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后学的离散与楚国儒学的演进

作者：胡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5期

摘要：孔子卒后，七十子及其后学的离散，对于推动儒学南传具有关键作用。七十子阶段，游居楚国的大儒虽仅有子张、澹台子羽数人，但其弟子众多，在私学领域的影响不容小觑；七十子后学阶段，楚国儒风渐盛，名儒辈出，影响力由私学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逐渐演变为“世之显学”。楚国儒学之所以能够兴盛，不仅得益于鲁、魏儒学文化圈的辐射影响及其“为王者师”传统的光大，更离不开吴起变法所引起的楚国士风、学风的转向。吴起入楚在楚国儒学发展史上起着关键性的转捩作用。

关键词：楚国儒学；七十子；七十子后学；吴起

在以孔、孟、荀为主线的先秦儒学史认识框架下，楚国儒学难以进入研究视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郭店简、上博简中儒家佚籍的大量面世，七十子及其后学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儒学在楚国的显学地位愈发受到关注。有关学者逐渐认识到，孔门后学的离散，对于推动儒学在楚国生存、传播与发展至关重要。不过论及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游楚细节，诸家分歧很大。[1]七十子及其后学究竟何人有游楚经历？楚国儒学又呈现出何种发展逻辑？楚国儒学兴盛的原因何在？本文拟在甄辨史事的基础上，进一步联系楚国士风、学风的变化，对上述问题给予切实回答。

一、七十子游楚与楚国儒学的初兴

儒学南传楚国，自孔子游楚始。囿于其游楚范围及楚国保守的贵族政治体制，影响力比较有限。孔子亦有少量楚籍弟子，如任不齐、公良儒、陈亢等，惜乎其生平事迹不彰，对儒学南传有何贡献已颇难稽考。真正对楚国儒学有积极影响者，当从孔子辞世后游居楚国的七十子之徒论起。关于七十子的离散，《史记·儒林列传》有简要记载，其中涉及游楚者，有“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2]二句。此外，早期文献中亦有曾子、子路等人“仕楚”的记载。前贤对上述史料的真伪颇存歧见，下文逐一进行考辨。

（一）“子张居陈”始末考

由于楚灭陈为县在孔子卒后翌年（前478年），故游居陈地的七十子理应纳入考察。关于子张的籍贯，史有二说：一说是陈人，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颛孙师，陈人，字子张。”[3]《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同。一说是鲁人，见于《吕氏春秋·尊师》:“子张，鲁之鄙家也。”[4]崔述曾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颛孙因陈国之乱奔鲁，指出子张应是陈公子颛孙的后裔，世居鲁国。[5]因此说既揭破子张先祖为陈人，又解明子张出身于“鲁之鄙家”的原因，颇为后人信从。[6]

尽管如此，部分学者仍持“陈人说”。李启谦反对“鲁人说”的依据是《新序·杂事》。李氏认为，《新序》既载子张“不远千里之外”[7]见鲁哀公，说明他并非鲁人，而是陈人。[8]卫云亮在此基础上，又引《大清一统志》为证，主张子张墓在今安徽省萧县南，此地与陈国接壤，故子张应为陈人无疑。[9]

以上证据均不足以推翻子张出自“鲁之鄙家”说。首先，以《大清一统志》立说，证据时代太晚，难免后人攀附之嫌，可信度自然要打折扣。其次，即使《新序》的记载可信，也只能证明子张“此时历仕他国，归于鲁耳”[10]，并不足以否定子张生于鲁国。

前人考证子张生平事迹，多将其出生地与活动地混为一谈。事实上，“鲁人说”和“陈人说”并不矛盾。从文献记载看，子张生于鲁国的可能性最大，不过《史记·儒林列传》载“子张居陈”，说明孔子卒后，子张离鲁居陈。《仲尼弟子列传》称子张“陈人”，可能是受子张祖籍在陈的影响，也可能因为子张有一段在陈地生活的经历。《新序》载子张“不远千里之外”来见鲁哀公，又以楚国“叶公好龙”的故事进谏，倘若此说可信，恰证明“子张居陈”而不在鲁国，且他对楚国政事相当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子张居陈之后，晚年可能又自陈返鲁，卒于鲁国。[11]《礼记·檀弓》载子张临终前，其子申祥随侍在侧；去世后，弟子公明仪为其主持丧礼，曾子前来吊丧。我们知道，曾子常年居鲁，《檀弓》载其闻子夏丧子失明，曾远赴西河吊唁。据此推测，曾子赴陈哭子张，抑或在鲁吊之，皆有可能。不过，《礼记·祭义》载子张弟子公明仪又曾师事曾子，《孟子·公孙丑下》载子张之子申祥曾为鲁穆公臣。相较而言，子张卒于鲁国的可能性更大。

综上，子张生于鲁国，先祖是陈公子颛孙。孔子卒后，子张移居楚国陈地，授徒讲学，晚年或返归鲁国。子张在陈、鲁两地皆有声迹，否认“子张居陈”之说不足为据。

（二）“澹台子羽居楚”辨疑

澹台灭明，字子羽，鲁国武城人。据《论语·雍也》，他因受武城宰子游举荐，师事孔子。子游任武城宰，在孔子返鲁以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澹台灭明“少孔子三十九岁”。[12]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载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澹台灭明“少孔子四十九岁”。[13]有学者通过排比子游、澹台灭明的生平事迹，认为《孔子家语》的记载更为可靠。[14]其说可从。据此推算，子游任武城宰应在孔子68岁至73岁之间，此时澹台灭明最小仅19岁，最大不过24岁。这意味着，孔子生前，澹台灭明尚不具备设帐授徒的能力。《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听闻澹台灭明“南游至江”[15]后名声大振，后悔自己当初以貌取人，这则记载并不可靠。

笔者认为，《史记·儒林列传》“澹台子羽居楚”与《仲尼弟子列传》“南游至江”所述应为一事，时间在孔子卒后。高华平曾引《史记索隐》“今吴国东南有澹台湖，即其遗迹所在”之说，认为澹台子羽“只能居吴或越，而绝不可能‘居楚’”，进而否定“澹台子羽居楚”的可靠性。[16]这是以晚出材料否定早出记载，逻辑上站不住脚。

事实上，《仲尼弟子列传》所载澹台灭明“南游至江”，并不构成对《儒林列传》“澹台子羽居楚”的否定，况且今南昌一带仍有其遗迹，诚如学者所言：“江西南昌有澹台灭明之墓。此或属衣冠冢一类，但亦可为灭明南游至江、居于楚（江西故楚地）的一个佐证。”[17]总之，在没有明确反证的情况下，“澹台子羽居楚”的记载不宜轻易否定。

（三）曾子、子路“仕楚说”质疑

曾子“仕楚”，见于《韩诗外传》，该书载曾子“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18]，又载曾子云“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19]。崔述认为“其事则必无之事也”[20]。卫云亮采信此说，又引上博简八《命》篇“叶公子高之子见于令尹子春”为证，主张“令尹子春”即曾子弟子乐正子春，曾子及其弟子均有出任楚国令尹的经历。[21]

其实，曾子、乐正子春“仕楚说”难以成立。首先，《孟子·公孙丑下》载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22]《盐铁论·地广》亦载：“曾参、闵子不以其仁易晋、楚之富。”[23]可见曾子主张德高于势、以道自任，面对晋、楚两国的财富、爵位，丝毫不为所动。反观曾子“南游于楚，得尊官焉”的记载，此说不仅文献晚出，且与曾子坚守的“道尊于势”的理念正相违背。

其次，上博八《命》《王居》篇所见“令尹子春”，整理者最初提供了两种可能，一为曾子弟子鲁人乐正子春，一为楚昭王之孙“郚公子春”。[24]李守奎注意到“令尹子春”在《命》篇中自称“昜为”，而清华简《系年》“莫嚣昜为”的活动时间与“令尹子春”正相吻合，故推测“令尹子春”“莫敖昜为”“郚公子春”同为一人。[25]苏建洲赞同“莫敖昜为”“令尹子春”应为一人，但认为与“郚公子春”可能无关。[26]从现有材料看，“令尹子春”是“莫敖昜为”可以定谳，他究竟出自楚国昭氏家族，还是屈氏家族，仍有待深究，但基本可以排除鲁人乐正子春的可能。综上，曾子、乐正子春“仕楚说”并不可信。

子路“仕楚”，见于《说苑·建本》及《孔子家语·致思》。《说苑·建本》载子路“亲没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食藜藿为亲负米之时，不可复得也”[27]。崔述质疑其说，卫云亮信以为真。[28]此事颇可疑。

首先，《说苑》所载子路“南游于楚”的遭际，与《韩诗外传》记曾子“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29]的叙事如出一辙，两则传闻如此相似，有明显套作的痕迹。其次，子路随孔子游楚之际，楚昭王意欲聘用孔子，但令尹子西担心孔子及其贤弟子对楚国不利，阻止了楚昭王。昭王死后，子西连任令尹，其在用人态度方面恐怕不会有太大改观。子路卒于鲁哀公十五年卫国政变，令尹子西死于鲁哀公十六年白公之乱。在此情势下，子路晚年再度入楚且得居高位的可能性极小。

综上所论，曾子、乐正子春、子路“仕楚说”均不可信。孔子身后，推动儒学在楚国扎根的主要力量是子张、澹台子羽等人。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子·显学》载孔子之后“儒分为八”[30]，其中“子张之儒”居八派之首，说明子张弟子众多，所立学派在当时影响甚大。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31]，其门人弟子的数量也蔚为壮观。众所周知，儒家不仅传承学派思想，还承担民间的私学教育，“散布于民间的大小不等的众多儒家私学团体，实际上就扮演了一个公共学校的角色，是春秋时代乡校的延续”[32]，这是儒家之所以号称“显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当我们审视楚国儒学的发展时，不仅要关注子张、澹台子羽等伟大个体，还要看到他们背后群体性的儒家私学团体的存在。可以说，正是有赖于子张、澹台子羽等继承孔子广收门徒、传道授业的传统，形成众多的私学团体，楚国儒学才能积细流而成江海，以致发展为一股强劲的学术思潮。

二、为王者师：鲁、魏儒学文化圈之于楚国的影响

儒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政治实践性。如果说七十子阶段，儒学在楚国的影响主要在私学领域，尽管“从属弥众，弟子弥丰”[33]，但是尚未受到统治者重用的话，那么到了七十子后学阶段，楚国儒学则显现出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而这首先得益于鲁、魏两大儒学文化圈的辐射影响及其“为王者师”传统的光大。

孔子卒后，七十子群体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儒学团体，一是以曾子为首的洙泗学派，二是以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派。以此为基础，战国初年分别形成了以鲁、魏为中心的两大儒学文化圈。

孔子生前从未涉足三晋之地，直至七十子散游诸侯，子夏定居西河，设帐授徒，“教弟子三百人”[34]；又被魏文侯尊奉为师，“文侯受子夏经艺”[25]，儒学才在三晋大地扎根落户。子夏是首位享有“王者师”称誉的孔门弟子。魏文侯的“好古”“崇儒”及其对子夏、段干木、田子方、李克等儒者的礼敬，把儒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任用贤臣变法，推行外儒内法、儒法并济的改革政策，使魏国一跃成为战国初年诸强之首，也使儒家在政治舞台上取得了一席之位。尤为重要的是，魏文侯变法，首开战国养士之风。[36]此举不仅为魏国儒者打开了仕进之门，更为广大诸侯作出了积极示范。总之，以子夏在西河设教为起点，以魏文侯变法改革为契机，三晋之地率先掀起一股尊儒学儒的风尚。

至于儒学大本营鲁国，向来拥有深厚的礼乐传统。尽管孔子身后，因三桓霸鲁，儒家难有在政治舞台大显身手的机会，不过以曾子为首的部分弟子仍自觉承担起传续孔子之道的使命，继续在洙泗之间授徒讲学，使得邹鲁儒学绵延不绝。《孟子·离娄下》载：“曾子居武城……从先生者七十人。”[37]其中，著名弟子有乐正子春、公明仪、公明高、公明宣、子襄、阳肤、单居离、沈犹行、曾元、曾申、子思等人，他们可谓承传邹鲁儒学的主力军。

待到三桓垮台后，鲁穆公为复兴公室，全面启用儒家学说进行改革。《孟子·告子下》云：“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38]又《万章下》云：“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39]《公孙丑下》云：“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40]此外，《礼记·檀弓》中亦有鲁穆公向子思、曾申问礼的记载。可见，子思、公仪休、泄柳、申祥、曾申等儒者开始受到重用。

需要说明的是，《孔丛子·抗志》载鲁穆公欲拜子思为相，子思辞而不受。《孟子·万章下》载鲁穆公欲以子思为友，子思不悦，坚持以师道自守。而《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为鲁缪公师”[41]的记载。可见，在鲁穆公改革中，子思并未直接参政，而是扮演“宾师”或“顾问”的角色。子思拒绝为鲁穆公臣、鲁穆公友，坚持以“王者师”自居，且敢于在鲁穆公面前忠言直谏，充分证明他作为孔子嫡孙、儒家正统传人，在鲁国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值得注意的是，据《韩非子·说林上》，鲁穆公即位后，视齐国为大敌，为了对抗齐国，他曾远派群公子“或宦于晋，或宦于荆”[42]，以寻求强国庇护。近年来出土文献资料显示，“子思之儒”的著述在楚国流传甚广。这一方面有赖于“子思之儒”自身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恐与鲁穆公遣质子入楚、主动结交楚国这一有利的外部环境不无关系。

回顾鲁、魏儒学发展史，可以发现，子夏、子思首开儒家“为王者师”的传统，分别在魏文侯改革、鲁穆公变法中扮演“帝王师”的角色，极大地促成了战国初年鲁、魏儒学文化圈的形成。应该说，子夏、子思在政治上的成功实现了儒家“得君行道”的外王理想，也开启了儒学与政治紧密绾合的时代潮流。而随着各国变法浪潮的兴盛，尚贤观念的深入人心，儒家“为王者师”的理念影响愈来愈大，逐渐蔓延到其他诸侯国。

值此之际，受业于儒门的吴起，先被鲁穆公任命为将，后为魏文侯、魏武侯重用，又在楚国内外交困之时投奔楚国，受楚悼王重用，进而主持变法。总之，吴起历仕鲁、魏、楚三国，出入于鲁、魏两大儒学文化圈，深受“为王者师”观念的熏陶，又效法魏文侯改革在楚国推行变法。吴起入楚，可谓推动楚国儒风盛行的关键力量。

三、吴起入楚与楚国儒学的兴盛

吴起师承何人，历来歧解甚多。《吕氏春秋·当染》:“吴起学于曾子。”[43]《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本此说，称吴起“尝学于曾子”[44]。又《儒林列传》云：“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45]或以为吴起师从曾参、子夏二人。[46]其说实误。

刘向《别录》载：“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47]清人黄式三较早援引此证，指出吴起“学于曾子”的曾子，应为曾参次子曾申。他又引《礼记·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问于曾子”为据，证明“曾子”亦可指称曾申。[48]其后，学者们通过推算曾参、吴起生卒年，发现吴起生年与曾参卒年接近，进一步排除了吴起师事曾参的可能性。[49]故吴起所师者，应为曾申而非曾参。

至于吴起师从子夏，郭沫若力主此说。[50]信之者甚众。事实上，《史记·儒林列传》“子夏之伦”，实为“子夏之辈”，亦即“子夏等人”之意。[51]《吕氏春秋·当染》载：“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52]说明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师承有别。而《儒林列传》说他们“皆受业于子夏之伦”，实际上是对《吕氏春秋·当染》这句话的省略式表达。总之，吴起曾投于曾申门下，学习儒学，后因母死不奔丧，被曾申逐出师门，吴起未曾从曾参、子夏问学。

上文提到，吴起入楚对于楚国儒风盛行具有助推之功。一方面，吴起出身儒门，深受儒学滋养。尽管吴起急功近利的性格及其政治实干家的身份，决定了他在政治实践中往往采取儒法并用、王霸混杂的治理方式。不过，吴起劝魏文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53]，又向魏武侯阐述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54]的道理，还给魏武侯讲述“《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55]的涵义，皆证明儒学在他身上留有很深的烙印。吴起入楚后，身居令尹高位，他的成功昭示了“学而优则仕”的可能性，有助于推动社会崇儒的风气，提高楚国士子学儒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吴起变法采取“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56]“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57]等措施，目的在于破除楚国“任人唯亲”的世官制，建立“举贤尚功”的用人机制。而这一举措，有利于为楚国士人打开原本闭塞的仕进通道，扭转“楚地多隐君子”[58]的社会风习，促使楚国社会形成一股热衷学习、积极入仕的风气。

刘向《别录》载：“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59]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60]可见，吴起曾身体力行传授儒学，把《春秋》之学带到了楚国；而楚人铎椒通过学习儒学，获得了入仕的机会，出任楚威王太傅，且编成《铎氏微》四十章，以供楚王阅览。除此之外，《孟子·滕文公上》还载有楚国大儒陈良及其弟子的事迹：

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61]

经考证，孟子、陈相相遇约在公元前322年至前320年之间。[62]此时，陈相、陈辛师从陈良学儒已“数十年”，陈良业已去世。据此推算，陈良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吴起变法（前381）之后。陈良入北前，就已经喜欢上“周公、仲尼之道”，这说明其时儒家思想早已在楚国流传。孟子在文化上向来歧视楚人，但是面对北上学儒的陈良不吝溢美之词，称赞他为“豪杰之士”，认为“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甚至痛斥陈相、陈辛兄弟“师死而遂倍之”的行径。不少学者推测，陈良“北学于中国”时，可能与孟子一样，也“受业子思之门人”，有机会接触到“子思之儒”的著述。[63]从时间上看，此说极有可能。总之，陈良身为楚人，积极北上学儒，甚至比北方学者造诣更深；又在学成之后，在楚国授徒讲学，陈相、陈辛师从陈良“数十年”之久。吴起变法之后楚国儒学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马干臂子弓、世硕亦是七十子后学阶段著名的楚国儒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马干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64]《汉书·儒林传》载：“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马干臂子弓。”[65]尽管马干臂子弓究竟是孔门第二代弟子还是第三代弟子，史籍记载不一，但其为孔门《易》学的重要传人，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至于世硕，见于《汉书·艺文志》“《世子》二十一篇”条自注：“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66]此时楚已灭陈，故班固所谓“陈人”，实指楚国陈县人。据《论衡·本性》，他曾作《养书》一篇，主张“人性有善有恶”论。《礼记·檀弓》:“子柳之母死，子硕请具。”郑玄注：“子柳，鲁叔仲皮之子，子硕兄。”[67]然据章太炎考证，“子柳”“子硕”实为“世柳”“世硕”，二人为兄弟，皆姓世，为陈人。鲁穆公时贤臣子柳，即世（泄）柳。[68]章太炎注意到“陈有泄冶”，他据此推测泄柳为陈人，世柳、世硕互为兄弟，有其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马王堆帛书《五行》在说解部分两次引用“世子曰”，这里的“世子”即世硕。考虑到《五行》经部为子思所作，子思、世柳同为鲁穆公之臣。如此看来，世硕为世柳之弟的可能性极大。《汉书·艺文志》称世硕为“七十子之弟子”，加之他对子思《五行》有说解，可知世硕大致与子思同时或稍晚，二人在学术思想上应有密切关联。

综上所论，七十子后学阶段，楚国著名儒者有马干臂子弓、吴起、吴期、铎椒、世硕、陈良等人，他们或是商瞿的弟子，或是曾申的传人，或是子思的同门或弟子，均与邹鲁儒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此时，楚国儒学的影响力已扩及政治领域，名儒辈出，门徒日增，声迹寖远，逐渐演为“世之显学”。楚国儒学之所以日渐兴盛，不仅得益于区域间儒学交流、互动的加深，更离不开吴起变法所引起的楚国士风、学风的转向。

结语

人物、文献、制度是观察地域儒学生成、传播、发展的基本视角，也构成地域儒学研究的三个维度。[69]近年来，随着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中儒家佚籍的大量刊布，楚国儒学之兴盛已成为不证自明的共识。然而，对于楚国儒学的传播主体及其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我们知之甚少。本文即以孔门后学的离散为视角，力求考定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游楚情况，勾勒楚国儒学的发展逻辑，进而解释楚国儒学兴盛的制度原因，弥补这一缺憾。

文章认为，孔孟之间百余年间，楚国儒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七十子阶段，楚国儒学的主力军是子张、澹台子羽及其弟子，其影响集中在私学领域；七十子后学阶段，楚国儒学的代表人物有马干臂子弓、吴起、吴期、铎椒、世硕、陈良等人，其影响由私学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其中，吴起学儒出身，历仕鲁、魏、楚三国，出入于鲁、魏两大儒学文化圈，他的入楚变法，对于推动楚国士风、学风的转变，促进楚国儒学的勃兴，具有关键性的转捩作用。

[1]卫云亮主张，子张、曾子、子路、子贡、漆雕开、公孙龙、澹台灭明等在孔子卒后皆有游楚经历；高华平则认为，“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之说不可信，“孔子之后在楚国传播儒家学术的，主要是七十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马干臂子弓、吴起、陈良及荀子等人”。卫云亮：《楚国儒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9—86页；高华平：《先秦诸子与楚国诸子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页。
 
[2]司马迁：《史记》卷121，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86页。
 
[3]司马迁：《史记》卷67，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78页。
 
[4]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3页。
 
[5]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3,《崔东壁遗书》第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414-415页。
 
[6]持此说者甚众。详参周海生，刘璐：《子张里籍与生平考析》,《管子学刊》,2019年第4期。
 
[7]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新序校释》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765页。
 
[8]李启谦：《子张研究》,《中州学刊》,1986年第6期。
 
[9]卫云亮：《楚国儒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50页。
 
[10]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新序校释》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765页。
 
[11]宋立林较早提出此说。宋立林：《子张之儒新考》，贾磊磊，杨朝明主编：《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265—266页。
 
[12]司马迁：《史记》卷67，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75、2680页。
 
[13]高尚举，张滨郑，张燕：《孔子家语校注》卷9，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495、499页。
 
[14]杨朝明，卢梅：《孔子弟子年龄问题汇考：以〈史记〉〈孔子家语〉为考察中心》，杨朝明主编：《孔子学刊》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4—167页。
 
[15]司马迁：《史记》卷67，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80页。
 
[16]高华平：《先秦诸子与楚国诸子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页。
 
[17]蔡仁厚：《孔门弟子志行考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6页。
 
[18]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页。
 
[19]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页。
 
[20]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1,《崔东壁遗书》第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319页。
 
[21]卫云亮：《楚国儒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0—63页。
 
[22]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9页。
 
[23]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09页。
 
[24]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0—211页。
 
[25]李守奎：《清华简〈系年〉“莫嚣昜为”考论》,《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
 
[26]苏建洲：《也论清华简〈系年〉“莫嚣昜为”》,《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
 
[27]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页。
 
[28]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2,《崔东壁遗书》第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349页；卫云亮：《楚国儒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9—70页。
 
[29]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页。
 
[30]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19，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7页。
 
[31]司马迁：《史记》卷67，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80页。
 
[32]张循：《宦学事师：战国时代儒家私学团体的社会角色》,《孔子研究》,2009年第3期。
 
[33]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3页。
 
[34]今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无“弟子三百人”，唐李贤注《后汉书·徐防传》引《史记》作“孔子没，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清人陈玉澍以为：“今本《史记》无‘弟子三百人’一语，系脱漏；章怀所见自是古本。”陈玉澍：《卜子年谱》卷下，《儒藏·史部·儒林年谱》第1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27页。
 
[35]司马迁：《史记》卷44，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23页。
 
[36]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49页。
 
[37]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01—603页。
 
[38]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30页。
 
[39]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13页。
 
[40]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05页。
 
[4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4页。
 
[42]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7，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77页。
 
[43]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3页。
 
[44]司马迁：《史记》卷65，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35页。
 
[45]司马迁：《史记》卷121，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86页。
 
[46]高华平：《先秦诸子与楚国诸子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4—45页。
 
[4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95页。
 
[48]黄式三：《周季编略》,《黄式三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6页。
 
[49]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06—508页；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80页；孙开泰：《吴起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103—107页。
 
[50]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09页。
 
[51]杨朝明：《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考论》,《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
 
[52]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3页。
 
[53]陈曦：《吴子集释》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4页。
 
[54]司马迁：《史记》卷65，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37页。
 
[55]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7页。
 
[56]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6-97页。
 
[57]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7页。
 
[58]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二招校注》,《姜亮夫全集》(6)，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06页。
 
[5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95页。
 
[60]司马迁：《史记》卷14，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48页。
 
[61]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93页。
 
[62]梁涛，刘宝才：《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先秦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3页。
注释
[63]徐文武：《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高华平：《先秦诸子与楚国诸子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7页。
 
[64]司马迁：《史记》卷67，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86页。
 
[65]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88，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7页。
 
[66]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4页。
 
[6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8，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91页。
 
[68]章太炎：《膏兰室札记》卷2,《章太炎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1页。
 
[69]马琛：《人物·文献·制度：地域儒学研究路径及其传承机制》,《地域文化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