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是悲剧人物

作者：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摘要：君子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理想人格，谁不在心底里渴望成为君子呢？但是，君子往往是个悲剧人物。本文以北大哲学系项舒晨老师的著作《文以载道：儒家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为研究背景，考察了孔子和卡西尔作为君子的悲剧性特征。在简要介绍两位哲学家的死亡故事之后，作者讨论了两者的悲剧性、屈原的自杀、哲学的使命、以及君子人格的积极意义。研究表明成为君子一种生活方式，是敢于寻求真理的美德，无论真理是多么艰难和痛苦，因而往往是一项极其残酷之事业。追求理想人格就是追求真理，认清现实的残酷性，就是发现自己生存的局限性。人们越是否认现实，当现实最终打脸的时候，就越发感到疼痛。在技术和知识取得巨大进步的今天，成为君子的难度有增无减，君子人格的悲剧性讨论有助于人们反思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如何面对死亡。

关键词：君子、悲剧人物、孔子、卡西尔、失败、圣人、死亡

2021年9月底，笔者开始翻译北大哲学系项舒晨老师的新著《文以载道：儒家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这本书是利用儒家的文化哲学和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符号形式哲学来论证文化作为哲学范式的重要性。中国哲学（儒家传统）围绕文化问题定位自身，推崇人与人类文化和自然世界的和谐统一。文体现了中国的文化哲学和人文主义，可以说是儒家中国哲学的灵魂。同样，作为沟通德国人文主义古典时代以及战后现代性的哲学家，卡西尔探讨了他那一代人及其后代从文化角度思考人类的方式，将人视为“符号动物”。无论是儒家的文化人还是符号动物，人都是文化存在，这意味着多元主义在身份认同中扮演重要作用，同时承认根本上的通约性。项舒晨的儒学-卡西尔文化概念赋予人类保留可通约性和独特性的立场，既有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也有德国人文主义黄金时代的歌德精神。儒家文化哲学与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之间的对比研究和哲学翻译实践能够帮助中国读者看清各自的共同点和差异，更好地理解中国人自己和西方传统，培养符合儒家精神和卡西尔思想的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君子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理想人格，谁不在心底里渴望成为君子呢？但是，君子往往是个悲剧人物。在简要介绍两位哲学家的死亡故事之后，作者讨论了两者的悲剧性、屈原的自杀、哲学家的使命、以及君子人格的积极意义。研究表明成为君子一种生活方式，是敢于寻求真理的美德，无论真理是多么艰难和痛苦，因而往往是一项极其残酷之事业。追求理想人格就是追求真理，认清现实的残酷性，就是发现自己生存的局限性。人们越是否认现实，当现实最终打脸的时候，就越发感到疼痛。在技术和知识上取得巨大进步的今天，成为君子的难度有增无减，君子人格的悲剧性讨论有助于人们反思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如何面对死亡。

一、两位哲学家的死亡故事

（一）孔子之死

孔子在死前似乎预感到大限将至，做了奇怪的梦。《礼记檀弓》篇说“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闻之，趋而入。子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不过历史学家钱穆认为这段话显得孔子有些自负，且与平日不言怪力乱神的说法矛盾，猜想是后人伪造的。公元前479年4月11日，73岁的孔子在一帮弟子的簇拥下去世，停柩于两楹之间，就像他梦中的场景一样。弟子们为他守孝3年后各自回家，最亲近的弟子子贡，额外又守了三年。[1]这种说法与《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吻合：“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惟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钱穆，孔子传，2021)

李零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中说，孔子是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恓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李零，2022）众所周知，“丧家狗”的说法源于司马迁，“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比丧家狗更悲惨的描述是说，孔子乃“绝望于自己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是一个晚年年年伤心，只能在韦编三绝的同时面对着如斯逝者带给他哀痛：丧子，哀麟，回死，由亡，一个哭干眼泪的男人。”（王庸坎，2015）

徐罡从现代人的视角将孔子视为专业人士的鼻祖。他认为，孔子首先是私塾先生，是企业主。作为教育者，孔子的职业还是回报丰厚的，就是从经济上说也是如此。他依靠教育养家糊口，但没有将其变成流水线或文凭工厂，他对教育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一辈子都在追求专业化，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他不惜牺牲作为任何专业领域的根本的独立性和自由裁量权，结果是四处碰壁，治国安邦的抱负并没有实现。(Gang Xu, 2019)

（二）卡西尔之死

像孔子一样，恩斯特·卡西尔也不是暴死，也活到70多岁，是在1945年4月13日，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星期，在纽约市的大街上散步时突发心脏病而去世的。(SEP) 但从其思想追求和社会思潮的关系来看，他也是个悲剧性人物。

卡西尔是在歌德的诗歌和赫尔德、席勒、谢林、黑格尔和洪堡特的人类学滋养下长大的，他赞同浪漫主义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斗争，认同这些思想家的人性定义，即人最重要的特征不是理性而是自我表达的潜能，这不仅体现在科学和数学上而且体现在语言、宗教和神话上，但他又不像其他浪漫主义者那样蔑视科学。他的哲学是站在启蒙立场上利用浪漫主义的巨大能量。卡西尔被认为是新康德主义者，长期被人忽略，其道德主义被认为不足以满足20世纪的要求。他的理性道德自主性或者民主自由主义并不受人待见，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天真幼稚，他的《启蒙哲学》是1932年10月在法西斯主义崛起的背景下出版的，就在纳粹党成为德国国会第一大党三个月之后，被认为对启蒙的思想价值过于乐观，完全忽略了女性的贡献。他担忧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所显示出的否认理性能动性的可能性，对其“被抛入世界”的概念是一种投降，是在鼓励非理性主义和促成法西斯主义的种族观念、民族荣誉和暴力观念。他的《国家的神话》（1946）中对此有更加详细的分析，但他的努力均抵挡不过时代的潮流。（Morgan Golf-French, 2021）卡西尔的三卷本代表作《符号形式的哲学》被超级理性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席卷而去，像沙丘草一般埋在地下。他本人因为犹太人身份和自由主义观念逃离德国，虽然曾在多所名牌大学任教，但在学界似乎总是被认为是怪人一个。（Emily Grosholz, 2013）

传记作家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Edward Skidelsky）在《卡西尔：最后一位文化哲学家》中说，卡西尔试图在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达成和解，却把双方都得罪了，遭到双方的嫌弃，里外不是人。卡西尔认为哲学是对文化的解释，仅仅因为他相信文化概念本身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但这个观点在20世纪并不招人待见。官僚制度的致命性增长、科学的泛滥和人文学科的堕落都并不预兆解放的到来。当今人们继承了卡西尔的自由派政治态度，却没有支持这种态度的文化敏感性。当今人们是政治上的自由派，在精神上却并不自由。（David Auerbach, 2011）

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和卡西尔可以说都是带有堂吉诃德式理想主义的人物。无论他们的想法对与错，在他们身上，我们都能看到知识分子的宿命。可以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悲剧英雄。

二、悲剧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基本毫无例外的全部都是悲剧。这是为何？因为悲剧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是谓人生八苦。我们的这一生，就是在痛苦和罪恶中夹缝求生。痛苦要自我忍受设法排解，罪恶要自我警戒防止被其吞噬。童年的不幸、少年的叛逆、青年的迷茫、老年的孤独，大约这过去的年岁渐长里，我们都要经历各种痛苦和遗憾。悲剧正是人生的常态，孤独和痛苦，正是生活的原色。（傅佩荣，2022）

理查德·埃尔德里奇（Richard Eldridge）在为乔治·哈里斯（George W. Harris）著《理性的悲哀》而写的书评中说，人类生活非常复杂，没有公式或者政策能够帮助我们在具体背景下清晰明确地选择正确的、义务性的、最好的行动。对每个人而言，你越是追求高贵，你的命运就越是坎坷。因为高贵的价值在破坏性力量如死亡、疾病、战争、冲突、无聊、残酷性、自然的无情等面前永远是脆弱不堪的（Richard Eldridge, 2007）。人类生活中的痛苦和不满无处不在。我们应该简单地接受“人类的生存条件是悲剧性的”，人生在世不可能自在舒适。（Richard Eldridge,2016, p.76.）此外，价值观不仅是不可通约的，而且是无法比较的。自由与安全，平等与文化卓越等都是无法比较和兼顾的价值观。在不确定的领域，我们面临艰难的选择，没有原则和理论作为行动指南，无论如何选择，我们都面临丧失真正善的风险，甚至没有办法安慰自己已经做到了最好（Richard Eldridge, 2007）。人生必然陷入相互矛盾的需要中，一方面是和平、和谐、与安全，一方面是破坏性的利益争夺。人们倾向于沉溺于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中，生活在可能存在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的幻想中。我们需要在痛苦中找到某种定位，才能体面地生活下去。一方面诚实地承认悲剧的存在，我们的痛苦、失败、困惑和无家可归，另一方面承认我们生活在谎言中的悲剧（Richard Eldridge,2016, p.157.）。我们都天生处于道德愚蠢之中，将世界当作滋养我们超级自我的乳房。从经验上看，人类有一种作恶的天性。世界并不是为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也不是为世界创造出来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权宜之计，不是在天国或自然界的适应过程，而是历史屠宰台。我们是令人尴尬的文化适应和突变过程的产物。

（一）悲剧的起源

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系教授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在《悲剧、希腊人和我们》中说，世界是一场由战争、腐败、虚荣、贪婪定义的悲喜剧，完全已经没有拯救的任何潜能。在这个令人困惑的、喧嚣的世界里充斥着没完没了的战争、愤怒、悲伤、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我们在模糊不清的世界遭受痛苦的道德和政治的不确定性。任何完整的和彻底的理论都不能满足我们认识整体的渴望，认识整体的渴望或许就是变态本身。如果悲剧是悲痛带来的愤怒，那么为什么充满悲痛呢？因为人世间充满了战争和杀戮。悲剧就是战争之后引发的悲痛和愤怒。这样的信念赋予暴力合法性，而这种破坏性的暴力引发对方的报复暴力，由此陷入血腥的复仇循环之中，悲痛和愤怒相互强化对方。悲剧能够让我们开始理解战争暴力和悲痛等局面，而不是简单地谴责或说出支持和平的空话。悲剧世界观是想象解决人生困境的起点。(Simon Critchley, 2019)

（二）悲剧的本质

黑格尔说，悲剧是各自都能证明具有合理性的截然相反的正确主张的碰撞，双方都有道理，我们该怎么办？克里奇利认定悲剧是某种道德定位的标志，是怀疑主义的生活和迷茫状态，源于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他说，悲剧体验邀请我们做的事既非盲目的行动冲动，也非退回到独自沉思默想之中，而是模糊性定义下的世界里行动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Simon Critchley, 2019)悲剧是向我们展示容易消失的、脆弱的、在我们周围缓慢移动的东西。因为命运的捉弄，悲剧允许我们直面自己不了解的那些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落入的陷阱、麻烦和困境，就是从前人们说的命运的安排，其中我们是帮凶。思考悲剧的结果不是如叔本华所说的绝望和道德躺平，而是深刻的认识，意识到自我必须依靠他者才能存在。(Simon Critchley, 2019)

与导致绝望的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相反，悲剧提供了一种令人精神焕发的充满怀疑的现实主义，修正我们的希望，增强我们的勇气。更重要的是，悲剧是道德模糊性的体验。悲剧说明了定义我们存在的自由和必要性的关系。我们的自由不断受到困住我们的历史网络的限制，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悲剧揭示出世界对于人类能动性来说只能部分理解，自主性受到依赖性的必要限制。不仅仅是命运的安排，悲剧要求我们与命运的碰撞，换句话说，它要求某种程度的自由。悲剧涉及到很多东西，其核心就是看清真相，要求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摧毁我们的灾难中的某种程度的帮凶角色。在悲剧中，我们是行动者也是行动对象，是无辜的也是肇事者。(Simon Critchley, 2019) 艾略特（T. S. Eliot）说过类似的话，“人世间最糟糕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Richard Eldridge,2016, p. 116）

不过，悲剧的真正意义是一种深刻的认识，即悲剧主角所赎的不是他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亦即生存本身之罪。加尔德隆（Calderón）率直地说：“人的最大罪恶就是他的诞生。”（Mara van der Lugt, 2021，p.367.)同样的话也出自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口中，他说“与其说人类的生存是一种赠物，不如说是一种负债契约，负债的原因是由于生存的实际要求、恼人的愿望及无限的穷困。通常，我们一生都是耗费在这种负债的支付上。但也仅仅勉强才把利息偿还了。至于本金，只有由死亡来偿付了。然而，这种负债契约是在何时订定的呢？是在生殖之时。”[2]

（三）悲剧的作用

悲剧不是温暖的毯子，在感冒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安慰，而是让火焰烧得更旺，感冒的大火熊熊燃烧起来。悲剧是一场骗局，让上当受骗者变得比没有受骗者更加聪明。悲剧提供了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和体验方式，比传统理解的哲学更切合实际、更消极、更谦逊、也更具破坏性。(Simon Critchley, 2019) 英国学者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说过，“悲剧带领我们来到深渊的边缘，让我们遭遇死亡的边界，‘体验在深渊边缘的颤抖’，并在此过程中寻求对生命的确认。”人性的痛苦需要感受，我们在抗拒痛苦时也需要接受它。(Brad Evans, 2021, p.275.)

以《生命的悲剧意识》而闻名的西班牙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尔（Miguel de Unamuno）提醒我们，死亡意识不过是对局限性的认识，人生就是矛盾。我们渴望生命是因为我们活着，我们渴望活着是因为我们热爱生命。爱和生命之间有亲属关系，因此，爱和死亡也有亲属关系，爱就是我们的慰藉。这就是所谓的纸鸟哲学，纸鸟是一种矛盾，既庄严又简单。纸鸟是悲剧，虽然轻却飞不起来。纸鸟是对一张纸的不公正表达的抗议，但它也是纸做成的。[3]

（四）君子的悲剧性

历史学家钱穆将中国人分为君子和小人，雅人（有关文学艺术的生活方面）和俗人（日常人生一切实务）。君子分“上上等圣人，上中等仁人，上下等智人”，最下下等是小人中的“愚人”。（钱穆：中国儒家人品观）此外，儒家中最常见的说法还有庶人，小人，士，君子，贤人，圣人等。庶人指的是社会地位，小人指向德性，士指有志于君子之道者，圣贤则是君子中的精英。

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也是儒家伦理学的最高标准：仁义礼智信。仁就是爱人。义是人们应该做的事，任何适当的或对公众有好处的事都是义。（Kam-por Yu, 2011）君子是追求智慧、神圣性和道德纯洁性的人，小人是贪婪的追逐利润的物质主义者(Klaas Kresse, 2019)君子是走向道德圣人道路上的里程碑，意味着很高程度的美德和纪律，但是与神秘的儒家圣人理想不同，君子的美德和道德水平至少在理论上是有可能实现的。(Berit Turnquist, 2018)成为君子不仅需要相当程度的时间承诺而且需要做出一定程度的专业牺牲。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反思、学习和道德修身才能缩短个人的不完美和圣人般的道德自发性和统一性之间的鸿沟，但这个差距永远不可能消失。(Berit Turnquist, 2018)

儒家教导人们为君子不为小人，为雅人不为俗人，虽然平易近人，但知易行难。钱穆曾指出“学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学与立与不惑之三阶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则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悬以存诸心中则可。”“或许凡人终其一生，也难将修境、悟境与证境践履殆尽，唯有默默悬于心间。”（钱穆《人生十论》）君子是尝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实现儒家在具体人际关系中的基本美德的高贵之人。就像悲剧英雄，君子遵循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这是扎根于内心深处的东西。君子类似于悲剧英雄，具有同情心、创造性、幽默感和智慧等品格。（H. Ahn, 2008）

三、屈原的自杀

说到君子的悲剧性，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屈原（公元前340年-278年），第一个既写自杀又自杀的哲学家和诗人。哲学家为何会自杀？艺术之美也不能拯救人们摆脱悲剧吗？根据传统，屈原写了自杀遗书，一首名为《怀沙》的诗，然后身上压着一块大石头，自沉于流经湖南的汨罗江。

（一）屈原的自杀遗书：九章·怀沙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

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

眴兮杳杳，孔静幽默。

郁结纡轸兮，离愍而长鞠。

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

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

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

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

内厚质正兮，大人所晟。

巧陲不斵兮，孰察其揆正？

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

离娄微睇兮，瞽谓之不明。

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

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

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

夫惟党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

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

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

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

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

重华不可遌兮，孰知余之从容！

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何故！

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

惩连改忿兮，抑心而自强。

离闵而不迁兮，愿志之有像。

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

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

乱曰：浩浩沅湘，分流汩兮。

脩路幽蔽，道远忽兮。

曾唫恒悲兮，永慨叹兮。

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

怀质抱青，独无匹兮。

伯乐既没，骥焉程兮。

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

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

曾伤爰哀，永叹喟兮。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诗人屈原的绝命词，是他决心自杀的预告。

屈原自杀的原因是他孤独；他觉得不被赏识；周围的人要么道德堕落，要么不理解他；总的来说，世界是不愉快的，甚至是邪恶的；最终他还是会死去。他非常不快乐，并不指望他的不快乐能够有任何改变。尽管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处境而责怪自己——相反，他认为自己被天赋的价值拖累——但他承认自己被困住，无能为力。虽然有人声称屈原自杀是为了抗议时代的腐败，但这首诗很明显地表明，其自杀是完全平常的因绝望而死。这首诗是无人应答的呼救。（Clancy Martin, 2023）

我们思考是为了活着，但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我们思考是因为我们活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决定了生活方式。我们的哲学观和道德观通常是行为的后验性论证（a posteriori），是由果及因的从事实推断出的辩护。我们的教义往往是用来向别人或者自己解释自己行为的借口或为其辩护的说辞而已。我们相信的行为动机通常都是借口，同样的理由可以成为延长寿命的动机也可以成为自杀的动机。(Miguel de Unamuno, 1954)

（二）艺术之美的拯救

叔本华认为解决悲剧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艺术的拯救，一种是伦理的拯救。前者通过哲学的沉思、道德上的同情和艺术的审美观照，使人摆脱为意志服务的命运，达到一种忘却意志、暂时忘我的状态。但在更终极的意义上说，叔本华并没有把审美拯救贯彻到底，他认为审美拯救只是暂时地忘却痛苦，只有否定生命意志、放弃生命才能真正获得解脱，这也是叔本华悲观主义的极致表现。而尼采则认为悲剧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且是具有权力意志的超人的存在方式，甚至强调人要以“悲剧的方式存在”。（杨晓华，2017）

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说“诗歌是知识之前的幻觉，宗教是知识之后的幻觉。在诗歌和宗教之间是生活喜剧的世俗智慧。任何不能生活在诗歌中或者宗教中的人都是傻瓜。” (Miguel de Unamuno, 1954) 生命易逝，艺术长存。威廉·德莱塞维茨说过，“艺术是对自然美做出的反应。我们惊叹于大自然的美，试图创造出美与之抗衡，再创作自然之美，并使其永恒。鲜花凋谢，落日一点一点儿消退，对肉体的爱让我们感到悲哀。”如果艺术家是英雄，那是因为他们愿意承认人类肮脏的秘密，这是我们多数人不忍直视的东西。艺术旨在挑战现状，在“教导”我们，在“启蒙”我们，在“挑战”我们。艺术是少数罕见的时刻之一，能让我们意识到清醒时刻与梦境无异。我们从浸透了意义和情感的梦境中醒来，从彻底满足的多姿多彩的世界中醒来，那里有远方的朋友、从前的恋人、去世的父母、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自身存在体验的狭隘逼仄、亘古不变的忧郁自我。我们该如何重新获得早一刻还在的那个天堂？只有通过艺术、通过音乐、通过小说、通过诗歌的炼金术来实现。(William Deresiewicz, 2023)“我们在艺术中寻求的是永恒性的形象。美是永恒性的展现，是事物中的神圣性，也是片刻中的永恒。正如真理是理性知识探索的目标一样，美是希望的目标，它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痛苦给人希望，这是生命中的美，最高级的美和最高级的安慰。一切都要消失，我们会死去，我们拥有的一切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要消失，这个意识让我们心中充满痛苦，这种痛苦本身给我们揭示的是安慰，是永恒之美所带来的安慰。”(Miguel de Unamuno, 1954)

伽利略非常好地表达了常识的精髓，“有人说最痛苦的是生命的丧失，但我说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东西，因为任何生命被剥夺的人同时也被剥夺了对其他任何丧失感到悲哀的能力。”(Miguel de Unamuno, 1954)对此，乌纳穆诺评论说，他不知道伽利略是否意识到这句话的幽默，但他肯定觉得这是一种悲哀。

四、哲学的使命

苏格拉底说哲学起源于惊奇，叔本华补充说，惊奇源于意识到邪恶、痛苦和人生的黑暗面。哲学惊奇说到底是沮丧和苦恼。在叔本华看来，悲观主义不仅带领我们认识到生存的黑暗面，而且带领我们走近哲学本身。(Mara van der Lugt, 2021, p.13.) 对于思想家来说，除非试图解决罪恶问题，否则人生并没有多大趣味。真正的哲学教导我们如何生与死。罗马尼亚裔法国哲学家萧沆（Emil Michel Cioran）说过，“我越是阅读悲观主义者的作品，我就越热爱生活。”萧沆的意思并不是说，了解他人的不幸就让他自己的不幸变得不那么严重了，而是我们知道悲观主义传统中同情的极端重要性。(Mara van der Lugt, 2021, p.408.)叔本华特别喜欢引用伏尔泰的这段话：“幸福只是一场梦，只有痛苦才是现实的。八十年来我已经体会到了这一点。而我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将自己交付给这个世界，只有对自己说，蚊子之所以生存，是为了被蜘蛛残食。我们人之活着，只是为了被折磨到死。这个世界是苦难的深渊。”(Mara van der Lugt, 2021, p.130.) 芝加哥大学哲学家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说“所有可设想到的哲学都是应对人类生活最痛苦问题的方式。”(Elisabeth Lasch-Quinn, 2020, p. 35.) 简单地说，哲学的慰藉大概就在于哲学能够赋予痛苦以意义，帮助人们应对虚无与失败，处理理性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为人们提供一起哭泣的机会。

（一）赋予痛苦以意义

人世间可以观察到三种坏的、恶的和不公正的东西。首先，有道德之恶如恶行和恶人（罪）；其次，自然之恶或身体之恶（痛苦）：地震、死亡、疾病、不幸；第三，不同于前两者的恶：恶人得势，好人受辱。(Mara van der Lugt, 2021, p.5.)肉体痛苦指的是疼痛和疾病，而心理痛苦指的是悲痛、伤心、懊悔、抑郁或者懊恼、羞愧、愤怒、失望、焦虑、恐惧、沮丧、绝望。灵魂之恶比肉体之恶更加糟糕，往往能让人陷入绝望。(Mara van der Lugt, 2021, p.262.)人只要呼吸就要受苦，只要思考，就会感到悲伤，只有从来没有出生的人，才能永远得到庇佑。(Mara van der Lugt, 2021, p.118.)

痛苦是生活的本质和个性的根源，因为痛苦让我们成为人。痛苦是普遍性的，痛苦是将我们活着的人团结在一起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流淌的是普遍性的和神圣的血液。(Miguel de Unamuno, 1954) 伊丽莎白·拉什·奎因（Elisabeth Lasch-Quinn）在《生活艺术》中说，痛苦是人类生活中的内在组成部分，整个动物王国都是如此。爱、家庭纽带和友谊---所有美好之物---的到来都伴随着痛苦的可能性。日常生活中的起起落落涉及到准死亡---陌生、分居、爱情破裂、友谊中断、丢掉工作---以及没完没了的设想中的此类事件，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Elisabeth Lasch-Quinn, 2020, p.20.)

斯多葛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沉思录》谈论的不是庞大的宇宙，而是人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社会领域的重要性、超验性领域的存在。痛苦和失去亲友的悲痛无处不在，它们与生活息息相关。(Elisabeth Lasch-Quinn, 2020, p.104.) 亲人离世的灾难即便不会危及生命至少带来生活的重大改变。发现了死亡之后，我们会从这个棱镜来看待一切。在这样的时刻，一切似乎都没有了任何意义，整个宇宙变得空虚，人们觉得陷入虚无的陷阱不能自拔。（Elisabeth Lasch-Quinn, 2020, pp.19-20.）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的回忆录《灵魂出窍》中说，我们所有人都在某个时候会变得更好，我相信这一点，但是，真相在于我们可能因为疾病、偶然事故、灾祸或者荷尔蒙的任性而变得陌生，甚至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Mara van der Lugt, 2021, p.411.)

哲学能够给痛苦中的人什么安慰呢？一位想自杀的姑娘写信给大哲学家康德写信求助：她的生活中没有目标，一切都似乎不值得做，任何好事似乎都变得“肮脏污秽”，她受到无聊和无意义感的折磨，人生痛苦不堪。(Mara van der Lugt, 2021, p.325.)康德热心帮助她，成功阻止了她立刻自杀，但多年之后此人最后仍然死于自杀。康德不是悲观主义者，他的要点是我们应该为世界上的恶承担责任，而不是抱怨上帝；我们不仅不能灰心丧气，而且不能失去自我改善的机会。(Mara van der Lugt, 2021, p.328.) 卢梭在《爱弥儿》中说，“痛苦是他应该学习和最最需要掌握的第一件事。”(Emile, II, 78).我们虽然不能阻止身体恶的发生，但我们能够训练自己更好地承受这种恶。(Mara van der Lugt, 2021, p.270.)

正是痛苦看似偶然的本性让人觉得痛苦。对于难以逃脱的恶如衰老和死亡，我们并不特别沮丧。叔本华认为所有痛苦、所有疼痛都是不可避免的，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其具体形式是偶然性的。如果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就可能了解到一种“程度不同的清心寡欲”，对自己的幸福更少关心。(WWR.I.315)(Mara van der Lugt, 2021, p.374.) 悲观主义不是提醒我们情况可能总是变得更糟糕，而是给我们灌输一种欣赏存在的充分性和脆弱性的意识，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生活中更加黑暗和更加光明的方面，提高我们接受生活中无辜、可怕、或者严肃之事的能力，并对他人的痛苦有更深刻的敏感性。(Mara van der Lugt, 2021, p.409.)

哲学帮助我们赋予痛苦以意义，悲剧是无法解释的，人生是不公平的，我们需要“拥抱”悲剧，作为我们热爱和感激的人的生活的组成部分。自由、责任和接受命运的安排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相互依存的。宿命论不是缺乏努力的借口，但我们需要接受超越个人控制的文化和时空背景。（William Lad Sessions,2003）

（二）帮助应对虚无与失败

正如某些冷酷无情的思想家所说，如果意识不过是两片永恒黑暗之间的亮光一闪，那就没有比存在更糟糕之事了。因为我们只能生活在矛盾对立之中，人生就是一场悲剧，是一场永恒的斗争，没有胜利或者赢得胜利的希望。(Miguel de Unamuno, 1954, p.20.)人类生存的背景就是虚无。如果说得更加残酷一些，我们来自虚无，也终将回归虚无。布拉达坦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及《失败颂》时说，失败的体验允许我们看到“生存肌体上的裂缝”。如果注意力足够集中，我们能够在失败体验中瞥见虚无正在从另外一面盯着我们看。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飞机发动机在万米高空突然失灵或者你的轿车刹车似乎不再发挥作用了。失败揭示出世界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的真实面目：我们不过是虚无历史上转瞬即逝的偶然事故而已。他说，失败王国中的一切都在流动之中。在传统社会，失败者往往是罪人、穷鬼和外来者（犹太人、异教徒和堕落的女人等等），但是今天，失败者指看起来似乎与主流社会类型格格不入的任何人，而且这个主流类型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谁也不希望被抛弃或者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因此人人都强迫性地行动，根本不理解自己到底在做什么。(Julien Crockett, 2023)

乌纳穆诺认为，伦理学的核心就是不确定性和怀疑。人们没完没了地在最终命运和精神绝望的深渊中挣扎，缺乏任何牢固的、稳定的教条式基础。不是信仰造就了殉道者，而是殉道者造就了信仰。只要这个生活中还能获得安全和休息，就没有安全和休息，从根本上说，充满激情的善行就是不安全的和不休息的。帕斯卡尔是最悲壮的人，“人是要消失的，或许如此，但是让我们抗拒消失，如果等待着我们的是虚无，不要让我们的行为看起来就像这是公正的命运安排一样。” (Miguel de Unamuno, 1954)

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说，文化提供意义---理想追求的焦点---为日常生活体验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牺牲和痛苦提供安慰。在里夫看来，文化给人一种手段用以“控制他们遭遇到的无限多样的恐慌和空虚。”(Elisabeth Lasch-Quinn, 2020, p.24.)

（三）处理理性和情感之间的矛盾

在被偶然性和任意性控制下的世界，坏事可能发生，要点在于保持平静，焦点集中，深入和理性地思考你的选择。哲学的核心在于情感管理和情感的理性约束。(Simon Critchley, 2019)乌纳穆诺认为，人类永恒的冲突矛盾是信仰和理性，生命和思想，精神和智慧，天国与文明的矛盾(Miguel de Unamuno, 1954, p.13.) 他对人是理性动物的说法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或许是情感而非理性，人应该被定义为情感动物或者感受动物。(Miguel de Unamuno, 1954, p.15.)哲学的最悲惨问题是要在思想必要性和心灵和意志的必要性之间达成和解。(Ibid. p.21.)

哲学体验是个人行为，只能独自进行，不能依靠别人，不能和别人一起做。我们或许愿意和别人分享哲学体验或者见解，但我们必须在独处时才能进行哲学思考，必须独自提出美学或者价值判断。没有独处能力是不可能有深入的思考的。真正面对现实是极其残酷之事，我们常常忘记真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悲剧性的。认识现实必然暴露出我们生存的局限性，我们越是否认现实，当现实最终打脸的时候，我们就越发感到疼痛。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最凶险特征。而认识现实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艰难，虽然我们在技术和知识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Eldar Sarajlic 2023）

人类局限性的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谦逊态度是当今文化缺乏的东西---这是更严肃、更持久和具有可持续性的自我修身的重要组成部分。（Elisabeth Lasch-Quinn, 2020, p. 204.）蒙田反对严格遵守继承下来的教条或者过分依赖感觉作为知识的指导或基础，认为情感和判断智慧在联系身心快乐中的重要作用。思想史专家马丁·杰伊（Martin Jay）称赞蒙田“了不起的安详和平衡，有能力生活在不确定性和怀疑之中，并能够在矛盾和模糊的世界中找到安慰。” (Elisabeth Lasch-Quinn, 2020, p.197.)这或许正是君子普遍拥有的品质。

（四）提供一起哭泣的机会

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中写道：结婚，你会后悔；不结婚，你也会后悔；无论结婚还是不结婚，你都会后悔……信任一个女人，你会后悔；不信任她，你也会后悔；无论信任还是不信任她，你都会后悔。上吊，你会后悔；不上吊，你也会后悔；上吊或不上吊，你都会后悔。先生们，这就是一切哲学的全部和实质。[4]克尔凯郭尔指出，人生有三种绝望：不知道有自我，不愿意有自我和不能够有自我。一般人谈到绝望时，可能会想到失业的绝望、落榜的绝望、房子倒塌的绝望等，事实上，这些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是一种内在的体验，无关乎外在目标的达成与否。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生有三个阶段：感性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5] 这三者很容易理解为——爱自己（审美）、爱他人（伦理）、爱上帝（信仰），对应三种生存困境，（1）寻欢作乐的审美生存，被限制在人的内心层面，可以说是一种孤独者的生存，美学路径是通过有趣或无聊的二分法来看待世界，人生是要体验的，要依靠直觉；（2）合乎道德的伦理生存，是家庭甚至是社会化的生存，伦理学家通过善恶二分法看待世界，人生就是你创造的东西，仅仅活着不够的，你必须做出严肃的选择，塑造你的自我，人生是一种责任；（3）超越伦理的信仰生存，不再局限于现实当中，是超越了现实的生存，通过信仰上帝的宽恕，接受你的不完美，认真过好自己的生活。（卢辛·卢普斯库，2017-08-06）

如果不是欲望生物，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对欲望和冲动的追求对我们在有他人存在的世界上产生威胁，自我克制是生存的基本要素。(Elisabeth Lasch-Quinn, 2020, p.48.) 文化本身就建立在某些事被允许某些事被禁止的观念上。有德的行为就意味着不屈服于某些情感或者欲望。(Elisabeth Lasch-Quinn, 2020, p.338.)英国学者布拉德·埃文思（Brad Evans）在《凝视人性之痛》中说，哲学就是学会如何度过存在的悲剧，同时学会接受存在的有限性(Brad Evans, 2021, p.186.)

在乌纳穆诺看来，哲学是哲学家人性的产物，每个哲学家是有血有肉的人，对着像他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讲话。(Miguel de Unamuno, 1954, p.26.)哲学家先是人，然后才是哲学家，他必须先活着，才能从事哲学研究，事实上他从事哲学研究就是为了活着。通常他从事哲学是顺从生活，或者寻找生活中的终极性，或者暂时摆脱自己或者忘掉自己的悲伤，或者作为业余消遣和娱乐。(Miguel de Unamuno, 1954, p.27.)他说的生命的悲剧意识就是指任何生命都是反对理性的，不仅仅是非理性的，一切理性的都是反对生命的。(Miguel de Unamuno, 1954, p.29.)吃苦的人活着，活着的人吃苦。写着“放弃所有希望”的人仍然怀抱爱和希望。痛苦地活着也胜过安静地死去。(Miguel de Unamuno, 1954, p.33.) 世界上和人生中最悲惨之事是爱。爱是幻觉之子，也是幻灭之父母；爱是绝望中的安慰，是抗拒死亡的唯一解药，因为它是死亡之弟。正是在爱的深度中存在永恒的绝望的深度，从中产生希望和安慰。(Miguel de Unamuno, 1954, p.72.)乌纳穆诺说，寺庙的最神圣性在于给人们在一起哭泣。受命运折磨的信徒齐声高唱的求主垂怜曲与哲学拥有同样的价值。治愈瘟疫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为其哭泣。是的，我们必须学会哭泣，这或许是最高级的智慧。说谁健康，谁不健康是没有多大用途的。除了没有规范的健康标准之外，谁也不能证明人天生是快乐的。而且，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拥有意识，若与驴子或螃蟹相比，人是有病的动物。意识就是一种病。(Miguel de Unamuno, 1954, p.22.)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冰冷建议是“幸福的秘诀只有一个，停止担心超出我们意志力之外的东西。” (Elisabeth Lasch-Quinn, 2020, p.16.)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说，“人们知道的最大的痛苦是渴望做很多东西，结果什么也做不成。” 因为知识和欲望，我们拥抱一切或者几乎一切；因为意志，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成，或者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成。从知识和能力的碰撞中产生了同情。(Miguel de Unamuno, 1954, p.74.)没有忍受痛苦的能力就没有享受幸福的能力。没有忍受过痛苦的人没有办法享受幸福，就像感受不到冷的人感受不到热一样。(Miguel de Unamuno, 1954, p.77.)

痛苦和受难并非不幸和偶然现象而是生存的内在组成部分，未必导致放弃和绝望，反而可能带来希望。这个观点恰恰是圣安德鲁大学哲学讲师马拉·范·登·卢格特（Mara van der Lugt）的《黑暗重要：悲观主义与苦难问题》的要点，该书是在为悲观主义辩护，回答了为什么悲观主义对当今的我们仍然具有道德价值的问题。卢格特认为，悲观主义的要点远非打击我们采取伦理或政治行动的积极性，而是刺激我们行动起来。书中提出的三个建议是：友好待人，寻找值得爱的人，不好没关系。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不好没关系。让痛苦首先成为我们的意志问题只会增加我们的痛苦，还让我们在痛苦之外感到内疚。如果我们有幸过上一种充满奇迹、意义和幸福的生活，这当然很美好，我们应该对此充满感激。但是，我们自己的幸福不应该给我们借口不去认识人生、幸福和善本身的脆弱性。我们需要关心和关爱我们中那些不怎么幸运的、没有受到庇佑的、不怎么可爱的或极其糟糕的人，他们同样走在世界上。悲观主义传达的信息是，这也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值得在我们的语言和共同的体验中拥有一席之地。叔本华说，我们相互打招呼的方式不是简单的“先生好、女士好”，应该更深刻一些，相互称对方“受难者同胞。”(Mara van der Lugt, 2019)

五、君子人格的积极意义

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认为哲学原则是要践行的，如果不在日常生活中实施，观念就没有多大的价值。(Elisabeth Lasch-Quinn, 2020, p.227.) 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和阿多（Hadot）都十分推崇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观恰恰在中国的君子文化中有精彩的呈现。本文的最后一部分集中探讨君子人格的积极意义，主要涉及到君子人格的内涵，君子与圣人、小人、伪君子、乡愿的关系，君子与康德的善人概念的关系，儒家君子观中体现的德福关系、儒学美德功夫论、更温暖、更博厚的庄子之爱等。

（一）君子人格的内涵：

君子是体现智慧和美德的卓越之人，更加充分发展的人，朝向圣人的道德进步是其终极成就。(Juliana Batista, 2017) 《论语》中有大量有关君子的论述，如学而第一第4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再如子路第十三第20节：“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再如公冶长第五第15节：“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其他儒家经典的论述如《荀子·哀公 》：“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争，故犹然如将可及者，君子也。”简单地说，就是忠诚守信，然而不自以为有功德；仁义有道，然而不炫耀；睿智聪慧，然而不在言辞上争辩；别人以之被榜样并且认为可以企及到他的修为，这样的人就是君子。（榆木斋2020）

有学者将君子人格总结为五个方面：智仁勇、恭而有礼、喻义怀德、有所不为、持己无争。(1) “智、仁、勇”体现理性态度和思想自主性和智慧。(2) “恭而有礼”，对社会规范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采取尊重、谨慎、谦逊、诚实的态度。(3) “喻义怀德”，指行为得体，维持内心的善良；(4) “有所不为”，指清楚行为的边界，不越雷池一步。(5) “持己不争”，指与他人争吵无助于解决问题。（Ge Xiaoyu, 2020）

也有学者特别强调孟子“居仁由义”论，将道德主体遵从人性中的内在德性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要求，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论提供了路径的支撑。《孟子》离娄章句上第10节：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和《孟子》尽心章句上第33节：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以仁居身；则得身心俱安；以义指路，则可有正路。人们只有将仁义化为自身的内在德性，进而引导日常的言行，就能够行走在向善的路上，成为有德的君子。”（戴兆国，2018）

（二）君子与圣人、小人、伪君子、乡愿的关系

《孔子家语·五仪》记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如何识才取士，孔子告诉哀公“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庸人有似小人，“心不存慎终之规”；士人介于庸人和君子之间；君子“言必忠信而心不怨”；贤人有似仁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圣人“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五仪与《论语》所探讨的人格修炼多重境界完全一致。（汤洪，2018）简单地说，孔子的君子、仁者、圣人是三重境界修炼进阶历程：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仁者兼济天下，圣人“修己以安百姓”（汤洪，2018）

除了君子与圣人的差别之外，君子和小人的区分也是儒家教导的核心内容。我们应该过一种君子的生活；而小人的生活方式则应该受到抵制，即《中庸》中的“率性之谓道。”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中庸》第20节

人们是选择遵循还是拒绝本性的驱动决定了最后是成为君子还是小人。谢文郁特别指出，西方汉学在翻译“诚”一词时的尝试如诚实（honest）、真诚（sincerity）、真实（truthful）、实在（real）等词都不太准确。他说，在英语中，真诚（sincerity）使用于社会道德语境。而《中庸》中使用的“诚”常常指真实面对自己的生存倾向，是人直接与自己的本性同在的生存状态，是和其他人无关的独处态度。他推荐的译法是being truthful to oneself（真实地面对自己）。君子必须时时刻刻都处于诚中，君子的一生就是通过修身养性不断改进自己的一生。（谢文郁, 2019）这种见解的确是十分中肯的。

“真君子和伪君子”的区别也值得一提。张维迎教授说，“真君子‘遵从’是发自内心，他们坦坦荡荡，不害怕别人指责自己不真诚，但伪君子最害怕暴露自己的‘伪真诚’。一个人能否做到表里如一，第一依赖于他内在的信念有多强，第二取决于外部压力有多大。信念特别强的人，不大容易说假话，因为说假话导致认知失调，心理成本太高。宗教的殉道者和闹革命的牺牲者就是属于这一类人，对他们来说，背叛信仰还不如死。对信念不很强、缺乏自信的人来说，在面临社会压力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很难的，所以他们更可能随波逐流，以保持‘永远正确’。不读书、不愿思考、缺乏推理能力的人，通常不会有很强的信念，很容易被别人忽悠。没有人可以完全无视社会压力，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全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不遵从‘主流’的人，通常会错失有利可图的机会，甚至面临生命危险。”（张维迎，2020年）这样的言论凸显了君子的高贵性和悲剧性特征。

乡愿概念的精彩阐述见于邓晓芒教授的“从康德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一文。他说，乡愿指向具有一定知识的士。乡愿虽然有志于君子之道，却因为意志不坚定，所以很有可能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投机分子。孔子似乎最痛恨乡愿这种人。要做到真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说，奥古斯丁讲人心是无底的深渊，你要认识自己必须进入到这个深渊才能把握自己，人心难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出我们应在道德律面前保持原则上的谦虚，要看到人的有限性。（邓晓芒，2016）

（三）君子与善人

谢文郁教授对儒家“君子”和康德“善人”的这两种理想人格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在他看来，君子的特征是诚，善人的特征是自由。《中庸》中的君子之善包括本性之善和善观念。康德的善人之善包括意志的原始禀赋之善，和通过判断而给出的善。成为一个君子，人就必须在诚中对这两种善的区分有所意识，按照本性之善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善观念。而成为一个善人，人必须在绝对自由中，遵循自己的原始向善禀赋的推动，抛弃恶准则，采纳善准则，从而引导一种自我完善的生活。在康德看来，人的尊严就在于他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并不断地自我完善。（谢文郁, 2019）

邓晓芒教授通过阐述康德“趋恶倾向的三个层次，即人性的脆弱、动机的不纯和人心的颠倒或败坏，“根本恶”在于人心的某种自欺结构”，指出真正的道德就是通过这种对自身的不道德的倾向进行反省、忏悔和搏斗而体现出来的。他说儒家伦理在今天日益暴露出其乡愿的本色的根本症结在于人性观中缺乏自由意志的深层次根基，代替自由意志的位置的，是那种未经理性反思的“仁”“孝”“诚”“性”“理”“义”“廉”“耻”等等。这些范畴其实都还是有待于赋予理性的普遍性的，是普遍价值的粗坯。（邓晓芒，2018年）

（四）儒家君子观中体现的德福关系

与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相比，儒家君子观中体现的德福关系论述似乎更胜一筹。杨泽波教授认为，儒家不仅不像康德那样保证有德之人必有福，而且公开承认君子未必有福，德福不一是常态。这种情况有两个表现，一是圣人不能遇世，《论语·宪问》中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二是君子亦会穷居，其德性未必给他带来生活的方便和发达。《孟子》尽心章句上第21节“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儒家推崇知天命，《孟子》尽心章句上第1节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也，所以立命也。”无论短命还是长寿，都不背离天命，这是一种积极豁达的态度。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第9节），这是因为颜回即使生活清苦依然不放松道德追求，甚至可以说正是磨难强化了君子的内心愉悦和满足。儒家并没有保证只要努力成为君子就一定能够得到物质幸福，这种态度比宣扬有德必有福的各种宗教教义更加平实，更加可信，难怪杨泽波教授认为君子观体现的德福关系是儒家对于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之一。（杨泽波，2010年）

（五）儒学美德功夫论

儒家的伦理学关注德行、人格和实践的工夫，是以“高尚”“君子”人格为整体的伦理学形态。陈来教授的《儒学美德论》在谈到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的继承关系时说：“如何成为君子或圣贤，就是中国哲学的工夫论问题。工夫论占了宋明理学的大部分。美德伦理在从孔孟到程朱的过程中一贯传承，但在宋明理学中已不占主要部分。”（唐文明，2020）

说到儒家功夫哲学，人们可能想到在美国任教的华裔哲学家倪培民教授202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儒家功夫哲学论》。孔子关心的是生活艺术，君子体现的是修养“功夫”，代表着不断修炼而提高能力和技能的生活艺术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君子就是在生活实践中逐渐走向艺术上的完美境界的理想人格。君子所体现的美学和艺术价值让人想起上文提到的克尔凯郭尔的人生三阶段说---美感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不过倪培民并不认为前两个阶段应该被宗教阶段取代，而是觉得美感阶段也有宗教性，它让生活变得有意义。难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李晨阳教授在对倪培民的《孔子：人能弘道》一书写的书评中说，概该书体现了孔子阐释的重大转向，可称为“美学转向”，这是对孔子和儒家的解读的宝贵补充和丰富，值得学界认真关注和仔细对待。但是，李教授也表达了对专注于将孔子作为功夫大师，专注于美学性而忽略君子道德哲学的常识性理解的担忧。（Chenyang Li，2018）

唐文明教授在“美德伦理学、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普遍困境”中对“公德”“私德”之分的论述尤其发人深省。唐文明教授认为焦点问题在于我们所说的“德”是来自对规则的尊重还是来自成就美好生活的客观要求。前者是法理社会对社会的理解，后者是礼俗社会对社会的理解。“现代社会基于理性的权威对其公民提出了规则性的道德要求，并将这种规则性的道德要求称为公德，从而使得古代社会种种更为深厚的美德传统统统变成了私德。公民美德的教育困境：现代社会结构使美德传统失去了其存在和生长的土壤，从而也断绝了公民美德的真正来源。”（唐文明，2020）我们热衷探讨君子人格或许正是心中充满担忧和焦虑的表现，一方面现代政治越来越激进，民粹主义盛行，社会互信减弱，民主协商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公民的道德品质和社会风气似乎每况愈下。人们普遍感觉到在当今社会要想成为君子实在越来越艰难了。难怪有哲学家说出如下奋激之语，“在目前的道德形势道德环境之下，还不如提倡小人之德。君子做不到，只能做成伪君子，还不如做成真小人。”（邓晓芒，2016）

（六）更温暖、更博厚的庄子之爱

与崇尚圣贤和君子的儒家相比，庄子对圣人则采取批评乃至蔑视的态度，如“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箧》）。此外，庄子也使用小人、君子、圣人等术语，如 “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骈拇》），庄子推崇的理想人格是所谓的“神人、真人、至人、明人、大宗师”，比如在《逍遥游》中，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需要指出的是，庄子批评的“圣人”不是儒家所谓的“圣人”，而是当时窃国大盗一类的“诸侯”，代表的是身份等级而非道德属性，庄子并不反对“仁义”，而是反对儒家将仁义口号化、工具化。庄子推崇的“至人、神人、圣人、真人”也与儒家“圣人”不同，强调的是智慧，体现的是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由于看到儒家王道治国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困境，而选择了逃避现实、追求单纯精神逍遥的道路。（邓梦军，2019）

司马迁对庄子亦十分钦佩。他记录庄子回绝楚使者的话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我们能够看到，庄子的世界里多是残疾人，甚至是是蛋，是石头，是木棍，是王八，是鲲鹏，是泥鳅，是猴子。总而言之，是不招人待见的失败者。但是，庄子会充满同情地理解你的处境，就像悲观主义者那样将你视为受难者同胞，接受你本来的样子，以无为逍遥为至高追求。正如网友所说，“庄子想让所有的人乃至所有的生命都平等的活，都要存在，要活出自己的样子，活得自己感觉挺好。存在着本身就有意义，有价值。存在着本身就不容易，无论是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想做鲲鹏的时候，就扶摇直上，想做王八的时候，就在泥巴里躺平。如果庄子在你身边，你会很有安全感，他会接受你所是的样子，会理解你喜怒哀乐的情绪，会像小动物一样，仿佛不在场却其实却看到了你的眼泪，会觉得你的生命比他的意见重要，会接纳一个作为“众人”的你，也会接纳一个“废柴”的你。他会阻止你批评自己，会怂恿你追求你喜欢的人，做你喜欢的事。”[6]

结论

我们可以从孔子和卡西尔的身上看到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因为他们怀抱理想却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屈原的自杀表明了君子往往感受到的绝望，需要借助于艺术之美的追求来拯救。人是社会动物也是哲学动物，是热爱智慧、文学、宗教、音乐、艺术、建筑和其他深入和持久追求的东西。哲学的慰藉在于赋予痛苦以意义，帮助人们应对虚无与失败，处理理性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为人们提供一起哭泣的机会。人类思想的悲剧是理性和生命的斗争，理性倾向于让生命理性化，强迫其屈服于必然的死亡的命运；生命倾向于让理性充满活力，强迫其服务于生命，为生命欲望提供支持。(Miguel de Unamuno, 1954,p.63.)许多最伟大的英雄或许是绝望之人，他们在绝望中创造出了不起的壮举。(Ibid.p.70.) 真正的精神快乐是靠真理和正义定义的。精神痛苦就是善的缺失或者扭曲。(Mara van der Lugt, 2021,p.168.)没有善的观念，我们将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仅仅为满足自己目标而满足自己目标从来不能满足目标。我们是能够行善的生物，只有过向善的生活才能满足我们人性的渴望。(Elisabeth Lasch-Quinn, 2020,p.330.)庄子之所以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全就在于他并没有提供一整套现成的生活准则，君子的一生就是通过修身养性不断改进自己的一生，人的尊严就在于他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并不断地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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