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圣何曾入西域，儒学流布满天山

作者：李思敏 曾令杰（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中国民族报社主办）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六月十二日壬午

          耶稣2024年7月17日

12岁的西州少年卜天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在唐景龙四年（710年）写的家庭作业，会在一千多年以后被无数的老师、家长、小朋友参观。如果他知道的话，他肯定不会开小差在作业旁写诗，如果一定要写诗，肯定也不会再出现错别字，也不敢催老师赶快下课了。

▲“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卜天寿写的打油诗。

1967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了数幅纸质长卷，主要抄写的是《论语·郑氏注》。卷末题记显示抄写者是一个叫卜天寿的学童。有意思的是，卜天寿在抄写《论语·郑氏注》时，还在卷末附上了一首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寥寥几句诗文，这个下笔有错字、盼着先生早下课的顽皮小学童形象跃然纸上。

隋唐时期的西域，这种儒家经典进课堂的现象并不鲜见。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在高昌地区置西州，设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原管理制度，教育制度自然也与中原“并轨”，当时唐朝在高昌地区开办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州学、县学、乡学。从这一地区发现的唐经学注解《正义》和《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等文书，说明当时的西域学子已可以参加朝廷科举取士。

其实，儒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并不是从隋唐时期才开始的。早在汉朝，就已经有儒家经典传入西域。1934年，罗布泊（位于今若羌县北部）西汉烽燧遗址出土了《论语·公冶长篇》一简，在海头遗址发现了东汉末年《战国策》残卷。《汉书》载龟兹王绛宾学习中原礼仪制度，“如汉家仪”。从中都可以看出，汉朝时期中原儒家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之大。

▲新疆库车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日益频繁。吐鲁番出土了大量高昌王国时期的经史典籍写本残卷，如《毛诗》《论语》《孝经》《千字文》等，反映了新疆地区各民族积极学习儒家文化的实况。麴氏高昌国还开设了太学，太学中有博士、祭酒等官员，王室殿堂上陈有“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在这一时期，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更为令人惊叹是，阿斯塔那墓地还出现了以儒家经典《孝经》作为陪葬品的现象，而这种做法显然是传自中原。

隋唐时期，西域地区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时代，彰显了盛唐气象的包容性。唐太宗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随着西域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入，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除了上文提及的，唐朝在西域重要城市建立了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官学，提供系统的儒家文化教育，推动了儒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促进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而且，唐朝在西域鼓励和支持民间兴办教学机构——义塾——其以教授儒家文化为主，同时也传承西域地区的传统文化和技艺。义塾的兴起为西域地区的民众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文化教育体系，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儒学思想，增强了他们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卜天寿在抄录《论语》各篇时，均有“孔氏本，郑氏注”之题。至隋代，何晏《论语集解》与郑玄注《论语》并行，且以后者为要。唐代，以玄宗开元、天宝为界，唐前期郑玄注《论语》风靡，后期《论语集解》盛行。足见开元、天宝之前，远在西州的学生亦以郑玄注《论语》为主要教材。阿斯塔那墓地还有多座墓葬出土了唐朝时期的《论语》抄本，这些都不容置疑地成为了当时西域地区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有力证据。

▲宋金时期地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五代宋辽金时期，是整个西域社会文化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虽然中原与周边地区政权更迭，时局动荡，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仍从未停滞。在西域地区，儒学始终发挥着持续性的重大影响。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契丹民族尊崇儒学，其政权创立者耶律大石还曾参加科考，甚至考中了进士。在西域立国后，西辽典章制度效仿中原，汉文成为了官方文字。喀喇汗王朝时期，极具影响力的《福乐智慧》，就曾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序言”中明白地写道：“它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福乐智慧》中大量“仁爱”“信义”等思想与儒家文化同宗同源，深刻揭示出西域同中原文化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西厢记》抄件，且末县塔特让乡苏伯斯坎遗址出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元明时期，国家再次大一统，疆域空前辽阔，多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中原文化持续漫漶到西域地区。1986年，新疆且末县苏伯斯坎遗址出土了《西厢记》元代抄本残页，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种由元代人手抄的《西厢记》实物，其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随着元明以来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化，儒学对西域影响的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大量西域百姓东迁并定居在中原，他们尊崇儒学，学习汉文化，涌现了一批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艺术家，其中就有翻译汉文典籍的安藏等人，将儒家思想进一步传播至西域；还有撰写《农桑衣食撮要》的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为中国农学研究增添了北方民族的生产经验；更有精通儒家思想的廉希宪，廉希宪嗜读经史，手不释卷，一日，他正在读《孟子》，听到忽必烈召见，遂怀抱着书觐见。忽必烈问：“你读的什么书呢？”廉希宪答：“《孟子》”。忽必烈又问：“《孟子》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廉希宪答：“陈说王道，辨别义利，对一头牛都有恻隐之心，将恩德推向四海。”忽必烈听了很高兴，对其大加赞赏：“你真称得上‘廉孟子’了！”，于是“廉孟子”之名便传开了。

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奠定，清政府通过移民实边，使天山南北成为各民族共有的家园，大量移民给新疆文化带了更加丰富的新内容，中原文化在新疆发展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传统歌舞、杂技、戏曲、节日、祭祀、庙会、社火等各种文化生活在南北疆大量出现，促进了中原与新疆的文化互动。新疆建省后，左宗棠与刘锦棠为避免因语言不通导致的“官民隔绝”问题，耗费巨资在新疆推广儒学文化，以《小学》《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学典籍教育维吾尔族学生，加强南疆的官办义学教育，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四书五经”读本，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儒学文化提供各种优待措施，这促使当地百姓汉语水平大幅度提升，整个新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儒学文化的高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内的抗日募捐塑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近代以来，在外国侵略和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在儒家思想的持续影响之下，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反抗侵略，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重的民本思想，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促使新疆走向团结稳定、繁荣发展、凝聚力更强的光辉之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加强西域地区各民族的思想共识、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起着基础性作用。儒学在西域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为西域各民族注入了新活力，滋养了新精神，培育了新意识。儒学所倡导的仁爱、和谐等价值观念，有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互信。随着各民族对儒家思想的习得和内化，西域地区各民族得以在思想理念上逐渐融汇，扩大了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影响，深植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

回望上下五千年，无论是汉、唐、元、明、清的大一统时期，还是魏晋南北朝、五代辽宋金的分化整合时期，西域地区的儒学不仅没有中断，甚至还持续扩大传播。孔孟先圣虽未曾踏入西域的辽阔土地，但其儒学文化体系却流布西域各地。如此想来，千年前的幼学少年卜天寿可能从未踏足过孔孟之乡，但他可以阅读，可以体会，可以领悟，可以践行孔子“春服既成”“咏而归”的理想与境界。

圣人的道理仿佛是从未停歇的笔，在汉字的横与竖，在孔子及其弟子，在尺牍和文书之间，我们看到了卜天寿，也遇见了自己。山川异域，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接受着同样的哲人智慧，感悟着同样先贤生命的延续，抬头凝望，我们的目光，共同投向的依然是同一片星空。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