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的西儒之辩
作者：许小年 白彤东  
来源：中欧商业评论  
时间：2012-04-06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许小年： 现代社会始于公私分离”

　　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到底是什么？我定义的价值就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善与恶的主观判断。主观判断会因人而异，每个人所认同的价值是不一样的。社会核心价值就是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认可和接受的价值。如果价值观没有交集，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为了在价值观各不相同的人群中建立起社会，必须要在不同中间找到共同。在世界各民族现代化进程中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飞跃，就是公域和私域的分离。没有这个飞跃，社会便无法从传统转向现代。 

　　公域要尽可能地小，以获得最广泛的认同。私域要尽可能地大，以包容多样性。但公域不能干涉私域，私域不能和公域有冲突。核心价值在公域中的表现为公德，它的社会功能是指导公域的建设，主要是法律体系和政府。有了这些才可以管理众人之事，处理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私域中的价值观主要是指导个人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私域中的各种价值应该是和平共存，平等竞争。不能说中国是一个儒家传统的国家，就要在私域中建立起儒学的主导地位。 

　　公域和私域的分离，在历史上有两大意义。第一点意义是人们不再因为信仰不同而引发社会的冲突和矛盾，这为最大范围地获得社会支持和认同，多样化的人群生活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中创造了条件。欧洲的历史中，非常残酷的一页就是对异教徒的迫害。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以后，人们的信仰、生活习惯不再是人们一起生产的障碍，关键的原因就是实现了公域和私域的分离，把信仰变成了个人事务。 

　　公域和私域分离的第二点意义是为理性的运用开辟了广阔空间。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们宣扬的是一种科学精神，但受到了宗教的残酷迫害。当公域私域不分离的时候，信仰对理性形成了束缚，公域对理性是一个桎梏，理性无法广泛地应用。在公域和私域分离之后，科学和理性才得以发展起来，科学的发展是和摆脱对基督教的束缚直接相关的。 

　　理性的运用不仅仅是在科学上，也包括在经济上。市场经济制度就是一种理性的制度。只有在政、教分离之后科学才能发展，理性的生产方式才能够全面推广，才有可能产生现今的宪政民主制度。 

　　白彤东： “混合政治”比当今民主制度更好 

　　公域、私域是一个很重要的现代概念，但公私分离其实不是现代提出来的。韩非子就讲得很清楚：公私一定要分离，他批判儒家也就是批判的这一点；西方的柏拉图也强调公私要分离。但很有意思，当时不论是儒家、韩非子还是柏拉图，更多担心的是私利，担心私人党派势力对公益的危害。只有到近现代以后，从密尔开始，才更多担心公权力对私人的危害。所以公私的区别其实都是有的，只是现在更担心的是公对私的危害，不是私对公的危害。 

　　私对公的危害突出表现为民主的问题。民主的政治直接为当下活着的投票人所左右，这就意味着，很多与投票人无关的利益方很难被民主政治考虑在内。比如民主政治中很难解决的财政赤字问题，是因为财政赤字意味着花将来人的钱，用还没有出生人的钱来满足现在投票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就很难被遏制。民主制度由投票来决定的本质造成了这种缺陷，而且民主制度中，哪怕对自己的利益而言，个人投票也不一定能产生很好的结果。为什么？因为现代国家都是大国，国家大了以后政治就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围，天天要去忙于日常工作的人哪怕对自己的利益都很难做出很好的判断。 

　　因为现代国家的这个本质条件，使得内部调整很难对它有一个彻底改变。这种情况下，回到儒家思想或许会有帮助。早在先秦时候，《孟子》里就很明确谈了政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强调民本，强调国家是为人民来服务的，民意是国家的指南针，满足人民的需要是国家合法的基础。但同时孟子也意识到，人民的意识是有局限的，所以也强调精英对政治的正面干预。 

　　从这个意义上看，儒家理解的政治不是西方全民投票的民主政治。全民投票的民主政治是儒家接受的一个方面，但儒家还希望有精英来对民意有一个制衡。也即，在儒家的民主操作上，要有民主和精英两方面的制衡。当然自由法制这些东西，儒家可以用自己的方法直接吸收。我认为，比当今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应该是在自由民主基础上，既有民主成分、也有精英成分的混合政治。 

　　 许小年： 西学为公域之体干，中学为私域之日用 

　　儒学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是非常困难的。儒学提倡的是天人合一，公域私域不分，无法实现现代社会的这一重要飞跃。而儒学是向内超越自然状态—我引用的是余英时的研究成果。你要是向内实现超越的话，理性就无从建立，因为科学的理性来自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经济理性产生于市场上的交易。 

　　中国的儒学，直到宋明新儒学都是向内用力的。儒学主张的是对等权利，不是平等权利。这与现代的核心价值是有冲突的。比如原始儒家主张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和小人之间的权利和责任都不一样，像这样的观点，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接受了。谁愿意承认自己是小人呢？正统儒家讲的是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之间权利的不平等，今天也很难接受了。最有可能进入现代公域的儒家的观念是仁爱，仁爱是世界各个宗教都主张的，但仁爱不等于权利。儒家所讲的仁爱和等级、身份、背景都有关系。儒家讲的仁爱是父慈子孝，父慈子孝是一种对等的权利，但不是平等权。首先父子之间的地位就不一样；如家讲究君仁臣敬，君臣之间又不一样。仁爱进入社会的核心价值还有一个技术上的困难，就是仁爱要靠内心自省而来，但如此的话，外界去如何界定？非常困难。要想建立一套明确的法律体系来定义什么是仁爱，来惩罚不仁爱的行为，这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里面，权利的定义可以非常清晰。对于权利的保护、对于侵犯权利的惩罚，都可以明确定义。 

　　儒家最有可能作为现代核心价值的部分是孔孟的儒家，而不是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尽管儒学作为现代核心价值非常困难，但是作为私域中重要的精神思想库，也不应简单抛弃它。因为儒学和现代社会核心价值一定程度上是有呼应的，是人文主义的，以人为终极的关怀，这和现代核心价值是一致的。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仁者爱人的思想，到今天都依然是极为可贵的私域中的精神财富。儒家讲究的是对等权利尽管不平等，但也有原始朴素的社会契约观念，这在孟子那里表现得极为充分。儒家也有非常朴素的理性精神，比如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理性精神。 

　　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普世的，不分宗教，不分民族，不分历史背景，也不分文化传统，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适用。这个核心价值包含两点：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以及理性。这个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现一定是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讲一句不严格的话，今天我们要重建社会价值，应该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西学为体是说西学为公域之体干，主要指导治国平天下；中学为私域之日用，主要是辅助修身齐家。公域中是普世价值，私域中带有非常浓厚的中国色彩。在私域中并非是儒家一支独尊，而是和其他思想与信仰平等竞争。 

　　 白彤东： 别忽视儒学的普世内涵 

　　如果把儒家当成儒教的话，当然属于私域范畴。但儒教跟儒家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儒家当做一种对政治的一般理解，我想它还是属于公域的。许教授的看法，也是很多包括想复兴儒学的人的看法，但这是对两千年儒学发展的误解。之所以产生误解，是因为儒学其实除了这些心性和个人信仰的东西之外，还有很大层面是讲政治制度的。但政治制度这个层面在近现代以来，因为我们相信西方制度优越性以后，就扔到一边去了，儒家只剩下讲心性讲信仰，完全忽略了儒家有很强的政治观和政治制度的论述。政治制度的这些论述是不依赖于信仰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如果说儒家确实一直在中国宗教信仰中占主流的话，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儒家为首的宗教战争。儒家曾提过排佛，但排佛所造成的人命丧失跟西方的宗教战争是根本没法比的。并且儒家排佛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佛教徒不生孩子，占了寺院以后国家没有税收，完全是世俗的原因，并不牵扯基本信仰。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儒家其实在历史上更多起的是一个政治的角色而非个人宗教信仰的角色。 

　　杜维明先生提到过，英语儒家Confucius这个词跟其他词不一样，它可以作为形容词出现。你可以说Confucius Christian，“遵从儒家的基督徒”。但你很难想象一个人是一个伊斯 兰的基督徒。这个很小的事实就说明，儒家可能是有超出信仰的普世价值。 

　　澄清这一点之后，再来探讨公私领域是不是真的能彻底区分开。为什么儒家能作为一个形容词出现？因为儒家有从家到国的关心。儒家的想法是，你要成为一个社会的人，就得去应对社会，而你面向社会的起点就在家里。所以“齐家”并不是“私”干涉“公”的概念，而是说你要从私走到公的时候，家是一个最重要的场所。如果这样去理解儒家，其实儒家跟公私领域的区分并不一定有明显的区别。家庭很多的安排都应该成为政治的考虑，因为政治是关于公的，由此要关心一些家庭的基本价值的建设。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私”的东西，跟“公”的东西是相关的。比如西方公共政策对家庭影响的看法，你对婚姻和堕胎制度持什么看法，都会成为公领域讨论的话题，因为“私”跟“公”有一种连接。所以不是说私的就不应该管，而是说哪些私的东西是应该被成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就比如说美国保守派就希望管理很多自由派来讲是道德的东西；而自由派就要管理一些从保守派的角度看也是很多“私”的东西。所以更值得争论的问题是哪些 “私”的问题是应该被干预的。 

　　许教授谈到了儒家的平等。儒家完全强调平等，说每个人都有成圣、成贤的潜质。要看你在什么意义上讲平等，是成圣潜能的平等，还是政治安排上的平等，或者是其他意义上的平等。 

　　西方的哲学家罗尔斯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但他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在于提出所谓的差异原则。一般的平等主义者都是强调经济平等的，但他第一次提出，对于平等主义者来说，经济上、安排上不平等可以接受，但要有一个前提，即这个不平等要对那个最弱势的群体是最有利的。如果有两种制度，一种是平等制度，一种是不平等的经济制度，但不平等经济制度对弱势群体更有利的话，平等主义者可以接受这种经济上不平等的制度。 

　　尽管儒家讲地位上的不平等，但地位上不平等也有好处，比如在日本、韩国既接受儒家价值，同时也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不平等比美国就少了一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和韩国保持了一种儒家意义上的地位不平等。人们想要出人头地的愿望由被尊敬来满足。但在美国，因为把所有地位上不平等消除了，出人头地的愿望就只能靠赤裸裸的经济去满足，买一个更大的车、更大的房子。因此，儒家讲不平等的时候，并不是说任何不平等都是好的，而是说什么样的不平等能促进我们最在乎那个平等。如果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么样的不平等安排能促进我们最在乎的那些人类福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它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安排，是为更在乎的另一些平等服务。 

　　 许小年： 要精英，也要平等 

　　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修齐治平：要治国必先齐家，要齐家必先修身，修身之本在于正心，最后落实到修身正心。从修身正心往外推，推到家庭再从家庭推到国家和天下。这恰恰是儒家在现代社会中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公域和私域的分离。儒家在现代社会中最麻烦的正好是它的政治哲学，从修身齐家外推到治国平天下，但这两者其实完全不同，不可能等同起来，不能用修身齐家的方法去治国平天下。 

　　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在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有天然的不平等，特别是在父子之间有天然的不平等，起码在孩子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必然是处于不平等的位置上。他在社会经验上，在经济来源上都要依靠父亲。儒家就是把这种自然的不平等归结到了国家层面上，就得出了君臣的不平等，到最后延伸成为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这就是儒家政治哲学最大的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今每一个成年人、正常思维的人都要求平等地位。过去人们脱离了家庭不能生存，今天脱离了家庭却可以生存。个人没有必要、也不愿意接受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再把齐家的原则拿到治国上来就行不通了。 

　　世界上的民主制度现在碰到很多问题，如欧债危机，当代人只为当代人考虑，民主政治的利益追求趋向于短期化，不顾子孙后代，这些确实是民主的问题。但民主制度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专制体制下根本不可能解决，在民主制度下至少可以看到解决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盛行，国家强烈干预经济的结果是政府债台高筑，国有部门不断地扩大，整体经济的效率下降。当问题暴露得非常充分的时候，民主制度具有纠错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看到这个纠错机制发挥作用。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总统带来了一个全球改革的黄金时代，解除管制，平衡预算，所以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财政就从赤字转回了盈余，这说明大众民主政治制度只是一个想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有很多，其中有一条是刚才彤东教授所讲的精英的作用。知识精英不断发出他们的声音：一个民族不能短期行为，要考虑到他的子孙后代，否则这个民族的未来没有希望。如果投票的都是当代的民众，未来的人还没有出生的，你怎么可能代表他们去投票？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伦理问题。这个问题在现代如何解决，我们还没有找到现实的办法。精英要发挥应有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就是君子，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来管理“小人”。不是的。因为社会不接受，我也不认为这样的政治体制就比大众民主要更好。尽管我对大众的评价并不高，但我不认为有一小群人可以以精英自居，或以君子自居来治理大众。儒家政治哲学中所包含的精英政治在现代社会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且非常容易从精英政治走向极权。 

　　 ［本文由中欧校友国学会对话录音整理而成，经国学会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