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石军 著《谢良佐理学的形成与演变》出版暨序言、后记

谢良佐理学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陈石军 著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时间：2024年6月

内容简介

谢良佐（1050-1121），字显道，学者称上蔡先生、逍遥先生等，被誉为“洛学之魁”“程门第一”(黄宗羲语)，在宋明理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谢良佐理学的形成与演变》一书包括正文五章、附录二篇，以谢良佐的生平与学术活动为基础，通过考察元祐党案与上蔡学派的形成过程，着重突出 了从“伊川学”到“上蔡学”的理学发展谱系。谢良佐早年著作《论语解》与中晚年著作《上蔡先生语录》各有影响，上蔡学不仅开辟了理学式经学反对章句、注重意会的解经旨趣，还启发了湖湘学、朱子学、陆王心学的形成。此外，《宋史·谢良佐传》仅两百余字，且误著录上蔡的籍贯、卒年，对谢良佐晚年近二十年的记录完全空白，上蔡学遂因此隐而不彰。本书附录《上蔡谢先生良佐年谱》近十万字，首次以系年的形式编撰整理了谢良佐主要生平活动，还对其著作和学说在近世东亚的流传情况作了整理，可供学界参考。

作者简介

陈石军，男，福建泉州人，现任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厦门大学哲学学士、经学学学士（双学位）、哲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博士。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等多项，在《中国哲学史》《周易研究》《愛知論叢（日本）》等海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主要从事儒家哲学、体育哲学研究。

目录

序（向世陵）

绪论：道学、理学与上蔡学

一、道学、理学与伊川学、上蔡学

二、从伊川到朱子：为什么要研究谢良佐？

三、研究现状与问题

第一章 程门第一：谢良佐生平与从学考

一、生卒、里籍与世系辨正

二、“习举业有成”

三、程颢与谢良佐

四、程颐与谢良佐

五、三高弟与四先生

第二章 学术与政治：谢良佐入“元祐党籍”考

一、“名在党籍”还是“偶逃党部”？

二、“诏对不合”：宋徽宗与谢良佐

三、三块“元祐党籍碑”中的谢良佐

四、谢良佐出元祐党籍考

第三章 从“伊川学”到“上蔡学”：北宋晚期理学的发展

一、“伊川学”：学术与政治之间

二、“自相传道”：政道与师道

三、“义兼师友”：谢、胡授受间的政道与师道

四、上蔡门人考：谢良佐与北宋晚期的理学传承

第四章 “上蔡学”的形成：从《论语解》到语录

一、经学与理学

二、《论语解》的著述与意义

三、从经学到语录

第五章 从“上蔡学”到“朱子学”：《上蔡先生语录》的编撰、成书与影响

一、《上蔡先生语录》的记录与编撰

二、《上蔡先生语录》在宋代的编撰与刊刻

三、朱子编《上蔡先生语录考》

四、小结

结语：伊川学与朱子学之间的谢良佐

附录一：上蔡谢先生良佐年谱

附录二 《上蔡先生语录》的版本与流传

参考文献

后记

序（向世陵）

在二程的学生中，谢良佐（上蔡）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黄宗羲曾称谢良佐在程门高弟中应当排第一。但就学术流传的实际情况看，谢良佐的影响力并没有那样大。由于可供使用的资料较少且不成系统，谢良佐学术没有引起后人更多的关注，研究者亦不多。

石军是我的学生，他研究谢良佐学术多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即将付梓的《谢良佐理学的形成与演变》，是他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结项成果。在该书中，他按照上蔡学的源流、形成和演变的构架展开研究，重点落在上蔡的生平、上蔡的学术与政治的关联、上蔡学派的传承几方面，最后附有凝聚了他极大心血的谢良佐年谱与著作版本的考察。

该书虽然标称研究谢良佐的“理学”，并以“理学”为问题意识，但并不像通常的理学著作那样，侧重于思想和理论分析，他把问题的重点放在了思想“之外”的理学传承，中心议题是他所构造的从伊川到上蔡再到朱子的理学传承谱系。

二程洛学的传承，通常有两大特点：一是自二程之后，“道南”四传到朱熹，即由杨时开头，经由罗从彦、李侗到朱熹，这是迄今最为流行的“程朱”学派的传承谱系，也即由洛学到闽学，而朱熹集其大成。二是由于“道南”仅指杨时所传，故杨时成为二程诸弟子的中心，代表着程学的正统，其他弟子，如当时可能影响更大的谢良佐等人，受到中年以后朱子的严厉批评，称“伊川之门，谢上蔡自禅门来”，而被划归于别派——谢良佐开启了张九成、陆九渊的心学一脉。

在书中，石军通过对谢良佐生平，尤其是问道于二程事迹的考订，重塑了谢氏在洛学的地位；更提出在上蔡晚年，由于官方禁止程颐讲学，有不少歆慕理学的远方士人转投谢良佐门下，这在客观上为上蔡独立地讲述自己的学问提供了机会，并促成了从伊川学到上蔡学的发展。在这里，一个重要史实考证，是谢良佐入出“元祐党籍”的问题。石军认为，谢良佐从元祐党籍中解除，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是他正式告别了政治中心，从中央重新回到地方；二是谢良佐脱离了程颐的直接指导，开启了相对独立的学术探索；三是随着谢氏在历仕州县的过程中广泛讲学，接收那些受地域限制或伊川学禁影响无法从学程颐的士子，推动了理学从伊川学向上蔡学发展。这构成了北宋晚期（徽宗执政期间）理学发展的重要篇章。如此的分析颇有新意，值得研究洛学传承的学者思考。

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掘谢良佐最后近二十年（1103—1121）的生平事迹。流行的观点是谢良佐卒于崇宁二年（1103），石军经过自己的考证，认为这是错误的，谢良佐的学术成就也因之被埋没。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谢良佐的学术生命与北宋晚期的政治环境相互影响，谢氏的主要著作《上蔡先生语录》正是在其生命最后的二十年间由门人记录而成，并与他早年的经学著作《论语解》一起，构成了上蔡学的学术主干。

石军认为，在两宋之际的六十余年中，正是谢良佐的《论语解》填补了王安石与朱熹之间《论语》学的空白，南宋的许多学者正是“赖先生（上蔡）之言，以发其趣”，这是宋代《论语》学不可忽略的重要篇章。朱熹“苦读”和两次编《上蔡先生语录》，说明上蔡对朱子思想也产生了影响，但学界对朱子编纂《上蔡先生语录》的学术活动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朱熹早期道学思想的形成，流行的观点聚焦在拜师李侗和道南学脉的传承。石军对此提出的一个有意思的疑问是为什么从学李侗多年的朱熹，在李侗去世不久后却一度认同张栻传下的湖湘学？石军通过对朱熹搜集整理《上蔡先生语录》这项学术活动的考察，认为胡宪在朱熹早期思想形成中的意义被轻视了。朱熹整理编纂《上蔡先生语录》是一个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的过程，他以得自胡宪的胡氏家传本为主要底本，后又请胡宪为之作跋，都体现出胡宪对朱熹思想的持续影响。朱熹曾说过，他早年“从三君子游，事籍溪先生最久”，但历来研究对此史实缺乏应有的关注。其实，朱熹早期道学思想的形成具有多样性的学派取向，并非传统看法那样模式化：首先，武夷三先生问学；其次，经由李侗启发弃佛归儒；再次，通过张栻接受湖湘学；最后，又重回道南并集大成的“经典”发展路径。

当然，胡宪对朱熹的影响，不像李侗那样是思想的启发。朱熹是在接触、传授和整理胡氏家传文献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以谢良佐为代表的程门学术思想的认知，胡宪在其中发挥了不低于李侗的引导的作用。而且，朱熹这一长时间的整理编纂活动与李侗没有直接关系，他甚至在初编完成后也未曾与李侗谈及。这表明，朱熹自同安归来后，除问学李侗之外，仍保持着一定的学术独立性，也说明朱熹接受洛学道统还有另一脉络，即从谢良佐到胡安国、胡宪的这一脉络。石军的这一考证和研究，虽然论据还需要更加充实，但所提出的应当多角度看待朱熹早期道学思想的形成、朱熹受湖湘学的影响比通常学者认为的要更大，是有启发意义的，补充和丰富了朱熹早期的道学活动及其思想的形成。

石军在书中，从辨析政道与师道的关系入手阐述伊川—上蔡—朱子的学术传承，他论证胡安国学术“师”承谢良佐，也主要依据这一理由。通过对胡安国见谢良佐事的考察，石军集中讨论了谢良佐与湖湘学创立者胡安国的关系，在伊川—上蔡—朱子的学术传承中，实际上嵌入了程颐—谢良佐—胡安国这一学脉，认为它构成了北宋晚期理学发展的一条主要谱系。其缘由，一是朱熹的观点。朱熹曾说过，“毕竟文定之学，后来得于上蔡者为多”，并按《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及《朱子语类》等处的记载，胡安国曾执弟子礼拜见上蔡。二是胡安国的学术主要是《春秋》学，而《春秋》学的传承正是伊川、上蔡到文定（胡安国），理由主要是谢良佐与胡安国关于《春秋》学的书信往来。三是政道与师道之间，胡安国所说与谢、杨、游三先生“义兼师友”的关系，应当是“师”重于“友”，黄宗羲《宋元学案》原稿将胡安国列为“上蔡门人”是恰当的，朱熹、黄宗羲都将师道置于政道之上；而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时，认为政道高于师道，改列胡安国与谢良佐的关系为“讲友”，实则并不稳妥。

石军的论证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这理由并不是很充分。一是胡安国作为当事人，他自己从未说过谢良佐是他老师，对所言谢、杨、游三先生“义兼师友”的恰当理解，是他转从三先生得二程（主要是程颐）之学，三先生作为引导者起到了“师”的作用，但此“师”显然不是师徒传承意义上的“师”；他修后进礼见谢良佐，亦主要是冀求由此得二程之学，“以弟子礼见”不等于就是弟子；故他与三先生的关系则应当是“友”，是同辈友人而非师生。二是胡安国与谢良佐确有《春秋》学的书信往来，但这并不是排他性的，胡安国与杨时关于《春秋》学的书信交流更多，而且，胡安国与杨时的关系可能更好，胡寅、胡宏兄弟俩都是胡安国引荐给杨时并拜杨时为师的。三是朱熹虽有说文定之学得于上蔡者为多，但并不能据此就将胡安国列为谢良佐门人，朱熹对程门学术传承的权威见解，主要应根据《伊洛渊源录》，它也是理学道统论最重要的文献。在这里，朱熹直接把胡安国置于二程弟子列，而且，在重要性上，谢良佐与苏昞、游酢三人合为一卷，胡安国则是独立一卷，在二程弟子中，只有杨时和胡安国享有这一待遇。朱熹在为胡安国所做的长篇传记中，没有一句话言涉及谢良佐传学于胡安国，反而是讲：“公（胡安国）不及二程之门，而三君子（谢、杨、游）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说明在朱熹眼中，谢、杨、游将传承弘扬二程学术的重任，放在了胡安国而不是他们自己身上。所以，将胡安国视作谢良佐的弟子并不具有充分的理由。当然，对这一问题还可以有更多的探讨。

石军新作出版，可喜可贺，聊厝数语，是为序。

向世陵 于北京昌平寓所

后记

本书的选题、研究与成稿，得益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的学习。2015年，我考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跟随向世陵教授从事宋明理学研究。读书期间，经由林美茂教授介绍，了解到日本爱知大学的双博士学位项目。经过申请与考试，我被该项目录取。2016年9月，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陈斌、庞景超、王鲁亚一起踏上前往名古屋的飞机，到达之后，还与张婷、吴杰华、高韵茹等同学一起攻读双博士学位课程。大家先后在车道、名古屋、丰桥校区一起学习，还曾一起前往长野、京都等地游学，得到了诸多日本师友的接待。

多年研习东亚儒学，能够亲赴日本切身地学习与体会东亚各国文化，是我的机遇。周星教授、黄英哲教授、荒川清秀教授、木岛史雄准教授、李春利教授、松冈正子教授、唐燕霞教授等诸位老师的课程极大地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村田安、中村真美、高井胡昆、原田直子、伊藤孝司等诸位事务课的老师，也提供了耐心、细致的帮助。

在日期间，中国研究科的木岛史雄老师开设了多门关于中国哲学、经学的课程，我皆选修或旁听。其中有门博士课程仅我一人选课，师生便有了充分交流的机会。木岛史雄老师多次引领我到庆应大学图书馆斯道文库、驹泽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等地阅读古籍，教会我如何与日本的图书馆“打交道”。木岛史雄老师还向我引介了桥本秀美教授、宇佐美文理教授等日本学界的老师，使我有机会亲自感受日本中国研究学界的多样学风。此时，我根据《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等日藏汉籍目录书，留意到日本图书馆收藏许多中国已经失藏的珍本古籍。

回国以后，我继续在中国人民大学追随向世陵教授学习。在《伊川易传》读书会上，接触到许多有关北宋理学家谢良佐晚年学术活动的记载，与《宋史·道学传》的记录有所冲突。在史料批判的过程中，我开始了对谢良佐的研究，并发现了内阁文库收藏的《上蔡先生语录》（著录为“明嘉靖刻本”），我请东京大学的松本洵博士、常潇琳博士前往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代我拍摄了照片！通过核查，我确定这应当是明代万历四十三年上蔡知县郎兆玉的刻本，而不是嘉靖刻本。同时，这部书的内容与《四库全书》收录的《上蔡语录》也有诸多不同。此后，我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地查阅各版本《上蔡先生语录》，得以明了该书在近世东亚的刊刻与流传过程。国家图书馆陈虹、郭一臻和诸多未及询问姓名的各大图书馆朋友给予了许多支持与帮助。与此同时，东吴大学的高韵茹同学也从台湾地区帮我复印了相关的研究论文，受限于新冠疫情无法快递，亲自帮忙把文件扫描成图片，这样的友情很珍贵。

2019年，我在爱知大学的指导老师周星教授调往神奈川大学工作，周老师始终关心我的学业，但按学校规定，我必须更换导师。此时，黄英哲老师恰好从日本来到南开大学参加学术会议。那时，在南开大学哲学院单虹泽老师的邀请下，我也撰写了以“上蔡先生语录”为主题的论文到南开大学参加另一场会议。会议期间，我与黄英哲老师和师母见面，幸运地得蒙黄老师允许指导论文，让我顺利地完成在爱知大学的学业。本书的初稿正是提交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的博士论文《谢良佐的理学世界》。论文答辩中，黄英哲、宇佐美一博（爱知大学）、三好章（爱知大学）、桥本昭典（奈良教育大学）、木岛史雄（爱知大学）、福谷彬（京都大学）诸位审查老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三好章教授在答辩中以森鸥外晚年小说《涩江抽斋》为例提出勉励，虽不敢担，但自当不懈努力。

本书有幸获批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谢良佐著作整理与研究”的赞助，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提升的机会，进行了大量修改，最终形成了摆在诸位读者面前的此书。离开了师友、家人们多年来的帮助与支持，本书绝对无法完成，对此我始终铭记与感激！尽管如此，限于作者的学力，书中仍存在着许多不成熟与错误之处，有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2022年8月20日，福州紫阳讲堂前初稿

2023年9月，北京体育大学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