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的哲学

作者：温妮莎·威尔斯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特色图片：弗兰克·维泽尔（Frank Weitzel）：抽象设计第二号：1931年。新西兰蒂帕帕国家博物馆（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雷克斯·南基维尔（Rex Nan Kivell）的赠品，1953年。tepapa.govt.nz, CC0.2023年11月21日查阅。拍摄的图象。

编者按：

本次精心策划的系列随笔旨在探讨如下问题：哲学在当今这样的时刻为何非常重要。对很多人而言，哲学仍然是显得神秘、狭隘和专业化的探索领域，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相关性。事实上，哲学家常常被描述为性格内向的、心不在焉的思想者，他们痴迷于细枝末节问题的分析，不与外界有任何接触，整日龟缩在封闭的学界空间（办公室和个人工作室）里面对着死去的白人男性滔滔不绝地忘情独白。他们倾向于鼓励不动声色地辩论，热衷去玩一场谁更胜人一筹的游戏。但是，对为该系列随笔撰稿的思想家们而言，哲学是一项社会事业，旨在追求思想的清晰性和鼓励哲学思辨实践中多元文化空间的塑造，欢迎本领域的学者和外行共襄盛举，而不是沉溺于不仅外貌相似而且共享霸权式元哲学假设的圈内人的惺惺相惜和闭门自赏。

哲学之所以吸引我这个十多岁的黑人女孩就在于它提供了某种高度独特和宝贵的东西。我出身于20世纪90年代费城的工人阶级移民家庭。在逻辑难题中，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的形式语言分析、有关可能世界的思想实验、以及现实世界中的具体局限性似乎很难让人觉得是真实可信的。虽然我能够不由自主地明显感受到世俗的特权和偏见等，但我能用逻辑确定性来安慰自己，相信这些是非理性的和不公平的，因而是难以持久的。

哲学就像科幻小说那样好玩、狂野、充满创造性，它反抗维持现状的任何专制，授权我们去思考新的可能性。想象力和理性的结合有望揭示藏起来的新真理，如果我们将学术探索的焦点局限在实际问题上，而不是去探索仅具可能性的概念领域的话，这些东西就可能被掩盖起来了。经常提出“但是，如果是另外的情况该如何？”的问题似乎是哲学的主要使命。

当代学界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自我定位于苏格拉底式传统，对现成的智慧和现状提出严谨的挑战。提出适当的问题，使用适当的逻辑测试，就像手术刀切除病变组织一样表达适当的反对意见，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就可以消除基础不牢靠的假设、诡辩谬误、逻辑矛盾和前后不一之处。但是，在哲学作为爱智慧的抽象概念和实际上的哲学探索实践之间似乎发生了一些事情。提出违反事实的问题的胆大无畏很容易蜕变成一种明哲保身之道，甚至是遁世的怯懦，哲学家们无法为世界回馈多少东西，也不去尝试认识这个世界。

除非建立在对事物现实状况的理性的和实证性的描述之上，除非从现实状况得出符合逻辑的结果，否则“另外的情况该如何？”的问题并无真实的内容。这个空间过于狭小难以穷尽性地描述当今的时代，但是，我想简要提及若干特别突出的特征。接着，我们或许可以就哲学能为生活其中的我们提供的东西说得更多一些。

让我们从这个无法改变的现实说起：我们正沿着当今的道路越来越逼近未来，一个慢慢走向死亡的星球。就本文来说，我们在2023年的夏天已经经历了地球上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日子。未来，这个星球会变得越来越热。庄稼绝收，海平面上升，资源争夺变得更加激烈和广泛。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估计，2022年年末，世界上有一亿零84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这个数字每年都在持续增长，过去几年则是指数级的增长---因为战争和冲突驱使叙利亚、苏丹、巴勒斯坦和乌克兰等地的人们逃离家乡。这还不包括“自愿性”经济移民---人们不愿意留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动荡使得他们和家人陷入贫困、饥饿和死亡之地，而是甘冒风险迁移到美国和欧洲的大都市寻求更好的生存机会。

2023年6月14日，一艘载有750名乘客的船只在地中海沉没，导致500名寻求更美好生活和经济机会的人死亡，欧盟内政事务专员朱伊法（Ylva Johansson）称之为发生在那些水域的“空前的最大悲剧”。虽然报道的内容可能有出入，但非常清楚的是，在失事的船只下沉之前艰难前行的几个小时里，在悲剧现场的希腊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并没有积极救援。

今年6月在德国城镇松讷贝格（Sonneberg），臭名昭著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在过去一年赢得德国选民的青睐，赢得第一区议会的胜利。这标志着极右翼政客在第三帝国终结之后第一次在松讷贝格赢得胜利。

尤其是在生存条件变得越来越紧张激烈，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生活难以继续之时，因为国家边界要求大规模的国家暴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来捍卫，在整个欧洲，鼓吹威权主义政策的极右翼政党在危机时刻赢得更多选举的胜利也就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战胜脆弱的人性利益是限制性和排外性移民政策的根本前提。当所有主流政党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时，极右翼就因为持久不断、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个教义而出类拔萃和引人注目了。

我们时代的事情可以多说几句：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当前政治处境的典型特征是逐渐走向更加专制的道路这个趋势。美国城市的年度预算花费在治安问题上的平均大约是25%到40%。在2020年春季“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之后的这些年，市政府的警察治安预算进一步增加，虽然积极分子呼吁减少对警察的资金支持，希望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必要的社会福利上面。

过去的一年，美国政客已经将跨性别恐惧症的言论工具化，他们在年轻人面前为性别肯定护理（gender-affirming care）的禁令辩护，在有些州如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甚而至于考虑提供即刻修改的关照跨性别年轻人“儿童虐待”的法律---为某些州抓走孩子和起诉其父母开辟了道路。得克萨斯州通过了这样一条法律，它在事实上给寻求堕胎的病人或者任何帮助这种病人的人签发一万美元的“赏金”。美国的学校和图书馆的图书禁令一直在小幅增加。更不要提最近最高法院的裁决，虽然愉快地昭示司法中立的外观，但是所有这些无不揭示出法院作为无需被问责的权力机关的本质。

势不可挡的趋势是，当今时代地缘政治关系愈发紧张，极右翼极端主义日益猖獗，国家官僚机关的专制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气候灾难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这些都暴露在新冠病毒疫情的背景下，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全世界已经造成三百万人死亡。这个天赐的模板让人看清了世界各国政府应对未来大规模民众死亡浪潮的策略---“为了经济牺牲民众性命。”

我说这些不是要让读者感到沮丧郁闷，而是将手边的问题具体化：在这样的时刻，哲学能为人们提供什么？

我并不认为只有孤零零一个答案。在我的哲学研究中，应对的议题包括种族主义、资本主义、人权和其他类似的世俗性和现实性议题。我从事实践，呼吁社会参与活动，意识到哲学探索的社会意义，哲学研究的基础是争取自由和受压迫者坚决抵抗的传统，他们寻求的不仅仅是“解释”这个世界而且是激进地改善这个世界。但是，正如哲学在我看来曾经代表了一种思想上的退却或者逃离现实的麻烦一样，现在说用那种方式从事哲学探索是错误的和不合法的在我看来是言不由衷，不够真诚的。我是在多年的积极行动主义活动、历史研究和专业经验的磨练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

哲学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众多迷人的难题和施展自由、创造性、和智慧的机会。这是好事。但是，学生们常常发现哲学课堂给他们的首先是某些体验，思考就好像为了思考本身，是内在的快乐，无论课程作业的剩余部分多么具有挑战性、内容多么丰富，多么让人大开眼界。在教育的目标越来越狭隘地从属于“就业岗位制造者”的即刻找到好工作的政治环境中，每个人类活动的价值似乎都仅仅取决于其“用途”（解读为获得利润）的大小，我们应该维护哲学和哲学教育的这个角色。

但是，即使在显然脱离某些具体实用性目标之时，哲学探索也总是处于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即使哲学方法和真理的代表作为某种“外在的”东西和从抽象上看是普遍性的东西，这个事实依然没有改变。其实，对于所关心的议题常常远离偶然的世俗事务的一个研究领域而言，压倒性地塑造西方哲学主流“经典”的那些观念往往源自社会和政治大动荡的阶段。对霍布斯而言，正是英国内战促使他思考现今时代的个人主义如何能够合理地与旧世界的秩序和稳定性达成和解。康德和黑格尔则都受到法国大革命大动荡的重大影响。甚至分析哲学在20世纪中期作为英美哲学院系站稳脚跟赢得支配，如果不考虑冷战背景和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学界产生的寒蝉效应的背景，这也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当今面临的许多根本性政治冲突和生存挑战的核心是对理性（reason）和合理性（rationality）的攻击。比如，拒绝承认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医疗风险的否认主义就是一种姿态，是原来处于边缘的右翼虚无主义逐渐变成社会主流的一种回应，弱势群体的需要被进一步推向边缘。拒绝新冠病毒疫情的否认主义就是一种气候变化否认主义，该主义致力于去除全世界的气候科学家共识的合法性，阻挠采取断然措施来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

美国的警察和监禁措施不仅是潜在不公平的，而且也是扎根于种族主义和报复主义，公然违背科学规律的。这些措施的实施方式实际上必然导致产生更多的犯罪和社会疾病，而不是更少，虽然政客和法律实施机构坚持认为针对犯罪的最理性回应是招聘更多警察和构建更强大的应变能力来消除国家暴力。跨性别恐惧症运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并非巧合的是，作为滋生极右翼思想的温床---宣称对“生物学”的兴趣，甚至在鼓吹一种反智主义的、反科学的议程，将几十年医疗研究和专家共识视为简单的“觉醒派”意见而抛之脑后。

糟糕的论证、蹩脚的推理、站不住脚的前提---这些不过是哲学应该批判的东西，是哲学解毒剂用以对付的问题。但是，哲学家们常常倾向于抗拒将哲学用在这些地方，他们更喜欢不冒险去危害其思想的客观性，不愿意用他们个人感兴趣的某些事---比如人性的生存来玷污它们。

在2000年的时候，我刚开始读研究生，碰巧同时出现的是美国通过爱国者法案进一步强化永久性战争官僚机构的行为，成立国内安全部门，启动所谓的“反恐战争”。我参加的哲学研讨会没有办法更加怪异地远离骚乱和死亡的现实，打着和平的幌子让灾难降临在无辜者的身上，掩盖在法治外观下的任意性地虐待和监禁和羁押、美国城市和其他地方的大规模的抗议，人们起来反抗，要继承和扩展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运动遗产。

正是了解到更多革命思想的重要性以及它对民众斗争的核心作用以及民众斗争的崛起重新唤起了我对哲学的热爱。我越是逐渐理解哲学本身拥有历史---它是有生命力的、动态的、竞争性的、在大众反抗中塑造而成的东西---我就越是深刻地认识到哲学的主要用途并不在于把我转移到远离世界之所，而是让我更加接近现实世界。哲学不仅仅是逃避之道或者隐身之所，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它是考虑当前现实的替代选择的艺术。

在哲学家从现实的、尘世的关心中退却之处，他们为那种虚假怀疑主义姿态留下了开放的空间，这种姿态在当今极右翼话语中再熟悉不过。“仅仅提出问题”的姿态很快让位于非理性主义者的反智虚无主义，以此来吸引那些在越来越逼仄和混乱的世界里寻找意义的人，同时为那些更愿意什么也不做来防止大多数人受苦的人提供心安理得的借口，这些人恰恰是我们当今的社会政治制度制造的产物。

但是，要参加到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的对“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成为哲学的核心，和人类认识这个世界的最佳尝试---对每个单独事物提出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什么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其基本特征是什么，如果有什么，什么论证其持续以现有形式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某些事或者所有事都不是现在的样子，可能会出现什么。随着威权主义不断蔓延，在全球集聚力量，哲学解放我们的批判性想象力的潜能和将其付诸实施的潜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必要，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在一步一步走近我们现在或有意或无意创造的未来。

作者简介：

温妮莎·威尔斯（Vanessa Wills），乔治华盛顿大学哲学副教授。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略和分析的双年刊《幽灵》（Spectre）的创始人和主编之一。其专著《马克思的伦理观》即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译自：Philosophy in Times Like These by Vanessa Wills

Philosophy in Times Like These |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lareviewofbook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