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汉碑与汉代尊孔崇儒

作者：陈霞（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曲阜碑刻视域下的孔子与历代中国》

一、“太牢祀孔”:汉高祖拉开尊孔序幕

虽然从曲阜所存碑刻来看，西汉时期的碑刻并不多，且与孔子、儒学联系不密切，但是后世众多尊孔崇儒碑刻的出现，以及历代帝王尊孔崇儒，却与西汉之初的汉高祖密切相关。《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汉高祖在曲阜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可以说拉开了历代政权尊孔崇儒的序幕。

圣迹图之汉高祀鲁

草莽出身的汉高祖刘邦实际上在其即位之初对儒学、儒生非常厌恶：“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但不久以后，刘邦竟然亲临曲阜，并以太牢之礼祭奠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祭孔的帝王。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位开国帝王态度的急剧转变呢?

据史书记载，在以太牢之礼祭孔之前，刘邦还来过一次鲁地。《史记·项羽本纪》记载：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鲁城曾是项羽的封地。项羽死后，楚国各地都投降了汉军，唯有鲁城人不肯就范，因为他们坚守礼义，为主人以死守节。直到最后刘邦让人拿项羽的头给鲁城人看，鲁城人才投降。鲁城人的这番义举，定然对不喜儒的刘邦产生不小的心灵震撼，之后，高祖刘邦用葬鲁公的礼仪把项羽埋葬在谷城，为他举哀发丧，并悼念一番方才离去。

如果说鲁城人的忠义之举只是让刘邦产生一时的心灵震撼的话，那么汉朝初立时儒生在朝仪、国策方面的建议与举措，更是让他对儒学有了直接的认识与感受，并扭转了他对儒学的态度。

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汉高祖五年(前202),天下已并，诸侯们在定陶拥立刘邦为帝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跟着刘邦征战沙场的大臣们大都是草莽出身，一向不拘小节，不讲礼仪，立国之后，更是邀功论赏，飞扬跋扈。混乱的朝仪让刘邦日渐厌烦并深以为患。这时候，来自薛县的叔孙通便向高祖进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得到高帝的许可之后，叔孙通便到鲁地征得三十多名儒生带回长安，与他的弟子一起参照秦仪，采撷古礼，制定汉朝礼仪，并带领群臣学习与演练。两年后，长乐宫成，群臣于此行朝岁之礼，这也是汉高祖第一次接受群臣以正式朝仪朝拜。整个仪式，“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无敢讙哗失礼者”。这一秩序井然、尊卑凸显的朝仪，再一次带给高祖无比的震撼，以至于他禁不住地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并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刘邦对儒学的价值与功能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与体会。

除了叔孙通制定朝仪，汉初的另一位大儒陆贾更是不断向高祖宣讲儒学。《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陆贾时常在高祖面前说称《诗》《书》,高祖便骂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则反驳他：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显然，此时的汉高祖对如何治理国家尚无明确认识，而陆贾的一番话道出了“打天下”和“治天下”的不同。高祖听着虽然不舒服，但对错了然于心，所以他心生惭愧，并让陆贾著书总结秦为何会失去天下、刘氏又为何能得天下，以及古代成功和失败的国家史实。于是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可见，陆贾及其《新语》,让曾经鄙视儒生的高祖及汉初群臣真切地接触到儒学的实质，也让他们转变了对儒学的态度。这也是汉朝之君臣开始走出“马上得天下”的胜利喜悦，并对强秦二世而亡的结局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

显然，秦朝的灭亡带给汉初统治者的震撼是巨大的。那么,如何避免像秦那样短命而亡，又如何稳定汉初萧条破败的社会、振兴经济呢?在实际的感受与体验下，在儒臣的引导下，更是在立国之后一系列现实的社会问题的逼迫下，汉高祖刘邦，这个曾经对儒生极尽侮辱的皇帝，逐渐转变态度，对儒学、孔子，开始肃然起敬。所以，在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十一月，“(高祖)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以高规格礼仪祭祀孔子，向孔子致以崇高的敬意。高祖的举动，无疑影响了人们对孔子与儒学的态度，自此以后，“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由此确立了孔子在汉朝乃至后世受人敬重的地位。

汉高祖以后，出于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需要，汉初的几代帝王都崇奉黄老之术，主张清静无为，休养生息，但儒学也以积极向上的治世态度不断地发展着。到汉武帝时，汉初的社会问题已基本解决，而站稳脚跟的汉朝需要更加统一、更加强大的政权来推动政治的更加稳固，以及国祚的绵延不绝。于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等大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自此以后，儒学成为汉碑里所说“为汉制作”“为汉定道”的国家大法。

二、“孔庙三碑”中的孔子形象

《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素来被誉为“孔庙三碑”,在汉代乃至中国碑刻历史上都有着重要价值。这三幢碑，不仅体现了我国早期文字的发展与演变，有着重要的书法价值，而且从碑文内容上看，更是儒学与汉代社会互动的重要体现。从这三幢碑的碑文中，可见汉代对孔子的认识，以及孔子、儒学在汉代的地位与价值。现将“孔庙三碑”中体现时人对孔子认识的碑文摘录于下：

臣愚以为，如瑛言，孔子大圣，则象乾巡，为汉制作，先世所尊。(《永兴元年乙瑛置守庙百石卒史碑》)

《乙瑛碑》（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鲁相河南京韩君，追惟大古，华胥生皇雄，颜母育孔宝，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圣，为汉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学，莫不體思，叹卬师镜。(《永寿二年韩敕礼器碑》)

《礼器碑》（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臣伏念孔子，乾巛所挺，西(狩)(获)麟，为汉制作，故《(孝)经援神挈》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建宁二年史晨前后碑》)

《史晨碑》（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在这些碑文记载中，鲁相乙瑛、韩敕、史晨口中的孔子，无论是出生还是事迹、贡献，都具有浓厚的谶纬色彩。

谶纬，是谶与纬的合称。所谓“谶”,《说文解字·言部》云：“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雒所出，书曰谶。”可见，谶主要指《河图》《洛书》(《雒书》)这一类图书，它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冥冥之中的吉凶祸福、治乱兴衰。所谓“纬”,《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为“经之支流，衍及旁义”。汉代刘熙《释名·释典艺》云：“纬，围也，反覆围绕以成经也。”清代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引苏舆语指出：“纬之为书，比傅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谊，今所传《易纬》《诗纬》诸书，可得其大概。故云‘反覆围绕以成经’。”由此即可看出，纬书实际上就是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以解经为比附，宣扬符箓、瑞应、占验之书。根据文献记载，“谶”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纬”则较为晚出，一般认为出现于汉代儒学经学化之后。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谶纬之学系统成型，并全面盛行于东汉时期，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与 都产生重要影响。

显然，“孔庙三碑”是在东汉谶纬之学流行的背景下刻立的。而且，这三幢碑，其内容均为身为儒生的鲁相呈递给皇帝的奏疏，为官方文书，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主流认识。而在这一主流认识中，孔子的形象与地位与先秦时期有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神化孔子。虽然碑文中称孔子为“大圣”“近圣”,然与司马迁所说的“圣人”有着很大差别。谶纬中的孔子俨然由圣而神，成为具有神话色彩的圣人。孔子的诞生以及容貌特征等，都被赋予了神话色彩。《礼器碑》有“颜母育孔宝”“颜育空桑”等记载，这都出自纬书中的孔子感生说。《春秋演孔图》云：“孔子母徵在，游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另有《论语撰考谶》曰：“叔梁纥与徵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可见，纬书中的孔子乃人神交合而生。为了配合这种神话色彩，在《孝经援神契》《孝经钩命决》《春秋演孔图》等纬书中，孔子还被神话为“反宇”“海口”“牛唇”“骈齿”“辅喉”“鱼脊”等异于常人的形象。

其次，“王化”孔子。《汉鲁相韩敕后碑》记载：“孔圣素王，受象乾(坤)。”“素王”,这是东汉时期纬书中对孔子的一贯称谓。“素王”之称起于西汉，但最初并不专指孔子。董仲舒在对武帝第二策中曰：“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将孔子与“素王”联系了起来。董子极力推演“孔子立新王之道”,或曰“《春秋》当新王”“《春秋》作新王之事”,而至纬书出，则“素王”专称孔子。纬书曰：

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春秋演孔图》《春秋纬》)

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与先王以托权，目至德要道，以题行。”(《孝经钩命决》)

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论语崇爵谶》)

仲尼为素王，颜渊为司徒。子路为司空。(《论语摘辅象》)

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574—648)对“素王”有一解说：“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意即其人虽无王位，但做的是王者的事业。

由以上可见，纬书中的孔子是人神相交而生的神圣，是无王者之位而行王者之事的“素王”。而纬书作者如此神化、“王化”孔子，主要是为其所肩负的特殊使命烘托气氛并赋予其特定身份。孔子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就是“孔庙三碑”中所说的“为汉制作”“为汉定道”。

《孝经钩命决》中说：

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

在纬书作者那里，孔子的出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上天安排的，孔子肩负特殊的使命，那就是“制天下法”。这个“天下法”,更具体地说是为汉代而制。对此，纬书记述得更为详细。《春秋演孔图》曰：

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

这就是著名的“鲁端门血书”,又被称为“端门受命”。虽然荒诞不经，却被广泛接受。东汉著名的《公羊传》大师何休在其所著《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在注解“君子曷为为《春秋》”一句时，就引用《春秋演孔图》的这一段话，并总结说：“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显然，他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为汉代制法。除了《春秋》之外，《尚书》《孝经》等儒家经典都被看作是孔子为汉所制之法。例如《尚书纬》：“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这就是说《尚书》也是孔子为汉作法的“法”。可见，在谶纬流行的背景下，儒家经典也被谶纬化。

总而言之，在纬书中，孔子被推尊为能预知未来的神圣，并作《尚书》《春秋》《孝经》等书为汉制法，经学的谶纬化成为东汉儒学的主流。而儒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特征，实际上是与两汉社会政治状况密不可分的。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执政时，曾下令征召精通“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等技能的“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这些人中有不少方术之士，他们搜集当时社会上零星存在的谶语等，并整理编汇成书。王莽之所以要这么做，显然是在为自己受命代汉制造舆论，从而营造“君明神授”的政治文化氛围。

而光武帝刘秀之所以能夺取政权，建立东汉政权，更与谶纬密不可分。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在王莽执政后期，天下大乱，当时李通等人就借助图谶来劝说刘秀起兵。当时的图谶有：“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说法。这一预言无疑给本身就心怀角逐天下之野心的刘秀以精神鼓励。后来，刘秀从众多的军事集团中脱颖而出，势力大增，这时又有人“自关中奉《赤伏符》”建议刘秀称帝。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在谶语的鼓励之下，刘秀奋发图强，最终荣登天子之位。正是由于谶纬在自己建立政权中的关键作用，所以刘秀在登基之后，尤其重视谶纬之学，“宣布图谶于天下”。

显然，图谶被统治者利用以制造“君命神授”的氛围，故而受到尊奉和推崇。在统治者的积极倡导下，儒生或为了奉承统治者，或为了抬高儒家经典的地位，开始积极用儒家经典的义理去诠释谶语，以加强谶语的神圣性。如此，在统治者和儒生的相互配合、相互利用之下，谶纬之学盛行于东汉社会。

谶纬之学虽然弥漫着浓厚的迷信气息，严重影响了正宗儒学在汉代的发展，造成儒学发展的困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受谶纬的影响，孔子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而且，儒家思想中的许多政治、社会理念也在社会上逐渐强化、流行开来。

三、汉代尊孔崇儒举措

随着儒学在西汉时期国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以及东汉以来谶纬之风下孔子地位的提升，统治者对孔子、儒学越来越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尊孔崇儒。曲阜作为孔子的故乡、儒学的发源地，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因此，统治者除了在京师实施表彰六经、设置经学博士等措施之外，还将各种举措落实到阙里，以彰显朝廷“尊先师重教化”的意图。综观曲阜汉代碑刻，汉统治者尊孔崇儒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宠子孙，敬恭朙祀”

在《乙瑛碑》《史晨碑》中，都记载有当时负责祭祀孔子的孔子后裔——“褒成侯”。如《乙瑛碑》说：“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史晨碑》记曰：“虽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时来祭，毕即(归)国。”虽然碑文记载“褒成侯”只是在祭祀的时候前来曲阜，事毕归国，但其显然是享有爵位、世代相传的专门奉祀者。实际上，汉代封孔子后裔“褒成侯”,正是出于对孔子祭祀重视的考虑，这正如《乙瑛碑》中所言：“(今)(欲)(加)宠子孙，敬恭朙祀，传于罔极。”碑文明言“加宠子孙”首先是为了“敬恭”孔子之祀。

对于孔子的祭祀活动，在孔子去世之后即已开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可见，最初的孔子祭祀仅是由孔子后裔及弟子主持参与的私人行为。此后，虽然鉴于孔子生前的德望及战国以来儒学地位的提升，孔子祭祀有了鲁人与周围诸儒的观摩和参与，但直到汉代以前，孔子祭祀并未有国家政权的参与，孔子祭祀的范围也不出阙里。

汉代统治者在孔子祭祀与孔庙的发展中有着不可抹杀之功，但孔子祭祀进入国家祭祀体系的道路也是曲折与漫长的。

汉代祭祀孔子的重要事件是汉高祖刘邦过鲁祀孔。刘邦以当时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并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虽然刘邦此行祭孔，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代帝王对先贤的尊重，还不是对孔子的特别礼遇，因为除了孔子之外，刘邦也多次祭祀信陵君。但是，刘邦祀孔，不仅造成了为政者在任职鲁国之前首先拜谒孔子的效仿效应，而且朝廷还封孔子后裔孔腾为“奉祀君”。孔腾受封，这是孔子后裔领有官方身份之始，标志着国家政权开始介入孔子祭祀。

可惜的是，孔腾之后，其后世子孙是否继续受封，文献并无明确记载。但是，国家曾经的认定，应该也让孔腾一系自觉地承担起奉祀孔子的职责。所以，到汉元帝即位时(前48),孔腾的四世孙，即孔子的第十三代孙孔霸，在他因教授元帝读经而被封为关内侯后，又上书请求奉祀孔子，元帝批准，赐号“褒成君”,并让其仍然享受关内侯的爵位与待遇。元帝欣然同意孔霸的请求，应该也是鉴于高祖当初的赐封与孔腾一系的奉祀。孔霸受封之后，让其长子回曲阜主持孔子祀事。然而，即使如此，孔子的祀事在此之后也未有太大的进展。孔霸被封关内侯，是因为他为帝师而封，不是因为奉祀孔子而封。而且，孔霸之后，其子孔福、孙子孔房，继承了关内侯的爵位，却没有沿袭“褒成君”的封号。这或许是因为“奉祀君”“褒成君”多属于荣誉封号，不仅没有形成世袭的局面，而且待遇甚低，与一般平民无甚差异。

西汉末年，汉成帝无子，求告无效，皇位继承问题面临危机。这时有个叫梅福的儒者，想到了孔子。他上书朝廷：“成帝久亡继嗣，福以为宜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梅福认为，周朝之所以长久，是“武王克殷，未下车，存五帝之后”；秦朝短命而亡，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显隐士，举佚民。成帝没有儿子，正是因为无人奉祀商汤，所以他说：“今成汤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

那么如何才能使已绝的殷代祭祀得以恢复呢？梅福说，孔子就是殷人之后。所以，他建议封孔子的后人，恢复殷人的祭祀。同时，他还认为，当时上天屡降灾异，就是因为国家没有祭祀孔子：

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

朝廷采纳了梅福的建议，汉成帝封孔子嫡孙孔吉为“殷绍嘉侯”。一个月后，孔吉又进爵为公。可见，在梅福等儒者的推动下，孔子祭祀开始踏进国家公祀体系的门槛。虽然过程有些曲折，但自此以后，汉统治者也开始重视孔子祭祀。

孔子祭祀发生实质性变化是在汉平帝时期。平帝元始元年:

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可见在谶纬广泛流行的时期，孔子为汉制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统治者着意推崇孔子。而且，这时对孔子的追封，不是根据此前所依据的“素功”,而是根据孔子自己的贡献。这次加封，标志着孔子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褒成侯”则专奉孔子之祭。自此以后，孔子后裔世世封爵，且爵位不断提升。

东汉时期，帝王祭孔逐渐形成惯例。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29)途经鲁地，派大司空祭孔子，开创了后世帝王遣官祀阙里的先例。接着，东汉明帝东巡过鲁，盛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首开祀孔子弟子之例。后来，汉章帝、汉安帝东巡之时，均依例到阙里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外，明帝还于永平二年(59),“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令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祀周公、孔子；还规定除了阙里之外，在国学及地方学校祭祀周公和孔子。这标志着孔子祭祀“开始自成一个独立的祭祀系统”。

(二)“置百石卒史”

孔子后裔获封“褒成侯”,专门负责孔子祭祀，但当时的褒成侯，其封邑在瑕丘(今济宁市兖州区)而非鲁都曲阜，所以往往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祭祀结束后便返回自己的封邑。在孔庙的管理上，褒成侯多委派孔氏族人看管，但应该只是负责日常打扫看护，看护者对于庙中礼器、相关礼仪则并无造诣；而地方官员，似有协助维护的义务，但应该没有明确的管理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孔庙往往出现疏于管理的状况。因此，为孔庙设置一个专门的值守人员，就成为必需。而对孔庙守庙官一职得以设置的事件始末，《永兴元年乙瑛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中有详细记载。

《永兴元年乙瑛置守庙百石卒史碑》又称《汉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碑》《孔庙置百石孔龢碑》《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等，简称《乙瑛碑》。石碑立于碑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六月。从这些碑名上即可看出，此碑记载内容是孔庙设置“百石卒史”这一事件的经过。碑文记载，“乙君察举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孙)(麟)廉，请置百石卒史一人”,时任鲁相的乙瑛在孔子后裔中选官，除推举孔子十九世孙孔麟为廉吏之外，还上奏朝廷请置白石卒吏一人，他在上书中说：

孔子(作)《春秋》,制《孝经》,(删)(述)五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幽讃神明，故特立庙。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须报。

乙瑛鉴于孔子的地位及孔庙疏于管理的实际情况，请求设置“百石卒史”一人，其职责是“典主守庙”,负责孔庙的守护及管理。同时，也请求将孔庙春秋祭祀所需费用纳入国家财政。乙瑛的上书按程序上报给当时的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并经由二人奏之于汉桓帝。对于鲁相的请求，汉桓帝予以准许，并要求：“从事下当用者，(选)(其)(年)(卌)(以)(上),经通一艺，杂试通利，能奉引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乙瑛的上书呈报上去不久，其任期便结束了，桓帝诏书下达后，继任者鲁相平负责主持遴选“百石卒史”。经过考察，“文书、守文学掾鲁孔龢，师(孔)(宪),(户)曹史(孔)(览)等杂试。龢修《春秋》严氏经，通高第，事亲至孝，能奉先圣之礼，为宗所归。(除)(龢)补名状如牒”。经严格遴选，孔龢成为孔庙历史上第一任“百石卒史”。

“百石卒史”,是汉代俸禄为百石的官职。根据文献记载，汉代官秩等级以石为单位，共十七等。最高为万石，最低为百石。可见，“百石卒史”在汉代官职中为最低等级的官职。然而，官职虽小，却是食朝廷俸禄者。“百石卒史”显然是朝廷基于西汉以来孔子与儒学地位的提高而设立的。前述孔子后裔受封、孔庙祭祀，都已纳入国家主导的范围之内。此一守庙官的设立，更标志着孔庙的管理由孔子后裔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初步奠定了孔子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然而，在尊孔崇儒尚未兴盛的汉代社会，“百石卒史”的设立，可能使孔庙的管理有所改观，但在祭祀礼仪、祭祀费用等方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建宁二年史晨前后碑》记载了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史晨任职鲁相之时孔庙的祭祀状况：

臣以建宁元年(到)(官),行秋飨，饮酒畔宫，(毕)，复礼孔子宅，拜谒神坐，仰瞻榱桷，俯视几筵，灵所冯(依)，肃肃犹存，而无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钱，修上案食醊具，以叙小节，不敢空谒。……虽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时来祭，毕即(归)国。臣伏见临璧雍日，祠孔子以大窂，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而)本国旧居，复礼之日，阙而不祀，诚朝廷圣恩所宜特加。

由以上记载可见，当时曲阜孔庙的祭祀之礼并不完备，而且祭祀所用供品也非“公出”。为此，史晨不得不“自以奉钱”置办祭品，并上奏朝廷，“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供烟祀”,请求朝廷担负孔庙祭祀用品所需钱财，完备孔庙祭祀。对于此种状况，宋代洪适就曾指出：“永兴元年孔龢碑载吴雄奏用辟雍礼，春秋飨孔庙，出王家钱，给大酒直。距此才十有七年，史晨复云：‘到官，秋飨，无公出酒脯之祠，至于自用奉钱，乞依社稷，出王家谷，以共烟祀。’此盖有司崇奉不虔，旋踵废格也。”清人王澍在《虚舟题跋》中也说：“汉有天下至四百余年，尚且守庙乏人，祭无礼器，祠无常费，及鲁相请置，仅乃得之。且元嘉三年已可鲁相出王家钱，给大酒直矣，曾未二十年，仍复废弛。建宁二年史晨又请，名为尊礼孔子，实则诚心不固，旋举旋废，则此数事直具文耳。”

这些情况显示，汉代朝廷对于孔子祭祀日渐重视，但是对于孔子故里的祭孔之礼并没有给予很高的重视，守庙官的设置、供品之钱财的公出，都是经过地方政府官员的请求才得以实现。这一方面说明孔子在汉代社会“尊而不贵”的实际地位，同时也说明孔子庙在后世政治、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尚未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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