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东宫看汉家制度初纳儒术

作者：李会康

来源：《管子学刊》2024年第4期

摘要：汉高帝朝东宫是关乎汉家制度存续的核心建制，既体现了帝室吸纳周秦故事的传承理念，也展示出对儒学礼制的包容态度。汉高帝因利乘便设置太子及其从臣职能，东宫礼制因而呈现出“便宜”的特征，儒术因以礼学之长为高帝所用。儒生受命教谕东宫后，将“宜适”之礼引入帝室。与高帝杀伐果决不同，东宫展示出汉家政制温和的一面。

关键词： 汉家制度  太子建制  汉初儒学  东宫儒风

作者简介：李会康（1992—)，男，山西襄汾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博士后，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汉高帝朝东宫的设立除秦太子缺位之弊，奠定了有汉一代东宫的基本形制。有研究从叔孙通为汉家制礼入手，为汉初儒生影响汉家制度提供了实证①；有研究从具体事件和家国制度层面入手，探讨汉高帝朝东宫职官形态，为进一步理解高帝朝东宫形制拓展了视野②。高帝朝儒生教谕东宫效果显著，却未得到充分关注。事实上，高帝朝东宫制度风格明显，既与先秦诸侯教谕理念一脉相承，也是儒生积极参与修礼仪、定制度的结果，这一过程有待进一步考察。

本文由高帝朝政与东宫事务的互动入手，从帝室需求、时政趋向以及儒生理念的角度，进一步挖掘高帝朝东宫儒风浓厚的深层原因。通过考察晚周诸侯嫡长制的发展，廓清汉王立长子的历史渊源，并进一步分析汉王设置东宫制度的理念；通过考察儒术进入汉家政权的过程，梳理其在不同阶段的制度意义，进而辨析其对东宫制度的深层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儒学揭示、引导帝室时务的作用，以及儒生被置入东宫后教谕、保全太子的礼制依据。

一、周楚旧礼奠基汉室东宫

“东宫”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卫风·硕人》:“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1）其中“东宫”代指齐国太子，体现了周王朝宗法制度产生的嫡长继承形态。《诗经·大雅·生民》中所载姜媛履帝趾印而孕的传说，反映了周先民“知母不知父”的历史阶段。嫡长继承的现象是嫡庶妻制的表征，王国维看到了嫡长承父在宗周的确立，而胡厚宣看到了殷商时期已渐生嫡庶之分，这都说明嫡长子继承制已作为历史的选择而出现。

（一）汉初置太子远绍周楚成俗

早在周代，嫡长承嗣已形成了礼制。这标志着殷商晚期传子立嫡现象的制度化，嫡长制就此成为帝制传承的原则。殷商中早期无疑尚未确立父子相继的法则，司马迁相关记载中可见商王室传弟、传子的混用之状：“自中丁以来，废适（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2）但殷商晚期已有了较确切的嫡子继承现象：“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故纣为后。”（3）可知殷纣即位之时，已经有立“妻之子”为太子的明确观念。至周公还政成王之后，其摄保的立嫡子之法即成为定制。如王国维言：“周公乃立成王而己摄之，后又反政焉。摄政者，所以济变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自是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4）此后，周王朝王位继承基本遵从此制，而嫡长制的确立也被认为是周王朝的一大创建。

嫡长制因依托于确切可见的血缘关联，故能厘定权力传承的正当性，进而保障国家秩序交接的稳定。《仪礼·丧服》“父为长子”传言：“何以三年也？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5）论中指出嫡长子与庶子之间的不同，在于嫡长子“传重”和继承祖制。郑注：“此言为父后者，然后为长子三年，重其当先祖之正体，又以其将代子为宗庙主也。”（6）对此进一步解释，指出“传重”之“重”在于对先祖体制继承的正当性，即嫡长意味着对祖宗体制的唯一继承权。

随着宗法制度的加强，立长不立幼的制储观念已基本形成，有违嫡长的立储行为经常遭到抵制。这一时期的传嗣依然基本遵循嫡长制，在嫡长制不能落实的情况下，诸侯国也大多遵循“立长不立少”的原则，而周王朝对嫡长制的违逆引发了诸侯的不满。鲁武王临终前携二子朝觐周宣王，周宣王令立少子戏，朝臣仲山父诤谏反对：“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也。今天子立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指出如果令鲁国废长立少，将会导致王命与祖制相违，“是自诛王命也”。事实确如仲山父所言，这一立少之举随即引发了鲁人不满，并导致鲁人据祖制以抗王命，举立长子为君，“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为了展示王命天威，周宣王率军伐鲁，并另立少君，“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鲁，立孝公”。此举再度引发了诸侯的不满，“诸侯从是而不睦”（7)。此后，诸侯之间虽时有废长立少之事发生，却被有志之士起身制止。如郑公子弃疾在推辞众人推举时言：“以贤则去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长。”（8）可见嫡长制已成为诸侯间的共识。

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各国嫡长制先后出现动摇之迹，诸侯王皆各自变通制度为立储寻求依据。在周宣王立少子引发鲁人不满之后，鲁国的立嗣开始自谋，史载：“庄公无嫡嗣，爱孟女，欲立其子斑。庄公病，而问嗣于弟叔牙。叔牙曰：‘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庄公患叔牙欲立庆父，退而问季友。”（9）叔牙所论“一继一及，鲁之常也”，是周初嫡长制度未稳之际体现出的旧制特征。鲁国在西周至春秋初年的君位继承中，有十例君主为父子相传，而有六例为兄弟相及，如左表1所示。

可见，鲁国早期的君主传承并不全为传子，其中既有出于旧习而出现的自然兄终弟及，也有动乱所致的篡弑兄长之举，还有为国人推举而登位的现象。由此可知，鲁国确有兄弟相传之旧法，这虽为国家无君的特殊情况提供了举立依据，却也导致了不安于新制者兄弟相篡的倒行逆施。叔牙对“一继一及”的阐述，可见鲁国旧有其俗，并在宗周衰颓之际尝试复古变制。而其最终未再施行，则体现出鲁国执礼之臣对嫡长制的认可。

不仅“周礼尽在”（10）的鲁国，在早有问鼎中原之志的楚国，同样存在对嫡长制的推崇。周宣王强立鲁少子之后，“诸侯从是而不睦”，这种邦国形势波及楚地。此时楚地刚刚结束了一场兄弟间的君位之争：“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熊徇十六年，郑桓公初封于郑。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11）事实上，自熊循起，楚国的储君基本开启了嫡长继承时代，由司马迁载楚世系可知。

由上表2可知，自熊循后，楚国基本实践了父子相传，延至春秋时期，楚国已开始较为严格地践行嫡长制。除去康王之子争位之乱和肃王无子被迫传弟的特例，楚国基本实现了嫡长继承制。而庄敖时的弑君以及康王之际的夺嫡，均体现了楚国在探索传嗣新制时的复古尝试。这两次抉择中，均出现了与叔牙“鲁之常也”相似的议论：在楚成王以商臣之立问令尹子上时，令尹子上言“楚国之举，恒在少者”（12)，指出成王年盛，如果过早立太子，难免引发旧制追随者篡乱；而楚灵王逃难时叔向对韩宣子所讲“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13)，同样是为了说明楚国夺嫡之争可能诱发旧制。

“周礼尽在”的鲁国颇具制度底蕴，楚国则最先问鼎周室而富有创制精神，两国不谋而合，在储君继承制度上有相似实践。鲁、楚继承方式在晚周的衰变和坚守，充分反映出嫡长制在各诸侯国的内化。这一制度不仅成为晚周诸侯遵循的传嗣之法，还被用作亡秦之际诸侯起义的重要依据，继而影响到随后的汉王立储。

延至秦末，不制储之弊成为义军讨伐秦王朝的直接原因。史载陈胜在起义之初与吴广筹划时言：“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14）其在“天下苦秦”之后所举秦国首条罪状即册立“少子”，这一事关立储的指控获得了从众的认同，使陈胜得以迅速组织义军。

其时，作为义军之一的刘邦在战火中即册立嫡子为太子，使立储之事成为汉家建制的重要部分。封为汉王的第二年，刘邦即着手完善汉家建制，“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15)，正式自立为传承天命的诸侯。与项羽争雄期间，刘邦遭遇了家室离散之难：“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16）战局紧迫之际，刘邦虽得见子嗣，但彼时父子均危在旦夕：“至彭城，项羽大破汉军。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17）刘邦本人及其家眷都陷入了不得相顾的境地。退败彭城之后，刘邦因妻室、父亲被俘，故而倍加重视子嗣：“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18）彭城战败后，太子、公主被安置在后方：“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19）不久，刘邦即立正妻吕后之子刘盈为太子：“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20)

彭城之败在三四月间，而六月时刘邦尚与项羽军在京、索之间胶着。在此危急形势之下册立太子，可见刘邦对太子建制的重视。其“大赦罪人”之举，一方面向关中民众展示了汉家的仁慈面貌，另一方面则为汉军兵力的扩充提供了支持。从制度层面看，这样的恩惠使太子成为与“立汉社稷”相当的建制，这一承续之举使刘邦与专注杀伐的项羽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便宜”之策承补周秦旧制

汉王遵从“立嫡不立庶”的原则册立太子，既与“秦无储君”不同，也符合时人立长子的共识。同时，在太子职能的设置上，刘邦表现出因时取便的特征，史载：“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21）史家记载了萧何在太子初立之际的辅侍方式，描述了时任汉王的刘邦对他的信任，同时显示了汉王群体制度粗具的特征。萧何任丞相期间，一切政务处理均无定制，有“因便宜施行”的即时性。作为萧何的重要职责之一，侍教太子一事亦体现出“便宜”性特征。

汉家制度初设之际，“因便宜施行”既是萧何侍教太子的特点，也是刘邦培养太子的基本理念。太子之位并非虚设之职，其初立之时即作为汉王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刘邦赋予了相应的职务。一方面，刘邦命太子刘盈守栎阳，使之与军政要务相接，“令太子守栎阳”（22)。刘盈奉命“守栎阳”包含了宗法监国之制的遗影，《左传·闵公二年》载里克谏晋侯命太子东征时言：“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23）刘盈作为太子守卫汉王都城（24)，行使了“监国”职能。另一方面，刘盈还肩负着接通诸侯的职能，“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25)，与诸侯子共同镇守栎阳，不仅加强了守备力量，还使诸侯之间更加团结，这显然与刘邦在前线团结诸侯攻伐项羽相呼应。可以说，镇守国都与团结诸侯子两项职能，都是汉王刘邦参照个人职责所设，全是出于时务之便，与萧何治栎阳“因便宜施行”之法如出一辙。

汉帝国建立之后，刘邦认为异姓王叛乱是考察太子的机遇，临时起意欲令刘盈将兵平叛。史载：“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26）在诸方势力劝阻之下，刘邦没有坚持要求刘盈出征，而是故作慨叹道：“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27）言辞之间虽有对刘盈的失望，但也表明命其出征的真实意图，即培养和考察太子的个人能力及政治势力，而出征的成败与否则是其次。联系之后的史实，刘邦最终决定“自将兵而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种职务设定与晋太子申生将兵十分相似。晋献公向里克解释命太子将兵时言：“子无谋吾父子之间，吾以此观之。”（28）指明对太子职务的设置虽不符合监国古制，但并非无故施命，而是有意考察其个人能力。

事实上，刘邦“因便宜施行”而培养太子的办法并非偶然产生，而与晚周诸侯依据各自国情时务培养太子的办法遥相呼应。陈胜立“张楚”举义亡秦而未遂，致使天下恢复到战国时诸侯纵横的局面（29)。项羽以“霸王”之名分封，同样使举义时局呈现出晚周争霸的形势（30)。刘邦以义帝制下“汉王”之名立太子，依照自身“劫五诸侯兵”（31）的战略形势设定其职权，是对晚周诸侯培育太子之法的远绍。

晚周诸侯在封国之际对周王室的独特贡献，演变为各诸侯最初的职责所在，也成为各国培养东宫太子的直接依据。郑国、晋国和卫国均在周室东迁之际勤王（32)，三个诸侯国皆注重培养太子的军事能力。鲁桓公六年（前706),“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于郑。郑大子忽帅师救齐”（33)，知郑太子有独立将兵参战的权力。鲁闵公元年（前661),“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可见晋太子有从君出征的职能。次年“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大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34)，更可见晋君携太子一同出征目的明确，是为了培养其独立将兵的能力。鲁宣公十八年（前591)，卫太子将兵随晋军伐齐，“晋侯、卫大子臧伐齐，至于阳谷”（35)，知卫太子不但可将兵出战，更有代表本国参加诸侯联军这一连带的外交职能。

随着晚周制度衰变，诸侯国君职能各因时务有所调整，太子职能也由此展示出因势而变的特征。郑国本作为春秋先起的小霸，代周王室讨伐不义之国，但自周郑交恶之后便长期周旋于四围诸侯之间。在齐楚争霸、晋楚争雄以及秦晋交兵的过程中，郑国都不得不从中斡旋，成为联结四维、缓解诸侯冲突的调停角色。郑国的太子因而在军事要务之外，还开始兼掌外交职能：鲁僖公七年（前653)，“郑伯使大子华听命于会，言于齐侯”（36)，代表国君在盟会上听取、发表意见，显然这是郑文公对太子华外交能力的培养。晋国因北方藩屏之力称伯而成为诸侯仰仗的共主，因而晋侯在磨砺太子军事经验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培养其修治城邦的内务能力。鲁闵公元年（前661)，晋献公携太子出征归来后，“为大子城曲沃”。这种“分之都城而位以卿”（37）的创举被士蒍责为有违礼制，显然是晋献公因时便而尝试的制度变革，为的是培养太子申生治理内政的能力。

齐国自齐僖公起就有积极参与诸侯会盟的传统，后齐桓公接受管仲的辅佐，“九合诸侯”，更使齐国在外交会盟事务上有丰富经验，齐太子因而有参与诸侯会盟的职权。鲁成公十八年(前563),“齐高厚相大子光以先会诸侯于钟离”（38)，会上，太子和太子傅高厚均表现出失礼之状，也即“不敬”。晋国士弱评价道：“高子相大子以会诸侯，将社稷是卫，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将不免乎！”指出高厚本应辅佐太子结交诸侯，从而起到保卫齐国社稷的作用。对于其在盟会上的失礼行为，士弱特别指出了“皆不敬”之状，申明高厚没有尽到教辅太子的职责。可见在各诸侯国看来，齐国太子傅有教辅太子外交的义务，而齐太子本人也有会盟诸侯的职责。

楚国自熊通自立为武王起即有与中原争雄之意，楚庄王问鼎中原之后，这一特征更为明显。至楚平王时，太子建与楚平王分权而治国政，成为楚地独有特色：“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39）楚平王在位时需要安抚东西部边民，也需要处理与吴国的纷争，并在北方吞并了江汉之间的陈、蔡。费无极对楚平王的谏议，赋予了太子建与楚平王相当的职能。楚平王非但没有异议，反而欣然从谏。他命太子分掌军事、外交权力以与北方诸侯相交通，在保障太子安全的同时，培养了其政治素养。

从地域上看，各诸侯国均结合自身政治地缘培养太子，这在晚周已是成熟观念。而从时间上看，各国诸侯赋予太子的职能日益完善，后起的楚国甚至赋予太子与国君几乎相当的权限。至秦末诸侯争雄之际，刘邦“以便宜施行”设太子职，客观上承袭了晚周诸侯培养太子之法。一方面，太子初立之时汉家制度粗具，侍教太子的丞相统理一切时务。汉王太子因而经历丰富，客观上见证了汉丞相起都城、立社稷、设法度等建制过程，并亲历了丞相在战时与汉王的交流。另一方面，因汉王朝初立时诸侯势力盘错，战火不息，太平时刘盈又得以面临将兵参与战事之状况。虽然征英布之事最终并未由太子实施，但刘邦对刘盈将兵之能的期待也由戏谑之辞表达出来。

二、“便宜”之制吸纳儒术入东宫

刘邦“以便宜施行”的教谕理念方便了太子教谕，同时吸引了有志于礼制建设的学者。儒生即由此进入汉家制度，并成为东宫建制的重要参与者。作为“难与进取”的学人群体，儒生天然具有政权需求的“可与守成”的特征。儒学的“守成”特质，同样在并非儒学出身的其他太子教谕官中显露出来。

（一）“便宜”之策为东宫吸纳儒生儒术

除了以“便宜”之策设定太子职能，刘邦在太子教谕问题上也采取类似策略，不同时期临时取用不同的职官以教辅太子。在汉王朝的不同发展阶段，太子需要不同师傅予以辅佐，而对不同师傅的取用使不同学术得以进入东宫。儒学即因制度构建之需求而逐渐被刘邦关注，继而进入东宫成为教谕太子之术。

汉家制度粗具之际，刘邦命总领诸事的丞相萧何侍教太子。这虽是因时便而为之，但他对萧何的信任却有更为深刻的原因。萧何自刘邦任亭长之际与刘邦结交，最熟习律令，在刘邦从臣群体中最具政治素养。同时，萧何与刘邦相识长久，最知刘邦欲成帝业之大志。

一方面，萧何自刘邦未发迹时即善遇刘邦，二人长久交好，刘邦放心将刘盈交给萧何。“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40）由史载可见，二人早年相识时，萧何就时常偏袒刘邦，并因此获得刘邦的尊敬。刘邦初见吕太公时并无资产，但虚以“贺万钱”而进入酒席，萧何则以“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41）为刘邦开脱。

另一方面，萧何不仅早年熟悉律令，还有长期的政务实践经验，是刘邦团队中最熟习制度之人，具备教谕太子的资质。首先，萧何在早年为沛掾吏时，即以熟悉律令而为人所重：“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萧何因明于律令，被御使征拔却数次推辞，刘邦对此早有耳闻。其次，萧何因早年善遇刘邦而获得信任，故在其起兵后长期担负政务，“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因而熟悉军中事宜。再次，在刘邦破咸阳入关之后，萧何与周围人劫掠财货不同，表现出对制度典章的关注：“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42）有各类典册图籍相助，萧何更加熟知王朝律法，成为刘邦团队中最明于制度条令之人，因而被任命为丞相。

最重要的是，萧何理解刘邦“争天下”以成帝业之心，曾冒险为刘邦举荐大将，这使刘邦放心将包括太子在内的后方交给萧何。在刘邦初封汉王至领地的途中，逃亡将士众多，萧何往追韩信而为刘邦所疑：“骂何曰：‘若亡，何也’”并被误以为逃亡是真，追将为诈：“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这种情况下，萧何仍坚持向刘邦举荐韩信，申明其与其他将官不同之处：“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43）在遭受误解的情况下，萧何仍以刘邦“争天下”之大业为重，获得了刘邦的极大信任。此后，刘邦正是凭借韩信的军事部署才得以出关东征；而彭城兵败之际，同样是由于韩信出兵相救，刘邦才得以抵挡楚军攻势并站稳阵脚：“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间，以故楚兵卒不能西。”（44）萧何对刘邦的支持，不仅在于众将叛逃时的忠心耿耿，更在于对刘邦“争天下”大业的辅佐。

事实上，刘邦对“争天下”之大业早有心念，而最早看到刘邦“争天下”大志的即是儒生。刘邦在与儒生的交流中谈及天下之志，认识到能士对攻取天下的重要意义。而加入刘邦集团的儒生也懂得应时之便，能屈曲个人所学而以兵事为刘邦谋划，儒术因此得以进入刘邦阵营，并最终成为教谕太子之术。

早在刘邦为沛公时，就有儒生看到其图天下的大志，以及相应的制度需求。刘邦起兵后不久，熟习礼仪的郦食其即看到了其集团的制度空缺，并希望追随刘邦。史载郦食其自陈胜、项梁等集团兴起时即有意施展个人才能：“及陈胜、项梁等起……郦生闻其将皆握齱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只是这些队伍多繁文缛节，礼制龌龊尖刻，让郦食其看不到施展个人抱负的可能，而沛公集团“慢而易人，多大略”的氛围正是他所期盼的：“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45）这样的心态让他与沛公初遇时即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争辩。史载：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臣愿以事见，而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夫足下欲兴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见，窃为足下失之。”沛公谢曰：“乡者闻先生之容，今见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问所以取天下者。（46)

由史载二人置辞可见，郦食其拜谒沛公之际，既已有助其“画天下”的准备，而刘邦拒绝儒生的原因，也因误以为儒生过度关注服制等繁缛礼仪，有碍“以天下为事”。郦食其以“天下事”起首谈论刘邦用人之策，最终得到刘邦的认可，并向其“口画天下便事”。随后，郦食其为刘邦谋“天下之冲”而获封“广野君”，可知刘邦“问所以取天下者”并非全属史家杜撰。

楚汉之争在刘邦立太子之后日益激烈，面对强大的楚国兵势，刘邦试图在政治制度上削弱楚国，便想到了曾“口画天下”的郦食其：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47)

从史实看，郦食其的计策并不符合当时形势，在张良的谏议下最终被刘邦否决。但郦食其以“复立六国后世”之策入谏，显然是想通过礼仪建制赢得诸侯后裔之心，以使项羽政权破裂，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对于这一谏议，刘邦不仅称“善”以认可郦食其的想法，更言“趣刻印”以敦促郦食其即刻执行，展示出对制度礼仪的极大渴求。

此后，刘邦开始将儒术纳入汉家制度，命儒生参与一系列登基要务，并在登基的同时为太子等皇室成员加尊。在登基之际，刘邦命秦博士叔孙通主持大礼：“于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48）经儒生叔孙通颁演，刘邦完成了登基大业，并尊太子为皇太子。

随着刘邦登基为帝，“争取天下”不再是面临的要务，“守成”变为汉王朝日益明确的需求。这一转变使刘邦更加看重儒学，对太子的教谕也逐渐开始转向儒术。作为刘邦心腹，萧何无疑为刘邦统理了战时政务，并出色完成了战时侍教太子的重任。但随着汉帝国的建立，汉家制度重心开始由进取转向“守成”，刘邦深觉礼仪制度之于王朝的意义，教谕太子的重任也开始转移至儒生。

刘邦登基后，看到了礼仪制度对汉王朝的重要性，因此开始了对儒生的审慎考察。登基大典完成后，高帝以简便礼仪举办了庆功宴，此时朝堂上的乱象引发了他的担忧：“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即在此时入谏，申明了儒术在新时期的重要性：“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叔孙通进言实际指出了“高帝患之”的根本原因，即汉家已经结束了“进取”阶段，而进入“守成”阶段。朝堂群臣争功，是尚未意识到这一转变的缘故。

在指出问题的同时，叔孙通也给出了解决办法，即制定朝堂仪法，为群臣指明新时期的行事守则。面对刘邦“得无难乎”的疑问，叔孙通道：“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叔孙通的回应明确表现出对刘邦的顺从，指出礼仪“因时而为”的特点，并将对“时世人情”的“节文”具体论作对旧礼仪的“杂就”。刘邦因此同意了叔孙通的谏议，并授予其起朝仪的权力：“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49）随着颁演朝仪完成，刘邦认可了以叔孙通为代表的儒生，并随之用以为太子太傅。

（二）东宫文学师傅的儒学倾向

汉初太子傅官任职并未经由制度遴选，而是由刘邦依时设定，不断调整，反映了汉家建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从战时以丞相萧何侍太子，至汉九年以太常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再至汉十二年令张良病中傅太子，刘邦共为刘盈设置了三位太子傅官。三者各自展示出不同的学理取向，表现出各具特点的儒学倾向。

作为侍教刘盈的首位人选，史载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50)，在说明其吏掾本职务的同时，申明了其“文无害”的专长。裴骃引《汉书音义》论“文无害”道：“‘文无害’，有文无所枉害也。《律》有‘无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无害’者如言‘无比’，陈留间语也。”（51）可见，“文无害”是秦汉时期对文吏才能的一种称谓，简牍所录案例中可见其用法。如岳麓书院藏秦简录《为狱等状四种·案例○九：同、显盗杀人案》中对吏官洋的评价中有言：

此黔首大害殹（也）。毋（無）徵物，難得。 洋以智治讠开（研）讠同谦（廉）求而得之。 洋精（清）絜（洁），毋（无）害，敦（)，守吏（事），心平。（52)

在证物不充分的情况下，吏官洋凭借自己的能力判明了案情。可见“无害”确如裴骃所说，指公平无枉之意。

由史书记载萧何从刘邦举事以来所为，可知他具备掾吏之文的特质，其学理趋向有明显的吏学特征。“文无害”之吏的长处，在于通晓时行律令规约的细则，并能在处理实际时务时严格遵循。王充《论衡·谢短》专论文吏之文与儒生之文不同言：“夫儒生能说一经，自谓通大道，以骄文吏；文吏晓簿书，自谓文无害，以戏儒生。”（53）可见随着汉王朝制度完备，文吏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与儒生判然有别。萧何的确十分重视簿书，对律令条规有明显的依赖。史载刘邦初入咸阳之际，萧何所重与其他诸将形成了鲜明对比：“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在刘邦入关之时，萧何立即意识到个人专长在团队中的意义，并即刻收藏了“律令图书”，使汉王集团掌握了天下要害所在，“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阝戹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萧何也因此获封丞相，“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54)。

掾吏出身的萧何不仅具备运用图籍的学养，还有依时宜以造律令的见识，展示出对刑律和礼仪之间学术联络的认知。在王充看来，文吏虽知晓律令，但并不知晓其背后意义：“文吏自谓知官事，晓簿书。问之曰：‘晓知其事，当能究达其义，通见其意否’文吏必将罔然。”（55）而萧何不仅依照律令图籍为刘邦提供了天下人文分布，更依据秦旧法制定了《九章律》:“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56）萧何制定九章律取秦法“宜于时者”，这与“因时世人情而节文之”的礼学思想相通，展示出其对律令背后深义的洞察。王充论中可见时人以儒生视法律之士：“法律之家，亦为儒生。”（57)

张良是最后一位受命辅佐刘盈的从臣，在亡秦之际以《太公兵法》为刘邦所重，并在儒生提出不恰当制度谏议时及时予以制止。史载张良先祖累世相韩，因而在秦灭韩后试图刺杀始皇帝，刺杀未遂后对兵法产生兴趣：“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者，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58）张良因兵法而与刘邦知遇，放弃了当时更具声望的楚王景驹，投奔刘邦。在楚汉争雄之际，儒生郦食其谏议封六国后裔以削弱楚权，张良则为刘邦重新分析了其所临处境：

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其以郦生语告，曰：“于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曰：“……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59)

张良从多个方面阐明了项羽政权尚未覆灭、六国后裔尚无臣服汉王之意的事实，并就此指出册封六国之后并不能真正实现诸侯的臣服，楚国力量亦不会真正由此被削弱，由此反对郦食其的建议。

随着刘邦登基，张良看到了汉家“守成”的需求，并在护佑太子的事件中主动引入了儒生和儒术。汉高帝登基后，下诏邀约天下贤士，期望招揽可用之才：“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60）刘邦对贤人的渴求为张良所察，在吕泽向张良请教护佑太子的计划时，张良首先指明了形势变化：“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61）汉王朝天下安定，意味着争战之术不再适用，而骨肉情深更是难以用言辞之理相服，张良提出了延请贤才以示刘邦之策。因张良明白刘邦所自恃者，是招致、任用贤才的能力。在洛阳“庆功宴”上，刘邦曾坦言自己长于项羽之处，即能用贤才：“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62）天下初定后，刘邦更看中擅长治理的贤才，而商山四皓作为其难以招致的大儒，定能助力刘盈而建功：“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63）事实上，也正是四人临筵才终止了易储闹剧，成就了一段佳话，史家论曰：“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64）正是张良援引儒生之计策，令刘邦看到了刘盈招揽治世能臣的实力，从而保住了太子之位。

太子太傅的叔孙通本即儒生，通过为汉高帝谏议“便宜”之法而被信任，终将儒术引入了汉家制度。刘邦携诸侯兵讨伐项羽时初遇叔孙通，“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65)，因叔孙通携众弟子归降，刘邦团队得以增添学术力量。通过变更服制，举荐壮士，叔孙通获得了刘邦的信任，并获封“稷嗣君”。这是汉王集团中唯一不因军功而获封的君号，自此刘邦开始正视制度问题，并在随后因娄敬谏定国都封其为“奉春君”（66)。刘邦登基后，叔孙通在朝仪缺失之际向刘邦进谏，申明各个朝代均有其礼仪：“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67）此后，通过简约仪制得到信任并获封太常，叔孙通因而迁任太子傅教谕刘盈。在保育刘盈时，叔孙通指出“太子天下本”，并申明嫡长不可易的道理，将儒学引入汉家传承之制。

不论是掾吏出身的萧何，还是长于兵法的张良，亦或被斥“面谀以得亲贵”（68）的叔孙通，都在刘邦集团中展示出明显的儒学倾向。萧何熟于吏治而有礼制之见识，张良明于形势而看到了儒学之于汉王朝的必要性，而叔孙通则在一系列权变中将儒学引入汉家。儒学最终成为汉高帝教谕太子所用之学，这既是汉王朝在“守成”期的实际需求，也是明于时便的三位太子师傅必然的学理趋向。

三、儒术营造东宫“宜适”之风

叔孙通在向高帝刘邦谏起朝仪时，道出“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指出儒家所论礼“节文人情”的特征。司马迁在《礼书》中以互文言“事有宜适，物有节文”（69)，指出礼的本质，在于对事物本身“节文”的体察，以达到“宜适”的效果。与“以便宜”这种单纯求取当时之便的办法相比，“宜适”之效对认知“时世”所需和“人情”本质有更为系统的要求。汉太子初立之时正值刘邦彭城兵败，而太子随即联合诸侯子戍守栎阳，身负汉王监军之职号。汉帝国建立之后，刘邦以刘盈“不类我”而欲另立新君，但刘盈最终得以保住太子位并继登大统。事实上，栎阳时期的太子联合诸侯子，以及易储风波中刘邦意图的转变，都与儒生谏议所营造的氛围密不可分。

（一）儒学为汉东宫初建谏制

刘邦立太子处于其联合诸侯与项羽争锋之际，太子和诸侯宗戚共守汉都，维护了诸侯联盟，使刘邦得以在彭城之败后迅速整合兵力。然而，诸侯联盟时见令出不行的情况，在与项羽最后对决之前，刘邦仍面临“诸侯兵不从，为之奈何”（70）的困境。这在诸侯联军建立之初已然显现。彭城之败后，“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71)。同时，项羽“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质”（72)。面临联盟溃散和亲眷遭掳的境况，刘邦借东宫建制恢复了联盟的凝聚力：“（高帝）败后乃独得孝惠，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73）通过册立太子以为汉家关节，刘邦团结了后方的诸侯宗戚，加强了汉王与诸侯王之间的联盟。此后，汉王主持的诸侯联盟一转分崩离析之状，展示出强大的战斗力：“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74）汉王因此得以站稳阵脚。

刘邦之所以能通过册立太子团结诸侯，是基于战时建立起的诸侯联盟，而这一联盟正是在儒生谏议下新生的文人建制。汉二年，刘邦通过“除秦社稷，立汉社稷”开始构建汉家制度，借秦时“三老”旧制接通了与民众的联络，并听取“三老”的儒学谏议，确立了汉王在诸侯间的盟主地位：“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75）洛阳的新城三老董公积极谏奏，凭借儒学素养建议刘邦联合诸侯以对抗项羽，解决了其势单力孤的困扰：

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汉王曰：“善。非夫子无所闻。”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76)

董公指出，项羽虽兵强，但因“放杀其主”，故为“天下之贼”。一方面，他标举儒家行事理念，而有“顺德者昌，逆德者亡”“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之论，“顺德者昌”是变用 “恃德者昌”之说而提出的理念（77)，体现了其对周时观念的熟习和活用。另一方面，他借儒家“正名”之论来支持具体出兵策略，提出“兵出无名，事故不成”，这同样化用了儒家“正名”之论。在论述为政之道时，孔子特别提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78)。董公就此发明义帝正统，并提出“明其为贼，敌乃可服”的应对方针。刘邦因之为义帝发丧，以“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发难，获得了“四海之内莫不仰德”的道义依据。刘邦积极听取董公谏议，以伐“无道”之名迅速建立了诸侯联盟：“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79）这为刘邦设置太子外交职能提供了契机，也正是太子职能的确立，使刘邦新成立的诸侯联盟变得更加团结。

此后，儒生郦食其在楚汉争雄时“复立六国之后”的谏议，让刘邦再次意识到“乡风慕义”可能引发的人心向背，也深深触发了刘邦对“德义”施行不当的恐惧。儒学因此成为刘邦审慎对待的学术，更在易储风波之际为叔孙通保护太子刘盈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刘邦得以明确立储的观念，进而打消易储的念头。

随着朝仪初制，刘邦开始迁移关东大姓，重塑长安人文，开启了因个人喜好“节文”国都民风的新时期。与娄敬在汉七年建议“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80）不同，刘邦于汉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81)，体现了对齐楚民风的明显偏好，展示出构建国都民风的意图。这一依照个人偏好构建新王朝的倾向，既体现在对关中人文的再造上，也可见于其更立太子的意图中，后者引发了朝臣对太子之位的议论。

新的人文形势促使刘邦重新审视太子人选，并流露出更换太子的念头，这引发了朝臣激烈的争执情绪。周昌以情力谏，代表了群臣所执“太子不可废”的立场：“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82）周昌与刘邦旧日相交，故能用辞激烈，以情劝奏刘邦并达到效果：“上欣然而笑。既罢，吕后侧耳于东箱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83）周昌的态度获得了刘邦和吕后的共同认可，为汉皇室指明了群臣的情意所向。刘邦因此立刘如意为赵王：“春正月，废赵王敖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王赵国。”（84）同年，刘邦命时任奉常的叔孙通为太傅：“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85）经过周昌谏奏，朝臣反对易太子之事的情绪被准确传达给了刘邦。

周昌的谏奏虽情真意切，但无明确的理论依据，故而仅仅暂时消解了刘邦的易储之心。刘邦对刘盈的不满并非一时起意，而有较为明确的缘由：“太子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己，常欲废之而立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86）刘邦易太子之心的根源，是刘盈的仁弱与自己不相似，这在刘邦看来是为君者的重大缺陷。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不满再次流露。

汉十二年，刘邦再次产生了更换太子的想法。叔孙通向刘邦分析了太子“仁孝”是为君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并从制度层面说明了太子不可轻易变更之理：

“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汙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87)

在引晋、秦旧事力证废太子引发乱世、亡国之害后，叔孙通以儒家美德“仁孝”之质称颂太子：“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言语中明确表示太子的仁孝作为天下共闻之质，是王朝守成阶段的可贵品德。同时，叔孙通借助儒学理念，将易太子提升到制度层面，申明易储是“废嫡而立少”，为稳固太子之位提供了制度依据。叔孙通甚至以性命相谏：“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原先伏诛，以颈血汙地。”基于情理，叔孙通进一步联系人文大势，指出更换太子是动摇天下的行为：“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刘邦因此看清了易储在义理上的不当之处，并接纳了叔孙通的谏议：“吾听公言。”叔孙通以太子太傅之职参与到护卫太子事件中，以汉家礼法制定者之能申明了太子位的重要性，并以儒学之本将嫡长制敷陈在汉家太子位上。经叔孙通谏说，刘邦基本转变了对太子“仁孝”性格的认知，并意识到这一特质在新时期的作用：“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在征服英布的“庆功宴”上，太子携嘉宾赴宴，进一步验证了叔孙通所论，刘邦由此彻底放弃了更换太子的想法。

在刘邦初为汉王与项羽争雄之际，儒生董公的谏议助刘邦扩充汉家兵制，使其得以在败军之际安全册立太子。正是联合诸侯这一制度开新，使刘邦得以与项羽争锋，而刘盈因此能与诸侯子共同戍守栎阳，并受到萧何的侍教。在刘邦意图更易太子之际，儒生扭转了刘邦对“仁孝”性格的认知，并从制度层面说明了易储的不合理性。可以说，汉家东宫之所以生成和稳固，正是刘邦对储君素质认知发生扭转的结果，这与儒生的谏议密不可分。

（二）儒术平息高帝易储之志

在儒生的谏议和儒术的引导下，高帝朝东宫平稳建立，并形成了温和宜适的风格。这一方面受政事影响，是政治势力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受到汉家形势由进取转向守成的影响，体现了有识之士对汉家建制的积极参与。高帝朝的东宫与帝室的杀伐果决存在明显区别，展示出温和的宜适之风。

在刘邦欲换太子之初，吕后使吕泽要挟张良用计护佑太子，张良冷静分析形势并予以拒绝：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88)

在周昌向刘邦强谏“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89）之后，吕后跪拜以示感激，而言：“微君，太子几废。”但周昌一时之谏显然不能改变刘邦的心意，吕后因而命吕泽劫持张良而问计，其情急切，且有不择手段的打算。而张良言：“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指出自身仅长于战时拯危救难，而此时天下形势已经安定，亦即声明了暴力之法的失效。同时，他指出骨肉之亲不同仇敌，外人力量无法间入其中：“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通过对吕泽要求的回避，张良指出了汉家形势的转变以及东宫太子身份的特殊性。

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90)

面对吕泽的迫使，张良依照汉王朝新形势，给出了温和的招贤纳士之策。在汉家守成的新时代，对贤能之士的招揽是制度建设的需求，而刘邦“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91）的纳贤之诏显然有嗟人来食之态，因而有“不能致者”。逃匿山中的四人即“以为上慢侮人”，并与反对叔孙通的鲁生相似，不肯“面谀以得亲贵”（92)。张良知汉高帝赞赏此四人，因而建议以礼相待，迎接此四人：“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夫礼者，自卑而尊人”（93）是儒家的社交法则。正是太子“卑辞厚礼”以迎，四位贤人才愿为太子宾客。

在成功延请四皓后不久，刘盈即面临将兵平叛之责。四皓防患未然，阻止了刘盈将兵之事：

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待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94)

《易·既济·象辞》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95）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同样有言：“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96）可见，防患于未然是汉时儒士共识，并在爱护他人时加以实践，四皓对刘盈的护佑即是如此。一方面，他们看到太子将兵的危险，以及即便功成亦无益的事实。另一方面，他们借“母爱者子抱”之俗语引出“子以母贵”之理，说明一旦太子不测，太子之位必属刘如意。四人据此作“上虽苦，为妻子强”的劝说之辞，吕后以此相谏，果然为刘邦所纳。刘邦放弃令太子将兵的想法，亲自出征。

易储之事峰回路转，最终得以温和收场，足见儒术对剑拔弩张氛围的扭转功效。这离不开叔孙通以“仁孝”为旨的入谏，更是张良以“卑辞安车”为策略而操持的结果。

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97)

叔孙通给刘邦的谏议中，言“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98)，申明了仁孝之质在守成阶段对招纳贤才的重要意义。而四皓临筵谏议则让刘邦看到了仁孝之质的力量：“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明确指出，“恭敬爱士”是天下贤人愿为太子所用的重要品质。易储事件尘埃落定的最终标志，是刘邦的楚歌与戚夫人的楚舞。刘邦以鸿鹄羽翼丰满为喻，道出太子宾客盈门、根基稳固之状，称赞了其政治能力的成熟。同时，以“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两句作结，申明太子位不变之余也安抚了戚夫人。

汉王朝初定、诸侯尚未安歇之际，东宫易储风波得以平息。在贤能朝臣的操持下，“仁义”这一儒学理念被引入东宫，这使汉家政风展示出了新的样貌。正是诸臣对儒术的积极引入，诸如骊姬谋太子申生、胡亥弑公子扶苏之惨剧均未在汉家东宫发生，而留下了商山四皓这一段文学佳话。班固称颂四人道：“自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皆未尝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贡禹、两龚之属，皆以礼让进退云。”（99)

汉家东宫的建立不仅使汉王政权异于亡秦，也使其与恣肆杀伐的楚霸王判然有别，这是汉高帝有意注重制度建设的结果。儒生作为有志于礼制守成的学术群体，在沛公制度疏阔之际即追随献策，并在汉室礼制构建过程中呈请儒术。作为汉王用以充实政权的新建制度，东宫远绍晚周诸侯的“便宜”实践，更离不开儒生的制度之谏。东宫之位之所以得以稳固，无疑受到多方政治力量的干预，但皆体现出儒术所揭示的“宜适”之礼制内涵。正是刘邦以“便宜”之策引儒术入汉家，东宫才得以作为制度关键扩充汉王势力；而正是儒术将“宜适”之法注入汉家，高帝易储之志才得以有惊无险地被平息。高帝朝东宫作为汉王朝的重要建制，因儒术而生并孕育了儒风，成为儒学进入汉家制度的重要环节。此后，惠帝朝延续了仁孝之风，形成了西汉前期独树一帜的儒政面貌。

注释
①华友根整理历代文献中的记载，着重关注了叔孙通的礼制贡献。参见华友根：《叔孙通为汉定礼乐制度及其意义》《学术月刊》1995年第2期，第53-57页。
②刘雅君在对汉代太子师傅的讨论中，提及张良和叔孙通对刘盈太子位的护佑；苏鑫在论述嫡长制为汉代东宫之主重要原则时，指出汉高帝朝东宫对整个汉代东宫制度的奠定有重要作用。二者均以高帝朝东宫形制的部分形态为论述支撑，并未对其整体观照。参见刘雅君：《试论两汉太子师傅制度》《北方论丛》2010年第6期，第79-80页；苏鑫：《汉代储君制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4页。
（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22页。
（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31页。
（3）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03页。
（4）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6页。
（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100页。
（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100页。
（7）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4页。
（8）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59页。
（9）司马迁：《史记》，第1852页。
（10）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第2832页。
（11）司马迁：《史记》，第2044-2045页。
（12）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第1180页。
（13）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第3186页。
（14）司马迁：《史记》，第2366页。
（15）司马迁：《史记》，第468页。
（16）司马迁：《史记》，第409页。
（17）司马迁：《史记》，第3230-3231页。
（18）司马迁：《史记》，第470页。
（19）司马迁：《史记》，第3231页。
（20）司马迁：《史记》，第470页。
（21）司马迁：《史记》，第2447页。
（22）司马迁：《史记》，第470页。
（23）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第758-759页。
（24）史载“立韩太尉信为韩王。汉王还归，都栎阳”。见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页。
（25）司马迁：《史记》，第470页。
（26）司马迁：《史记》，第2484页。
（27）司马迁：《史记》，第2485页。
（28）徐元诰：《国语集解》，第283页。
（29）陈胜设张楚而为诸侯盟主，天下局势恢复到晚周争霸的局面。学者对这一事实多有论及。参见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34-150页。
（30）关于“霸王”是晚周诸侯之强者的代称，吕思勉已有“好比春秋时候的霸王”之语，学者对此也多有论及。参见吕思勉：《中国通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7页。
（31）司马迁：《史记》，第469页。
（32）郑国在春秋初年早霸事迹，王坤鹏在《清华简〈系年〉相关春秋霸政史三考·“郑庄小霸”说补察》中已有详述，兹不赘言。参见王坤鹏：《近出古书与早期史学源流》，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版，第167-171页。郑文公有言曰：“晋、郑兄弟也，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平王劳而德之，而赐之盟质。”见徐元诰：《国语集解》，第349页。司马迁载录卫武公之功言：“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见司马迁：《史记》，第1926页。
（33）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第439页。
（34）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第741页。
（35）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第1632页。
（36）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第849页。
（37）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第742页。
（38）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第2120页。
（39）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第3328页。
（40）司马迁：《史记》，第2445页。
（41）司马迁：《史记》，第439页。
（42）司马迁：《史记》，第2446页。
（43）司马迁：《史记》，第3167页。
（44）司马迁：《史记》，第3169-3170页。
（45）司马迁：《史记》，第3262页。
（46）司马迁：《史记》，第3275-3276页。
（47）司马迁：《史记》，第2478-2479页。
（48）班固：《汉书》，第52页。
（49）司马迁：《史记》，第3296-3297页。
（50）司马迁：《史记》，第2445页。
（51）司马迁：《史记》，第2445页。
（52）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叁）释文》（修订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第156-157页。
（53）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54页。
（54）司马迁：《史记》，第2446页。
（55）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567页。
（56）班固：《汉书》，第1096页。
（57）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564页。
（58）司马迁：《史记》，第2475页。
（59）司马迁：《史记》，第2479-2480页。
（60）班固：《汉书》，第71页。
（61）司马迁：《史记》，第2484页。
（62）班固：《汉书》，第56页。
（63）司马迁：《史记》，第2484页。
（64）司马迁：《史记》，第3245页。
（65）司马迁：《史记》，第3295页。
（66）司马迁：《史记》，第3292页。
（67）司马迁：《史记》，第3296页。
（68）司马迁：《史记》，第3297页。
（69）司马迁：《史记》，第1372页。
（70）司马迁：《史记》，第3145页。
（71）司马迁：《史记》，第469页。
（72）司马迁：《史记》，第469页。
（73）曾磊论证了周寿昌“楚子、诸侯子之类，大约楚国与诸侯支系宗戚之从军者，非泛泛国人”的观点，兹不赘议。参见曾磊：《“诸侯子”小议》《南都学坛》2010年第2期，第13-15页。
（74）司马迁：《史记》，第470页。
（75）班固：《汉书》，第33-34页。
（76）班固：《汉书》，第34页。
（77）司马贞论史载“《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道：“此是周书之言，孔子所刪之余。”见司马迁：《史记》，第 2717 页。
（7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06页。
（79）司马迁：《史记》，第 468-469 页。
（80）司马迁：《史记》，第 3294 页。
（81）班固：《汉书》，第 66 页。
（82）司马迁：《史记》，第 3245 页。
（83）司马迁：《史记》，第 3245 页。
（84）班固：《汉书》，第 67 页。
（85）司马迁：《史记》，第 3299 页。
（86）班固：《汉书》，第3937页。
（87）司马迁：《史记》，第 3299 页。
（88）司马迁：《史记》，第2483-2484页。
（89）司马迁：《史记》，第3245页。
（90）司马迁：《史记》，第2484页。
（91）班固：《汉书》，第71页。
（92）司马迁：《史记》，第3297页。
（9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31页。
（94）司马迁：《史记》，第2484-2485页。
（9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2页。
（9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2页。
（97）司马迁：《史记》，第2485-2486页。
（98）司马迁：《史记》，第3299页。
（99）班固：《汉书》，第30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