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辰 著《九江学派：晚清思想标本》出版

书名：《九江学派：晚清思想标本》

作者：李辰

出 版 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08月01日

【作者简介】

李辰，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中心访问学者。现为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经典解释学、晚清民国岭南思想史研究。专著有《古代铜镜的哲学观念与艺术想象》（高等院校艺术学文丛之一），编著有《当代儒学的新开展：景海峰说儒》，整理点校《朱次琦集》（岭南思想家文献丛书之一）。在《中国哲学史》《世界宗教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等专业核心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各一项。

【内容简介】

作为《岭南学术思想丛书》的一种，本书兼具通识性与学术性，内容上以九江学派思想承继为线索，在介绍九江学派创始人朱次琦及其高弟简朝亮、康有为的生平学行之余，重点论述了九江学派的教化宗旨与经世观念，也论涉九江学派第三代学人梁启超、邓实、黄节的治学理路与社会活动，以此展现九江学派的学术源流及其思想群像，探讨其学派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广泛影响。

【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九江学派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一节 历史地缘

第二节 书院文化 

第三节 汉宋学术

第二章 九江学派的开创者——朱次琦 

第一节 南海朱氏

第二节 家风启蒙 

第三节 游学儒林

第四节 晋阳出宰

第五节 订交王筠

第六节 南归学旨 

第三章 九江学派的思想特色 

第一节 教化为先

第二节 修身四行

第三节 经史互证 

第四节 掌故性理 

第五节 岭南诗宗 

第六节 书学心学

第四章 九江学派的承续者——简朝亮

第一节 求学礼山 

第二节 九江遗集 

第三节 西人西学 

第四节 读书山堂

第五节 经史传承 

第六节 草堂遗芳

第五章 九江学派的弘扬者——康有为 

第一节 家学启蒙

第二节 礼山闻道 

第三节 古今中西

第四节 万木薪传

第五节 复古革新 

第六节 教化新民

结语：经师无愧是人师 

附录：九江学派主要著述

参考文献

【结语】

经师无愧是人师

今日走入朱九江先生的故乡南海九江镇九江中学朱九江先生纪念堂，我们能看到一幅由民国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于朱九江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为纪念堂题写的书法匾额——“经师人师”。“经”是中国古典学术一个重要主题，“经师”自然是指毕生以传授经学为事业的学者。

经学在中国古典传统中原本兼具教化和经世指导双重功能，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以解释经典为中心的庞大解经体系，其中又以汉学、宋学为最重要的两个传统。皮锡瑞在其经学史研究名著《经学历史》中称清代为经学研究的“复盛时代”，可见经学在清代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经学复盛时代的见证者，朱次琦幼年时代游学于乾嘉经学魁首阮元的幕府之中，青年时又先后在岭南四大书院中的越华书院、羊城书院接受教育。当时经学研究虽然已较清初只重视“四书”的学风，逐渐拓展到“五经”、廿二史兼及诸子、地理、历算等多学科研究领域，然而以八股取士，为做官而读书，仍然是社会的普遍风气。

嘉庆、道光年间，经济衰退，吏治败坏，百姓苦于盗难和苛税，加之西人觊觎中华，国家充斥内忧外患。究其原因，一方面自然源于清廷在政治上的腐败与无能，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士人阶层沉醉于经典考据世界，不顾世事，造成经世人才紧缺，教化败坏等深层因素。当学林之中，学者动辄以门户之见自居，学术真理何去何从？经世致用在此时成为有识之士最为关切的话题。

朱次琦作为这股思潮中的一分子，他以重新回归孔子之学为治学立身的目标。在朱次琦看来，孔子以来的儒学所强调的根本精神，其本在于教化与经世。宋学说性言理、通达天道；汉学训诂考据，讲究证据；二者其本来目的，都是为了让士子通过研究经学，更好地理解、学习古人治世与修身的经验。然而乾嘉以来的学术风气，显然于此相悖离。

徐复观先生有道：“以考据为专门之学，的确是出自乾嘉学派。但他们在以汉学打宋学的自设陷阱中，不仅不了解宋学，且亦不了解汉学。更糟的是，他们因为反宋学太过，结果反对了学术中的思想，既失掉考据应有的旨归，也失掉考据历程中重要的凭藉，使考据成为发挥主观意气的工具。”

张循则指出：“清代的汉宋之争通常被作为‘学术思想’的问题来处理，这自有其充分的根据。但有时候汉宋之争却未必与严格的‘学术思想’的相关涉。汪士铎曾感慨其时为学有五难：‘好学难、聚书难、身心闲暇难、无汉宋之意见难、求友难。’从中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如何处理‘汉宋之意见’几乎是当时的求学之士们皆须面对的难题，而并非已经学有所成的汉学家或宋学家才争论的问题。郑珍也说：‘吾见宗宋学者交攻汉学，问其曾见汉儒书几家，而不能举也；见有宗汉学者交攻宋学，问其曾读宋儒书几种，而不能言也。’”

钱穆认为，朱次琦提出“使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以及“治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的论断实为“大见解”，“非深识儒学大统者，不易语此也”。钱穆先生对朱次琦的这种认识显然是从学理的角度出发而得，而我们若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朱次琦提出回归朱子之学和孔子之学，则实是对“成仁之士”和经世之材的热切渴求，是对时事的一种正面应对。

晚年朱次琦更是对学风进一步败坏及社会上出现大量品行低劣学人的现象深恶痛绝：“天下之扰甚矣，其端由吏治之污，居恒舆马服玩声色之好，奢丽百出，且复丰于献纳，侈于酬应，谓之开展。若而人者，皆非腰缠入官者也，一取之于民，而凡丁胥豪猾，倚势作威，又喜言官婪受赇，以恫吓其民，而放其无涯之欲，日朘月削，怨府毒深，群相敌雠，横流遂溃，此方今之大患也。”

回顾朱次琦的一生，我们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士的精神。十八岁参加院试，有富家子弟以金条求其捉刀，不纳；二十二岁第一次参加乡试，以朱子“非科举累人，人自累耳”之言自勉；三十二岁纳金即可推为邑学优等，不赴；三十三岁，行将北行会试，立下“人必思所以自居，衎衎度日，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虽活百年，犹殇子尔”之志向；四十一岁得殿试，以屈节故，未完卷便起身离场，仍中进士；四十四岁赴任山西，备经世书籍，以游学代游宦；四十六岁，蒙古民乱，卒用藏事，平息纷争；四十七岁官任襄陵，击大囚，灭狼害，百日赢得“后朱子”之誉；四十八岁捻乱将临，上策，不得用，遂意南归；四十九岁，典裘返岭，屡召不出，绝名利之事，讲学著述，不与人书，敦厚乡俗，终身以教化为己任。

九江学派三代学人，从简朝亮、康有为，再到黄节、邓实、梁启超，其学术个性各异，治学成就方面也是各擅胜场。梁启超曾经自言与其师在政治理念上的差异：“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扎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又自言治学和应事也与其师大有所异：“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以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诚，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中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

黄节、邓实在晚清主持《国粹学报》，也因倡导排满革命与其师简朝亮观点相左；在经学诠释方面，简朝亮坚持汉宋兼采，以朱子理学表彰的经学观念为准则，邓实、黄节则多站在诸子学视野批判经学中的君臣观念，提出迎合现代性的新民观。然而这些论学上差异，并不能掩盖九江学人对于九江教化与经世之旨的共同体悟：“九江而后，岭南讲学之风浸衰，近十年来，西方学说输入我国，吾粤被之独早。学者怵于万有新奇之论，即结舌而不敢言。其言者不出于锢蔽，即出于附会。锢蔽固非，附会尤失。嗜新之士，复大倡功利之说，以为用即在是，循是而叫嚣不已。吾恐不唯名节道德扫地而尽，即寸札短文求之弱冠后生，将亦有不能办者。乌虖！国学之亡，可立而待，宁独岭南一隅，而为是哀也。”

1935年黄节逝世于北京，《学衡》发起人吴宓以弟子身份撰写了《最近逝世之中国诗学宗师：黄节先生学述》，文中这样描述黄节对自己的启发和教导：“黄节先生生平以诗为教，盖将以正民志，立国本。由陶冶个人性情，进而淬厉道德，改善风俗。期以明耻笃行，尚勇合群，以保我国家民族之生命，而绵续先哲教化之德泽。诚今之人师也。”

对美德和伦理的追求，对学风、士风的反省，对旧学新知的融粹，对以暴凌弱、恶败政治的顽强反抗，以及为创造美好世界的不懈努力，最终彰显了九江学派的宗旨，那就是：不只为经师，亦要为人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