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中的反叛

作者：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已经不再有主人公了；只有异口同声的合唱。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反叛

在还原论者和审查盛行的时代，正如在后现代思想、理性和价值观盛行的当下，反叛这个词被赋予了所谓的进步含义，还有蒙蔽轻信的不动脑子的大众的天赋和时尚魅力，他们就像受到永久性的向颈背的猛击(拳击比赛中的犯规动作) 。 

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930年发表了《大众的反叛》（La Rebelíon de las Masas），如今已经成为经典著作。虽然奥尔特加谈论的是现代性高潮中的人的形而上学危机和存在危机，但是，怀有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和历史观的人常常使用“反叛”、“大众”、“高贵”等词汇为其意识形态心血来潮服务，批评家们从来没有阅读过《大众的反叛》，学者们对奥尔特加在书中的形而上学和存在危机视而不见，他们将奥尔特加的形而上学危机和存在危机变成紧跟时代潮流的社会/政治陈词滥调，这正是马德里思想家鄙视的浅薄的生活。

《大众的反叛》是哲学书，使用有关人类生存条件的大约1920年代的“真实”案例来解释自由意志的困境和现代性中的价值观等级差异体系。

为什么人们对奥尔特加用“反叛”、大众和高贵人表示什么意思产生明显的困惑？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的前八页中对这些术语的解释非常认真和谨慎。适当的理解和恰当的解释确立了舞台，让读者能够全面地和思想诚实地理解这位西班牙思想家试图要在书中完成的东西。

某些误入歧途的读者在《大众的反叛》中遭遇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将自由意志、义务和责任等职责放在个人身上的自由思想家和经典的自由主义者，奥尔特加并没有谈到研究生研讨会兄弟会。

奥尔特加被认为是用西班牙语写作的最伟大随笔作家之一，在随笔中探索的主题更广泛，他和读者一起思考探索性的形式“向他们展示而不是告诉他们”。这就要求读者思维敏捷，有眼光和思想责任。

反叛、大众、高贵人

从《大众的反叛》一开始，奥尔特加就将此书语他的第一本书《唐吉坷德沉思录》（Meditaciones Del Quijote, 1914）以及他的论文“天堂中的亚当”（“Adan en el Paraíso,” 1910）联系起来。先了解这两部作品对于我们理解贯穿奥尔特加作品始终的哲学工程必不可少。

《唐吉坷德沉思录》是确立奥尔特加的生命理性（Vital Reason）哲学演变轨迹的基石。奥尔特加在《唐吉坷德沉思录》中至少实现了三大哲学任务，它们都指向人作为形而上学/生存的存在本质，必须反思自己的存在，这不是奢侈品而是生存的必须。

奥尔特加在《唐吉坷德沉思录》中完成的第一个任务是这样一个观念，即生命，人的活动尤其是理论必须具有合理性。奥尔特加用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呈现给读者的观点---为人类生存辩护在时间上早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同样观点三十多年。

奥尔特加在《唐吉坷德沉思录》中完成的第二个任务是建议个人的存在要求一种“人生规划”。也就是说，人类存在是引进必须由个体应对的单个环境的孤独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奥尔特加说活着是一种“英雄行为”。这是理解《大众的反叛》中的大众和高贵人角色的关键。

奥尔特加在《唐吉坷德沉思录》中完成的第三个任务指向生命哲学、存在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高贵人的反思、回顾和对真实性的修炼和尊重。真实性的生活拥抱认识客观现实和冲突的要求。选择较少人走的路，直面应对人生无常是过真实性的生活的基本要求，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美好生活。

《唐吉坷德沉思录》对基于不可交换的个人环境的不同个人的本质进行生命反思。《唐吉坷德沉思录》利用了堂吉诃德的形象作为一种存在形式来理解命运，因为这是个人生活指南。堂吉诃德的命运是单个事件。为此，对存在焦虑的反思获得人们对人类现实的参与和尊重。

奥尔特加在《唐吉坷德沉思录》中探索了人在区分真相与外表时的责任。他使用距离马德里36英里远的埃斯科里亚尔圣洛伦索王家修道院（the Spanish Monasterio del Escorial）周边森林作为工具，来显示人们需要对自己的存在进行反思。奥尔特加写到，理性必须将森林和树木区分开来，为真相分配一统天下的力量来确定人类的生存条件及其在现实中的适当角色，尤其是这属于自我反思的、差异化的个人。

在《天堂中的亚当》中，奥尔特加引用了圣经中的亚当作为第一人原型。这样做的意义是奥尔特加说，从生存角度看，这是每个人，就像亚当一样，人人都是第一人原型。人的生存并没有使用手册可用。“天堂中的亚当”是一部意义显著的作品，奥尔特加分析了环境作为“十字架”的重要意义，可以说，这是人人都必须背负的东西。缺乏生命、生活和世界的使用指南，第一人原型，即每个人都必须拯救自己的环境（奥尔特加使用的单词是salvar）。 

反叛（反抗）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众的反叛》的第一页解释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众人危机。人群聚集并非新鲜玩意儿。但是，在本书出版的20世纪30年代，这个危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存在品质，主要是对生活强加在个人身上的要求和偶然性的反抗。因此，现代人求助于自由意志“起来反抗”（反叛）的生存要求，奥尔特加认定它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沉重负担。

《大众的反叛》的存在语境让现代人开启了一种空前的存在暴怒，针对自由意志的冲突和沉重负担的反叛。因此，反叛（反抗rebelíon）在此语境下最好被传达为自我清醒意识时代的循规蹈矩者“蔑视”和“抗拒”不得不做出选择，意识的沉重负担和空洞抵抗。这种对自由意志的表演性蔑视就是后来的法国存在主义者提到的“存在无聊”（existential ennui）。但是，存在倦怠或疲劳仅仅是奥尔特加定义的大众人的长矛之尖。

奥尔特加告诉读者，“为了理解这个可怕的事实，从一开始就避免给出诸如“反抗”、“大众”、“社会力量”等词语专属的或者首要政治性意义就变得十分重要。”

大众人的某些特征

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中详细描述了对大众人的准确理解，这也是指导其整个著作的核心，为认真的奥尔特加读者提供了更可靠理解其思想的机会。

奥尔特加认为，文明来自高贵人的辛苦、争吵和富有远见的牺牲。奥尔特加的哲学人类学是建立在道德/精神贵族价值观的基础上的。就像尼采和大量其他哲学一样，奥尔特加认为德才兼备的高尚贵族统治体制为人们提供了建立稳定社会的最好机会。也就是说，奥尔特加明白价值观等级体系---客观价值观---还有为了让人创造以及最重要的是维持高度文明而必须得到鼓励的价值观。“我们看到大众占据了文明创造的地方和工具。”

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中将大众人的生存危机进行了切分。但是，他没有用聚集等术语来设想这个危机。他告诉读者“众人”一直都存在。现代性中众人问题“人群”（muchedumbre），奥尔特加解释说，是众人变成了社会稳定性的担忧之事，一旦众人变得拥有自我意识：“构成众人的个体存在，但是不是作为众人。以小群体分散在世界各地，或者团结一致，他们过一种生活，从表面上看，分散、缺乏联系，各自分开。”

众人问题在奥尔特加的术语看来，不是数量问题，因为这种社会学陈词滥调已经为我们呈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而是质量问题，即将众人变成了“社会大众”。为什么是这样？

在奥尔特加看来，“社会总是两个构成因素的动态统一体：少数人和大众。少数人是拥有特殊品质的个体。而大众，不能单一或者主要地被理解为“劳工大众”。大众是普通人。”

奥尔特加对质量价值的关心是本质上的存在问题，替代了大众从前的位置：“它成为共同的社会品质，人和其他人没有区分性特征，而是作为泛型类型（a generic type）在重复自身。”

因此，大众人成为自我清醒的模仿他人者。为了集体身份脱掉个性皮肤，大众人能够确立一个凌驾于高贵人之上的社会/政治支配领域。在数量上保证安全。奥尔特加在这一点上非常清醒：“要构成一个无论什么种类的少数群体，每个成员有必要先将自己和众人区分开来，因为特别的和相对个性的理由。他们与构成少数群体的其他人的巧合是附属性的，晚于他们各自采用的针对单一性的态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并不重合的巧合。”

奥尔特加论证说，大众人的特征被很好地定义下来，“在一个个体面前，我们能够决定他是否‘大众人’。大众人是所有没有将价值落在自身的人---无论善恶---基于具体的基础，而是感觉到自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因而并不关心它；事实上非常开心，觉得自己和其他任何人一样。”

在确立了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感到困惑或者误解奥尔特加区分大众人和高贵人的意思之后，他指出，对于善于思考的、思想诚实的、和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读者来说，适当地修改奥尔特加解释的这些术语的意思仍然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最好让奥尔特加亲自说出自己的观点，为其作品的新老读者，普通读者大众和学界人士等呈现出大众人的某些适当的主要特征，虽然并没有穷尽。

大众人：“那些对自身没有任何特殊要求的人，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活在他们已经存在的每个时刻，没有强行要求自己走向完美的修身努力；不过是随波逐流的浮标。”

大众人是影响“下层”和“上层”阶级的生存的、道德的、精神的抑郁不适：“但是，严格来说，对这两大社会阶级来说，可以发现大众和真正的少数。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我们时代的特征是大众和庸俗之辈占压倒性优势，甚至还包括传统上经过挑选的精英群体。”

奥尔特加使用经过精心挑选的词语来描述他认为的对社会最危险的一类大众人---知识界的大众人：“因此，在思想界，在本质上要求和预设有门槛，但人们注意到伪知识分子、没资格的知识分子、无法分辨的以及如果用他们自己的术语“不合格的”的人不断取得胜利。”

“大众人，没有停止成为大众人的过程，正在取代少数群体。”

“因此---可以预测随后我们将看到的情景---我相信最近时代的政治革新代表了大众人的政治支配地位，再无其他。”

“到现在为止，我们见证了超级民主的胜利，其中大众人直接行动，违犯法律，通过物质压力手段将其渴望和欲望强加在社会上。”

“现在，在另外一方面，大众人相信他们有权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意见，给咖啡馆里诞生的观念赋予法律效力。”

“现在的特征是普通人，虽然知道自己很普通，却坚信自己拥有普通人的权利，并将其强加在他们愿意的任何地方。”

“大众人将一切不同的、卓越的、有个性、有资格限制的和精心挑选的东西统统踩在脚下。”

“现在，“人人”都只能是大众人。”

这就是奥尔特加的论述。

译自：Revolt in José Ortega y Gasset’s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by Pedro Blas González

Revolt in José Ortega y Gasset’s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 VoegelinView

作者简介：

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Pedro Blas González）佛罗里达迈阿密海岸巴里大学（Barry University）哲学教授，《沃格林评论》编辑。1995年在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冈察雷斯博士出版了很多有关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和乌纳穆诺（Unamuno）著作如《乌纳穆诺随笔》（2007）、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和新人的胜利》（2007）、《主观性、个别性和自主性随笔》（2005）、《作为激进现实的人类存在：加塞特的主观性哲学》（2005）等，还有小说《幻想》（2012）、《在天主教堂做梦》（2010），最新著作是《电影院的哲学视角》（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