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简《耆夜》管窥周公制礼作乐

作者：王敏光 雷永强（南京财经大学特聘教授；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四月廿二日癸巳

          耶稣2024年5月29日

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这在传世文献中多有载录，如《尚书大传》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然时至唐宋之际，疑经辨伪之风渐起，周公“制礼作乐”亦为讨论话题。南宋硕儒朱熹云：“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由于朱子理学集大成者的重要身份，这种观点影响甚巨，直至近代。幸运的是，随着清华简《耆夜》的面世，此种怀疑将涣然冰释。

周初礼乐文明的轮廓

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耆夜》篇共14支简，稍有脱漏。较之传世礼乐文献，其礼仪节文、歌诗规整程度等皆有所不及，故致学界有所争论。其实，清华简《耆夜》展现的“犹有阙焉”恰恰反证了周公初制礼乐的原初真实性。如简文未见毕公酬酒及歌诗回应，后来周礼却有乐师代赋；再如，此次宴饮，周公作祝诵《明明上帝》仅一终，但在后来甲寅牧野之战的庆功宴上，“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表明西周建国初期，这一套制度尚在草创阶段，但宾主献酬互饮、赋诗而歌的雏形已大致具备。从整篇行文结构看，周公令人印象深刻，俨然此次饮至礼的主角，其纳乐入礼，使礼乐相须为用，为我们管窥周公“制礼作乐”及周初礼乐文明的演进提供了大致轮廓。

首先，《耆夜》饮至礼初具规模，为周代“乡饮酒礼”及军礼“饮至”的完善奠定了基础。简文记载武王八年成功讨伐耆国，班师凯旋，在文王太庙举行“饮至”礼。从本次饮至礼的举办地点来看，武王、周公选择“文大室”，意义重大。马融注《尚书·洛诰》：“大室，庙中之夹室。”孙星衍疏：“大室者，明堂中央室，亦曰大庙。”在此庄严肃穆的文王太庙里，“文王在上，于昭于天”，通常会在宴饮之前举行相应的祭祀仪式，以告成功于文王，此即周代“告庙”之制。饮至礼是古军礼的重要环节，实质是军队凯旋而归的庆功宴，侧重于“以军礼同邦国”的政治目的。故本次饮至，先“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尽管此时尚未封邦建国，但这种“享有功于祖庙，舍爵策勋”的饮至礼能够巩固周初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强化周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政治理念，为周人进一步开疆拓土、剪灭殷商作了前期思想动员。

其次，饮至礼的位次安排很是讲究，体现了“礼别异”。简文对参加饮至庆典的主要人员分别作以介绍：“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命，辛公甲为位，作策逸为东堂之客，吕上甫命为司政，监饮酒。”文中所提六人皆周初股肱重臣。由于毕公高为此次征伐耆地的主帅，功劳卓著，故其为本次饮至礼的主客。召公，先秦典籍多称其召伯。据《逸周书·克殷》记载，在武王克殷后的开国大典上，他曾协助武王处理政事，并奉武王之命“释箕子之囚”。夹，同介，辅相之义。王引之《经义述闻·尔雅上》：“《多方》‘尔曷不夹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夹、介、乂，皆辅相之义也。”周公旦为“命”，即本次饮至礼的主持人。为何选周公为命？据《史记·鲁世家》载：“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说明周公在伐耆之战中即使不是主帅，但其参与谋猷，“用事居多”。另据《周本纪》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辅”即太宰。《左传·定公四年》卫大夫祝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所以此次饮至宴礼，周公为命，与毕公身份对等。至于辛公甲其人，梁玉绳《人表考》云：“辛甲始见《左襄四》，周太史。夏侯启封支子于莘，莘、辛声近，遂为辛氏。”作为周太史，他深谙历史典故，谏言记事，故为位，即“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而“作策逸”又作“作册逸”“史佚”“史逸”。《尚书·洛诰》载：“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作册”当为官名，亦为史官，侧重于策命。《逸周书集训校释》卷十一《逸文》云：“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可见，史佚本人博闻强记，善于应对，能常常提醒周王，拾遗补缺，是周王的左右股肱，故位为东堂之上客。至于吕上甫，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吕尚父，或太公望，在武王即位后，“太公望为师”，位高权重，在翦商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诗经·大明》赞其“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同时，“司政”即“司正”，韦昭注：“司正，正宾主之礼者。其职无常官，饮酒则设之。”故此次饮至由他来担任司正监酒是极为合适的。总之，通过对上述六人的座次介绍以及角色定位，已初见周人“尚齿”“亲亲”“尊尊”的礼仪规范。

最后，饮至礼上的歌诗言志体现了“乐合同”，暗示周初已开启了温文尔雅的礼乐时代。《耆夜》篇重点记录了武王赏赐之后的饮酒赋诗。按照礼制程序，先由主人武王酬谢毕公。他赋诗《乐乐旨酒》，夸赞毕公、周公兄弟同心，诚信有爱；健壮勇武，戡耆建功。随后武王酬谢周公，作歌《輶乘》，赞赏周公出类拔萃，“克燮仇仇”。武王酬毕，作为主献的周公接续敬酒，他也是先敬主客毕公，并作歌《赑赑》，赞美毕公带领军队，“赑赑戎服，臧武赳赳”，战无不胜，“裕德是求”。随后周公酬酒武王，并作祝诵《明明上帝》一终。从内容来看，实为尊崇武王，他宣扬上帝降享，武王已受天命，大大增强了周初统治集团团结御敌的信心与决心。正当周公秉爵欲饮之际，突然有蟋蟀降于堂上，周公即兴作歌《蟋蟀》一终，取义重在“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李学勤认为“周公作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的，要旨在于告诫大家，不可躭于欢乐，忘记前途的艰难”。此论甚确，不可移易。今本《诗经·蟋蟀》“好乐毋荒”，郑玄笺：“荒，废乱也。君之好乐，不当至于废弃政事”，主旨与周公所赋《蟋蟀》同。周人戡耆凯旋，本应尽情畅饮，享受胜利的喜悦，周公却借题发挥，戒惧在座“良士”“康乐而毋荒”，实则居安思危，深谋远虑，因为灭商大业尚任重道远。

周公文化气质的引领作用

需要甄别的是，武王酬酒，作诗二首，从语言风格观之，多为劝酒套语。而周公酬酒，却赋诗三首，且三篇主旨各不相同，面面俱到，格调高远，一代政治领袖风采跃然纸上。其首赋《赑赑》多赞誉毕公武功之辞，应为现场有针对性的劝酒令。第二赋《明明上帝》则歌风为之一转，在内容上远非止于劝侑酒食，已偏重于宣扬武王受命，倡导尊崇新王，实乃意识形态的建构。其三作歌《蟋蟀》，更是高瞻远瞩，富于忧患意识。“命”在饮至礼上本为劝酒之职，结合《尚书·金縢》周公自语其“仁若考能，多材多艺”，武王也着实相信周公能以其“才艺”在此次饮至礼上应付裕如，故安排其为“命”。周公不负重托，充分发挥其“命”的职责，既酬酒歌功，劝毕公“既醉又侑，明日勿稻（悼）”，同时要求毕公“裕德乃求”。而“求德”的结果必然是“德将无醉”，为饮至礼设定了崇高的道德约束力。这对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周人来说，可谓振聋发聩，实是告诫诸位“良士”谨记文王教诲，“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要求他们勤劳王家，恭俭惟德，力戒淫逸。当然，周公这里并非板起面孔进行说教，而是作歌为谏，开歌诗讽谏之先河，“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这种劝谏委婉之至，能达到凝心聚力的效果。

据《墨子·贵义》载：“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对夏商历史非常熟悉，缕举商代史事如数家珍”，并逐渐萌生出强烈的史鉴意识。鉴于夏桀酗酒失国、殷纣嗜酒败德，故此次宴饮，正在众人觥筹交错之际，周公赋诗《蟋蟀》，警醒当局人“毋已大（太）乐，则终以康”，可谓忧思深远。而周公的清醒是武王认可的！《逸周书·度邑解》载武王盛赞周公“大有知（智）”。盖由于武王忙于伐纣战争，故“制礼作乐”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就落在“大有智”的周公身上。如冯洁轩所云：“事实上周公是周初可数的大政治家，西周初年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说都与他有关，说他制礼作乐，应是可信的。但他或者只是个草创者，礼乐之日趋繁复，还在于历史的积渐”，表明礼乐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积累的渐进过程。

总之，清华简《耆夜》篇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周公“制礼作乐”有了一手材料的支撑。周公作为主献，却“抢戏”武王，歌诗作赋，将严肃的政治规谏用温情脉脉的诗歌表现出来，开辟了周初诗歌叙事的文化先河，而周公的文化气质在其中起着关键的引领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出土简帛与周代乐制、乐教研究”（22VJXG02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