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礼制变迁的图景与脉络

作者：刘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廿六日丙寅

          耶稣2024年7月1日

北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统一华北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其礼制熔拓跋俗制与华夏典制于一炉。两者间既有碰撞和冲突，亦有交融乃至转化。因此，所谓“北魏礼制变迁研究”，可拆分为“北魏”“礼制”与“变迁”三个关键词，分别考量。

“拓跋魏”与“礼制”的碰撞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撞上华夏自有身份标识的“礼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讨论此问题的前提，是要对传统的“北魏”和“礼制”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传统史学认为北魏是以“北”（在方位、政权上与南朝相对言）来标示的、静止的王朝指代名称，起始时段是登国元年（386）改国号为魏，而此前源出森林草原游牧部族、居于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的拓跋，无疑是不入华夏之“礼”的夷。礼在王权内别尊卑的同时，对外发挥着划分与蛮夷之泾渭、承载华夏边缘的功效；此功效伴随礼制规范化特质与朝代更迭，愈发固化。华夏与蛮夷的区别在于是否识礼，以文化而非血统/种族论的有教无类观又使得二者间可以转换，韩愈《原道》曾作如是表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然而转化并不能掩盖双方界限：蛮夷未化之前，是无礼可言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为坚定界限的关键。由此传统自然形成逻辑：北魏建国前是无礼之夷，自然无所谓礼制研究。于是，当“礼制”碰上“拓跋魏”，学者多考察拓跋是如何遵从华夏典章施行“汉/华夏化”的，对于部落及联盟时期，则下意识地视作蛮习夷俗而一笔带过；或有简略论及旧俗者，却以是否“合礼”的套路来评判，流于形式的同时，陷入以己度人、唯华夏中心主义的危险境地。

目前有充分史料证明，鲜卑部落及联盟时期已存在类似于华夏礼制别内外、定尊卑的制度，如区别立国初期势力分野与等级阶序的羽真号，也许并不如华夏礼制完善，却无疑更契合部落联盟的社会经济结构。独具游牧特色的西郊、拜祖仪式与华夏郊祀在差异之外，也有共通处。至为关键的是作为精神信仰的仪式，如木本水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拓跋鲜卑。北魏末期河阴之变前后兴起的胡化浪潮，也呼应了前政权时代的礼俗。因此，“北魏”应视作一个变动的——由游牧民族到华夏化的华北政权——政权符号，将部落及联盟时的礼俗纳入其间。

将“北魏”视作变动政权符号的同时，“礼制”也应变动。首先，其外延当向游牧民族的特殊情况扩展，以契合部落及联盟时的礼俗与社会。其次，需着重论述礼之“制”在当时情境下的实际功用，不能局限于传统礼学认可的礼目，应当包含具有民族、时代特色的礼制职官、机构等；此外，礼典中通行、以数度隆杀来表现等级的物化礼乐也当纳入。最后，传统《周礼》五礼框架并不契合北魏礼制变迁研究。五礼框架的优势是系统性，但它对礼制的描述失于静止。北魏前期的史料缺失，使得面面俱到的五礼架构难以展开；而部落联盟礼俗又与此框架方凿圆枘，无法生动展现礼制变迁的来龙去脉。即便史料较丰的中后期，五礼的劣势也存在，如灵太后两次临朝、政局的频繁变动，让装饰性的礼制成为博弈的筹码，屡有改作，静态的五礼考察是无法鲜活地体现礼制与政局动态关系的。

北魏“礼制”的图景

我们可尝试摒除五礼系统但失之静止的面面俱到架构，在描摹出北魏礼制宏观图景的前提下，采用以点切入，进而以点连线的方式展开研究。具体而言，是试图关注历时性的长时段，依次选取在时段上有所牵连，关涉拓跋原始礼制与华夏典制碰撞、冲突、交融乃至转化的礼制之点，深入挖掘点的意蕴，明晰其背后的政治、经学关节，而后以线连接，勾勒出礼制演变的脉络，揭示其下潜隐的抉取标准。展开这一工作的前提，是描摹出北魏礼制的图景。

北魏礼制图景可分作两大类：以王朝祭礼为核心的正祀、正祀外的杂祀。作为正祀主体的王朝祭礼囊括了祭礼的两个核心——郊天与祭祖，并通过武力、正统性予以维持。北魏王朝祭礼的特色在于烙印着游牧与华夏双重痕迹，可分作三小类：以西郊为核心，白登祭祖、五月五日饗、七月七日饗等为辅翼的源出（亦有入主中原后完善的）游牧礼俗的祭典；以郊丘分异（南北郊、圆丘方泽）为核心，耤田先蚕、朝日夕月、五时迎气等众星拱卫的华夏祭典；太武帝后新君即位亲至道坛受符箓的道教典礼。道教典礼频率较少，影响渐趋弱化，可暂置不论。仅前两者便演化出两祭典（原始祭典与华夏祭典）与三核心（西郊、南北郊和圆丘方泽）相互间碰撞、冲突、交融乃至转化的复杂情形，这是前中期的礼制实况。至孝文改制，华夏典制占据上风，三核心变为两核心，但原始礼俗并未退出，而是在后期时隐时现，于河阴之变后涌起胡化逆袭的浪潮；即便华夏内部南北郊、圆丘方泽两核心，亦在政治与经学影响下消长沉浮。

王朝祭礼外，尚有杂祀。中古史书的“礼（仪）志”主述王朝祭礼，对杂祀甚少着墨；即便零星记述，也将之等同淫祀，主张清理。目前研究重点关注王朝祭礼；对杂祀不多的研究中，亦有三点问题凸显：第一，杂祀的概念与外延需厘定。第二，沿袭史书论调，强调与正祀的对立，忽视了二者一定条件下转化的史实。第三，杂祀与政局变动的关系未受重视。

北魏礼制的图景应当是以王朝祭礼为核心的正祀及杂祀的有机构成，北魏的礼制正统正是在正祀与杂祀的碰撞、冲突、交融乃至转化中，逐步与政局契合而成立的。

礼制“变迁”的脉络

在描摹出图景的前提下，选取点位，以线相连，勾勒出“变迁”脉络的方法就成为可能，点位的选择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最好是体现拓跋礼俗与华夏典制碰撞、冲突、交融乃至转化的礼制之点。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两者共有礼俗，如大地、日月崇拜：华夏有北郊、方丘祭地，拓跋有蹛林、蹋坛与绕天，皆出于土地崇拜；而拓跋崇拜日月的祭仪，对应华夏朝日夕月礼。从部落联盟进入国家形态后，共有礼俗会有碰撞，统治者要抉择与调适。孝文改制后，政治主导礼制的情况涌现，在游牧礼俗与华夏典制调适的表相下，潜隐着政治需求主导的本相。另一种是独有之礼，这更多是针对华夏典制而言，因为它更加系统，且是作为被吸纳的客体，用来加强统治的。如迁洛后的点位可选物化礼乐的代表九锡。以游牧身份入主华北的北魏，在皇帝耤田方位等礼制层面，以宗经、复古为标准，宗周旧制；但在涉及军政关键时，尊君、实用原则稳居上风，变更华夏故事，于勋臣死后追赠九锡，以利权柄驾驭。

其次，所选的点在时段上要有所牵连，以明晰礼制前后变化。也分两种情形。一种是针对史料有限的点，将之置于长时段中考察。如以耤田方位为切入点，将北魏耤田方位放入殷周至隋唐的长河中论述：周唐间耤田方位存在着由本乎“宗周旧制”之南耕，向源出“汉家故事”东耕转化的轨迹，东耕内部亦显现出东南与东方位上的变更。可由一朝礼制变迁，管窥长时段下礼制与政治的互动。另一种是点位间的彼此勾连，可由点连线钩沉出变迁脉络。如羽真号与九锡的勾连。羽真从冯熙太和三年（479）自书S.0996《题记》官爵序列的高位，到十九年孝文撰《冯熙墓志》中的消亡，正是华夏化沙汰鲜卑系话语的显例，实质是拓跋核心集团步入皇权轨道而祛除部落联盟形态的声明。与羽真消亡同见于冯熙葬礼的是首次出现于北魏的汉化九锡，其于勋臣死后追赠的方式，迥异于魏晋南朝作为禅让工具的九锡。羽真号的消亡与九锡的变相，揭开了北魏华夏化大幕的一角。

最后，尽量选择成果较少的点。囿于前中期史料稀缺，考察多有空白处，如祭祀机构神部，它在文明太后迁主安庙中曾作为孝文与勋贵博弈的筹码，但未见相关成果。又如对杂祀与正祀转化的忽视，有两种情况值得关注：一是以西郊为核心的原始祭典如何遭沙汰转为杂祀；二是以太武帝攀附祖宗石室为代表，展示出杂祀转为正祀的过程。此举并非避重就轻，而是试图通过空白处的填补、细微处的弥缝，一步一步提升图景的像素，实现画面由缺失到完整、由清晰再至高清的跃升。

描摹图景、勾勒脉络的方式难免存在一些先天不足。整体而言，好比管中窥豹，虽有深入之能，却不能详摹全貌；以深度论，又似蜻蜓点水，自以为穿凿者，可能仅是边缘点位，绝难保证触及核心。但是，伴随宏观框架的逐步完整和细部血肉的点滴填充，北魏礼制变迁研究当会日渐丰满，为探讨游牧民族建立中原王朝后的政策取向提供礼制层面的参考。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