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隐公元年（4）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四月廿九日庚子

          耶稣2024年6月5日

[春秋]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这是《春秋》记载的第一次重大政变——不过发生地不是鲁国而是郑国。

郑伯，是《春秋》对郑国国君的标准称谓。此处的郑伯，是郑国第三任国君，谥号为庄，所以后世称其郑庄公。他名为寤生。段，是他的同母弟弟。鄢，在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春秋》这条记录字面意思是郑国国君在鄢打败了弟弟段。

《春秋》虽是鲁国史，但也记录了同时代他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这件事就是典型代表。

郑国当时才成立不久。按《史记·郑世家》记载，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自己的弟弟姬友于郑——在今天的陕西华县东，姬友就是郑桓公。后来郑桓公见周王室衰微预感祸患将至，就根据大臣太史伯建议，用礼物贿赂当时东虢国和郐（kuài）国的国君，这两国君贪图小利，各自同意给郑桓公五座城，于是郑桓公在请得周幽王同意后，就和国人东徙到东虢国和郐国之间，并把家属和重臣安置在了京——这段历史，史称“寄帑虢郐”。在郑桓公时代，京是郑国事实上的都城——这里请先记住京这个地方和其历史地位。

周幽王末年戎人之乱时，郑桓公为王室死难。郑国人拥立其子掘突即位，后世称郑武公。郑武公就是《春秋》这条记录里郑伯郑庄公的爸爸。郑武公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手段，先后灭了郐国和东虢国，并把郑国的都城迁到了制——也请记住制这个地方和其历史地位。

此后郑国陆续攻占了周边诸多城邑，实力越来越强。郑武公的扩张引起了周平王的猜忌，为消除周平王疑虑，郑武公又修建了另一座城，并在周平王六年迁都于此，这座名“新郑”的城就是今天郑州的前身。“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年是鲁隐公元年、郑庄公二十二年。

来看《左传》对这年夏季事件的记载：

夏，四月，费（bì）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zhài）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第一段记录的“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事件，在《春秋》经中并未出现，《左传》所谓“不书”即不见于《春秋》，属于有传无经。由于《公羊传》《榖梁传》主要是对《春秋》文辞做的解读，所以一般《公羊传》《榖梁传》要么有经有传，要么经有记录而传不解读即有经无传。有传无经在《左传》中比较多，在《公羊传》《榖梁传》中很少。

费伯是鲁国的大夫。朗，大致在今天的山东鱼台县一带。“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意思说，鲁隐公元年夏季四月，费伯带领军队在郎筑城，因为这件事不是鲁隐公下令做的，所以《春秋》没有记载——手下官员未奉君令擅自行动，更何况是筑城这种在当时意义非同一般的事情，可见刚摄政的鲁隐公，自身威望还有欠缺。

从第二段到第五段，讲述“郑伯克段于鄢”全过程。

第二段先是交代了几个人物背景。申国，是姜姓诸侯国，据说是伯夷之后，杜预注释说“今南阳宛县。”封地在今天的河南南阳市一带。在西周末年东周初期，申国应该还是比较有实力的，毕竟，导致西周灭亡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申国作乱。当时的女人一般没有名，所以称呼女人时有一种方式就是“丈夫的谥号+姓”，郑武公的夫人称武姜就是如此。这个称谓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郑武公那位姜姓夫人”。

武姜为郑武公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即郑庄公，次子就是段。按当时惯例，诸侯的儿子没有即位为君的应该称公子，所以对于段的标准称谓应该是“公子段”，或者按照“伯仲叔季”的排行称其为“叔段”。但《左传》这里称其为“共叔段”，有说是因为“共”（注：共通“恭”）是段的谥号，也有说因为后来段出奔共，所以这样称呼他。

按照“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武姜生的长子郑庄公就是郑武公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即使他已经贵为一国之君了，却始终不被自己的亲娘武姜所爱，更要命的是这个亲娘还一直谋划着把他从国君之位上拉下来。武姜之所以对亲儿子郑庄公如此讨厌，原因在于生他的时候“寤生”——对于“寤生”的解释，我看到两种。一种说“寤生”的“寤”就是“寤寐思服”的“寤”，“寤生”就是在入睡状态下生的孩子。还有一种说法说“寤生”的“寤”通“忤”，意思是出生的时候跟正常孩子不一样——正常的小孩出生的时候是头先出母体，反推出郑庄公出生时就是脚先出母体，应该属于难产——这在今天也会让人吓出一身汗，何况医学还不发达的春秋时期，弄不好会赔上大人性命。所以武姜受到惊吓是正常。从这个角度讲，后一种解释更合情合理，武姜因为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差点自己送命，所以讨厌这孩子也就解释得通了。也正因为如此，这孩子的名就是“寤生”——想想孩子也挺可怜，他没有任何过错，幼时想来也很期待来自母亲的疼爱，但母亲却没有给他爱，给他的只是憎恶，所有的母爱都给了弟弟段。幼年的这种遭遇应该是给郑庄公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以至于后来他对段能下死手，估计也有报复心理所致。

与郑庄公出生情景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他弟弟段，很顺利就生下来了。所以武姜也特别疼爱这个小儿子。以至于不顾“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多次去跟郑武公说情，想让郑武公改立段为继承人。但郑武公明确拒绝了武姜的无理要求。郑武公去世后，寤生顺利即位，是为郑庄公。按《史记》记载，武姜是在郑武公十四年生的寤生、郑武公十七年生的段，郑武公在位二十七年去世。则即位的时候郑庄公也不过十四岁左右，段也就十一岁左右，两个都是小孩子。

郑庄公刚即位，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这句话虽没主语，但联系上下文可以清晰感受到就是武姜为段向郑庄公提出请求，要求封段于制。制，前面提到过，曾一度是郑国都城，就是今天河南荥阳西北的汜水镇。此处地势险要，南边是丘陵，北边是广武山，中部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峡谷——这里就是后来的虎牢关，三国时期的“三英战吕布”就发生在此。

制，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政治地位，对郑国而言都非常重要，武姜的要求显然有着深层的考虑。面对这一无礼要求，年少的郑庄公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有主见。他说：“制，这个地方是险要之地（注：岩，即险要），当年虢国的国君就战死于此。换个别的地方我都可以封给段（注：佗，通他，即其他）。”——言下之意当然是坚决不能封段于制了。郑庄公说的“虢叔死焉”，讲的就是当初郑国开疆拓土时与虢国在此激战，最终杀死虢国国君才拿下制邑。

被郑庄公拒绝后，武姜退而求其次，要求把段封在京。京，杜预注释说是“今荥阳京县”。在今天河南荥阳的东南，离制不远，从地图上看刚好与制成对角线。

结合前面讲述郑国历史时对制和京背景的特意交代可以看到，这两地此前都曾是国都，无论政治地位还是军事地位，都仅次于国都新郑。武姜为段提出的两次封地，都隐隐有要与郑庄公分庭抗礼之意。郑庄公在拒绝了封段于制的请求之后，面对武姜再次为段请封于京的要求，因为有之前的那句“佗邑唯命”的承诺，只好答应。于是段就封于京，人称他为“京城大叔”——“大”通“太”，太叔即强调他是郑庄公的第一个弟弟。

第三段，讲述郑庄公手下大臣祭仲向郑庄公提意见。祭仲名足，字仲。在后面还会多次出现。针对段就封于京，祭仲发表了一番议论，他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雉，是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稚。祭仲认为一座城邑如果大于百雉，就有可能对中央政权的稳定造成隐患。所以先王定下来的规矩是大城邑不超过国都三分之一，中等城邑不超过国都五分之一，小城邑不超过国都九分之一。但段就封的京，大小超过当时郑国的国都，不符合礼制，这会给郑庄公造成不利影响——言下之意就是老百姓会怎么看待呢？会不会觉得郑庄公和段，到底谁是国君？

郑庄公给祭仲解释说：“姜氏欲之，焉辟害？”——姜氏，指武姜。辟，即避，避免的意思。意思说，我妈要这样做，有什么办法？

祭仲回答说：“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祭仲认为武姜这个人贪得无厌，作为国君的郑庄公应该早早谋划，不能放任下去，放任下去就像放任蔓草滋生一样。蔓草都得早点铲除，何况国君那个受宠的弟弟——言下之意，段不早点除去，对郑庄公而言迟早是个祸患。

郑庄公对此说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多行不义必自毙，祭仲你且耐心等着看吧！”——郑庄公比祭仲似乎要沉得住气。

郑庄公的隐忍，并没有换来段的满足。第四段讲述段如何得寸进尺。西鄙、北鄙，即郑国西部和北部边境的城邑。贰于己，即同时听命于国君和自己。

段命令这两个城邑要同时听命于自己，意味着对这些城邑官员而言，出现了事实上的两个君主，一个是法理上的国君郑庄公，一个是非法的上级段。这一方面固然是段嚣张跋扈的体现，另一方面未尝不是段在试探郑庄公的底线。

这时候另一个人看不下去了。此人名吕，字子封，《左传》称公子吕。有说他是郑武公的弟弟、郑庄公的叔叔。公子吕对庄公说，“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您到底是怎么想？要是准备把国君之位让给段，就让我以臣子之礼去事奉段。如果不是这样想，请除掉段，免得老百姓生出二心。”——我读史书，经常感觉政治人物真的都是心狠手辣，即使是亲人，说要除去就能下手。段也是公子吕的侄子，是郑庄公的亲弟弟，公子吕都能建议将其除去——所以妇人之仁的人，不适合玩政治。

对此，郑庄公安慰公子吕说：“无庸，将自及。”庸，即用，无庸，就是不用担心的意思。“将自及”是省略句，完整意思是“祸将自及”。郑庄公就是告诉公子吕，你别担心，段这样做只会自取灭亡——后来的发展果然印证了郑庄公的判断。

段一再试探，发现郑庄公并没有什么激烈反应，于是又更猖狂，“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即直接把之前的“贰于己”的两邑收为己邑——这就是赤裸裸的挑战郑庄公的地位，之前好歹这些城邑面子上还尊奉郑庄公为国君，这下好了，不听命于郑庄公了，唯一上级就是段。段的势力此时已扩展至廪延，即今天河南延津县北部一带。从地图上看，在郑国国都以北形成了一个东西走向很长的势力带，差不多郑国的半壁江山已事实上归于段。

公子吕再次看不下去了，对郑庄公说：“可矣，厚将得众。”意思是差不多了吧，再这样放任下去，他的势力越来越雄厚了，老百姓都会去归顺他了。

郑庄公对此的评价是：“不义不昵，厚将崩。”意思说段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从臣子角度来说，他对君主不义；从弟弟角度来说，他对我这个哥哥不亲。这种人就算看着势力雄厚强大，最终也会失败——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道义高地。

估计祭仲和公子吕对于郑庄公的说法，虽觉得有理，但心底则未必完全认可——因为他们看来，段已经尾大不掉了。但有什么办法，郑庄公是国君么，他说了算。

第五段讲述郑庄公如何以霹雳手段突然反杀最终克段于鄢。

面对郑庄公的一再忍让，段一看，哟，我哥这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呢，还是人傻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抓紧时间修成筑墙，聚集士卒，备好兵器，准备袭击都城发动政变。而偏心眼的武姜这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作为内应，里应外合这政变不成功都说不过去。

可能是段的保密工作做的不好——我很怀疑其实是早就处心积虑准备收拾段的郑庄公情报工作做得太好，早早在段的身边安插了眼线——郑庄公居然提前知道了段准备发动政变的时间。于是他果断出手，“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公子吕大兵压境，京的臣民迅速叛变段向郑庄公投降，段逃奔于鄢，郑庄公则痛打落水狗，一直追讨到鄢。五月辛丑日，段从鄢逃亡投奔共。共，杜预注释说是“共国，今汲郡共县。”共国是姬姓诸侯国，封地大致在今天河南辉县一带，历史上著名的“共和行政”一事，有说就是指当时的共国国君共伯和掌管政权，代周王摄行天子事。不过从后面《左传》记录看，共国大致在鲁闵公时代已被卫国所灭。

郑伯克段于鄢到此告一段落，第六段是《左传》对《春秋》这条记录的评价。意思说，《春秋》这条记录说“郑伯克段于鄢”，因为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称其为“弟”；兄弟反目如同两个国君刀兵相见，所以称之为“克”；特意记录“郑伯”，是讥讽郑庄公没教导好弟弟，这样的结果正遂了郑庄公的意愿；之所以《春秋》没有用“出奔”，是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

确实能明确感受到《春秋》经里，对作为弟弟的段，有明显贬斥之意。段，是他的名，他是郑武公的儿子，《春秋》标准的称谓应该是“公子段”，或者按照他是郑庄公的弟弟身份应该称呼他为“叔段”，直接称呼他“段”，显然是有贬斥意。之所以贬斥他，原因也很简单，作为弟弟他造哥哥的反，作为臣子他造国君的反，不弟不臣，确实应该被贬斥。

但《左传》说“称郑伯，讥失教也”，让人觉得有点奇怪。毕竟，“郑伯”就是《春秋》经对郑国国君的标准称谓。而且从鲁隐公元年此处郑庄公出场，到鲁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去世，《春秋》经这段时间涉及“郑伯”的记录一共十五条，单就这个称谓的字面意思看，这十五处“郑伯”，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

那么，为何《左传》会有“称郑伯，讥失教也”一说？

在详细阐述我的看法之前，需要先说明一个前提，即我承认《春秋》经的记录——注意，我说的是“《春秋》经的记录”，而不是“《左传》的记录”——是存在“微言大义”的，很多时候用字确实非常讲究。当然，我也承认，《公羊传》和《榖梁传》也确实存在过度解读的现象。

如何判断《春秋》经的一条记录是隐藏着微言大义，还是就是正常记录？在通读完《春秋》经和三传之后，我个人体会是，遇到一条记录，首先琢磨一下正常情况下，这件事应该怎么记录，如果《春秋》经的记录就是这样，那就没有特别需要解读的地方。如果明显与正常情况下同类事件的记录文笔不同，那就要斟酌后面的微言大义了——这种分辨能力，如果对《春秋》经比较熟悉，文字上的直觉会更强烈些。

回到“郑伯克段于鄢”这条记录。前面说了，对于段的称呼，明显有问题。但仅此一点并不能说明这条记录有多么神奇的微言大义。这条记录奥秘在于，正常情况下，其实不应该这样记录。

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件事应该怎么记录？

郑伯克段于鄢，本质是大夫（段）占据国内某个地方（京/鄢）发动叛乱。类似的事件《春秋》经里很多，举几个同类事件记录如下：

（鲁襄公二十六年）卫孙林父入于戚以叛。

（鲁昭公二十一年）宋华亥、向宁、华定自陈入于宋南里以叛。

（鲁定公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陈入于萧以叛。

（鲁定公十三年）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

（鲁定公十三年）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另外，在《左传》体系下的《春秋》经里（注：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公羊传》和《榖梁传》体系下，《春秋》经在鲁哀公十四年春季“西狩获麟”后就结束了，但《左传》体系下，《春秋》经则一直记录到鲁哀公十六年），在鲁哀公十四年还有一条记录：

（鲁哀公十四年）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所以，郑伯克段于鄢，如果按照《春秋》正常记录此类事件的写法，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郑段入于鄢以叛。

但这样记录有一个问题，表明史官单纯对发动叛乱的人持批判态度，意味着孔子认为这件事情上，只是段做得不对——看不出孔子对郑庄公的态度。

如果对《春秋》经的文字记录表述方式很熟悉，就能理解这件事除了前面说的记录成“郑段入于鄢以叛”之外，大致还可以有以下几种表述方式：

表述方式1：郑人克段于鄢。

——这样记录，意味着孔子认为段的所作所为让郑国人都不满，过错全在段，而且激起普遍民愤了，比上面提到的“郑段入于鄢以叛”，对段的批判性更强。

表述方式2：郑克其公子段于鄢。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责任在郑庄公，但这种直接称国的记录，隐含意思是过错方在国君——这也是为何此处对于段的称呼我有意写成了“公子段”。

表述方式3：郑公子段奔鄢。

——这是我本人倾向性最强的一种记录方式，强调了鄢的重要性。参考《春秋》经对于大夫出奔的记录来看，这种表述相对来说隐含的记录者的价值取向最不明显——这也是我个人一直固执的看法：如果要努力客观记录事件，就应该如说明文般不带感情色彩。

表述方式4：郑公子段出奔共。

——若按《左传》记录，段最后从鄢又出奔到了共，要强调他落脚点在共，就应该这样记录。

但段是否真的出奔卫国的共了，我个人对此存疑。因为《左传》虽然有“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的记录，但此后再未看到段有任何举动，只有他儿子公孙滑倒还曾兴风作浪，所以段大概率在出奔共后——甚至在出奔共前——就已经死了。所谓的“大叔出奔共”，也许是他的党羽奉他的尸体出奔共。后来的鲁隐公十一年，郑庄公拿下许国后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也并不能完全证明段当时就顺利出逃了。我更倾向于段就死在了鄢，所以在这件事里，鄢的地位要重于共，故而如果就后面这两种记录来说，我更倾向于“郑公子段奔鄢”这样的表述。

综上，如果按正常写法，《春秋》这条“郑伯克段于鄢”记录中，无论如何是不应该出现“郑伯”二字——即使“郑伯”是对郑庄公的标准称谓。但《左传》这段评论，把上述我提到的几种表述方式都否定了。“郑伯”二字出现在这里，不符合《春秋》经此类事情的正常文辞手法，有异常。之所以异常，读完《左传》就恍然大悟：因为孔夫子认为这件事情上，段作为弟弟作为臣子固然有错，但郑庄公作为哥哥作为国君，故意纵容他以至于段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也有责任。所以，孔子要写出一条记录，表明他同时对哥哥郑庄公和弟弟段都持批判的态度。恰恰因为这条记录异常出现了“郑伯”二字，这就暗示读者要去琢磨为何会如此记录此事，最终含蓄而完美地传达了孔子的臧否之意，确实堪称是微言大义的典范——这就是为何《左传》评价这条记录时说“称郑伯，讥失教也”。

这条记录谓语用“克”，也很耐人寻味，这是《春秋》经里唯一用“克”描述双方对立关系的记录，本身是兄弟阋墙的家丑事，闹成了你死我活犹如两国刀兵相见，以至于让天下人耻笑。

第七段和第八段则是这件事的后续。第七段讲述郑庄公对母亲姜氏的处置。郑庄公将她安置在城颖，并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城颖，杨伯峻先生注释说在今天的河南临颍县西北。黄泉，代指死亡。郑庄公的意思就是与母亲至死也不愿再见，可见面对母亲，郑庄公的失望与痛恨。

但很快，郑庄公后悔了。之所以后悔，我想，也许毕竟是母子连心，也许郑庄公身为一国之君，在那个讲究“孝”的年代他多少还得顾忌别人对他的看法，母亲所作所为再不对，也是母亲。但是誓言在先，如何两全他也为难。

第八段讲述颍考叔如何为郑庄公出谋划策解决难题。颍考叔是“颍谷封人”。颖谷，杨伯峻先生注释说在今天的河南登封市西。封人，杜预注释说是“典封疆者”，即镇守这个地方的长官。颍考叔敏锐地猜到了郑庄公的心思，于是有意设计了一次与郑庄公共进餐的机会，巧妙的把话题引到母子相处上，并针对郑庄公的难点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按照他的方案，郑庄公在地下挖掘了隧道，深及见水，然后与母亲在隧道重逢，这次相见的过程双方都很愉快，相见之后，按《左传》的记载是“遂为母子如初”。至于郑庄公与母亲的“遂为母子如初”到底是真的双方摒弃前嫌了还是面子上过得去，则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吧。不过我觉得之所以双方能“遂为母子如初”，除了前面分析的国君的颜面也罢残存的亲情也罢，也许还有一种阴谋论的可能——政治利益下的妥协。武姜极有可能是申国国君的女儿，这就意味着武姜背后还有着申国的势力支撑，郑庄公对此不得不有所顾忌。

最后一段，借君子之口，对郑庄公与母亲重归于好做了评价。“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出自《诗经·大雅·既醉》，意思说后代子孙尽孝之心永不穷尽，那么神灵就会赐福给他们。整段话意思说，君子说：“颍考叔称得上是纯孝，他爱自己的母亲，于是能把这种爱心推广到郑庄公身上。《诗经》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针对“郑伯克段于鄢”，《榖梁传》说法如下：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段弟也，而弗谓弟”意思说如果段的行为符合弟弟身份，正常情况下《春秋》应该称呼他为“叔段”而非“段”；“公子也，而弗谓公子”意思说如果段的行为符合公子身份，正常情况下《春秋》应该称呼他为“公子段”。“杀世子、母弟目君”则是对《春秋》类似记录背后规律的总结。目，是“标明”的意思，这句话意思说，如果《春秋》类似记录里特意点出国君，则暗示国君要么杀了亲儿子要么杀了同母弟——类似记录后面看到再细说，此处暂且记住这个观点即可。

《榖梁传》这段解读意思说，《春秋》用“克”字，指郑庄公能杀死段，但之所以没有用杀字，是为了表现出段有军队配合作乱。段是郑庄公的弟弟，按《春秋》惯例，如果国君杀了世子或者同母兄弟，则用他的爵位称呼他。因为这里用爵位称呼郑庄公，所以说明段是他的弟弟。段是弟弟，《春秋》却不称他为弟弟，是公子《春秋》也不称他公子，就是斥责他的行为有失做弟弟、做公子的身份，因此《春秋》鄙视段。但《春秋》也认为郑庄公做的太过分了，因为事实证明其实他一直想置弟弟于死地。特意强调“于鄢”是说郑庄公一直追到鄢这么远的地方就为了把弟弟杀掉。在这件事情上处心积虑，就如同从母亲怀中硬把弟弟夺过来杀死一样，真是过分。那郑庄公怎么做才对呢？应该“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在段逃亡的时候，郑庄公应当慢慢追，有意放跑弟弟给弟弟一条生路，这才是对亲弟弟应有的和善做法。

按《榖梁传》的说法，《春秋》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其实含蓄地说郑庄公最终在鄢这个地方把段杀了。但《榖梁传》认为郑庄公应该“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作为政治人物，这种情况下郑庄公如果都不杀段，那真是妇人之仁了——不信，你看看两千年之后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的杀伐果断就知道了。

《公羊传》对“郑伯克段于鄢”这件事，评论如下：

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大致跟《榖梁传》意思差不多，也是说《春秋》用“克”，表示郑庄公杀了弟弟段，但没用“杀”特意用“克”，是强调郑庄公在这件事上罪恶之大。郑庄公的母亲想要立段为国君，郑庄公却把段杀了，显然郑庄公并不爱这个弟弟，如果真爱这个弟弟的话，还不如当初郑庄公不给他地盘——郑庄公当初给他地盘并且一再纵容段就是没安好心想故意陷段于不义。段是郑庄公的弟弟，但《春秋》不以弟弟称呼他，是因为他把自己放在与国君对等的地位来与自己的国家为敌。特意写明鄢这个地点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齐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公孙无知搞政变被齐人杀了，《春秋》就没写明地点，是因为整件事都发生在齐国都之内（注：齐国这件事发生在后面的鲁庄公九年，《春秋》的记录是“春，齐人杀无知”，具体事件到时候再细说）。发生在国都之内，即使被杀的人与国君地位对等，也不写明地点。不与国君地位对等的，就算是杀死在国都之外，也不用写明地点。

按《左传》说法，郑庄公逼得亲弟弟段流亡他国。但按《榖梁传》和《公羊传》说法，则是郑庄公杀死了弟弟段。到底哪种说法对，史书也没有一个确切答案。

按《史记·郑世家》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发生在郑庄公二十二年，郑庄公和段都三十出头。郑庄公隐忍了二十多年，终于对这个弟弟一击得手。我不知道此后若干年，夜深人静的时候，郑庄公会不会想起段，会不会想起他们孩提时代——想来兄弟之间多多少少总会在黄发垂髫的时候有些玩耍打闹的经历吧？还有那个若真的如《左传》所言没有被杀死而只是流亡他国的段，是否亦会在异国他乡的某个时刻回想起这些？他们想起这些的时候，心里又会是什么感受？

段的形象，在《春秋》及三传里谈不上好。从传统角度而言，段就是一个谋逆的乱臣。不过我在网上查资料看到，说《诗经》里的《郑风·叔于田》和《郑风·大叔于田》两首诗中的“叔”，就是共叔段，在这两首诗里，那位“叔”的形象则是非常美好的。《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地方歌谣。歌谣里有历史痕迹很正常，不止古代，今天也是。有一种说法说“六经皆史”，《诗经》中很多篇章确实似乎能跟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对应上，不过这些与我们此处要探讨的话题关系已经不大了，所以就不展开说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