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中国古典学
作者：杨庆中《光明日报》（ 2024年10月26日 11版）

  近几年兴起的中国古典学热，与世纪之交以来的国学热有着内在密切的关系。溯其源，有三个时间节点值得注意，一是1993年北京大学创办《国学研究》，当年曾有人在《人民日报》撰文，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二是2005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本硕连读的教育科研实体机构国学院，海内外媒体争相报道，可谓轰动一时；三是2023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申报中国古典学专业获得教育部批准，被纳入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填补了国学作为学校自设交叉学科在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中没有专业的空白。

  20世纪90年代悄然兴起的国学，基本局限于学术圈子之内。新世纪第五个年头中国人民大学创建国学院，是基于社会层面广泛的国学热和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学术整体特性的反思，尝试破除学科壁垒，打通文史哲，还中国传统学术及其研究、弘扬一个整体的面貌。中国古典学专业的获批，则是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即培植根脉，赓续文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实现“第二个结合”，在文明互鉴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说到中国古典学，人们自然会想到西方古典学，西方古典学专注于对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哲学、艺术、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本有与古典学相关的概念，称为‘国学’”（刘钊语）；有学者指出，“应将国学看作中国古典学”（朱汉民语），这些说法是富有深意的。从这个视角论，中国古典学就是中国的国学。在国学热持续多年的今天，人们研讨构建中国古典学专业和学科，是国学研究发展过程中，自我审视，与时俱进，更新和完善原有知识架构的新努力，是国学研究的新拓展，也是呼应国家发展战略，满足时代需要的新尝试。今天所谓的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华古代文明与典籍为研究对象，以探源、培根为基点，以整体把握、系统呈现为方法，以服务当下、走向世界为目标，深挖经典内涵，辨章其流变脉络，梳理中国传统经典知识体系的结构特征，考察其在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对中华文明乃至周边世界的意义，揭示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

  中国古典学作为一个专业，其学科交叉的特征十分明显。追求学科交叉，恰恰是当年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内的国内诸多国学研究机构成立的初衷，即破除学科壁垒，打通文史哲，解决近现代学科分类造成的对中国传统知识整体性的割裂、肢解等等。问题在于，如何才算交叉？如何才能打通？把文史哲等各院系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学者抽调到一起，拼成一个小学院，开授经史子集等方面的课程，就能够交叉、就可以打通么？近20年来大家几乎都走过这样一条探索的路。回过头来看，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交叉或打通绝非文史哲等课程的简单相加就能实现。文史哲等作为几种不同的学科范式，其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等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只有在差异中求其同，才能找到交叉并进而打通的切入点。

  有没有这个“同”呢？有的。例如，文史哲都离不开对经典的研读，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研读。这就需要研读者掌握最基本的研读经典的知识与方法，如语言文字层面、文献层面、经典意涵诠释层面等。在这些层面，文史哲等是可以也是必须交叉并进而打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学专业的设置，并不是要颠覆文史哲分科体系，也不是要淡化文史哲学科范式，而是在交叉的意义上为人文领域（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如中医）传统经典的研读打下更好的“地基”，以便在相对的意义上整体呈现古典知识体系的面貌，从而避免过早地先入为主地局限在某一范式之内，戴着有色眼镜去研读或阐释经典文献与史料。

  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宜乎遵循“入乎小学，参稽西学，出乎大学，结穴于‘第二个结合’”的进路。这是一条由“通而精”到“专而深”，再到“明体达用”地扎实推进的学、研、履的进路。“入乎小学”中的“小学”较传统小学内涵要略宽泛些，特指文字学、文献学、语文学等，其中的文字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古文字学中的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文献学包括版本、目录、校勘、出土文献整理以及与人工智能科技相关的古籍数字化等；语文学则特指少数民族历史语言学等。“入乎小学”，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打下坚实的语言文字、文本文献史料等方面的根底。这一点十分重要，是经典研读的入手功夫。在近现代中国大学学科设置过程中，这些本来应该是人文领域的研究者所普遍具备的小学知识，却被作为少数高校相关院系的二级学科，成为专门之学，且只有相关院系从事该专业研究的部分学生修习。所谓“方法变成了目的”，造成了方法与方法所要服务的对象之间的割裂。“参稽西学”中的“西学”，一方面是指借鉴和吸收国外汉学研究的方法、理念和成果；另一方面是指借鉴和吸收西方古典学研究中的经验和成就。当然，也包括借鉴和吸收西方人文研究领域的前沿理论，兼通中西，参学互鉴，以培养学生宽博的人文视野和振拔中国学术于世界学术之林的胸怀与勇气。“出乎大学”中的“大学”，较传统所谓的“大学”内涵也略宽泛，或许谓之“经典学”更为恰切，除传统的经学、子学外，还包括历史、文学、宗教、自然科学以及少数民族的经典等。运用小学的方法，参稽西学的经验，借助于经典的诠释，梳理中华文化的基因图谱，探源中华文明的渊源流变，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程，解析中华文明的特征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现代价值等，是“出乎大学”的主要工作。这毫无疑问也是文史哲等各学科交叉互通的一个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结穴于‘第二个结合’”是从明体达用的层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就是中国古典学专业建设的初心与使命。

（作者：杨庆中，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古典学的语境和特性
作者：王中江《光明日报》（ 2024年10月26日 11版）

  一个文明只要有人文经典，就有古典学。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古典学是研究自古以来流传的人文经典的学问，是语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彼此关联的一门交叉性学术。这算得上是东西方古典学的最大可通约性，这一可通约性也不排斥其他的可通约性。由于这种可通约性，古典学（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这一词汇虽来自欧洲，但也适用于中华文明。若用中国古老的“经”“典”和“学”这三个字，立一个“经典学”名称，它完全可以同古典学一词互换。

文本的经典化

  广义的人文经典包括古代流传下来的各种正宗性、典范性、权威性和最有价值的一类著作。从这种意义上说，在欧洲，Classics指称的是典范性的著作，Bible或Holy Bible指称的是具有正宗性和神圣的著作（如基督教、犹太教的圣经等）。在中国，儒家信仰的六经、《汉书·艺文志》所称的“六艺”类书籍、四库全书所称的“经部”书籍都是经典，儒家对六经（或六艺）、十三经的注释类著作也是经典；道家《老子》《庄子》《列子》和《文子》等是经典，对它们的解释性著作也是经典；佛家的经、律是经典，解释经律的论也是经典。若对这两类进行区分，最具原创性、正宗性和典范性和被不断解释的可叫元典，对元典进行解释的子学类著作可叫次典，合称为经典。儒家及其信奉的六经在汉代被体制化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具有了世界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正统性地位。《汉书·艺文志》单列为“六艺略”，使之不同于诸子略和其他略，《四库全书》单列“经部”使之不同史子集三部就是如此。

  文本能够成为经典和被经典化是一些合力的结果。文本的古老性本身就有魅力，文本的创造性使之具有了内在的力量，人们的不断阅读和解释使之不断焕发出活力，人们对文本中的真理和价值的认同使之具有了权威性和典范性，表彰和规范性的词汇的产生使之从无冕之王成为有冕之王。这一切都发生在早期中国从殷周之变到东周时代的巨大转变中。从东周开始，天下体系动摇，士阶层纷纷从官学走向私学，诸子各家放言立论。孔子述而不作，整理和编纂的六种文本《诗》《书》《礼》《乐》《易》《春秋》被大体确定，并成为他和他的弟子学习的主要书本。《礼记·经解》篇中，“经”就明确被用来指称《诗》《书》《礼》《乐》《易》《春秋》。《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东周时期将六种书明确叫作“六经”的例子。叫经和六经就是肯定这些书的典范性和权威性。与此同时，儒家还将自己的著论叫作经，如帛书《五行》分“经”“说”。

  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如道、墨、法等，也有将其著述叫“经”的，道家有《黄帝四经》，墨家有《墨经》，法家也有“经”。汉代以后，儒家因被体制化，经典系统源远流长，从最初的“六经”到“五经”（“乐”失传）再到九经和十三经，“经”的范围不断被扩大；东汉之后中国道教和佛教的诞生，其文本的经典化也不断变化。老子在西汉就被广泛叫经。在唐代，道家的元典《老子》《庄子》《文子》和《列子》被叫作《道德真经》《南华真经》《通玄真经》和《冲虚真经》；慧能的说法被弟子记录下来也被叫作“经”。“佛藏”和“道藏”概念中的“经”都是古典学的中心。新立的“儒藏”体系不言而喻。

诠释的大链条

  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不断被解释，不需要也不能被夸张到它们都是由诠释者决定的，否则古典学就真的要陷入无公度性的泥淖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文本的经典性永远不能脱离阅读、理解和解释。岂止如此，从东周以来，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叙事、语言文字、文学评说，特别是哲学义理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注释和诠释展开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解释和诠释之链。东周时代同“经”相对的诸如“述”“解”“说”“传”“序”等，都是用来表达解释和诠释“经”的词汇；汉之后使用的“训”“诂”“注”“释”“正义”“疏”“笺”等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解释和诠释链条是何其长又何其复杂。

  中国经学史整体上是从六经到十三经的注释史和诠释史。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及孟荀直接注释“六经”的著作不突出。《论语》和《孟子》是语录体，《礼记》特别是《荀子》主要是按照主题展开论说的论述体。《礼记》中的《中庸》《大学》《礼运》等久负盛名，新出土的郭店竹简儒家类文本也是论述体。汉代以后，《论语》和《孟子》重要性被升格。唐代《论语》入经，宋代《孟子》入经。在宋代，《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被单列为“四书”，中国经学也从汉唐以“五经”为中心变成宋代以“四书”为中心。此外道家、佛家也都形成了自己的诠释史，收入“佛藏”“道藏”和“儒藏”中的著作除了“经”的部分，更大的部分则是对“经”的注解和诠释类的著作。这些巨大解释和诠释链条中的著作后来也都成了古典学研究的对象。

诠释方法和形态的多样性

  中国古典学，广言之就是中国的古典语言学、文学、艺术、哲学和历史学等。南北朝时期设置的玄、儒、文、史四科，前两者属于义理学，后两者属于文学和历史；明代将学术分为质测、通几和宰理。通几学属于哲学和人文学；清代区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分别相对于哲学、史学和文学。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中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这是狭义的国学概念，属于广义上的古典学。中国古典学不同领域的划分，也是中国古典学的不同方法和形态。

  汉代古典学主要是儒家经学，又有今古文之争，这是儒家内部古典学之争。争论的焦点，一是书写经典的文字和来源不同；二是对孔子的理解和认识不同，古文同时崇奉周公，认为五经是记载先王典章制度的书，保存了王道的理想；三是今文以“六经”为孔子所作，古文以六经为古代史料和典章制度的汇集；四是今文与古文对经典的诠释方式和方法不同。这些争论主要是文献学、文字学、训诂学、历史学与义理学之间的争论。郑玄合今古文之学而用之，但他的义理学仍弱于训诂学。

  与汉唐主要是以五经为主的注疏之学有别，宋代兴起的新儒家既诠释五经，又诠释四书，主要发展的是义理之学；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开始将义理之学往文字学、考证学方向推动，批评义理之学末流的空疏，后发展出清代考据学，在乾嘉时期达到兴盛。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所谓的“汉学”，实指汉代的古文经学，认为清代的考据学、乾嘉之学或者所谓朴学是汉代古文经学的复兴。方东树则著《汉学商兑》，批评江藩之说，为宋学和程朱理学辩护，批判汉学。

  汉宋之别，义理考据之辨，是经学古典学中两种不同方法的争论，对解释义理文本来说，两者都是需要的；宋学和义理学的解释离不开语文学基础。因此，焦循、阮元等主张汉宋兼容。儒家之外，道家和释家的诠释方法和诠释形态也多种多样。魏晋道家诠释学发展出了玄学；唐代道家诠释学发展出了重玄学。佛家诠释学发展出的学派更多，隋唐佛家宗派兴盛。三教之争并行也好，三教合一也好，都集中表现在信奉、诠释的经典不同及其相互竞争和融合中。

意义和价值信仰

  人类是社会性的存在，是按照理性、规范和价值而生活的存在，是靠意义、信念和信仰支撑的存在。除了硬性的强制性规范，伦理规范、意义和价值信仰，理性和智慧，都来自人文经典，特别是来自宗教、伦理和哲学经典及其诠释。中国的意义和价值信仰，不仅来自儒家的六经，也来自儒学的经传和论说；不仅来自道家，也来自佛家。按照正统与非正统之分，儒家主要是正统性的，道、佛主要是非正统性的。

  中国古典学，不仅是追求知识，而且是追求智慧；不仅是追求理性，而且是追求价值；不仅是论道理，而且是论道德。道家尊道贵德，儒家求仁求义，佛家信佛信空（悟真悟法），皆为意义和价值追求。东周时代，各家各派就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儒家诠释“六经”其主要表现是将“六经”的意义符号化。

  儒家古典学是天人统一之学，是伦理本位学，成人、成物和成就天下之学，是价值和意义信仰之学。《汉书·艺文志》谓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韩诗外传》强调儒家的价值信仰说：“儒者，儒也。儒之为言无也，不易之术也。千举万变，其道不穷，六经是也。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谨守，日切磋而不舍也。”儒家信奉的普遍价值“仁、义、礼、智、信”，汉代人叫做“五常”。儒家的德目非常广泛，如“孝”“诚”“直”“勇”“刚”“宽”“恭”“敬”“廉”“让”“惠”等，都是儒家所信奉的伦理道德价值。

  儒家的古典学自西汉被确立为正统的学问之后，一直延续到清末。而佛道整体上是非正统性的，但在不同时期，两者或多或少也有正统性。如汉初道家或黄老学具有官方性，《老子》这部经典在汉初七十年变成了官方的经典。在唐代，老子和道家受到特别的礼遇；佛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南朝的梁武帝热衷于佛家，唐代也有皇帝热衷于佛家，佛家在唐代最兴盛。中国古典学整体上奉行三教并行又有主次之别。在三教争论中，儒家自居于正统，将道家和释家看成是异端，宋明新儒家往往以释道为空无，抵制声称的虚无性，重建意义和价值信仰，并寻找根源论的基础。古典学的方法和形态的不同，所引发的正统、道统与非正统和异端的争论，是意义和信仰之争；为了调和、弥合各经典的差异性，使之井然有序和具有统一性，佛学不同宗派对各类经典的地位和意义的判别、判定的教相判释论，其实也是各宗派确立本宗的正统性和权威性的一种方式。

  整体上说，古典学中的“道”，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的原动力和最普遍的价值。正如金岳霖所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金岳霖：《论道·绪论》）  

（作者：王中江，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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