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闲读：诗教、礼教和乐教

作者：乐道也（本名程勉中，文化学者，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

来源：“回到春秋读论语”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十月十一日乙酉

          耶稣2023年11月23日

“兴于诗”，是修身；“立于礼”，是立身；“成于乐”，是成就人的道德品性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之七

孔子说：“兴起在诗，立身在礼，成就品德在乐。”

孔子在人才培养及教育理念上，强调要按照一定的次第循序渐进。首先要学诗，“不学诗，无以言”；然后就是学礼，“不学礼，无以立”；最后要在音乐的陶冶中，完成品德的养成。所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作为一个整体的教育理念，贯穿于孔子教学实践的全过程中。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体现了人才成长发展的规律。

首先是诗教——“兴于诗”，兴起在诗。“兴”，起，兴起。诗，是人类社会处于童年时期的产物，它的内核，蕴含着人之为人最根本的东西。人性的复归，灵魂的觉醒，情操的陶冶，思想的纯粹，审美的升华，全赖以诗教。

诗表达人的内心情感，它的语言简明易懂，吟咏之间，抑扬顿挫，感人至深，可以启发人的心智，陶冶人的性情，培育人的情感。“兴于诗”，就是通过对诗的感受，激起内心的善良，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情操，让人不由自主地振奋起来，从而产生人性的力量，引发对真善美的热爱，对假恶丑的愤恨。

诗使人类摆脱了动物的功利，感受到了生命的愉悦，以及伴随而来的万般思绪。诗，通过各种情感的交织，引导人回归到人性的本质上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之为人的跨越。

诗教并非孔子首创，轻信仰而重诗情，是中华民族的特性，是融入民族灵魂的传统。远古时代，人们随口诵诗就像现在唱歌一样平常，即使在陋巷乡野，妇女孩童都能即兴赋诗，张嘴即来。所以天子会专门派出采诗官，到民间走访采集，收纳民声。而孔子无疑是集大成者。他不但以极大的文化担当精神，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对当时有记载的诗歌进行抢救性的归纳整理，而且还把它们作为教科书，传授给弟子。

孔子编纂《诗经》之后，对其宗旨有一个概括：“《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篇》）他要求弟子把读诗作为立言、立行的基础和标准。孔子曾经教育弟子说，同学们怎么不学诗呢？诗可以抒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与自然，可以结交朋友，可以纾解心中的委屈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篇》）

孔子这番话，充分说明了诗歌欣赏的心理特征与诗歌艺术的社会作用。现代诗歌批评所津津乐道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作用，在孔子的这段话里几乎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诗经》内容丰富，是周代初期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等人情世态、社会变迁。它们不仅是情感与艺术的表露，更包含有对社会的认识及人文关怀。

在当时的社交场合，赋诗并朗诵、吟唱诗歌是必不可少的，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孔子教育他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篇》），不把诗学好，简直就像连话都不会讲，无法与人交际和沟通。

其次是礼教——“立于礼”，立身在礼。“立”，立身，做人。周代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诗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了保存周礼最有价值的文献之一。因此，由诗教而进入礼教，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周初建立的礼制，融汇了周代的核心价值观念与制度体系，强调以恭敬辞让为本。对礼制规则的制定，可以说是精细入微，不遗余力，并且要求在社会生活中处处行之有度。不但像成人、成婚、丧事、祭祀等事关人生和社稷的大事有严格的礼制规定，就连日常生活中洒扫应对、待人接物这样的小事情，也是处处有礼。

“礼”是古代家庭人伦关系的基础，也是维持社会秩序和制度运行的根本规范。其目的在于通过制度约束，培养人的行为规范，坚定人的道德品性，依照礼的要求自觉修养身心，塑造人格，从而获得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并形成和谐共存的社会氛围，由此可见礼教之于统治秩序的重要性。

礼体现在一举一动上，表现出来的仪容和举止都要符合君子风度，所以礼教是古代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途径。孔子教育他儿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篇》），不学习礼，就没法立身处世于社会。只有“立于礼”，才能卓立于世，坚守做人的操持，不为外物的诱惑而动摇。

在《孔子家语·贤君》中记载孔子说过这样的话：“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孔子把注重礼教，减轻刑罚，实行仁政，视作关注民生，以利于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但后来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推崇，礼教被推向了极端，以至于到了“五四”运动中，把吃人与礼教这两者直接划了等号，这恐怕是孔子所始料未及的。

第三是乐教——“成于乐”，成就品德在乐。“成”，完成，实现，成就。之所以把“乐”列在最后，是因为其教化的功能，必须要在乐曲中充分彰显。音乐“教”的功能是隐藏在乐章之中的，而“化”的功能，则可以通过抑扬顿挫的旋律，直达听者的耳中，从而产生一种通感，在乐声中使感觉转移，与心灵互相沟通协调，转换为一种内心的感受，形成对真善美的体悟，从而实现其教化功能。

这里要注意“成于乐”的“成”字，“成”即成就品德。学诗学礼固然重要，但如果仅仅止于此，则就人才培养而言是不完备的，必须要通过学乐，才能达到最后的完成，形成人的道德品性。

古代礼乐合在一起，密不可分，重要的社交礼仪场合，必定离不开乐。重要的国家大典，如祭太庙等，都要配以奏乐，同时还要有舞蹈。日常社交活动中一场完美的音乐演出，则既有器乐演奏，还有配乐诗朗诵，也有独唱合唱。总而言之，不管是手舞足蹈，或者是一言一语，都必须合于礼。

所以“乐”是落实并昭示礼教的最高形式，“乐”所发出的中和之声，不但能够打动人心，而且能够改变人性。无论是庄严肃穆，还是激越昂扬，或是优美舒展，都能通过体验和领悟，涵养人的性情，感受情感与人生境界，荡涤心中的郁结与邪气，消融胸中的渣滓污秽，激发起人心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

孔子自己对音乐的酷爱，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痴迷程度。他把音乐作为美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自己身体力行，并到处拜师学艺。他听了韶乐，可以三月不知肉味；听到别人歌唱得好，一定会请他再唱，然后自己也跟着唱。在他身边总是回荡着琴瑟之音，弟子们时常能聆听到他那美好的歌声。

综上所述，“兴于诗”，是修身；“立于礼”，是立身；“成于乐”，是成就人的道德品性。这是孔子在人才培养及教育理念上所强调的一个次第。

但对具体的受教育者而言，这并非是一种死板的程序安排，也不是说学习过程中必须按着它，一个一个台阶上去。而是要在学习的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同时也要有所结合，相互交融，从而使读诗、学礼与习乐三者之间相互启发，互为所用，相得益彰。而归根结底，这三者的关键全在于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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