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院林、焦霓 整理 （清）刘文琪 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前言、凡例

书名：《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作者：（清）刘文淇

整理者：郭院林 焦霓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3年12月

【整理者简介】

郭院林，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地域文学与文化。1975年生于江西省庐山市人。出版《清代仪征刘氏〈左传〉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徬徨于迷途——刘师培思想与学术研究》（凤凰出版社2012年）《清代汉语文学中的国家认同》（九州出版社2020年）等著述8部，在《北京大学学报》《北京社会科学》《中国典籍与文化》发表《试论司马迁以道统抗衡政统的精英意识》《道德拓展与文体突破》《刘师培的戴震学》《刘文淇学行考论》等80余篇论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清代新疆国家认同研究》（10BZZ004,结项良好），江苏省重大招标课题《清代仪征刘氏经学研究》（16ZD012），2019年国家后期资助项目“《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整理”（19FTQB007）。2020年、2023年分别荣获江苏省第十六、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

焦霓，现任扬州大学图书馆馆员。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各级各类课题5项。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文献研究。

【内容梗概】

仪征刘氏四代共治《左传》之学，时人常方之吴门惠氏。刘文淇不满于《十三经》唐宋旧疏，与友朋相约重作新疏，其考证《左传》旧疏，辑录旧注并为之疏证，开啓了刘氏家学四代持续的治《左》事业。此后刘毓崧、刘寿曾兄弟及四传刘师培持续努力，而《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仍止于襄公五年，为学界憾事。对于这样一个时处激变时代的经学世家，无论其学人交游与学术影响、学术著作丰富性以及经学研究创新性还是研究方法独特性，都值得深入整理与研究。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但版式不佳，未能施以新式标点，不便阅读；同时不能展示整理本与原稿、副稿的异同，存在讹脱与错误。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计划收入，而至今未见出版。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有“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计划有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惜至今未见成书面世。

该书对既有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各种版本进行了甄别。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仅止于襄公五年，为未完稿。现存稿本有原稿、副稿（包括清抄稿与提纲稿），加上科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共有三种本子。原稿《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共七册，藏上海图书馆，索书号T46165-71（有光盘），上有印章：“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合众图书馆藏书印”。每册封面题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原稿）”，其中第一、二、三、四、七册扉页有题字。副稿《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又称清抄本，共七册，藏上海图书馆，索书号T46158-64（有光盘）。版式：13×21cm，每页12行，每行22字，无框格，共826页。存：隐公元年至宣公十八年，此稿分两部分，隐公元年至四年蓝格，其他无框格藏印。内容截至宣公十八年。有部分提纲稿（僖公元年至二十三年）。《续修四库全书》据此本影印，入经部126—127册（下称影印本，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科学院整理本。1959年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第二所依据副稿，副稿缺少部分——僖公（十六年传至二十二年）、成公（元年至十八年）、襄公（元年至五年终），则据原稿补抄，将《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整理后出版（下称“科学本”）。日本东京株式会社1979年据科学本影印，仅删去前面所附图版。该书以清抄本为整理底本，以原稿参校，酌情参考科学本和其他典籍。底本与其他版本在文字方面有不同的，以脚注形式说明。刘氏疏证所用工作底本可能为某种宋本，与当今大陆最为流行的《左传》读本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称“杨本”）多有不同。整理时保持刘氏原本原貌而不做修改。为明确二者区别，免除读者翻检、对比之劳，整理中如遇有不同，亦在脚注中说明。

该书以清抄本、科学本与稿本相校，有眉批未被收入者，为存旧观，此次整理，将未录眉批内容于脚注中说明。“科学本”做的工作注明“科学本注”，不掠人之美。此次整理新出注近300条，以“林按”形式注明，主要有：指出学术史问题，分析文字异文，指出原稿有而“科学本”整理时没有说明的情况，指出原稿为眉批，“科学本”整理录入为正文的情况，反映刘氏前后不一致的思考等情况。

整理者统一格式与改正讹误。刘氏在疏证时，所收录的资料往往采取节录的方法，尤其是征引孔颖达《左传疏》的内容，是根据需要而引用；有些篇名也没有写全。同时，清抄本有些字句脱略错误，字体繁、简不一，疑是抄写不严谨致误。整理时进行改正，而不一一作注。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整理本按规范繁体字横排录入，对底本的异体字进行规范转换。惟古人著作行文有注重文字、修辞者，故其刻意之通假字，亦视具体情况予以保留，不强求一律。

原稿全书各篇文章，均无分段。今依文意分段，以便阅读、利用。各篇均施以新式标点。《疏证》罗列材料丰富，存在引而不断、随时割裂的问题。为了尊重原貌，整理时不以引用材料纠正原稿；引用割裂或撮述大意时，也视作原文引用。

该著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点校整理》” 结项成果（课题批准号：19FTQB007）。

【目录】

整理说明

整理凡例

注例

隐公元年至十一年

桓公元年至十八年

庄公元年至三十二年

闵公元年至二年

僖公元年至三十三年

文公元年至十八年

宣公元年至十八年

成公元年至十八年

襄公止于五年

【整理说明、凡例】

整理说明

仪征刘氏四代共治《左传》之学，时人常方之吴门惠氏。刘文淇不满于《十三经》唐宋旧疏，与友朋相约重作新疏，从而开创学林盛事。刘文淇考证《左传》旧疏、辑录旧注并为之疏证，开启了刘氏家学四代持续的治《左》事业。此后刘毓崧、刘寿曾兄弟及四传刘师培持续努力，而《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仍止于襄公五年，为学界憾事。对于这样一个时处激变时代的经学世家，无论其学人交游与学术影响、学术著作丰富性以及经学研究创见还是研究方法独特，都值得深入整理与研究。

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其后附录的李树桐《整理后记》中肯定刘氏搜集材料丰富，而且“释《春秋》必以礼明之”注例富于特色；但也指出凡汉皆好、引而不断、引书不明等缺点。后来论述刘氏此着，多依据其说。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计划收入，而至今未能重新整理。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有“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计划有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惜至今未见成书面世。

对仪征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进行整理，不仅可以梳理《左传》学史，而且可以发掘学派、学术观点之间的接受与交流。此书不仅代表刘氏家学，而且是清代学者论《左传》成就之集大成者，不仅提供材料与方法，而且对于整个经学研究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刘氏学人经历了经学的繁荣与衰落转型，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寻绎出我国话语权的转换，以及如何利用经学重建我国特色话语体系。

一、《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缘起与长编

道光八年戊子（1828）秋，刘文淇与友人梅植之（蕴生）、刘宝楠（楚桢）、包慎言（孟开）、薛传均（子韵）、柳兴恩（宾叔），门人陈立（卓人）等偕赴金陵同寓，应试不第。[梅植之：《步孟瞻别号舍诗原韵》自注，《嵇庵集》卷五。谈及参与此事者，陈立：《论语正义·叙》少薛传均、柳兴恩二人，刘恭冕：《论语正义·后序》少薛传均。]他们“病十三经旧疏多踌驳，欲仿江氏、孙氏《尚书》，邵氏、郝氏《尔雅》，焦氏《孟子》，别作疏义”。[陈立：《论语正义·叙》，《论语正义》金陵存古楼书社藏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于是相约各治一经，加以疏证。刘文淇任《左传》，宝楠任《论语》，陈立任《公羊》。[陈立：《论语正义·叙》，《论语正义》金陵存古楼书社藏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这个盟约成就了日后一批经学大师，其著述成就泽被学林。[一九八二年五月中华书局出版《十三经清人注疏》的拟目24种，而这次盟约成就的《左传旧注疏证》《公羊义疏》《论语正义》入选其中。] 道光庚寅（1830年）刘文淇《与沈小宛先生书》谈及自己作旧注疏证的想法，其时已经“钻仰有年，草稿粗就”，则立约之时刘氏疏证想法已经颇为成熟。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步骤与体例，首先做的工作就是资料长编。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方法是：“章比节栉，疏通知远，萃秦汉以来迄国朝儒先旧说，衷以己意，实事求是。”陈立《公羊义疏》亦是钩稽贯串。[陈立：《论语正义·叙》，《论语正义》金陵存古楼书社藏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柳兴恩的《谷梁春秋大义述》三十卷，第七部分是《述长编》，编纂方式就是“于所见载籍之涉谷梁者，以经史子集之序，循次摘录，附以论断，庶为之集其大成。”[《续碑传集》卷七四，《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3页。]据此可以猜想刘文淇撰长编的方式也同于此，将先儒《左传》旧注从典籍辑出，然后按照经史子集的次序排列，最后加上自己的案断。

刘文淇认为《左传》杜注错谬甚多，其稍可观者，皆是承袭贾、服旧说。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一书已多所揭明，然尚未全备。他认为“韦昭《国语注》，其为杜氏所袭取者，正复不少。夫韦氏注，除自出己意者，余皆贾、服、郑君旧说。他如《五经异义》所载杜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也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皆左氏一家之学。又如经疏史注及《御览》等书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也是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称为旧注而加以疏证。”[刘毓崧：《先考行略》，《通义堂文集》卷六，民国7年南林刘氏求恕斋刻本。又见刘文淇：《与沈小宛先生书》，《青溪旧屋文集》卷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佐证。期于实事求是，俾左氏之大义炳然复明。”这也表明他当时的工作亦即材料蓃集，然而直到他死时，草创四十年，长编虽具，而《左传旧注疏证》才完成一卷，令人叹惋。

刘文淇的《旧注疏证》则是针对杜预注的不完善，试图恢复杜预注之前的先儒旧注面貌，所以其“注例”明确所谓旧注有：服虔、贾逵、贾服以为、贾服云、贾服以、刘贾云、[此条中国科学出版社版本无，而原稿在旁侧添加，翻检《疏证》，此条成立。]旧注、诸书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确非杜注者。可以说刘氏重在辑轶，所以沈玉成这样评价《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它对《左传》的汉人旧注作了集大成式的总结，贾服旧说收罗之完备，归纳之清晰都罕有其匹。此外，他还收集其它古文家研究《左传》的成果，突破了贾服的局限。他尊崇汉人而不薄后人，对清代学者的成果也择善而从，……此书取材广泛，而且不乏个人的论断，但并不因此而抹杀与自己相反或不同的意见，态度客观。……体现了一个考据学者在处理文献资料上所具有的熟练技能和清晰头脑。[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页326－327。]

刘氏则重名物训诂，典章制度，认为“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所以他不言例。刘寿曾论及十三经注疏优劣之时点明了一个标准：“其优劣当以所取注为断”，[刘寿曾：《十三经注疏优劣考》，《传雅堂文集》卷一，民国26年（1937）年徐乃昌刊本。]肯定时代较早注本胜于时代较晚注本。其实这反映了乾嘉经学家一个理想的经学观：经学完美无缺，万理俱备其中，欲理后世淆乱，必复经学旧观。刘氏博采材料，先做长编，根据长编做提纲，再按照提纲查编，然后清抄。孙诒让谈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时说：“刘先生孟瞻……依孙氏《尚书》疏例，为《左氏疏证》。”[孙诒让：《刘恭甫墓志》，《传雅堂文集》卷首。]孙星衍在《尚书今古文注疏》序中说：“今依其例，遍采古人传传记之涉《书》义者，自汉魏迄于隋唐。不取宋已来诸人注者，以其时文籍散亡，较今代无异闻，又无师传，恐滋臆说也。”同时又采清代王鸣盛、江声、段玉裁以及王念孙诸家说。[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而且此书凡例第一条就说“此书之作，意在网络放失旧闻，故录汉魏人佚说为多。”孙氏具体做法就是先将古注列出，然后疏证。这与刘氏主张以及做法基本相同。

那么长编究竟始于何时呢？丁晏、刘毓崧诸人都认为“草创四十年，长编已具，然后依次排比，成书八十卷。”[刘毓崧：《通义堂集》卷六《先考行略》。刘贵曾等：《刘恭甫先生行状》：“先祖湛深经术……草创四十年，长编已具。”刘文淇的朋友以及《清史稿》以及《清史列传》记述大致相似。]刘文淇于1854年逝世，则长编编纂始于1814年左右，绝不会始于1828年相约编纂新疏才开始的。刘文淇在《左传旧疏考正序》中提到年已二十，方才读《毛诗疏》，“后乃得《十三经注疏》，依次校勘，朝夕研究”，并且已经发现问题“窃见上下割裂，前后矛盾，心实疑之久矣。”道光庚寅（1830年）刘文淇《与沈小宛先生书》谈及自己作旧注疏证的想法，其时已经“钻仰有年，草稿粗就”，并且说“期以十年之功，或可成此”。在一封陈立上刘文淇的书信中，谈到他们共约疏证一经的经历，当时分工以及自己疏证的思考，请教刘文淇，然后说：“前闻孟慈先生称夫子近治《左疏》，长编已具，明春即可从事编纂。又闻治经之余，颇留心乡邦利害，已成《扬州水道记》一书，未知曾刊行否？”[陈立：《陈卓人上刘孟瞻先生书》，《国粹学报》光绪31年第三号。]信中提到长编已具和《扬州水道记》一书成书时间相当。孟慈即汪中之子汪喜孙，汪喜孙和刘文淇交好，有书信往来，[汪孟慈：《汪孟子慈致刘孟瞻书》，《国粹学报》光绪31年第二号。]汪氏所言当无不确。《扬州水道记》是1836年春李兰卿留扬候代时，邀刘文淇参与编纂的。[刘文淇：《扬州水道记后序》，《青溪旧屋文集》卷五。]1837年刘文淇撰《扬州水道记》，九月，阮元为《扬州水道记》作序。[刘文淇：《上阮相国书》，《青溪旧屋文集》卷三。]《扬州水道记》从策划到成书时间在1836－1837年间，则《疏证》长编也当在此时已经是草稿粗具。这就证明从1830年“草稿粗就”到1837年，刘文淇《疏证》“长编已具”。

道光庚寅（1830年）刘文淇《与沈小宛先生书》谈及自己作旧注疏证的想法，其时已经“钻仰有年，草稿粗就”，并且说“期以十年之功，或可成此”。刘文淇乐观的认为此后十年可以写成《疏证》，但人算不如天算，此后他一直游幕四方，为糊口而耽误了《疏证》工作。他在给刘恭冕的一封信中提到：“淇现为岑氏校刻《舆地纪胜》及朱武曹先生《礼记训纂》，均约于春夏间可以竣事。终日碌碌，未遑自理旧业，每念英俊勤于编集，深为健羡。”[刘文淇：《寄刘叔俛手札》，桥川子庸藏，转引自小泽文四郎编：《仪征刘孟瞻（文淇）先生年谱》卷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影印本。]据《通义堂文集》卷七刘毓崧代阮元撰《舆地纪胜序》可知，刘文淇父子为岑氏校书始于道光二十六年（1845），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完成《舆地纪胜校勘记》五十五卷。在刘氏生年最后阶段总纂《重修仪征县志》（1848－1852），又经历太平军之乱。此可证刘氏《疏证》长编自草稿粗具之后，并未有大量时间用于董理旧业。

这就是说刘文淇在1808年二十岁接触《十三经》并开始研读之后（约在1814年）已经开始专门研究《左传》，到1830年为止用了将近17年时间才有可能将旧注疏证长编 “草稿粗就”，到1837年已经写好，直到去世还不断修订。这样算来，它的长编才确实花了四十余年时间。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左疏》整理者认为“长编可能是在1929年到1940年之间散失的”。[见《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中科院1959年版后附《整理后记》第5页。]依据梅鹤孙所述，刘师培曾经在1904－1905年间曾由扬州将《春秋》长编数十巨册稿本带至上海，赴日前交邓实（秋枚）保存，后不知去向。刘师苍的儿子次羽曾将《左疏》稿一部分补抄。后经梅鹤孙联系，由次羽胞弟崇儒亲奉《左疏》原稿七册，清抄稿送交上海文献图书馆，由顾廷龙馆长接收，出具收据。[梅鹤孙：《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二、版本与编纂分析

（一）既存版本

1.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原稿）》

共七册，藏上海图书馆，索书号T46165－71（有光碟），上有印章：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合众图书馆藏书印。每册封面题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原稿）”，其中第一、二、三、四、七册扉页有题字，第一册扉页上写：“隐桓已写”，“隐公五年至隐公末年卅页，桓元年至末年七十三页”，字迹潦草。注例字迹不同，上书“谥法：隐、惠、声、武、桓、庄、穆、殇、宣、僖”。笔者疑为此为刘师培整理时所作，他检阅全书，并且核对其中谥法。第二册、扉页书有“僖公元年至十一年墨迹”，“天文、地理、世系、五十凡”，“国朝诸儒左氏专书、杂着”。字迹与上近似，笔者疑为刘师培检阅时记录自己的思考，并且想增入清人《左传》专书与杂着研究成果。第三册扉页上题：“僖公十二年至二十二年，墨迹，五十二页”。第四册扉页上题“文公 文公元年至末年一百十九页”；第七册扉页上题“襄公元年至五年（上）”。原稿笔迹明显不同，《左传》原文书写工整，书法近欧体，与每册封面题字相同；而注和疏证自己则潦草，多用行书，涂抹与眉批很多。

2.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副稿）

中科院又称清抄本，共七册，藏上海图书馆，索书号T46158－64（有光碟）。版式说明：13x21cm12行行22字无框格，共826页，存：隐公元年至宣公十八年，此稿分两部分，隐公元年至四年蓝格，其它皆无框格藏印。第一册隐公、桓公，隐公元年至四年，三十页；第二册庄公、闵公；第三册 僖公元年至十六年；第四册 僖十七年（误作元年）至二十七年；第五册 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第六册 文公；第七册 宣公。内容截至宣公十八年。有部分提纲稿（僖公元年到二十三年），眉批有后人修改添加的痕迹。

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副稿）》以影印，入经部126－127册（下称影印本）。

原稿与副稿内容，比较如下表

3.中国科学院整理本

1959年经中科院历史研究室第一、第二所将《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整理后出版（下称整理本）。依据中科院整理本前所列原稿、提纲稿、清抄稿（题为副稿）图版，后有《整理后记》。整理者主要依据副稿，副稿缺少部分僖公（十六年传至二十二年）、成公（元年至十八年）、襄公（元年至五年终）则据原稿补抄。整理者尽量保持了副稿原貌，但是对讳字都改了，有些眉批缺失；副稿有待填补的空白大都填充，订正引书错误，这就难以看出原始样貌；对于原稿和副本互相参差之处，整理者大都依据清抄本，这本来反映刘氏四代人百余年从事疏证前后思考的痕迹也就难以显示。对于《疏证》内容，刘氏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有些篇名明显是当时未注而在旁加“篇”字，这表示他们准备后来填补；有些是先眉批而后已经查添，这些痕迹是整理本难以代替原稿和副稿的地方。

日本东京株式会社1979年版全据中科院版本，仅删去前面所附图版。

（二）编纂分析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编纂历时近百年，花费四代人心血，从长编到最后成书，历经刘氏家人以及编辑之手，所以考察其编撰过程颇为复杂。在编纂程序上是先做长编，根据长编做提纲，再按照提纲查编，然后清抄。那么究竟哪些人参与了疏证工作呢？

依据原稿，我们可以看到，《左传》文字全部用正楷书写，书法近欧体；而注文和疏证则多用行书，且有粘贴小张，其中有一页背面写有书局名单，其中有刘寿曾、张文虎等。另夹有郭阶给刘寿曾的信件。笔者分析，整个原稿是刘寿曾在金陵书局校书之余完成的。至于刘贵曾等附张，则是后来添加。

依据影印本（副稿），仔细辨认文字，字体书写风格可大致分为六类：一、颜体，丰腴略扁，美观耐看，卷首隐公元年（影印本上册第1页）到庄公七年（第323页）；二、柳体，书写扁长，瘦劲俊逸，庄公七年（第324页）到庄公十年（第342页），以及第832页到结尾，；三、近于柳体，但是书写略呈匠体风格，从上册第546页到第831页以及下册第25页到第40页；四、字体细小，端正俊秀，影印本下册第1页到第24页，以及第760页到第800页；五、字体扁平，捺法局促，但尚有可观之处，庄公十年（影印本上册第343页）到庄公二十二年（第535页）；六、书写机械，横法波折，字体扁平，全无体式可言，僖公元年（第536页）开始到第546页。根据稿本字体显示，誊抄经过多人之手，因此可以认为稿本是在不同阶段不同人手书写而成。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疏注出自三人以上。

影印本（副稿）第754页到第831页的内容是僖公元年到僖公二十二年的提纲稿。提纲先抄录《左传》经传和注，然后用极少文字将要疏证的内容标出来。如僖公四年传“归胙于公”疏证下列“洪亮吉、杜注、晋世家”，对照清抄稿可以看到，疏证内容就依此而作。提纲稿还在将要引用者的右上角标出圆圈或者三角形，圆圈表示赞同意见，三角形则表示反对，如僖公十年“及期而往”条，提纲稿第786页顾炎武右上角标三角形，整理本第300页作者评定“顾说非”。而同年下面一条沈钦韩右上角标了圆圈，整理本第300页作者意见是“沉说是”。提纲稿第787页列：李贻德、洪亮吉、沈钦韩，其中李右上角标三角形，在清抄稿中就有否定意见，而洪、沉右上角标出圆圈，清抄稿则予与肯定。与提纲稿相应的清抄稿有的另外添加内容，僖公十三年“自雍及绛相继”条，提纲稿疏证下列“杜注、秦本纪、诗、按、顾栋高、御览、本疏”（页794），但整理本有“洪亮吉”。由所见提纲稿可以看出作者用心谨慎周密，由此也可以看出刘氏疏证工作有全盘考虑：先做长编，根据长编做提纲，然后依据提纲查编，最后进行清抄工作。

副稿从隐公元年到隐公四年所用纸张都有栏格，书写规范端正，这部分在原稿本缺，这或许就是刘文淇完成的第一卷。但其中用插入号标示有后人添补的痕迹，主要有：1.标示文献具体出处，如在“隐公”疏证下标出《世本》，在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疏证《五经异义》旁注“引”字，整理本有“《礼记曲礼》：莅牲曰盟。疏引”诸字；2.仅有篇目的标出书名，如在《谥法》前标出《逸周书》，并在“谥法”下加“解”，在《元命包》上标出《春秋》，在《曲礼》上标出《礼记》；3.仅有书名的标出篇名，如“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注文“匠疏”上加“《周礼考工记》”，并在“匠” 下加“人”；4.大型类书的标出具体卷数，如在《御览》下注“卷”，整理本有“卷五百五十”；5.以及注释作者名称，如在《礼记少仪》注前加“郑”，在《吕览》注前加“高”。这些插入号大多已经添加了内容，有的仅用一个字表明需要添加的内容，比如：“篇”“卷”“引”。这些补充添加信息表明刘氏家族对《疏证》引用文献缺陷有充分认识，只是因为这是未完稿，所以没有按照意愿加以完善，因此不能据此批评刘氏引用注释方面的不足。

影印本以按语形式明确标示著作权归属的有刘文淇、刘寿曾、刘贵曾。“文淇按（案）”最多，从《隐公元年》到《襄公五年》贯穿全书，均有所见。“寿曾曰（谓）”从《鲁僖公二年》到《襄公五年》也时有所见。而“贵曾曰”也多达11条以上[刘建臻在《扬州学派经学研究》刘文淇一节中认为刘贵曾只有7条，是不察焉。]，且多是注释古历。据刘师培所说：“训导公（文淇）治春秋左氏传，作旧注疏证，成仅一卷，同知公（寿曾）庚之，府君（为助）。”[刘师培：《先府君行略》，《左盦集》卷六，《刘申叔遗书》下册第1259页。]刘贵曾从成蓉镜学习三统历法，着有《左传历谱》。在影印本下册中还可以看到眉批写有贵曾曰（按），但是没有内容。据此，则刘文淇为第一作者，刘寿曾、刘贵曾都曾参与疏证。

又，《旧注疏证》稿中有些按语内容与刘毓崧的其它文章内容和学术特色相一致。如：隐公八年传“陈针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针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那些没有加人名的按语当有部分为刘毓崧所作。《旧注疏证》先引贾逵旧注，谓：“贾云：配，谓成夫妇也。礼齐而未配。三月庙见然后配。（《正义》）”接着《左传正义》中辑出郑众、郑玄义，又从《礼记正义》中引贾、服之义。【疏证】引沈钦韩、俞正燮之说驳杜注孔疏，然后论证，其云：“贾、服三月成昏之说，后儒多不谓然。考《列女传》云：宋恭伯姬、鲁宣公之女，成公之妹。其母曰穆姜，嫁伯姬于宋恭公。恭公不亲迎。伯姬迫于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庙见。当行夫妻之道。伯姬以恭公不亲迎，故不肯听命。宋人告鲁，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于伯姬。”接着又引述齐孝孟姬“礼不备，终不往”故事。该条意旨见于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三《大夫以上庙见后成婚说》。刘毓崧的儿子刘贵曾等说：“先考精研三礼，据《列女传》宋共伯姬、齐孝孟姬条知大夫以上娶妻，三月庙见始成昏，与昏义所言士昏礼当夕成昏者不同。着《大夫以上庙见后成婚说》。”[刘贵曾等撰：《刘恭甫先生行状》，1912年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抄本，藏国家图书馆。]而《旧正疏证》稿按语俱没有写“毓崧按”。可证原稿没有加按语者多为刘毓崧所加。又据原稿显示，多处文淇按都是涂抹后在旁侧加上。据此可以推断，除第一卷誊清稿外，有许多刘文淇按语可能都是刘毓崧所作。

提纲稿显示按语作者，其中题“先太父案”或“先祖案”的至少有20处，题“先兄曰”或“先兄按”的有13处，题“二兄曰”或“二兄云”的也有11处。但也还有几处按语没有标出作者。据用语可以确定这份提纲稿应该是刘富曾所撰。分析提纲稿字迹，可以发觉这部分书法与第三类相似，都是瘦劲扁长，近于柳体风格，略呈匠体风格。所以可以粗略认为刘富曾参与的部分主要在僖公部分，影印本从上册第546页到第831页以及下册第25页到第40页。从第一卷影印本中添加的文字字体来看，与底本完全不同，而且字体潦草。据前人回忆，认为刘师培“字迹荒率”，“字如花蚊脚，忽断忽续，丑细不成书”，与此相合，故而可以认为这些是刘师培所添加。[《冒鹤亭先生年谱》载冒鹤亭回忆：“予中乡榜，刘申叔尚在小考。扬州府试，知府沈学派笔香延予阅卷，得申叔考卷，字如花蚊脚，忽断忽续，丑细不成书，但诗文冠场。如此卷不放府案首，决不能得秀才。予乃将其八股诗赋，密圈到底，竟压府案。”云云。梅鹤孙《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亦有记载。]僖公元年（第536页）开始到第546页，书写机械，横法波折，字体扁平，全无体式可言，也可初步认为出自刘师培之手。另外，影印本显示有些零星的眉批也是字迹潦草，或可认为都是刘师培所为。

现在所见的文本止于襄公五年，那么与刘恭冕、刘贵曾等所说相差一年。刘师培1910年作《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历考》，在《序》中称：“师培缵承先业，于赓续《疏证》之暇……”晚期曾与人说：“郊居多暇，稍振宿业。”[刘师培：《与某君书》，梅鹤孙《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第52页。]这里所说可能就是继续祖、父辈所传《春秋左传》疏证之事。由此可知，则刘师培始终念念不忘赓续家传之《左疏》，早在1909年（甚或更早）已经开始整理。或许，清抄本就是刘师培在这一时期“发抄”的结果。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历经四代人心血，有一个不断添加的过程，署名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但不全是三人所为，此后刘贵曾、刘富曾、刘师培等都曾经参与整理。

三、体例分析

清代训诂学家，对于旧《十三经注疏》，尤其是对于唐宋旧疏，意见颇多，遂思作新疏。当时训诂考据之学大兴，音韵小学，超过前人。刘文淇的疏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清人治学，以求实为本。刘文淇有感于宋元以来学者好逞臆说，以夺旧诂的空谈之风，认为要光大文化遗产，必须从实际工作入手，以改变学风。就《左传》来说，“注”本杜（预）注，“疏”本孔（颖达）疏，而杜注、孔疏都有袭取旧说又加以取舍之弊，必须还其本来面目。刘文淇作《左传旧疏考正》，是将孔疏中应用前人“旧疏”者，一一考出，从中考稽出“旧疏”的真实面貌。作《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则是为“惩杜氏之失”。杜注对待前人“旧注”，有“排击”“剿袭”、“沿用”三大过失。刘文淇的方法是：“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一一疏记。”第二步工作是“博采众长”。第三步工作是“下以己意，定其从违”，最后达到“俾左氏之大义柄然着明”的目的。[刘毓崧：《先考行略》，《通义堂集》卷六。刘文淇：《与沈小宛先生书》也有论及，见《青溪旧屋文集》卷三。]

重新疏证《左传》，必得体例详明方可着手。中科院整理本卷首有“注例”：

服虔、贾逵、贾服以为，贾服云、贾服以、旧注。

一、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周礼者，文王基之，武王作之，周公成之。周礼明而后乱臣贼子乃始知惧。若不用周礼，则专用从殷。（自注：公羊家言《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殊误。）则乱臣贼子皆具曰予圣，而借口于《春秋》之改制矣。（自注：《郑志》曰：“《春秋经》所讥所善，皆于礼难明者也。其事着明，但如事书之，但按礼以正之。”所谓礼，即指周礼。）

一、《春秋》有事、有文、有义。义虽孔子所窃取。然必依文与事言之。左氏亲见册书所记事，文多可依据。若《公》《谷》之作，当战国时，其所述事文，未能尽确。则其义虽优，亦恐有郢书夜说之患。

一、褒奖抑损之义，三传所传《春秋》皆有之。注左氏者，惟贾君尚存梗概，后人议其杂入《公》《谷》之说，为自淆家法。实则左氏本有其义，而贾君传之。非贾君好为合并也。

但是覆堪原稿与副稿，却发现副稿没有注例，原稿与整理本也有区别，原稿“服虔、贾逵、贾服以为，贾服云、贾服以、旧注”书于另页，而以小字在“旧注”下附注“诸书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确非杜注。”另有旁注“刘贾云”，字迹与前不同。《旧注疏证》首先必须明白旧注的含义，但据原稿痕迹，似乎当时并没有准确表述，或者这在刘氏看来是最明白的事，所以没有写下来。从另一个方面表明，整理本上的注例并不完善，只是只言片语，没有准确陈述，简单记录了参与疏证者的设想，也就是说，直到出版时，此注例仍非完帙。“注例”很多是从疏证文本中挑出来的。针对贾逵、服虔注经传方式区别，刘文淇在《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句下明确疏证方式：“服氏不注经文，即有经之传，即于传中释经。今既依贾氏之例疏证经文，凡贾氏所不说者，即取服注列于经文之下。其有贾、服连言，亦俱于经中释之，后皆仿此。”这也就是说，刘氏虽不明言旧注究竟何指，但做法明确，就是要找到贾服等汉儒旧注的源头。

“注例”中有“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唐初孔颖达等学者，已经承认或论定《春秋》可以当礼书看。苏轼也认为：“孔子因鲁史为《春秋》，一断于礼。”（经义考引）但《春秋》有三传，经学有古今，孰是孰非？原稿眉批曰：“哀十四年疏称贾逵、服虔、颍容等皆以为孔子修《春秋》，约以周礼。”这一句也就表明了古文经学的立场，因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廖平：《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四川国学院国学杂志》第六号。]刘氏此举，实是经学家法使然。经学不讲家法，则会使人陷入泥沼。所以最初包世臣引导凌曙和刘文淇是首先明立家法。东汉《左传》学兴起与刘歆密不可分，在他的努力下完全实现了《左传》的传化，确立了《左传》学的历史理论和逻辑理论，所以刘歆当之无愧是《左传》学的创始人。[参阅沈玉成、王宁：《春秋左传学史稿》第五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戴维：《春秋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刘歆等研究成果留存极少，而贾服注释却在《左传正义》和其它典籍保存不少。刘文淇回到了刘歆的立场，也就回到了汉代《左传》学的起点，对内找到了贾、服等汉儒旧注的源头，为期疏证旧注奠定了基础；对外则与汉代的《公羊》学乃至《谷梁》学划清了界限。[参见徐兴无：《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读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先儒早就有“左氏善于礼”之说，[郑玄《六艺论》。]汉朝制礼用《左传》。孔子作是因为礼崩乐坏而作以示褒贬，那么《左传》要传经，必归于礼。在这一部书《左传》中，有一个明显而一贯的历史观，这是“礼”。作者把当时一切的兴亡成败的原因都归结到人与人，国与国间相互交往时有礼或无礼……即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以礼为共同遵守的准绳，并以有礼与无礼为文明（华）或野蛮（夷）的分别。所以刘氏强调《左传》的礼学意义，正得其要穴。

“注例”接下来论证《左传》的优点：文、事、义，而其依据则是《左传》在时间近于《春秋》。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因为左丘明亲见夫子，所述事迹也明显详尽，《公》《谷》晚出，那么《左传》较之则胜出。在这里刘氏特别提到事的重要性，而对义反而次之。这也反映了刘氏重朴学而不好义理之学。所以刘文淇在和沈钦韩的交流中还明确疏证内容与撰述旨意，他说：“文淇所为《疏证》，专释训诂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刘文淇：《与沈小宛先生书》，《青溪旧屋文集》卷三。]《隐公七年》“谓之礼经”疏证按语亦云：“今证经传，专释训诂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刘氏认为典章制度是不可随意更改的，而所谓例则会人言言殊，这就会造成郢书夜说的恶习。沿着这一思路，刘师培在《读左剳记》中进一步将《左传》学的学术源流上推到东周，认为周末之书多引《左氏》，称“盖韩非得荀卿之传，亦《左传》之先师”，“《吕览》一书，多成于荀卿门人之手（自注按：安吴包氏亦有此说）。荀卿为《左氏春秋》之先师，故《吕览》一书，多引《左氏》之文。”这样也就论证了《左传》的合法性与优越性。

最后刘文淇要澄清贾逵杂入《公》《谷》之说。刘氏没有否定《公》《谷》之义，而是和贾逵当初上书皇帝策略一样，强调《左传》“同《公羊》者十有七八。”[参阅沈玉成、王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如果《左传》没有微言大义，那就会沦为史学著作。但是学者大都认为当初贾逵说《左传》杂入了《公》《谷》，刘氏重新提出《左传》本有其义。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宏伟的愿景。这一思路最后为刘师培阐发：

《左传》之五十凡，固左氏一家之学，异于《公》《谷》。盖褒讳抑损之义，三传所同；《左传》所载凡例，乃丘明借以释经旨也。既有此例，则《左传》必辅经而行，绝非经外之书。[刘师培：《读左札记》。刘文淇在《左传》隐公七年出现第一个凡例注疏中也有相似论述。]

综合来看，《注例》对于具体的疏证方法与步骤似乎并不重视，反而强调了“以礼注《左》”这一宗旨。当时古文《左传》已经面临今文经学的攻击，一场的更大规模今古文之争掀起帷幕。[徐中舒：《经今古文问题综论》，王元化主编《释中国》（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6页。]对《左传》学最大的威胁便是刘逢禄，他不仅重新强调《公羊》学义例，还用考据的方法证明了汉儒“以《左传》为不传《春秋》”（《汉书·楚元王传》的观念），而且发明刘歆伪造《左传》的观点。讲《春秋》的人喜欢讲《春秋》书法即所谓义例。朱熹说“《春秋》之有例固矣”。在《左传》学面临这样的危机下，刘文淇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方法与策略，这就是“以礼注《左》”。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要指出义例的不可靠。而这样的这一思路恰恰来自刘文淇向今文经学的学习而取的策略。其舅父凌曙《春秋公羊礼疏》序云：

观乎古帝王之经理天下也，得礼治，失礼乱，得失之所关，治乱之所本，可不慎与？是以淫辟之罪多，昏姻之礼废也；争斗之狱藩，乡饮之礼废也；骨肉之恩薄，丧纪之礼废也；君臣之位失，朝聘之礼废也。由是观之，六经之道，同归礼乐之用。[《皇清经解续编》卷八百五十二第12页。]

凌氏深感宋元以来学者，空言虚饰，无益圣训，无补世道；惟有实事求是，方不失圣贤之垂教，至于经纶世道莫急于礼，因此着《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将公羊义理援入礼学之中，使其论据有原。[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系郑卜五博士论文：《凌曙公羊礼学研究》第3页。]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刘文淇，既然《公羊》义理可以援入礼学，那么《左传》要取得一席之位，也应从礼学意义上进行论证。虽然二者在义理上完全不同，但是采纳的方法却是一致的。在他的弟子陈立着《公羊义疏》方法上也基本一致，陈立虽对公羊义理并无发挥，然对公羊材料之蓃集及训诂考据上，颇有绩效。《清儒学案》称他鉴于徐疏空言无当，孔广森、刘逢禄谨守何氏之说，虽详于义例而略典章训诂。[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百三十一《晓楼学案·附陈立》，台北：世界，六十八年，第六册， 第12页。]从凌曙到陈立这三代师徒相授的历程看，他们共同之处恰在于对典章训诂的重视，详于析礼，略于说例。这和沈钦韩为惠栋《补注》作的序见解一致，其序：“后之学者，舍礼而言《春秋》。于是以《春秋》为刑书，以书法为司空城旦之科。”沈氏对刘氏的欣赏之情，也许正来源刘氏《疏证》的用心与策略。

由此看来，《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不仅是恢复旧注的辑轶之作，其深层意义直接关系《左传》学存亡兴废。可惜的是刘氏家族连恢复旧注的工作都没有完成就家道中陨，令人叹惋。因为这是一部未定稿，而且经过多人之手，历时百余年，所以必须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部书稿，不能将其功绩归于某一人名下，而应该看作是刘氏家族四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晶。

整理凡例

一、《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长编数十巨册不知下落，上海图书馆藏原稿七册，清抄本七册，互有出入，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据以整理并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科学版）。今以科学版为整理底本，以《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抄本）》爲参校本。

二、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经传依据版本或多宋本，无论断句与文字与现今通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多有不同，整理时依照刘氏原稿而不做修改，一仍其旧，以见刘氏版本原貌。

三、整理格式主要以《古籍校点释例（初稿）》（《书品》1991年第4期）爲依据而略有变通，并以古籍“定本”格式处理，即：底本文字上的明显讹误，均在正文中径作改定，并出校记说明。

四、经、传文用四号字；注用小四号字，疏证用五号字。说明与注释采用页下脚注，用小五号字。

五、《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刘氏几代人不同时期编纂，故而异体字多有，如“于”“于”、“系”“系”、“按”“案”并用；引述书名时也多异名同用，如“疏”“正义”兼存。整理时为保存原貌，或可以此窥某人纂着特色，故不作修改。惟明显因书写或印刷而产生错别字，才予以修改。惟古人著作行文有注重文字、修辞者，故其刻意之异体、通假字，亦视具体情况予以保留，不强求一律。

六、各篇均施以新式标点。《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征引书籍丰富，书名号标注尤为重要，经、传、注、疏、疏证能够明确爲书名者，或某一书（篇）注疏，俱加书名号，如《关雎传》；某人注释姓名不在内，如毛《传》。某年传俱纳入书名号中，看作一篇，如《隐公二年传》；若后有完整书名，则仅标书名，如隐公二年《左传》。书名略写，俱标书名，如《汉志》。如书与篇名并举，中间施以间隔号，如《周礼·载师》。

七、《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罗列材料丰富，但也存在引而不断、随时割裂的问题。为了尊重原貌，整理时不以引用材料纠正原稿；引用割裂或撮述大意时，也视作原文引用，爲区分引用内容与作者考论文字之差别，对经其删改之引文亦多用引号标示。引号有单双两种，整理采取先双后单，循环使用。如以后有致力于刘氏此稿研究者，可再以此本与引用书目核校。科学版已纠正书名、年代等错误之处，予以保留。

八、全书各篇文章，均无分段。今依文意，试爲分段，以便利用。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