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无讼”的政治理念

来源：“曲阜干部政德教育”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四月十三日甲申

          耶稣2024年5月20日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了解民族历史、感悟民族品格的重要载体。为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阐发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思想智慧、道德境界，曲阜市干部政德教育中心开设“政德之声”栏目，推出系列原创文章，或阐发哲思，或著为小文，或抒发感悟，从不同视角阐述政德文化，探索理论建设，展现政德风采，为推动干部政德教育发展贡献智慧。

儒家“无讼”的政治理念

“无讼”二字，出自《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认为自己处理诉讼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也是要追求无讼的司法效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孔子强调和谐无争，但他并不反对法律，只是更加相信教化的作用，希望通过教化使得百姓明理有德，自觉遵守礼仪规范，这是孔子理想的社会状态。

“无讼”中的“无”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没有”之意，而是“过犹不及”，“适当、适量、适时、适可而止”等中庸含义。《论语·子罕》载：“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称自己“无知”，是对自己的自知之明，当然这里的“无知”也不是说“没有知识”，而是说自己只有一部分知识，不是“全知”。这种对“无”的中庸理解才是正解，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是吻合的。

孔子无讼理念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密不可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人们的生产生活具有稳定性、封闭性、自足性的特点，缺少人员流动、固守宗族血缘观念、习惯于以道德礼教作为日常生活准则和评判标准，这些都为无讼理念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现实土壤。到了春秋末期，奴隶制逐渐瓦解，周天子式微，礼崩乐坏，土地私有制日益扩大，在此情况下法家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而孔子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理念，对于当时的人们偏好诉讼的行为提出了批判和质疑。

《论语·子路》中记载了孔子对于父子相讼的态度，“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告发，从法律角度来说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是如果用道德规范来评价，却有悖道德。儒家社会的秩序基础是基于血缘形成的礼法，十分注重伦理道德，所以孔子才会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把亲情放在了更优先的地位。这也是儒家与法家思想的重要差异之处。

《孔子家语》提到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曾经处理过一起案件。有一对父子互相争执不下，最终诉讼到了孔子那里。孔子在接到案子之后，既不审也不问，直接将父子二人关入了同一间牢房，对其不理不睬，假装没这回事。三个月之后，这个父亲主动向孔子提出撤诉。孔子就把两个人都放了。孔子将相讼的父子二人共同关入牢房，使父子二人在牢里朝夕相对，唤起父子之间天然的血缘亲情，原来因一时意气而产生的矛盾和误解，自然在这三个月的生活中慢慢化解。这既是孔子化解父子矛盾的调解智慧，同时对父子二人也是一种无言的教育。

在儒家看来，相比于法律，教化才是根本。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主张“以德去刑”，侧重教化与德治。通过教化民众，使得人人都能成为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人与人之间依照礼和睦相处，这样就会大大减少诉讼的案件发生。如果仅仅依靠法律的力量，只能让百姓因惧怕受罚而守法，通过德和礼的教化，才能让百姓真正地从内心接受法律的约束。

孔子虽然注重教化，但并不代表孔子忽略法律的作用，对于不可教化之民，孔子亦主张以刑禁之，以刑治之。《孔子家语·刑政》中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圣人治理教化民众，一定要刑罚和政令相互配合使用。最好的办法是用道德来教化民众，并用礼来统一思想，其次是用政令来教导民众，用刑罚来禁止他们。制定刑罚的目的是为了不用刑罚。教化他却不改变，教导他又不听从，损害义理又败坏风俗，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动用刑罚了。

总之，孔子无讼的政治理念有助于发挥礼与德对于法律的补充作用，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我们应该秉承孔子的思想，努力减少社会纠纷和诉讼，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