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信仰，使被边缘化的德性重回人心
    作者：刘利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7月14日
    
    
    
    内容摘要：德性是人对垂直维度的普世价值的自觉遵循而形成的品质。德性被边缘化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全球性问题之一。这一文化现实表现在作为主体的人身上，就是人的平面化。人的平面化、德性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信仰被解构。扭转人的平面化趋势的最重要一环是恢复德性的“权威”，重建信仰是恢复德性不可回避的重要一环。重建信仰具体要做四方面的工作。一是理性地总结人类宗教史上不同形式的宗教信仰被滥用、恶用和误导的教训。二是总结伟大的信仰及其支持的美德系统被哲学地解构和错误或邪恶的信仰被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教训。三是对支持普世价值的信仰重新作出哲学的理性论证。四是通过不懈的传播和教育工作，普及信仰和德性对于完满的人的生活的必要性。
    
    
    
    Rebuilding Belief And Making Virtue Marginalized Return to Heart
    
    
    Abstract：Virtue is the human quality formed by following the universal human values of the vertical 

dimension consciously. It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global problems that virtue is 

marginalized in our age. The reflection and embodying of the cultural reality on human as

 subject is planarizartion of human.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of the planarizartion of

huma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virtue is deconstruction of belief. The most important 

step to reverse the trend of human’s planarizartion is restoring the "authority" of virt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belief is inevitably

 an important key joint of recovering virtue. There are four concrete aspects of work to do 

for reconstructing belief. 1, To summarize reasonably the lessons of abusing, evil using 

and misleading  religion belief with different forms in human religion history. 2，To summarize the lessons that  the great beliefs and the virtue systems supported by 

the beliefs were deconstructed philosophically and  the misleading or even evil beliefs were

 set up philosophically. 3，To redemonstrate philosophically the beliefs that support the universal human values. 4，Through the unremitting spreading and education work, to popularize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of belief and virtue for a perfect human life.
    
     
    
    本文所言的“德性的边缘化”，非常明确地指的是规范人心向善的道德标准被解构，人们的道德理性和伦理生活陷入混乱，道德水平普遍下滑的现象。相应的“人的平面化”，则是指人不再追求精神的垂直向上的超越，不再追求与天同德的神圣境界，人所追求的只剩下功利性的好处，至多只是在水平维度上，追求生活形式的新奇刺激、多姿多彩，舒适安逸和发展相应的技术手段。这已经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人类生活或生存问题（existence problem），因此也应当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伦理学或哲学的理论问题（academic question）。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为解决日益突出的道德和道德言说无序的问题，而写出了《德性之后——一种道德理论研究》（After Virue, A Study of Moral Theory）。这本书以独到的批判性思维的洞见和对西方社会实际道德生活的深切关注，引发了一种伦理学新思潮——德性伦理学。作为对近代以来从理性主义、情感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分析哲学的元伦理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非理性主义伦理学的旗帜鲜明的质疑和指正，《德性之后》明确地提倡重回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这无论是对挽救现当代社会的道德危机，还是对推动伦理学研究由在概念范围内咬文嚼字和吹毛求疵回归到关注人的实际道德生活，都功不可没。然而，麦金太尔的德性论也存在着相对主义、片面性和笼统性等问题。本文拟从重建信仰和重树德性的关系上，对“德性的边缘化”及其扭转之策作些初步的探讨。同时，也会对麦氏《德性之后》存在的有必要进一步商榷的问题有所涉及。
    
     
    
    一，德性的界定
    
    
    在《德性之后》中，麦金太尔给“德性”下过一个初步的定义：“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1]下此定义前，麦金太尔对“内在利益”以举例的方式作了必要的描述，主旨是说明，与名利、金钱、等可量化的有形财富这类外在利益不同，内在利益是一种人在精神上的收获，比如在自我达成某种目标时，对成功、卓越、美感的切身体验。
    
    显然，这一界定过于笼统。因为不同的人对成功、卓越、美感的体验会相当不同。比如小偷成功地偷到东西时，他除了获得外在利益，偷到金银财宝外，也可以享受到麦金太尔意义上的“内在利益”，即由其偷窃过程中的技巧、机智、冒险和侥幸带给他的成就感和令其愉悦的刺激。然而无论是偷东西的计划还是实践，都无德性可言。
    
    我们给德性一个定义：德性是人对垂直维度的普世价值的自觉遵循而形成的品质。
    
    合乎逻辑地，这里需要对普世价值和垂直维度的普世价值作一必要说明。[2]
    
    普世价值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文化，每个人、不同规模的人类群体和人类整体的积极意义或积极性质；是人在人类历史演进、文明进步和精神成长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生活经验，抵御并摒弃人性中潜在的对人类具有毁灭性的恶的可能因素，而对人的善性积极地、文化地建构的结果。
    
    普世价值提供着人类精神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分，渗透于并滋养着人类文化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类社会能人样地而不是兽样或魔样地存在与运转，使人类存在能够不断地战胜使人沉沦的人性弱点，而在艰难困苦的努力中，执善固执，保持着向神圣的精神境界开放和升华的可能，从而使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具有了善良、美丽、可靠、健康的性质。
    
    普世价值是被赋予了理性能力的人类自己对社会生活精神标准的立法，是人类在文化地进步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规范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的善恶标准。如果没有这样的立法和规范，人类可能被理性能力的滥用和恶用所毁灭。
    
    普世价值提供着人在生活中一切向善的意义选择以道义根据和理性参照系。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普世价值已经成了每个正常而成熟的人类存在都可以发现的生活常识、都可以证明其正当性和不可或缺性的生活内容和存在形式。
    
    这个价值选择的理性参照系是一个由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构成的体系结构。它们概括了所有效用价值和人文价值。效用价值是可量化的价值，而人文价值是不可量化的价值。
    
    在水平维度上的普世价值可以概括为五种。它们是可量化的效用性价值、综合了可量化性与不可量化性的知识价值、不可量化的情感价值、品质价值、以及满足人的生理与心理需要的美的价值。
    
    水平维度的普世价值有如下特点：一，它们在自身之内可作量的计较，中庸适度是其程度标准。二，它们作为“善”在自己范围内会有“不善”相比较、相对应。即，相对于中庸适度的德性，过与不及都是“恶”。三，这些水平维度的普世价值的具体形式具有无限多样性的发展可能。四，它们伦理学意义上是否为“善”不是自身决定的，要受垂直维度的人文价值的制约，既可能被善用，也可能被恶用。五，它们引导人类生活走向丰富多彩，而不决定人类生活趋向善和神圣的高度。人类文化堕落时，在一定限度内，有可能水平维度的普世价值却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实现。因此，一个人具有非常高的智商、情商，非凡操作及管理能力、果断、勇敢的品质，随和、浪漫的气质，都不等于他具有德性。德性不是指人内在地拥有这些水平维度价值的品质表现。
    
    垂直维度的普世价值是指示善恶的人文价值，可分为底线价值与高标价值。底线价值规范的是为人的起码精神资格，给出的是人与兽类、与魔鬼划界的标尺；高标价值昭示的是成圣的理想，通常由信仰提供终极支持，给出的是人在人品境界上不断自我超越，向天使接近的意义灯塔。
    
    底线的普世人文价值包括人权价值和伦理价值两个方面的内容。它们从权利和道德上规范了人之为人的底线，是人之为人的精神资格的标尺，也是人类理性地为能享有和平、健康、有尊严的社会生活的自觉立法。1948年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和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形成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是人类对底线普世价值建构的伟大成果。
    
    由某种宗教或哲学信仰提供的终极人文价值支持的高标普世伦理价值，从古至今一直只是少数人类圣哲、豪杰或志士仁人的德性，还从未成为过多数人自觉奉行的行为准则，但是，正是这些高标的普世伦理价值作为一种拉拽着人类精神向上的力量，加强着人类精神向上超越的努力，而使人类不至沉沦为一种平面动物。
    
    垂直维度的普世人文价值有如下特点：一是顺序性：底线价值一定是高标价值的必要前提，这个顺序不能颠倒。二是单向性：与非普世价值或反普世价值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三是只定性质不定程度：它们规定着善恶性质，不能用“中庸适度”来衡量、评价。四是，整体性及收敛性：由上述底线价值到由信仰支撑的高标价值，作为指示伦理善恶的标准，构成一个完整的具有收敛性的有机体系，不可拆解，也不存在像水平人文价值那样的无限多样地扩展、创新的可能。
    
    没有德性的人是达不到垂直普世价值底线标准的人，他们会故任意地侵害和践踏他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古往今来一切人为的社会性灾难，从以神圣名义发动的宗教战争，到德、意、日法西斯以种族主义为根据发动的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的罪行；从斯大林的肃反运动到哥尔布特的屠杀；从中国的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人间灾难的制造者作为其反人道犯罪的道义根据的，都是形形色色的非普世价值，认为某个宗教、某个种族、某个阶级、某些人具有高人一等的特权或优越性；都蔑视和肆意地践踏着垂直普世价值的底线。
    
    自觉地达到了底线标准的人，具有起码的德性，能够担当一个人起码的义务和责任，能做到遵守社会的法规、法律和约定成俗的伦理，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德性更高的人所为则高出了底线的要求，能自觉地“己欲利利人，己欲达达人”，会对社会和他人奉献许多，在自己身上达成老子所言“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如水上善，孔子所说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圣贤人格理想。 
    
    将“德性”界定为人对垂直维度的普世价值的自觉遵循而形成的品质，可纠正和弥补麦金太尔德性论的几大弱点。
    
    第一，可避免麦金太尔德性论中的历史相对主义问题。麦氏德性论中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道德总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性的当地情况和特殊性相关联，当代的道德力图摆脱全部特殊性而成为一种普遍性道德的愿望，只不过是一种幻想。”[3]不难看出，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会逻辑地得出否定普世价值的有害结论。这种以特殊否定普遍的历史相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教条非常一致，其明显的问题是，任何道德的应然评价和批判，如果严格按照这一原则，就都被转化为对实然的认识和认可，等于宣布了道德评价的不可能。普遍性与特殊性总是同时存在相互渗透的，人的精神对于人的生活的能动规范作用与人的生活对于人的认识的制约作用，是相互制约和互为条件的关系。人的有目的的实践都有其价值评价作为前提才可能成立。而人类对于历史事件的道德评价总是有着自觉或不自觉的先在价值标准才可能。
    
    我们在理性地理解和把握荷马所肯定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肯定的德性、基督教传统肯定的德性，中国传统儒家肯定的德性时，的确不能脱离它们所处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发展阶段，然而，我们对其是非、优劣、得失的评价，却需要一种价值标准作为逻辑前提才可能作出。麦氏的德性论缺乏这种自觉的评价标准意识，而被滞于历史相对主义裹足不前。当然他这种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比此更糟糕的可能也是存在的，比如，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至上这种非普世价值为价值标准，我们对上述三种典型的德性伦理学的判断，必然会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而得出，它们不过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的荒谬结论。
    
    人类是一个需要经过历史的过程，才能在精神上成长、成熟起来的存在。而以道德进步为核心的人类精神进步是在不断地告别非普世价值的误区的过程中实现的。德性是在人类追求精神超越的过程中，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被建构的。其具体的历史的表现形式，必定带有具体的局限性。然而真正有生命力的德性，必定闪耀着普世价值的恒久光芒，因此可以在不同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中释放有益的精神能量。而那些表征着德性的具体的历史的有限性的非普世价值因素则会在人类精神的进步过程中不断地被剥离、淘汰。
    
    荷马时代以及亚里士多德时代认可的德性，还没有达到与非普世价值划清界限的自觉。因此，麦金太尔引导我们注意到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德性传统在今天已经被丢弃的道德危机，推促我们重新重视作为人的内在品质的德性的塑造，才是道德建设的核心问题所在时，我们完全认同他对德性的重要性的强调，但是却不能认同荷马肯定的表现为杀人不眨眼的“勇敢”德性，也不能认同亚里士多德将奴隶排除在外的城邦德性，更不可能得出传统的等级制社会比现在的民主宪政社会更有利于德性培养的荒谬结论。
    
    第二，可纠正麦金太尔德性论对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德性进步成就的抹煞。与麦氏德性论的历史相对主义同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他绝对地否定18世纪以来伟大哲学家们道德建设成就，没有注意到，近代以来一方面抛弃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传统，另一方面也矫正了这个传统中的不良偏差，而发展出了为这个传统所忽略的却是德性建设必不可少的健康内容。
    
    近代以前的德性伦理学的突出问题有二，一是在忽视底线普世价值的情况下，高调强调和提倡高标普世价值。比如，在人的合理欲望普遍被压抑，人之为人的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普遍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德性却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与天同德，忍辱负重，谦卑地逆来顺受，在道德境界上与基督合一，或与天同德。二是作为德性内容提倡的，许多是非普世价值。比如，男尊女卑以及要求人在等级社会中各安其位，即在道德上肯定和支持人被分作三六九等的现实。
    
    包括休谟、康德、边沁、密尔等在内的18世纪以来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对人类精神和德性进步不可抹煞的贡献，就在于他们论证了人由于拥有理性而具有自由的本质，因此人是目的，不能被当作生畜、奴隶、工具、手段，人在人格尊严和基本人权上生而平等，他们的伦理学理性地建构和证明了这样一些底线普世价值的合理性。而恰恰是这些底线普世价值原则，为当代民主宪政制度提供着道义根据。麦氏生活在美国这样的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下，很难意识到，美国等西方宪政国家的先进性，和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在国家层面上认可这些底线普世价值的专制国家的落后性。他更不能亲身体验到，在古往今来的所有对人的基本权力和人格尊严平等都不能保证的国家，由政权提倡的道德建设是多么地虚伪。
    
    不可否认，恰如《德性之后》所揭示的，休谟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康德的理性主义伦理学等等伦理学说，的确都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传统强调的德性的目的论前提，以及作为人的内在品质的德性有所忽视，但是，就它们确立起来了人之为人的底线德性――人生而平等地拥有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因而弥补了荷马、亚里士多德、圣托玛斯的德性伦理学的严重欠缺，纠正了这些近代以前的德性伦理学的重大误区，因而有助于人类德性的全面进步而言，它们又是对德性伦理学的必不可少的纠错、补充、完善、丰富和发展。
    
    第三，可避免麦金太尔德性定义的笼统性问题。普世价值肯定一切对人而言的积极意义。水平的效用性价值、水平的人文价值对任何人，一般而言都是善的或有益的，它们本身会带来美感，但是却并不必定构成德性。如果它们受垂直维度的非普世价值或反普世价值的指导，它们都会成为助恶的因素，比如“勇敢地”从事法西斯事业，“果断地”实施恐怖主义行动，“高效地”维护专制统治。反过来，如果它们自觉遵循垂直维度的普世价值规范，特别是，如果它们被自觉地与追求高标伦理的德性品质相结合，它们就融入德性，成为加强德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扬善的因素。
    
     
    
    二，德性与信仰的关系 

     
    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多次强调构成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传统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其自觉的目的论意识：“除非有一个目的（telos），一个借助构成整体生活的善（good) ，即把一个人的生活看成是一个统一体的善，而超越了实践的有限利益的目的，否则就将是这两种情形：某种破坏性的专横将侵犯道德生活；我们将不能够适当地说明某些德性的背景条件。”[4]
    
    这里隐藏着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遗憾的是麦氏并没有把它明确地提炼出来。麦氏这里所说的“目的”，显然不是有限的或经验性目的，而是对人的生活而言的终极目的或终极意义。而在人类文化体系中，提供生活的终极目的或终极意义的维有信仰。这个在麦氏的德性论中几乎就差捅破一层窗户纸就可以揭示出来的真知卓见，就是德性与信仰之间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简言之，即，信仰是德性的源头活水，德性是信仰的清河明湖。
    
    信仰作为唯人才有的精神追求，是人意识到并要自觉地超越自身生命的终极限度的需要和努力。伟大的信仰挂搭起也昭示出其所属文化所崇尚的终极价值或终极意义，进而统一起相应文化传统包括美德在内的价值体系。
    
    信仰与德性之间的有机关系可作这样的比喻：信仰像是神奇的大手，既从上面拉扯着，又从下面托举着人的德性，使人的德性不向下滑落。当这只手松开或者被斩断了，人的精神就丧失垂直向上的终极拉动力和依托，而向下坍塌，而平面化。而作为一种文化冲破各种假、恶、丑的诱惑，向着真、善、美的更高水平顽强进取的精神动力的德性，又诠释了、证明着信仰的必要和信仰的力量。
    
    一种民族性的信仰对于相应的国家和社会有四大文化功能。一是提供追求神圣境界的精神张力，起着养护着社会良知，推动人性向善塑造德性的向上拉拽作用；二是使社会道德维持在人的水平上，使人性不至堕落为兽性和魔性的托底作用；三是为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指引人文终极意义的向善的指向作用；四是使整个文化和社会有机体的各种价值统一为彼此谐调相互支持的价值体系的整合作用。这些构成了使德性得以养成的社会和文化条件。
    
    对于信仰者个人来说，信仰是信仰者个人塑造德性养成德性的无尽的精神能源：信仰支持着信仰者在面临各种选择时，勇于担当、负责，自觉地择善弃恶，当仁不让，知其不可而为；信仰使信仰者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养成真诚的感恩和仁慈心态，尊重生命，待人谦和，追求真理、避免愚昧、自负、狂妄、残忍与冷酷；还能使信仰者获得超越利害、不被物役不受欲惑、甚至超越生死、舍生取义的心灵自由。
    
    能有上述四大文化功能和加持信仰者个人德性的力量的信仰对象，必须具有两个规定性：一是祂必须代表无限的终极实在――存在的大本大源，而不能只是人在经验生活中可以触及、占有、支使的任何经验性的存在。二是祂必须能提供至善的终极价值，以整合相关文化的普世价值体系，鼓励人在伦理境界上永无止境地不断超越、不断提升，向着与天同德或与上帝合一的目标塑造自己的德性。这种支持着伟大文化和信仰者德性的伟大信仰，必须经过自觉的哲学理性反思和论证才可能确立。
    
    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和西方民族的上帝信仰，在漫长的中西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曾经过了这样的哲学建构。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从一开始就是由哲学理性地建立起来的[5]，而西方民族的上帝信仰，则是古希腊与希伯来这两希文明相遇后，通过以圣托玛斯·阿奎那为杰出代表的基督教哲学家的哲学论证才真正确立起来的。天道信仰提供的终极价值概括地说，就叫作“无条件的成全”，而上帝信仰提供的终极价值概括地说，就叫作“无条件的大爱”。
    
    在中西文明进步的历史过程中，两种信仰都曾为皇权专制利用来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西方的表达是“君权神授”；中国的表达是“皇权受命于天”。然而，这同一个上帝和天道，也赋予了真诚的信仰者争取“天赋人权”，走出专制黑暗的终极道义根据。
    
    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对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以及当代的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地边缘化了以目的论为理论支点的德性伦理学虽有批评，然而对他们同时解构了上帝信仰这个致命的错误却未作明确指正。康德立足于纯粹理性，哲学地论证了上帝不可能被理性地认识，上帝最多只是一个实践理性领域不可缺少的假设。尼采更是明确地宣布“上帝死了”，并把基督教的道德都当作奴隶道德全部否定。尼采之后，“上帝”在西方主流哲学家那里几乎变成了一个不屑一提，甚至引以为耻的概念。而当代西方主流伦理学正是在丧失了上帝信仰提供的终极价值后，不可救药地渐渐地沉沦于道德评价上善恶不分的相对主义，没有是非原则的多元主义，人文学领域中的价值中立主义的泥潭之中。
    
    西方哲学由于其抽象的形式而被限于象牙塔内，因此这种对上帝信仰的理论解构还没有广泛深刻地影响到西方大众的社会生活。由于人民的信仰自由得到切实的保护，宗教信仰依然是西方人民道德生活的源头活水。美国总统就职时，仍是要对着《圣经》庄严宣誓。然而如果任这种哲学愚蠢自以为聪明地招摇过市而不加批评指正，主流哲学唾弃上帝的唾液飞沫，带着它的腐蚀性精神病毒会不断地扩散，渐渐地在大学校园扩散，再由大学校园扩展到校园之外的社会。最终这种蔑视上帝，崇拜经验性科学的精神传染病将使西方文化丧失垂直向上提升的张力而平面化。人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三百年来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先辈们为了争取和保卫民主、自由、平等的宪政制度流血牺牲才得到的成果，在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已经得到制度性的普遍保证的情况下，人们只求平面维度上的生活舒适方便、丰富多彩和新奇刺激，而不再追求内在精神世界的拓展和德性的塑造，也不再理解通过信奉基督而与上帝合一是什么意思。
    
    丧失了信仰支持的人，会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虽然没有对于信仰的自觉追求，却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社会约定成俗的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内生活。其人生价值仍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即作为人，其精神和物质潜能都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了与社会整体人文价值一致的情况下得以发展和实现，甚至能在特定的领域为社会作出贡献。这种情况以社会整体上还有正信信仰支持，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牢守着垂直普世价值的底线，因而社会正气与歪风邪气相比占优势为条件。
    
    二是受人化的动物性欲望的支配，钱名利色成为其生命的自觉追求。这种人对于社会伦理规范和法律的遵守是消极、被动、或被迫的，对于种种能满足钱名利色欲望的思想、制度、风俗相应地也都是无原则地跟着跑的或无批判的。在社会风尚良好，法律健全的情况下，从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出发，他们能做到遵纪守法。然而，当社会存在着制度性的腐败，能提供行缺德违法之事而不被发现和惩罚的机会时，为了其私欲的实现，他们会选择违背伦理和法律。
    
    三是主动地并严重地违犯社会伦理和挑衅法律，这种人是公然地故意地侵犯和伤害社会和他人的罪犯。这种情况的无信仰已经完全地处在道德底线之下，属我们通常说的禽兽不如。
    
    在一种文化保持着强有力的信仰支持的情况下，一个人若无信仰，只要能遵纪守法，还可以将自己的人性保持在底线水平之上。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旦丧失了信仰，这个民族的整个价值体系也就失去了信仰提供的终极价值支持，就不可能保持其民族认同感、社会的凝聚力、以及文化健康发展的持久生命力。相反就成了一个魔兽横行，好人被压的动物世界或魔鬼世界。
    
    信仰被解构、德性被边缘化、人变成平面化的存在，这三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必然性。信仰被解构，人丧失向上提升精神境界的灯塔，不再有向上提升精神的拉力，不再能追求精神的垂直向上的超越，不再追求与天同德的神圣境界，渐渐会变得不再欣赏甚至不再知道什么是伟大、高尚、神圣、至善的人格。
    
    在已经实现了宪政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上帝信仰支持的普世价值，已经渗透于其制度设计之中。作为垂直普世价值底线的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权力和人格尊严已经得到制度性保证。在这样的先进制度下，人们失去信仰的指引，在生活中就变得被动地跟着欲望走，跟着感觉走。物质生活的起码需要得到了保证，心理问题却层出不穷。从不婚（同居）、不育（不生养后代）、到不活（自杀），等等有违人性本能的千奇百怪的异化现象出现了。人们所追求的都是功利性的好处，所坚持的都是个人主义至上，社会的精神进步就失去了动力。所以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哲学对于上帝信仰的解构，除非是永远只限于狭窄的校园空间，只限于培养一些精神残缺的知识分子；否则，如果整个文化丧失其信仰和信仰支持的德性体系，那么前途势必是文化的衰落。
    
    如果说西方文化的信仰危机还只是在其哲学领域出现了苗头，当前上帝信仰作为统一西方文化整个价值体系的终极价值的提供者，还在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相对而言，中国文化的信仰危机就已经达到病入膏肓的严重程度。
    
    正像西方人的上帝信仰一样，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几千年来提供着中国人追求神圣境界的精神张力；养护着社会良知，使社会道德普遍地维持在人的水平上；提供着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人文终极意义根据；使中华民族文化保持了永不枯竭、生机勃勃的持久生命力。抗击邪恶，中国人坚信“天理昭彰”、“天网恢恢”、“天理难容”、“天怒人怨”；执善固执，中国人认为“天经地义”、“得道多助”、“天道酬勤”、“顺天者昌”。
    
    然而，由于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崛起和中华民族由于种种原因难以突破旧的封建专制制度，而陷入被动挨打、丧权辱国的境地。以摆脱文化落后为良好愿望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演变成对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彻底抛弃。从1915中国文化界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文化复兴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偏激之路。其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表现，概括地说就是，以1949年后的共产党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取代了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终于走进历史进步死胡同，而在1978年选择了以改革开放的国策来摆脱历史的被动。
    
    与此相应，在民族信仰上，1949年至1978年，中国经历了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驱逐和取代有容乃大的天道信仰，1978年至眼下，伴随共产党一党执政下的市场经济的确立，权钱至上的功利主义又一去不复返地排挤掉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49年后的中国，由于信仰的畸形，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德性观几乎被当作垃圾彻底抛弃，多数人的不自由首先表现为价值选择的不自由。中国人的人性普遍地受到双重的扭曲。一方面在权力的侵害下无力自保只能忍气吞声，另一方面在权力的导演和逼迫下揭发检举、落井下石、以强凌弱。被人欺侮也欺侮别人。无权时骂腐败，有权时搞腐败。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仍是扭曲的状态：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出吃喝玩乐的条件，政治制度的落后却压制着社会正气的抬头。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和主导意识形态体系逼着全体人民在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大事上，要么装聋作哑，要么讲假话、空话、套话。培养德性的空间几乎被腐败的专制权力劫掠一空，中华民族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而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存在状态。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了一个世界大国，但是政治上却落后世界300年；传统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让世界赞美仰慕，今天的中国文化却稀里糊涂、龌龊不堪。
    
    信仰缺失发展到危机程度，必定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坍塌和人性的堕落。当前中国的信仰危机说白了，是“人将不人”的危机：
    
    人的行为中丛林法则彰显，权力和金钱劫持了人性和道义，人的生理欲望主导了人文价值选择，人的理性能力服从并服务于人性中的动物性甚至魔鬼性，权、名、利、色成了权威性的价值标准。中国人整体存在状态日趋平面化、机器化、动物化、魔鬼化。凡在可算计利益得失、可使钱弄权，可钻法律空子的地方，中国人普遍地都是互相挤踏，将他人设置为物、假想为敌，且人性越扭曲者越心安理得，如鱼得水。过去，无德之人的“恶行”广受非议，如今，有德之人的德行被当作“傻子”遭人耻笑。
    
    天道信仰是赋予我们中华民族美丽身份的民族精神之魂。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也迟早要完成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经济和政治的进步当然是化解危机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然而，如果中国人普遍地人性堕落，经济搞上去了还会跌下来，制度完成转型了也仍会陷于混乱。事实是，“人将不人”的危机不能刹车，其他危机都无法从根本上化解，所有需要由人来推动的社会进步都会全无指望。
    
     
    
    三，重建信仰与重树德性的任务 

     
    要如何挽救信仰被解构、德性被边缘化、人变成平面化的存在这种文化危机呢？
    
    制度建设当然必不可少，然而信仰、德性与健全的人之间的内在关系指点我们，扭转人的平面化趋势的最重要一环是恢复德性的“权威”。而重建信仰是恢复德性不可回避的重要一环。
    
    重建信仰并不是要重新提出和建构一种从未有过的全新信仰形式和宗教，而是要针对人的平面化和德性的边缘化问题，对在历史长河中久经大浪淘沙而赢得了世界性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的威名的宗教和哲学进行理性的重建。
    
    人类经历了几千年文明史，凡有生命力的宗教信仰（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上帝信仰）、哲学信仰（如中华民族之天道信仰）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信仰（如佛教之佛陀信仰）形式都经历了历史长河的冲刷和锤炼，它们对提供人类生活终极价值的终极实在，都已经形成了非常圆融周全的解释，对人类生活也都提供了普世垂直底线伦理和高标伦理的全面的规范。这些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不同的信仰形式，与当今世界上相应的民族文化体系已经高度融洽，并且获得了世界性的认同，成为世界性信仰。尊重它们的信仰地位，就是尊重多元文化的存在权利。如果用一种新的宗教或哲学信仰形式来统一或取代现存的诸多信仰形式，那显然是用一元文化取代多元文化，是对这些已有信仰形式的贬抑。即便对那些仍属民族性、地区性的信仰，也不可以以某种新信仰形式取而代之。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信仰，是对不同民族作为人类群体的资格的尊重。
    
    然而信仰需要理性的重建。一方面是因为本文上面讲到的信仰被边缘化是人类文化进步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因为，人类精神进步到今天，已经可以立足于普世价值的自觉，对人类信仰进行理性的完善和更有益的诠释。 
    
    这种信仰重建工作是以普世价值为标尺，在保护珍宝的同时洗刷污垢，在剔除糟粕的同时发扬精华；是对德性的源头活水的开掘，也是对信仰的清河明湖的疏浚；是信仰者对承载生活终极价值的信仰之光的理性皈依，也是承载生活终极价值的信仰之光对信仰者德性的灵性滋润。
    
    重建信仰具体需要做四方面的工作。
    
    一，理性地总结人类宗教史上不同形式的宗教信仰被滥用、恶用和误导的教训。
    
    信仰是人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终极有限性而要超越之的精神努力。在理想的情况下，宗教是人类达成信仰需要的方便途径，宗教信仰以直指人心的方式，唤醒人对精神境界向上超越的自觉意识。然而，实际的情况要复杂、曲折的多。伴随着人类精神的成长过程，宗教也经历子一个历史过程。在宗教发展史中，由于人类精神的不成熟，曾经发生过许多宗教被滥用和恶用的现象。许多罪恶以上帝或神圣的名义发生。历史上的多次基督教十字军东征，腐败的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出售赎罪券骗钱谋利，以维护《圣经》教义的名义对科学家的迫害；当代以圣战的名义进行的恐怖主义战争，形形色色提倡性乱、以谎言诈取信徒财物、用“世界末日”恐吓信徒自杀的反人性的当代邪教，都是对宗教形式的邪恶利用。这使得许多人对宗教持有深刻的误解，以为宗教是欺骗那些心灵愚昧的人的谎言，而无视正教信仰对人类文化和信仰者向善和向上的精神提升的巨大支持作用。
    
    正教能被邪用和邪教能煽惑人心，前提之一，是人们不能理性地区分正教与邪教，区分什么是正教应有的伟大功能和什么是正教被邪恶地利用才有的功能。
    
    普世价值提供给我们明确地区分正教与邪教，区分什么是正教的功能，什么是正教被错误以及邪恶地利用的标准。区分一种宗教是正是邪，区分一种宗教功能是被善用还是被恶用的标准，就是看其是滋养、支持普世价值的还是瓦解、对抗普世价值的。一种宗教形式，如果从其教义和目标上就是对抗普世价值的，那么一定是邪教；打着正教的幌子，却以赢利、出名、争权夺势或其他功利目的为目标的，一定是在错误地和邪恶地利用正教。以普世价值为标准，也可以对一种正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善恶得失作出明确的区分。
    
    二，总结伟大的信仰及其支持的德性系统被哲学地解构和错误或邪恶的信仰被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教训。
    
    哲学是达成信仰需要的理性桥梁，也是唯一能论证宗教的理性合法性或非法性的人类学问。
    
    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信仰为西方主流哲学所唾弃，原因是多重的。其中显而易见的原因有四。其一是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的权力垄断和思想一律，导致了压抑人的自由本质的专制和教会腐败，使得争脱基督教教会的束缚，成了人性解放、科学进步的重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将教会之过归之于信仰之过。二是，近代发展起来的经验科学方法在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推动工业文明的崛起中的巨大成功，使得工具理性由人掌握的工具渐渐变成了统治人的理性的工具。崇尚科学反对教条化的思想权威原本代表着人类精神的进步，然而发展到了用科学主义否定宗教、取代宗教的极端。三是，人们在生活压力极大的情况下，在非常无助的时候，对于提供精神力量的信仰会感受到迫切的需要，使人较易皈依信仰。而在争取自由民主平等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民主宪政制度已经确立的情况下，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们与普通大众都享受着这种制度保证的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同时，却变得更容易失去垂直维度的精神向上超越的追求，而沉缅于丰富多彩的平面经验生活。四是，西方主流哲学长期以来受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支配，习惯性地走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Z型路线。
    
    中华民族由几千年来信仰天道的民族，变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民族，再变成现在的丧失了信仰维度的民族，其中深刻的思想和历史教训更是值得认真总结，当以专文另述[6]。概括地说，从历史过程来看，自1915年陈独秀、胡适等倡导“新文化运动”开始，主流人文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批判越来越偏激。从以“科学”反对“迷信”发展到以所谓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彻底否定传统。帝国主义侵略、专制权力的统治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中国化的历史条件。共产党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武装革命在1949夺取政权后，中华民族便合乎逻辑地进入了这个伟大民族史无前例的思想一律，全民被要求信仰马克思主义。
    
    然而马克思主义这种哲学建构起来的信仰却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和欺骗性。它系统地论证的价值体系是一种独特的非普世价值或反普世价值——劳动阶级至上。并以物质第一性、劳动生产实践第一性这种唯物主义的绝对主义世界观支持着这种非普世价值或反普世价值。而这种价值观对于在专制制度下饱受压迫、剥削的劳动阶级极具诱惑、欺骗性，实际上却把其信奉者引向了一种精神境界无法向上超越的死胡同。
    
    60多年来，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国教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控制下，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被彻底排斥，中华民族的德性体系被严重解构，中国人的人性被严重扭曲。信仰马克思主义最虔诚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是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人。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也会丧失起码的敬畏感，相信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会“亲不亲，阶级分”，变得六亲不认；会把所谓的“阶级敌人”视为比猪狗不如的异类，无情地蔑视、蹂躏、践踏、剥夺其作为人的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会将党性、阶级性视为高于人性；会把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获得真理的最深刻最正确的原则、立场和方法，会无视人类文明史上先人的代代积累，而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当然还存在着比马克思主义更坏的思想体系，存在着自我标榜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自己谋权、谋财，就像是邪教头子利用邪教自己谋权、谋财、谋色一样。但是这种更坏的东西的存在，并不能反过来作为论证马克思主义好的根据。
    
    马克思主义信仰能取代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一是马克思主义有被中国人接受的历史需要和历史条件，这即是中华民族处于外来侵略和本国专制统治的双重暴力压迫下面临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双重任务。二是中国天道信仰的包容性反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畅行无阻提供了思想前提。三是中华民族的辩证法传统，务实传统、大同理想、整体高于个体的思想倾向等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相通之处。四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导致了民族劣根性的一面既深且广的存在。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能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掉包了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的原因。
    
    三，对支持普世价值的信仰重新作出哲学的理性论证。西方文化的上帝信仰和中华文化的天道信仰经过重新的解释，其终极价值——上帝之“大爱”和天道的“成全”，都能支持和统一起包括德性在内的普世价值体系，都能提供足够的容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取得的一切符合普世价值的美丽成果的思想空间。
    
    然而，无论是西方人的上帝信仰还是中国人的天道信仰，在其经历的历史过程中，都曾为非普世价值和反普世价值的立场所利用，所以需要重新解释。
    
    普世价值与一种正信仰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证的关系。普世价值包括了所有可称之为“德性”的内容，从底线的德性到高标的德性；也包括了所有够不上德性却可以带给人从生理到心理一切美感享受和有益帮助的内容。由水平的普世价值和垂直的普世价值构成的价值体系，需要有信仰提供的终极价值才能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完整价值体系。而一种信仰能成为正信，则必须表现在它所提供的终极价值对其下的普世价值体系有着滋养、支持、维护的作用才能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简言之，信仰要支持包括德性在内的普世价值才是正信仰，而包括德性在内的普世价值必须有信仰提供的终极价值的支持才能在理论上完成。
    
    四，通过不懈的传播和教育工作，普及信仰和德性对于完满人生的必要性。让每个人都在了解信仰和德性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形成寻求和获得精神向上垂直超越的信仰灯塔的自觉，进而明了，德性本应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身份，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规定性。
    
    对于人类个体来说，在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中还存在着信仰和德性的文化条件的情况下，个人没有信仰、没有德性都不影响其作为正常的人类生命的存在。但是如果构成个体的人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民族文化、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世界，理性地默许或制造出丧失信仰和德性维度的现实，则必将出现人将不人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发展成人类之间的自相残杀和人类的自我毁灭。
    
    拥有信仰和德性的自觉，并不必然地带给其拥有者个人幸福、舒适的生活。在现实不完美的存在状态中，信仰和德性必定会加强信仰者和有德者对人间不公平、非正义、苦难的敏锐觉察和切身体验，会强化他们的良知、义务和责任感，他们个人会有更多的担当和付出，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像耶稣那样，因为对世界和人类的爱，而献出自己的自由和生命。
    
    然而正信信仰者和有德者个人，却同时能得到信仰和德性的精神厚予。首先他们会有一种贯穿其一生、其乐无穷、不可能失业的创造性工作，即他们时时都可以通过完善自己的德性，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而塑造一个越来越美，越来越善的自我。这种使得自我每天都比昨天变得更美好的自我创造工作，比起发明和制造一种新的物质产品的工作来，是更加让人幸福愉悦的事情。其次，他们的精神境界使他们可以清晰地分辨出“痛苦的人”与“快乐的猪”这两种不同境界的生存状态，进而能明确地选择前者，在自我人生价值完满实现的过程中，不为权、名、色、利诱惑，而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达成为人独有的自由本质。再次，他们的信仰和德性使他们在人际关系中用爱和成全的心态创造真正美好的情感，并得享人间美好感情带来的美好的体验。无德之人会因为损人而最终害己，有德之人则会因为爱人而为人所爱。
    
    这些道理，浅显易明，但是对今天的多数人，恐怕都是闻所未闻的。当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这些道理，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由信仰和德性充实的完满的人生。
    
    综上所述，重建信仰，德性就重新有了源头活水。当信仰者和有德者越来越多的时候，德性就由文化的边缘，重回人心，也重新回归到文化的核心。
    
    
    
    注释
    
    
    
    [1] 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2] 请参见笔者对普世价值的研究成果。除正式发表于2010年第一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普世价值范畴体系初探”外，还有2009年7月在超星学术视频的“普世价值论”演讲。这一演讲稿及2010年8月完成的“普世价值立场宣言”都尚未在官方学术刊物上发表，但是在网上已经广泛流传。
    
    [3] 麦金太尔：《德性之后》，同上，第159页。
    
    [4] 麦金太尔：《德性之后》，同上，第256页。
    
    [5] 关于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请参见笔者：“找回我们失落的精神命根――重建中华民族天道信仰刍议”，此文2010年2月完成，尚未在官方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但在网上已经流传。
    
    [6] 参见笔者：“20世纪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信仰的文化机制和深刻影响”一文，尚未在官方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但已经在网上流传。
    
    
    刘利华 完稿于 2012年5月15日
    
    
    （本文为提交给2012年6月1-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传统价值与美德”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