世界上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有我这么幸运。虽然我不愿意太过分，竟然说我在自己的幸运生活中绝对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但诚实迫使我不得不承认偶然性在生活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唯一作用的话。我的问题是，我本人不是教徒，所以不知道应该感谢谁。如果有人给出答案“上帝”，那么，在逻辑上，所有那些遭受无妄之灾的人也都应该指责上帝（这些人很多，甚至有些人似乎就像磁铁吸引铁屑一样吸引大量无妄之灾上身）。但是，我赞同这个观点，即那些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从心理学上讲更能承受灾难。

但是，罪恶问题继续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或许因为家庭的原因。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位老人都是难民，母亲也是难民，大姨在44岁之前曾经两次成为难民。他们遭受的痛苦，都比我大得多。与他们相比，我的人生道路一直就像热刀切开黄油一样顺利流畅。我根本不相信宇宙正义的存在。

译自：Evil at the Table by Theodore Dalrymple

Evil at the Table – New English Review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城市杂志》编辑，著作有《不是喇叭也不是小提琴》（与肯尼斯·弗朗西斯和萨缪尔胡克斯合著）、《存在的恐惧：从传道书到荒谬剧场》（与肯尼斯·弗朗西斯合著）和《法老回忆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