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尧卿与周敦颐：范仲淹的“同调”与“讲友”

作者：雷定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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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先生曾在论文《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中指出：周敦颐其人其学在北宋时期不被主流学界所重视，并进一步提出“在宋人的记载当中，也找不到周敦颐与其同时代的主要学人互相商讨、切磋学术问题的痕迹”的论断。邓先生仅列举了周敦颐与王安石论学之史料，认为除此之外周氏别无讲学论道之友矣。实际上，周敦颐还曾与范仲淹、胡宿等人一同论道。《宋元学案补遗》就将周尧卿列为范仲淹的“同调”；而《宋元学案》则将周敦颐列为范仲淹的“讲友”。《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的主要依据，乃是《二程遗书》与《宋史》之记载。这说明周敦颐和他的同乡前辈周尧卿，都曾与后来成为“庆历经学”领袖的范仲淹展开过学术交流。除此之外，周敦颐的舅父郑向，亦堪称是范仲淹在政治与学术上的密友。

一、周尧卿：范仲淹的“同调”

周尧卿（994—1045），又名周奭，字子馀，道州永明（今江永县城下乡叠楼村）人氏。周尧卿十二岁即丧父，全赖母亲一人将其抚养成人。因此他奉母至孝，服侍母亲直至终老。周氏安葬母亲之后，又在墓旁守孝三年，以草为席而以石为枕。因为周尧卿孝老敬亲之情至诚至切，所以其孝行远播天下。据曾巩后来在《儒学行义》所记：“或有以尧卿居丧比冯元者，孙复闻之曰：‘元动息求之于礼，其哀思未数数能也。尧卿先尽其哀，而情不远于礼，其可同日语哉。’”当时士人，皆将周尧卿与另一位名满天下的孝子冯元并称。曾巩为何要在《儒学行义》中专门为周尧卿作传呢？这就得先从周尧卿与范仲淹、孙复、欧阳修的交往讲起。

正如曾巩在《儒学行义》中所记：被后世誉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并不认同将周尧卿与冯元并举的观点。孙氏认为当时的大儒冯元恪守礼法甚严，其在居丧期间对于父母的哀思之情并未能得到充分表达；而周尧卿则在居丧期间，于不逾礼法的前提下，极尽哀怆之情。孙复与周尧卿年纪相仿，而冯元则年长于二人。孙复对周氏的孝行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这说明孙、周两人早就相识，而且关系匪浅。周尧卿与孙复的结交时间与具体交往情况今已无从查考，但他们皆与范仲淹交谊甚笃。孙复早年曾受范仲淹提携，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范仲淹可谓是孙复政治、学术上的前辈与知己。景祐四年（1037），范仲淹被贬为饶州知州，而周尧卿曾任饶州通判，范、周二人可能是在饶州结识。周尧卿结识范仲淹，很有可能是因为孙复的介绍。我们可以推测是孙氏先向范仲淹介绍周尧卿其人其学，进而将好友尧卿引荐给范氏。范氏又在与周氏的交往过程中，发现尧卿在政治上倾向于改革、在学术上认同“高平学派”（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北宋经学流派，高平是范仲淹的字）思想主张。因此，范仲淹在与周氏长期交往的基础上，于庆历五年（1045）大力举荐之，认为其“经行可为师表”。但可惜周氏未及赴任即因病逝世，享年五十一岁。周尧卿生前与范仲淹交往较为密切，故《宋元学案补遗》将其列为“高平同调”。

为什么范仲淹如此推崇周尧卿呢？除了两人政治立场一致之外，更重要的是周尧卿治经学具有一种“不专传注”的独特风格。当代精研宋明理学的向世陵先生，就曾在所撰论文《宋元明经学的兴起与治经旨趣》中专门论述周尧卿曰：

“为学不专于传注，问辨思索，以通为期”充分揭示了周尧卿治学的特点。“通”意味着打破各家门庭，经由“问辨思索”重新审视汉人传注。他思索的成果：一是解《诗》鲜明的义理与性情导向，强调己之“意”而不是传注本身是理解经典文本的基础。从此基础出发，《毛传》欲简而“寡于义理”，《郑笺》欲详却“远于性情”，二者都违背了孔孟言《诗》的精神，所以完全可以被质疑和去取。二是治《春秋》虽相对肯定《左氏》记事，但基点仍是“圣人之意”，故对于《春秋》学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三传”异同，则从其自身体贴出发，完全不受约束。三是以“穷理”“尽性”评说庄、孟的不足。尽管于孟子肯定其“好恶不缪于圣人”，但又认为二者都未进达圣人门墙。即引入《中庸》之言来衡量孟子的境界。四是开始以形而上的理论矩尺评价孔门师生。孔门“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是经学哲学本体论思辨的基础资源，并构成后来理学理论的核心课题。事实上，周尧卿已开始踏入这一门径，体悟到“言”“辞”均不足以探及性与天道，预示了经学走向理学化的学术前景。而最后所谓“其讲解议论皆若是”，则更清楚体现出周尧卿治经已完全不守汉唐注疏的旧轨，开后来理学家从义理与性情出发批判和否定汉学的先河。

由此可见，以周尧卿为代表的北宋学者，已经开始尝试自“天人之辨”中开掘“心性之学”，努力突破传统经学的思路、积极探索儒家的个体论述。需要说明的是，周尧卿的经学思想核心在于“注重己意”，这正是他“不专传注”这一为学方法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周尧卿“注重己意”的治经风格，开后世陆九渊“六经注我”之先声。这种治经风格，显然与范仲淹及其主导的“庆历经学”取向相近。有的人认为“周尧卿的思想不值一提，在当时这样的人太多了”，这种观点显然是根本就不懂宋初经学乃至宋明理学，不值一驳。

除此之外，周尧卿与庆历经学的又一巨擘欧阳修关系甚密。按《宋元学案》欧阳修也是“高平同调”，后来与范仲淹共同引领“庆历经学”思潮，他与周尧卿很有可能是在范仲淹的介绍下结识的。我们不妨大胆假设：范仲淹、欧阳修、周尧卿三人生前极有可能开展过学术交流。正因如此，欧阳修才会在周氏殁后特为其撰写了别具一格的《太常博士周君墓表》。《太常博士周君墓表》不像一般敷衍式的歌功颂德之哀悼文章，而是先列举了周氏的孝行。文章从“有笃行君子曰：周君者孝于其亲，友于其兄弟，居母丧，与兄万弟居于倚庐，不饮酒食肉者三年……”开始讲起，详细地描绘了周尧卿的生平学行。这篇文章后来被周尧卿的后裔以《周尧卿先生墓志》为题编入族谱、方志，在语词上与欧阳修原文略有差异。

因为范仲淹、欧阳修、孙复等一批“庆历经学”巨擘皆对周尧卿人品学问敬重有加，所以欧阳修的学友刘攽也与周尧卿的长子周谕相友善。刘氏还曾为周谕撰写《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铭》，文中对周尧卿、周谕的家世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绘。之后，便是曾巩在《儒学行义》中专门为周尧卿作传。应当说，周尧卿被元儒编入《宋史·儒林传》，既是因为其学术自有其可取之处，又是因为范仲淹等“庆历经学”巨擘对周氏人品学问的推崇。正因如此，《宋元学案补遗》将周尧卿称为“高平同调”。

二、周敦颐：范仲淹的“讲友”

对于范仲淹、周敦颐交谊之事，《二程遗书》有云：“许渤在润州，与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古人立尸之意甚高。”这是说景祐四年（1037）十二月，范仲淹任饶州知州未满一年，即调任润州知州，在润州任官直至宝元二年（1039）。范氏初任润州知州时，适逢周敦颐之母亲郑氏在润州逝世，高平、濂溪二人应当是于此时结识。范仲淹、周敦颐两人之间谈了什么呢？由于缺乏史料，我们现在很难详细了解其具体情况。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范仲淹虽然此时尚未真正在政坛上大展拳脚、推行“庆历新政”，但他在被贬之前就已经名满朝野。范氏于睦州体察民情与兴办州学、在苏州排涝救灾与兴办郡学的光辉事迹，周敦颐当是有所耳闻的。范、周二人很有可能就如何发展基层教育的问题进行过探讨，也可能讨论了其他具体的儒学问题。另外据《二程遗书》所述，范氏、周氏在润州的共同好友还有许渤、胡宿等人。胡宿（995—1067），字武平，常州晋陵县（今江苏常州市）人，北宋儒臣，著有《胡文恭集》。胡宿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个“诚”字概括。譬如，他曾于《颜子不贰过赋》提出“敦至诚而适道”“守尔中庸，敦乎诚悫”“考子路之喜闻，诚为后觉”“复为德本，我则体复以终诚”“所以保中道之诚明，为至圣之翼佐”等思想主张。此外，胡宿现存诗文中大约有200处提到了“诚”。众所周知，“诚”不亦是周敦颐儒学思想的核心理念吗？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周敦颐与范仲淹、胡宿等人同游，同时亦进行了学术讨论。否则，如何解释周敦颐与胡宿在思想上的高度契合呢？

前面已经说道：范仲淹声名在外，周敦颐很有可能早就知道他。那么范氏又是怎样结交周敦颐这位比他年少二十八岁的“小友”呢？笔者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舅父郑向的引荐。郑向（976—1038）字公明，衡州凤凰山（今衡阳市凤凰山）人氏。郑向是周敦颐的舅父、北宋时期的著名儒臣，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郑向与范仲淹同朝为官，两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往来。《宋史》记载：景佑二年（1035）七月，范仲淹曾与郑向同时向朝廷举荐胡瑗、阮逸二位大儒。郑向特作《荐阮逸状》曰：“镇江军节度推官阮逸自撰《琴准》，用求律管相生之声，圆转应律，靡不符合。又制律管十三枚，著《乐论》十二篇，《律管说》一篇。”这说明早在景佑二年（1035）前，郑向就已与范仲淹熟识，并高度认同范仲淹的人品学问。否则，二人不可能会相约同时举荐胡瑗、阮逸。值得注意的是，胡瑗与阮逸亦是同道中人，他们后来不仅成为了庆历经学思潮中的著名学者、共同撰写了《皇佑新乐图记》，而且还是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坚定支持者。正因如此，《宋元学案》才将阮逸列为“安定讲友”，而胡瑗本人又是“高平讲友”。既然范仲淹、郑向、阮逸、胡瑗、孙复、周敦颐等人互为“讲友”，也就表明周子与当时学界诸儒还是存在一定的学术交谊。虽然我们已无法了解周敦颐与范仲淹、胡瑗、阮逸、郑向等人开展学术交流的详细情况，但是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经学”诸儒无疑对周子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李存山先生指出：“周敦颐与范仲淹确实有着思想上的联系，且其早年当亦收到范仲淹思想的影响。”

三、周尧卿与周敦颐之关系

那么，周敦颐与他的同乡前辈周尧卿，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光绪）湖南通志》，就曾记载曰：

（周尧卿）与周子同志相得甚，周子赴浔州，尝取道永明，访尧卿于叠楼村，信宿乃去，时称“潇川两先生”。

《（光绪）永明县志》也曾记载周敦颐拜谒周尧卿之事：

尧卿与濂溪周子同出自唐左散骑常侍周如锡，以言事谪道州司马，其兄如鍉时为道州刺史，去官同徙占宁远籍，后子孙散居道州及永明。尧卿如锡五世孙，周子则六世孙也。周子庆历时赴浔，取道永明，经尧卿叠楼村居，信宿乃去，世以尧卿及周子为“潇上两先生”。

清代的湖南地方志认为，周尧卿与周敦颐同为唐代道州司马周如锡的后代，周尧卿为周如锡的“五世孙”，而周敦颐为周如锡的“六世孙”，因此周尧卿当为周敦颐之“族叔”。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四年（1044年），周敦颐任江西分宁县主簿（《（光绪）永明县志》中以“浔阳”指代），赴任途中取道永明县，专程拜访周尧卿，二人秉烛夜谈、讲学论道。这一学术佳话被道州士人称道，后世将“二周”并称为“潇上两先生”或“潇上两先生”。

值得一提的是，周尧卿的长孙周绅，与周敦颐的长子周寿、次子周焘关系友善，他们经常与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研墨挥毫、吟诗作赋、讲学论道。黄庭坚曾在《与张中叔》中言：

属表弟周元章（周绅，字元章）入都，昨遂费一日，亦遣人至所馆问轩盖，承侵晚未归，遂不得参诣。

2019年，江西省修水县双井村出土了《宋故江夏黄先生墓志铭》。《宋故江夏黄先生墓志铭》恰好就是周绅撰文、周寿书丹、周焘题篆，而且作此墓志铭时，黄庭坚已经逝世两年。也就是说，周绅、周寿、周焘三人关系十分密切。将黄庭坚现存作品与《宋故江夏黄先生墓志铭》两相对照可知，周尧卿的长孙周绅乃是黄庭坚的表弟，周敦颐的儿子周寿、周焘则是黄氏的挚友。黄氏去世之后，周绅、周寿、周焘三人仍旧时常往来。

将《（光绪）湖南通志》《（光绪）永明县志》《道州周氏族谱》《道州上甘棠村百官图》等地方性史料与《宋故江夏黄先生墓志铭》相结合，我们确实有理由相信周尧卿就是周敦颐的“族叔”。卢庆辉与邓虹康著《黄庭坚与周敦颐二家族交谊考论——以新见北宋黄宽墓志为中心》、许永福著《新见<宋故江夏黄先生墓志铭>考论》等学术论文，与伍新福著《湖南文化史》、杨仁里著《零陵文化研究》等学术专著，皆认为“潇川两先生”有一定关系，至少二人为“族亲”“讲友”。这也就能看出学界对此问题的态度。我认为，周尧卿与周敦颐二人之间开展过一定的学术讨论。

但有部分学者质疑上述地方性史料皆是清代时期所撰，不具备权威性。

对于此问题，本文认为：周尧卿为“高平同调”，周敦颐为“高平讲友”，他们皆与范仲淹展开了一定程度的学术交流，是“高平学派”的同道中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潇川两先生”就不仅是对北宋道州两位乡贤的指称，而且是对范仲淹的两位道州籍学友之敬称。据《宋史》《二程遗书》所述，周尧卿与周敦颐同是范仲淹的好友，范氏曾分别与“潇川两先生”展开学术交往。另外，周尧卿曾任衡州司理参军，身为衡阳人的郑向也很有可能与之相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很难说周敦颐与周尧卿毫无关联了。

某些学人一味坚持“周尧卿与周敦颐毫无关系”的观点，就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难道范仲淹在与周尧卿交往期间会绝口不提其同乡周敦颐吗？第二，难道难道范仲淹在与周敦颐交往期间会绝口不提其同乡周尧卿吗？第三，有何证据能证明范仲淹、周尧卿、周敦颐三人绝对不可能同时有任何交集？第四，孙复与周敦颐同为“高平讲友”，而周尧卿又为“高平同调”，有何证据能证明孙复、周尧卿、周敦颐三人绝对不可能同时有任何交集？第五，范仲淹是周尧卿、周敦颐的共同好友；而黄庭坚则是周绅、周寿与周焘的共同好友，如果周尧卿与周敦颐毫无交集，难道上述史实皆是巧合吗？我认为，根据范仲淹与“潇川两先生”的交往来看，周尧卿与周敦颐至少应是学术上的“同调”。

虽然邓广铭先生没有注意到范仲淹与“潇川两先生”交谊之事；但须知邓先生提出此观点时，史料的获取并不像今日一样方便快捷。因此，这完全不会减损我们对于邓广铭先生的敬意，反而还进一步体现了老先生谨慎、认真的为学态度。

明、清时期，不少学者就已将周尧卿与周敦颐并举，还注意到了周尧卿与范仲淹的关系。譬如明代湘学大家周圣楷在《楚宝》中曰：

周尧卿与元公生同时，居同里，其经行又见重于范文正诸公，而后儒鲜称述之者，岂其学固不欲使人知欤？抑地僻远，著作未易流通欤？

在周圣楷看来，周尧卿与范仲淹、欧阳修、孙复等人共倡“推言治道”的经学思想，在学术上交往密切。周尧卿的经学思想自有其特色，是与范仲淹、孙复、胡瑗等人共为宋初倡导“天人之学”的大家。因此，周尧卿不是因为范仲淹、孙复、欧阳修、曾巩等大儒的赞扬才得其名，而是因为其经学本就具有较高的价值。周尧卿之名之所以在后世不彰，主要是因为其著作大多散佚。故周尧卿与周敦颐并称为“潇川两先生”，乃是当之无愧。

关于周尧卿之思想及贡献，向世陵先生等真正的学问大家已有阐释，本文不再赘述。目前学界众多学者与向先生看法一致，以《易学史》《宋代诗经学研究》《宋朝简史》《宋代史学的繁荣与传布》《论语研究史》为代表的学术专著，皆将周尧卿看作是“庆历经学”的代表性学者。我想再接着向世陵先生的话往下讲：私以为周尧卿开创了“《诗经》为体，《春秋》为用”的经学思想体系，不但极大地丰富了北宋湘学的思想图谱，而且还提升了经学的理论内涵。但周氏的这一理论进路，与“庆历经学”诸儒以《周易》为体的思想路数存在显著差异，显然是对路振等宋初湖湘大儒思想的延续。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周敦颐“《易传》为体，《春秋》为用”的经学理论，以及南宋湖湘学派创立者胡安国的“《周易》为体，《春秋》为用”的体用论，皆可以看做是对周尧卿经学思想的进一步超越。北宋经学从“《诗》与《春秋》”到“《易》与《春秋》”的跃进，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钻研。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系。本文系2023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30538）、2023年湘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XDCX2023Y001）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