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的记忆

作者：徐大明

来源：作者赐稿

四十年前的1983年，我进入孔老夫子所说的三十而立之年， 是我生命成长的关键一年。我善根浅薄，慧根愚钝，毅力不强，人生观和潜意识形成，良知体悟和坚守，人格结构以至能力建设，基本上在这一年完成，为以后的生命成长打下初步的基础。这一年，是我从事农村企业调查研究接触较多，参与较多，收获颇丰的一年，我收获了学而时习之的喜悦，体会到“每事问”的意义，体验到“德不孤必有邻”的存在，感受到“四海为家”的温暖，坚定了“以道事君”的信心，也有“耻”的羞愧……

那一年我和妻子都三十岁，大儿子三岁。那年秋季长安阴雨连绵，庄稼人都为收获和播种而焦急，我老家还有承包生产队耕地上种的庄稼，其中有近一亩水稻，收获和播种都是在泥泞的土地上完成的，主要由妻子一人承担，辛苦和劳累的状况可想而知。

我感谢那一年为我工作提供支持的企业负责人和员工、感谢领导和同志们，感谢我的妻子，感谢那个年代！

学而时习之的喜悦

“学而时习之”这句话，我在十七岁拿到线状本《论语》时，就进入长期记忆，但真正对习的自觉体悟，则是1983年开始。这一年，我莫名其妙对社队企业发展的调查研究产生兴趣。当时一个对我很好的老同志，认为县一级就是写写汇报情况、经验材料，研究是省市或专家的事，但我认为，县一级是最前沿的工作，除汇报情况和总结经验外，应该有对普遍性、趋势性和长远性问题的思考，于是先后就企业城乡关系、农村多种经营与非农产业、企业承包经营、收益分配等写成小文章，被《西安日报》《陕西日报》《中国社队企业报》刊登，得到领导的肯定和支持。积累了一点经验后，我又根据对马克思关于未来城乡关系和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的理解，结合长安县作为西安市郊县的社队企业发展情况，写成一万多字的《城乡协作与社队企业发展》调研报告，被农牧渔业部《社队企业研究资料》全文刊登。

那一年，长安县农村人才成长和作用发挥引人注目，其中有农业制种的土专家，有昆虫观察特殊发现、得到西北农业学院昆虫专家肯定青年人才，有砖瓦厂管理科学、增效降耗明显、参加全国专业会议的厂长，有开发出全省独家产品技术人才，更有在全国改革与发展上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厂长，……可谓是群星灿烂。国家农牧渔业部得知后，要求长安很快形成一份比较系统的调研材料，县领导交由我参与负责调研撰稿。我从人才特征分类、作用发挥、成长途径、存在问题和开发建议上进行经验性归纳探讨，被国家《经营管理资料》刊登，也算是对农村人才开发的一点贡献。在这以后，我就如着迷一般一路走来，先后在《经济日报》《农民日报》《陕西日报》《经济管理》《人文杂志》《经济改革》《农村经济管理》《科学经济社会》《改革与战略》等报刊发表文章50多篇20多万字，获奖20多次。2007年开始，我结合个人修身和人文资源挖掘、人文精神弘扬，转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学修，又先后十多次就城中村优秀文化保护、县域人文资源保护与传承、孔子之道与启示、佛教的禅与廉洁文化、佛教的自觉觉他等，撰稿并获奖，但对我更有人生意义的是，逐步清理了心里垃圾，完善了人格，提升了精神境界，我积习太深，自我改造应该是一辈子的事。

“每事”问的受益

“每事问”是《论语》两次出现的一句话。我的体会则是，“每事问”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对于从事调查研究的公职人员和发展研究的学者，包括不愿搞形式主义、做官样文章的领导调查研究，每次调查都应该有孔子“每事问”的精神，带着敬畏、谦卑、诚恳和责任心，耐心听取有关人员的介绍并做好提问，从中发现可能更有普遍意义的情况、经验、和问题。我陪过的不少来长安的领导、新闻记者、大学老师和研究人员，他们调查时很多往往是带着交差或先入为主的心里，座谈中只听自己关心的，而对不少更有意义的内容介绍听而不见，或很不礼貌的打断说话人的叙述，失去了很好的发现经验，发现问题、发现意义和对策的机会，也影响了自己的发展。这些我过去也有认识，但真正触动我并让我一直坚持做的是1983年的一次调查研究工作。

这年五月初，我陪同省社队企业局经营管理处赵天振、高勇科同志，了解长安县社队企业承包责任制情况。我们来到黄良公社，黄良公社曾因隋朝工部尚书长孙平在此带头兴办具有赈济灾荒性质的义仓，又由于义仓系隋文帝（根据长孙平上书）诏书号召，故称皇粮仓（后改黄良村）。公社革委会分管社队企业的副主任夏振中，在对全公社承包责任制情况全面介绍后特别提到，黄良镇大队的一个企业胡闹，要把大队企业折股搞股份制，他当即进行批评制止。但我们三个人则感觉到，这可能正是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社队企业“还权与民”的彻底改革，于是下午就来到企业。

企业就在公社所在地，全称叫长安县黄良镇大队前进电器厂，厂长李军平二十九岁，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子，方脸庞，一头黑发充满生命力，眼神、语气、语言选择和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准确、到位、得体的成熟感觉，给人信心，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军官。他在介绍完他当厂长的传奇故事后，重点介绍了对企业资产折股到户的想法和困惑：他是从《经济参考报》上看到的江苏沛县一家大队企业搞股份制，想着这样会有利于企业发展，就把想法告诉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文礼和厂里的其他管理人员，得到众口一词的支持，但具体咋搞，他心里也没有谱。我当时也看到《经济参考报》报道，刚好看过国外有关股份制的一些资料，便谈了具体建议并主动提出帮他完善。他喜出望外，然后连续几天的每个晚上，他都要来到距离企业近二十华里的县城，找我交流股份制的具体办法。我参考日本株式会社的章程文本，结合前进电器厂实际情况，帮他起草《前进电器股份企业章程》：按照10元一股，把企业净资产总额15.7万元折股，根据每个家庭在集体的劳动贡献（每个家庭劳动工分占全大队劳动工分总量的比例）折股计算到户，享受折股的社员成为企业股东，组成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选举股东代表，组成股东代表大会；股东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产生董事会，董事会聘任李军平为厂长。改制完成后，企业变更登记为长安县前进电器厂。现在看来，当时的股份制设计并不完善，操作也不很规范，运行中还出现因认识分歧产生的小摩擦，但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社队企业的“官办”模式。李军平被董事会聘任厂长后，乘势在企业人才开发、产品开发、市场开发、设备更新和自我提升上下了很大功夫，企业呈台阶式发展，当年产值由上年的40万增加到73万，第二年增加到140万，成为西安市、陕西省乡镇企业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李军平先后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和“全国乡镇企业家”。

前进电器厂折股到户完成的那年秋天，国家农牧渔业部社队企业总局姚局长一行到陕西调研，听省企业局汇报后直接到前进电器厂，市、县企业局领导陪同。姚局长在座谈中感慨讲话中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赵紫阳总理多次批评和要求我们，要改变社队企业‘官办’模式，你们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经验”。我听后很受感动。以后长安县、西安市、陕西省都曾推广前进电器厂折股到户经验，可惜并没有在大面积推开。

我当时认为，乡镇政府在没有原来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集体经济功能，不再是一级所有的经济组织后， 仍然对原来的集体企业行使所有者权力，任命包括任命厂长经理、处分资产和收取企业利润，无论如何是说不通、不应该的，是对全体农民利益公开侵犯，必须进行资产折股到户改革还权于民，舍此别无他法。由于由乡镇政府形式所有权，就引发了体制病带来的很多问题：乡村集体企业在行政参与下，收取利润很多没有用于企业发展投资，而是用于行政开支；企业机制先是包盈不包亏导致集体收益减少和资产流失，出现很多“穷庙富和尚”现象；再然后几乎全部被廉价变卖，成为私营企业。为乡村共同致富做出过历史贡献的乡村集体企业，终于在二千年初的前几年，很快退出历史舞台。那是在乡村集体企业劳动多年，为企业积累发展做出贡献的很多员工不愿意看到、而且反对的，有的企业员工曾经上访呼吁，但大势所趋无济于事。

但是，前进电器厂折股到户的经验，对长安有的乡镇企业发展，还是产生了榜样的力量。我记得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有个六十岁出头的老头，兴隆乡玛钢厂厂长陆兴邦，通过企业局同志找到我，老汉个子不高、光头，手提铜壶里装着白酒，眯缝眼笑眯眯地告诉我，他想搞股份制请我帮忙，我当然高兴答应，可惜机缘不成熟未能启动。再到若干年后，陆兴邦去世，儿子陆宝元继任厂长，厂子后来变成私人家族企业，资产上千万，产值几千万，缴税几百万。再到2018年，厂里在西安市高新区引进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项目建设中被全部拆除，至今赔付都没有到位。

1987年，我在东大乡东大村拜谒抗日将军张灵甫故居后，去了办在这个村的一个皮件厂，乡上介绍这个企业很不错，我看后先是有点失望，又很快产生相见恨晚的感觉。厂长叫王春玲，曾经当过大队团支部书记和妇女主任，厂就办在她的家里。她中等身材，穿一身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便装，蓬松头发，眼睛不大但透出灵气，然生产现场给人一种脏乱差的感觉。我毫不客气提出批评，她却笑着说要感谢我；说她们企业采取的是股份制模式，当年搞股份制就是参考我给前进电器厂起草的章程；为了让更多村民了解参与又避免有人不理解耻笑，他们几个发起人在晚上的月光下，把章程贴在人们路过容易看到的电杆、墙壁上。不知为什么，我眼前顿时浮现她们几个人月光下贴章程的场景，对她的敬意油然而生，也对她们完善管理提出建议。几年后，王春玲夫妇找到我供职的西安市乡镇企业协会，说是要完善股份制章程请我帮忙。我是协会副秘书长兼咨询部主任，当然十分愿意，过几天他们夫妇来了，满意的看完我写的章程文本后给我两千元，我说是帮忙坚决不要，但他们说就此事在高新区走过几个咨询公司，人家收费都在七千元以上，坚决要我收下，我听后笑纳了。

社队企业股份制的参与也成就了我。1991年，我主笔起草了《西安市乡镇份合作企业条例》（征求意见稿），送省市有关部门和专家征求意见。西安市乡镇企业局同志后来告诉我，西安市1994年通过的《西安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就是以我当时起草的《西安市乡镇份合作企业条例》文本为基础。我不光热情参与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方案设计和运作，还根据股份制原理、国内外股份合作制经验和社队企业产权实际，撰写了《折股到户是社队企业改革的根本途径》《恢复乡镇企业的合作性质》《关于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探讨》等文章，与一直关心我的老同志陆栓群联合署名，在《经济改革》《合作经济》《陕西省农业经济学会会刊》《乡镇企业导报》等杂志发表，参加全省乡镇企业发展战略理论探讨征文。《折股到户是社队企业改革的根本途径》被省社科院推荐到国家有关研究单位，《恢复乡镇企业的合作性质》被全国《经济学文摘》摘载，获西安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关于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探讨》，获陕西省乡镇企业发展战略理论探讨二等奖。我清楚记得，当年给我发奖的，是被称为“干实事、咥实活”的副省长王双锡同志，他在给我颁发奖状时，还笑着鼓励我。

“德不孤必有邻”的感受

“德不孤必有邻”的感受，增强了我为真理呐喊，为公平正义呼吁的信心。

大概是七月八日的上午，我接到来自北京《中国社队企业报》同志的电话，报社同志称我老徐，说感谢我的文章支持了他们新闻报道的观点。我有点纳闷：我的那篇文章支持了他们的哪些观点。进一步交流才知道，我的《社队企业不能搞全奖全赔》短文，6月23日在《陕西日报》发表后，《文摘报》7月1日摘载刊出。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社队企业利润的形成和增加，有厂长经理苦心经营的贡献，但也有全体职工劳动付出和设备、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应该在各生产要素之间合理分配；而由政策或市场变化出现的亏损或赔本，很多情况是厂长经理无力回天的，也不能由厂长经理一人承担。报社同志看到我的短文应该有同感，所以打来电话。我真激动。

两年后我接待台胞刘静波女士。刘女士个子稍高，自信的目光里内涵和气的平静，语言亲切，很有气质和气场。她告诉我：来陕西参加一个旅游发展研讨会，这天其他人都被安排参观旅游，她想了解乡镇企业发展情况，省“台办”推荐了长安。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走过多个企业了解情况后，明确表达看法：在台湾和国外的很多企业，对企业经理有年薪制的激励，但市场因素变化太大，没有一家企业对经营者实行“全奖全赔”模式。这与我的冥思苦索不谋而合。

应该是那一篇被《文摘报》摘载短文的影响，我后来还被农业部邀请，参加中国农业出版社在青岛举办，主要是大学老师和研究人员参加的《中国乡镇企业百科全书》编撰讨论会。我自知自己的半斤八两：初中混了三年，当了几年兵退伍，不过是爱看书，常有点敢于提出问题的思考，根本不具备参与编撰的资格，便在简短发言后谢绝了对编撰的参与。

“以道事君”的信心

《论语》有一句话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颜渊》）。这句话后来成为我参与行政工作的座右铭。而“以道事君”信心的坚定，则也是从1983年开始。这一年七八月，我代县政府起草《社队企业厂长经理目标责任制》文件，文稿对厂长经理提出与履行责任挂钩的激励规定，但大多数与会领导认为，这些规定没有农业“交够国家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简明扼要，我耐心说明企业经营的特殊性，大多数参会领导仍认为过于繁琐，有的甚至离开会场。我不甘心，会后找到主持这项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刘定涛同志，刘书记笑着对我说:“大明你说的对着呢，但这些怂人图简单，咱以后再说。”这件事虽然受到挫折，但领导的肯定又给了我信心。以后的很多年，县委县政府涉及经济发展的文件和领导讲话，我几乎都参与。参与重要文件和领导讲话起草，或参加重要会议发言，我都坚持仗义执言原则，把认为正确要说的坚决说出来。这个始终如一的坚持，绝大多数情况得到领导的认同和支持，我发挥了作用，促进了工作，收获了肯定和尊严。

2005年，我已经卸任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只担任档案局局长，区领导要把《长安区发展战略实施纲要》的负责交给我，我在感谢领导信任的同时，以名不正言不顺表示谢绝。当时的区委副书记（后来任西安市市委市政府领导）深情地跟我说：“老徐，你再别推辞了，这是书记定的；你在常委会多次发言，我们虽然没有说话，但都很肯定”。我受宠若惊接受了任务，尽管后来工作结果不尽人意。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这个官僚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确实有不少不学无术、装腔作势，专横霸道、欺压人民，徇私枉法、贪污犯罪的混账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包括已经被公开曝光、绳之以法和那些至今仍逍遥法外、招摇过市的领导，他们都是有良知的。 他们的良知决定了在没有诱惑或可以抵住诱惑的情况下，仍然是可以积极做事的。他们在愿意积极做事的情况下，仍然是愿意接受发展建议的。我们作为人民供养的公职人员，应该有“士志于道”和“以道事君”的精神，敢于向领导们仗义执言和犯颜直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就是人民权力高于一切，人民利益大于一切，就是民为邦本、民富国强，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德就是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弘扬正气，揭露丑恶，为民请命，为正义发声，……这期间，政府公职人员有非我莫属、舍我其谁义务。当然，根本的还是要不断完善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真正给权力套上笼子。

我还认为，即便是在经济、女色和人品的其他方面有严重恶行的，特别是那些曾经优秀后来犯严重犯罪的官员，也要相信他们有善的一面，相信他们的真心忏悔，有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可能，而不是顽固不化，不可救药。记得台湾圣严法师在一次开示中说过，“只有做过坏事的人，没有坏人”，这既是慈悲，也是智慧，适应于我们善待包括当官的在内的每一个犯罪者。我特别反对带着博眼球、看热闹、幸灾乐祸、甚至邪淫等病态心里，把曾经任职过领导的女性的男女问题过分渲染曝光，这是对一个女性隐私权的不尊重和严重侵犯，简直有辱斯文。

四海为家的亲情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以家为发端，但追求的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理想社会。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这一理念和感情已严重弱化和扭曲，也有些志士仁人正在艰难恢复。但我在1983年前后感受的，则到处是家的感觉。那一年，我与企业局领导和县领导（当时叫革委会副主任）郭钊同志骑自行车下乡。郭钊也是文化人，但他在讨论调研材料时，总是客气的问我们，“这样行不行”。

家的感受是在局机关体现更多。那时没有目标考核，没有奖金，但大家一门心思考虑工作，真诚相待，互相照应，各尽其责，随叫随到；领导和同志之间，不同年龄之间，不同文化程度之间，男女之间等，交流都很平等。局长成德言是一位让人尊敬的“家长”，他心地善良关心同志，很少有居高临下，口大气粗的恶习。他是我父母亲的年龄，但总自称“老哥”。1981年，他负责在大兆公社调查社队企业发展情况并形成调研文章，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但在跟我们讨论材料时，他总是说，“我说的仅供参考”。有一次星期天，我和陕北老高在成局长家，共同撰写一份参加国家社队企业供销工作会议的材料，成局长亲自给我们炒菜蒸米饭。那天，我才知道还有高压锅可以蒸米饭。我家在农村私事较多，有些事要用车（不符合现在的“八项规定”），我多次找成局长要他坐的车，他每次都笑着答应，有次我知道他要开会不好意思，他左手稍稍扬起笑着说:“快走快走，我还找不到个车。”

对来局机关的基层人员或厂长经理，我们一般都很热情，主动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尽可能方便基层和企业，还帮着协调工商、科技、人事等有关部门。我和领导下基层，一般是了解企业基本情况、发展特点、存在问题和面临困难，帮着出主意想办法，基层和企业很欢迎。有的企业发展很好的经理，至今缅怀那个年代，称企业局是他们的“娘家”。

在企业，家的感受也到处可见。那一年我去过黄良公社印刷厂，厂长是个女的叫王怀英，三十多岁，个子不高一脸善相。厂里工人女性居多，有六十多岁的老师傅，也有和厂长年龄差不多和小十多岁的。让你感到亲切的：年龄大的对厂长直呼其名，年龄小一点的叫怀英姐，小十岁左右的则叫怀英姨，看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样的质朴真诚，纯真无邪，和蔼可亲。真应验现了《礼记》里的一句话：有深爱必有和气，有和气必有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

九月中旬，我作为陕西省唯一，在北京参加《中国社队企业报）为期三个月的实习培训，那又是一段家的温暖感受：报社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们很尊重，很关心，吃饭不收费，免费给我们办公交卡。报社张社长应该是个老革命，瘦高个，眼神里充满一个长辈的慈祥，总是以平等对话的口气谈工作，声音不高地微笑说话。中秋节那一天，个子偏低、语言不多但质朴善良的王总编，专门与我们在一起吃月饼。报社许多同志的亲切形象，我至今清晰地记忆在脑海里。

“耻”的羞愧

孔子曾说，“吾有耻也…”（《荀子·宥坐》）。1983年在《中国社队企业报社》学习期间，我无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发展了关系，提高了调查研究和撰稿能力，但由此在个人身上发生了的三件羞耻事，我永生不能忘记。

第一次，“无功受禄”。应该是到报社的第三天，《中国社队企业报》以作者+报纸+题目的方式，摘载了局长成德言同志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涉及到成局长职称评定的一篇论文，我参与讨论并认真提出过意见。但报社摘载我也是后来才看到的，根本没起一点用。成局长则与我在报社联系，曾小有激动地我说，“大明，老哥感谢你！”我自知“无功受禄”，但爱面子的虚荣心让我选择了沉默。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 ·为政》），我是知道装不知道。

第二次，无知狂妄。报社当时安排的学习内容之一，是请报社摄影记者，中国摄影学会理事袁文元老师讲授摄影。但我鼠目寸光，以我们都没有照相机为理由，拒绝袁老师授课，好像还得到有的同志支持。我说完话后，看到袁老师面带尴尬拿着照相机走了，也恨自己太放肆，但仍然没有勇气给袁老师认错。以后直到现在照相，总是被内行批评缺乏基本常识，这也是自作自受的报应。

第三次，小气可怜。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中国社队企业报》两名曾经与我关系不错的同志先后来长安。他们来首先是寻找发现新闻题材，也肯定有看我的意思，但我竟然缺乏的起码的礼节常识，小气的连请他们吃一顿便饭的意思都没有。中国是有几千文明传统的礼仪之邦，长安是千年古都，周公制礼作乐的丰镐二京就在长安境内，但竟然出现我这样一个不懂礼道小气鬼，真实无地自容。

作者徐大明，曾供职陕西省长安县乡镇企业局，西安市乡镇企业协会，西安市长安区政府办公室，长安区档案馆（局）、地方志办公室，西安市长安区委党校，2008年组建长安人文研究所任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