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儒家律师”

作者：张强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

最近一段时间，深圳叶士心发起了一个“儒家律师”公益项目，号召有儒家情怀的律师积极参与普法、支教和儒家文化推广的事业。我们同为“儒士社”的成员，对于“儒家律师”的概念，希望我这个师兄给一些分析。

恰逢最近在流行蒋勿恤先生早年三篇讨论儒商的文章《儒商三论》，文章中关于何为儒商、儒商应有什么样的人格和能力，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应该说，无论是否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儒商”，只要是中国的企业家，读之都能从中获益良多。

其实，讨论“儒家律师”的概念和讨论“儒商”的概念不无相通之处：都是以儒家士君子为人格底色，只是一个从事律师，一个从事商业。

当然，律师和企业家亦有不同，作为一个归宗儒门多年的儒生、同时也是执业多年的律师，在此谈谈我的浅见。

一、儒家司法理念

讨论何为“儒家律师”，得先说说何为儒家的司法体系，或者说，理想中的儒家的司法是什么样的。因为律师是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司法体系是什么样子，也塑造了律师是什么样子。

今日中国的司法制度在建立之初受苏联、德国、日本影响较多，时至今日，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适应着自身的国情。然而历史上的中国自有一套优秀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传统，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华法系。其有别于今日且殊为显著者，有如下特点：

其一，重视人的作用；

其二，士君子为天下负责。

关于第一条，具体来说，在儒家经典里面有这样的说法：《中庸》载“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些讨论都是在说，人是制度、政策、礼乐的关键，有德行的人能将好的制度落实，没有适格的人，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

在儒家经典中，有很多圣贤和士君子的事迹、言语，比如《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事迹、《诗经》和《尚书》中关于文王、武王的事迹，以及《春秋》和历代史书中关于有德君臣的事迹，让我们看到人在具体事务中的哪些做法体现了他的何种德行。这些记录给人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儒家重视人的道德。

人们有时候会认为，古代中国受儒家影响，过于重视个人的道德，忽视了制度的作用。我想，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本意。人的道德与制度的约束都不可或缺，才是施政的可行之道。

子曰，“赐也，尔爱其羊，吾爱其礼”，我们都知道，孔子十分尊重礼法制度，其一生所作所为，也在努力维护、保留当时日渐式微的周礼。周礼即是当时的法律制度，与今天的法律不同，礼制包含了婚丧嫁娶、举手投足，也包括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机关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礼法与今天的法律的共同点在于，都是通过制度性的设计将政策和施政理念落实并延续、使其成为人们一定时间内一个稳定的行为规范。

孔子在鲁国施政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主张，就是建议三桓堕三都，《春秋公羊传》载，定公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可见孔子非常善于利用制度推进自己的施政主张。

在《孔子家语》等经典里面，还有一个著名的 “曾子耘瓜”的故事，说曾参年幼时在瓜田耕耘，不小心破坏了瓜秧，被父亲曾点体罚，曾参不逃不躲，主动受罚，以为是在行孝，结果一度被打晕。孔子知道这件事以后，批评曾参，说你这不是行孝，而是陷父于不义，提到舜对于瞽叟“小杖则受，大杖则逃”。孔子最后说，“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也就是说，如果曾点真的失手打死了儿子曾参，当然也属于犯罪。）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于国家法律是足够尊重的，也不认为家庭伦理可以当然地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

说这么多是想阐明，儒家经典每多记载士人君子德行，但并非认为，有了人的道德，就可以忽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我们都知道，法家人物韩非、李斯等人，都是荀子的学生，试想儒家宗师如果不了解法制、不推重法制，也无法培养出这些法家人物。今天儒家的法律人要坚守儒家的立场，建设儒家的法制社会，或许会把道德和制度并用，建立真正“有耻且格”的法律体系。

第二，士君子为天下负责。

儒家士君子一直有天下情怀，即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者也。实际上，孔子一生大部分时候是庶人的身份，却一直致力于政治的改善、道统的传承。顾炎武总结为“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确实是非常准确的表述。

儒家士君子可能是庶人、也可能是执政者，既然匹夫有责，负有执政义务的人，更是责无旁贷。《尚书》载，“天下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以一身当天下之重任，这样的精神，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树立了伟大的榜样。

《尚书》载，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在古代，有儒家士君子群体、有皇帝和上自朝廷下至乡里的一整套执政体系为人民负责，今天，是党为人民负责。

这种精英负责的精神与民主制度并不矛盾，执政者要真诚地履行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以人民的名义将权力私用，要奉天心、秉公义。如果没有君师，人类社会难免欲望和分裂之苦。西方国家也有政党，有一群组织起来的有识之士提出一定的社会主张、为国家负责，所以说精英未必有害于民主，当无异议。

今天的司法界亟需这种责任意识，因为司法领域面临着很多民生疾苦。如果根据法律，我们把犯罪的人一判了之，是很容易的，但是社会有没有责任？法律人有没有责任？这样的反思在司法界还不够。

法律人可能无法为一切罪行负责，毕竟，法律只是权力体系的一部分，政治、媒体、商业都有当然的责任，但是法律人仍然应该具有悲天悯人之心。我见过一些法律人，尤其是检察官、法官，有很强的专业素质，但是对于犯罪分子多仇视，少悲悯。我不知道是不是打击犯罪和阶级斗争的法律思想的影响，我认为在今天中国的司法的细节里，还可以注意：要向当事人讲明法律的本意，惩治犯罪，不是用自由换一个负责而已，要预防犯罪和导人向善。古人云，慢令至期谓之贼，不戒视成谓之暴；《孟子》曰，及陷乎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网民也。且戒且令，仍然犯法，然后绳之以法。这种意识逐渐增强，也会有助于立法工作和更高层的制度设计，倾向于防治犯罪于未然。

在民事司法领域也是如此。只是给到当事人一个判决是不够的，还应该讲明判决的理由、应该努力尝试调解双方的矛盾，更进一步，应该努力宣讲法律和公平诚信，让法律纠纷少出现一点。

这方面，律师天然是司法界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与当事人有更亲近的关系，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不仅要“依法办事”，还应该多一点宣讲，让当事人理解法律、接受法律。

二、儒家律师应该是什么样的律师

定义一个“好律师”，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律师要兼顾很多任务，在多维度的评判标准下，很难用简单的一两个指标去衡量一个律师的表现。

作为法律服务的提供商，从商业的角度来讲，通常我们认为，名气大的、收入高的、为顶尖企业服务的律师，就是好律师、大律师。这是一个维度。但律师不仅是法律服务的提供商、还是国家司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律师要在每一个案件中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要帮助整个司法体系维护公平和正义，还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还要承担法律人的社会责任，让法律尽可能帮助每一个身处法律纠纷的当事人，而不是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办事，一个律师的责任感还体现在，一旦接受了委托，要尽可能负责到底，等等。

从事法律服务多年，儒家经典给我启发良多，历代儒家士君子都是我的榜样。如果要梳理一下儒家思想能给今天法律人带来哪些精神资源，举其要者，大概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 是务本的精神。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律师的本，是对法律的掌握。

法律的权威性，不仅在于有国家强制力做后盾，法律判决要让人信服，还要遵守很多技术细节。在今天，法律成为了一门日益专业化的技术，但究其本质来说，因为司法制度的核心在于，让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公正的第三方去评判当事人两方的是非，法律人要负起为整个社会审查的责任，就要重证据、轻口供，重程序，而不能光看实体，重公平，而要把个人好恶放在其次。

这些，都要求律师具备良好的业务素养，熟悉法律规定和司法政策，熟悉司法程序，甚至在自己专长的领域，要能够跟踪最新的法律思想和司法政策，还要了解行业的最新动态等等。

很多年轻人费很大的力气去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通过了考试，才只是刚刚开始，这条路之所以这么难，主要是法律职业工作本身专业化的需要。

第二， 正直。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句话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要想让大家信服法律判决、认同判决的公正性，这很简单，只要这个判决是公正的。

看似简单的道理，却不一定在每个案子中都能落实。我们以前认为，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开展阶级专政的手段。如果视法律为工具和手段，则公正与否就在其次，政策和执政者的需要跃居其上。这也是司法独立问题的必要性所在。今天，我们对于公正的追求，还没有放在和政治一样的高度。

儒家律师要将正直牢记心上，只有公正看待案件，我们才能给当事人做出中肯的分析；面对国家司法权力，公正也是我们据以开展辩论的基础。

第三， 勤勉。案件不论大小，都是当事人的大事，即使小案，也可能涉及复杂的事实。司法工作在本质上，是要让未曾亲历事实的作为第三者的司法人员，通过证据尽可能的发现事实、还原事实，进而对是非曲直作出判断。这就要求法律人充分研究证据，听取两方的陈述，才能办好一个案件。

余读曾国藩传，晚年曾国藩功成名就，出任直隶总督，发现积案极多，所以上任之后，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处理积案。即使老练如曾文正，也感叹审理司法案件的辛苦。

曾文正审理天津教案，当时民众传说教堂收养孤儿挖眼剖心，曾国藩经过大量审理，查无实据，公正地宣告了这一结果，为旧中国的司法争了脸面。但曾国藩却被时人不解，甚至以为他谄媚洋人，可见司法工作之难，司法工作费力不讨好，想要让当事人两造、社会方方面面都满意，谈何容易！然而法律人职责在此，又不得不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岂非仁矣哉。

第四， 从曾文正处理天津教案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律人要有秉公守义的勇气，法官要公正判案，有时候可能违背上意、或者违背民义，但只要是为了公正的判决，就应该“见义勇为”；律师也需要勇气，仗义执言，在有些案件里，必须需要一定的勇气，才能帮助当事人维权。

第五， 利义之辩，厚德精神。子曰，见得思义，可谓成人矣。法律人常常面对利义之辩，当然，很多不义之事，已经由规则明确了，比如裁判人员不能接受当事人的贿赂，律师也不能接受对方当事人的委托，否则，这都是违法行为。

律师还会面对的一种利义之辩，就是有时候需要我们厚道一点。中国社会几十年的发展速度极快，有些年纪大的当事人还不能理解今天的法治理念，看不到司法体系存在固有的无奈和局限性；还有一些当事人文化水平不高，也有可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一旦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还是要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很多时候当事人需要律师提供的，不仅是代理工作，还需要帮他们讲解法律规定，纾解心理问题。

因为法律人代表着国家的权力——律师也是一样，我们享有法律赋予的特权，也应该承担起司法工作者应尽的义务。有时候，我们不仅要给到一个结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也要尽可能让当事人满意。

总之，儒家思想中包含了大量优秀的法律传统，能够有益于今天的法律人。

最后我要说，儒家思想是包含了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的一整套认知哲学，也包括文学、艺术的内容，既有入世的为政干禄学问，也有超越的道统历史使命，有《易经》记载的幽冥显微之道，有《公羊》的褒贬书法之学。

“儒家律师”是信仰儒家的律师，对儒家的感情，也可能不尽相同。有好之者，有乐之者，有中道而废，有人画。将儒家视作辞章文雅，则收获辞章文雅，将儒家视作智慧，则收获智慧，将儒家视作人生信条，则收获儒家人生。

儒家信仰，要求士君子在养家糊口之外，还有一个道统传承的义务，有孝亲之乐，有施教之乐，有浴沂舞雩的孔颜之乐，因为有这么多乐事的存在，律师才不为职业所困，既能精于职业，又能超越职业，不失自我。

正如前文所言，法律的权威不仅来自于强制力，还来源于法律人的专业性。法律人又不能囿于专业性，忘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善恶是非之心。因为有儒家文化的滋养，我们不仅能够“务”专业性这个“本”，还要不断成长，成为一个老练、通达、有担当、有温情的儒士君子。

法律纠纷的处理，需要老练的手腕，和丰富的阅历，需要有对于民意的尊重，也需要有对于权威的尊重，还要有奉行天命的自觉，不得有私。还需要了解一些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儒家思想可以伴随、助力一个法律人一生的职业成长；一个有信仰、有熏陶的法律人，也能在一举一动一言一止中体现良善的法治。

在一个治世，哪怕是一件非常小的案件，如果处置不当，也可能导致人们对于司法的不认可，进而伤害对于整个执政体系的评价；一个法律判决作出以后，往往就决定了当事人的一生大事，法律工作者看起来每天繁冗无奇的一件件工作，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一个案件都要全力以赴地重视起来，敬事而信。

习总书记说，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多么美好的愿景！也是多么不易的使命！儒家律师，勉力而为！

2023年夏季初稿

2024年夏季改定

（张强，执业律师，瀛和国恩（福田）联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