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庄存与 撰 辛智慧 笺《庄存与尚书诗经学三种笺》出版暨前言

书名：《庄存与尚书诗经学三种笺》

撰者：（清）庄存与

笺者：辛智慧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撰者、笺者简介】

撰 者：

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号养恬，江苏常州武进人，清代著名经学家，以清代公羊学与常州学的开创者而著称于世。庄存与学贯六经，其学先于家内传承，经其侄庄述祖、孙庄绶甲、外孙刘逢禄、从外孙宋翔凤，继而影响社会，后继学者有龚自珍、魏源等。现存庄氏著作总集有《味经斋遗书》13种，为其后人整理而成。

笺 者：

辛智慧，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国学研究院博士后，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院副教授。近年的主要成果有《春秋正辞笺》（中华书局，2020年）、《孟子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立诸夏之人纪：庄存与〈春秋正辞〉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等。

【内容概要】

《庄存与尚书诗经学三种笺》包括清代著名经学家、常州学派首创者庄存与的《尚书既见》《尚书说》和《毛诗说》三种著作，庄氏关于《诗》《书》二经的阐发说解，也全部见于此三书中。庄存与曾自称“生平于《诗》《书》之学最明”（庄绶甲《尚书既见跋》），可见三书在庄氏心目中较为得意。与乾嘉长于求是、短于风议的学风不同，三书不斤斤于训诂考据，而是摆落文字，以阐发经典所蕴涵的先圣微言大义为尚。于《尚书》辨史事、明是非，于《毛诗》阐诗心、原诗旨，原始要终，体察圣人之作意，达天道，顺人情，寄寓齐家事君、理政安邦的儒家关怀与政治思想。

【目录】

前　言

尚书既见笺

尚书既见卷一

尚书既见卷二

尚书既见卷三

尚书说笺

虞夏书

尧典

大禹谟

商书

咸有一德

高宗肜日

周书

泰誓

武成

洪范

旅獒

金縢

大诰

康诰　酒诰　梓材

召诰

洛诰

多士

无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吕刑

序

毛诗说笺

毛诗说卷一

国风周南

召南

邶

卫

郑

毛诗说卷二

小雅

大雅

周颂

鲁颂

毛诗说补卷三

国风周南

邶

鄘

王

郑

秦

桧

小雅

大雅

颂

序

毛诗说附卷四

楚茨篇集释

朱子《柏舟诗序辨说》正误

附　録

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龚自珍）

庄方耕宗伯经说序（阮元）

《尚书既见》跋（庄绶甲）

庄方耕先生《尚书既见》序（李兆洛）

《越缦堂日记》论庄存与 （李慈铭）

《谭献日记》论庄存与（谭献）

【前言】

一

《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庄存与撰。庄存与，字方耕，号养恬，江南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寿七十，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尤以清代公羊学和常州学的开创者而著称于世。

庄存与“学贯六艺”，爲学不斤斤于训诂考据，而独得先圣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即使置身在乾嘉儒者中间，也显得深造而杰出，被朱珪誉爲“当代之儒宗，士林之师表”[朱珪：《春秋正辞序》，庄存与：《春秋正辞》卷首，道光七年（1827）庄绶甲刊本。]。现存庄存与的《味经斋遗书》共有著作13种，均爲解经之作，含《易》类5种：《彖传论》《彖象论》《系辞传论》《八卦观象解》《卦气论》；《尚书》类2种：《尚书既见》《尚书说》；《诗经》类1种：《毛诗说》；《周礼》类2种：《周官记》《周官说》；《春秋》类1种：《春秋正辞》（附《春秋举例》《春秋要指》各一卷）；乐类1种：《乐说》；《四书》类1种：《四书说》。可见时人称其精力“荟萃于六经四子之书”[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庄鲁駉（字斯才）等编：《武进庄氏增修族谱》卷二十六《谱传》，道光十八年刻本（1838），第30页b。]，并非虚语。

庄存与一生，从乾隆十年榜眼及第之后，即入翰林，历内阁，最终以礼部侍郎致仕。其间也像大多数翰林出身的文官一样，数次入值上书房、南书房，出兼学政、试差，职任清华，足称荣显。作爲乾隆朝主管文教的官员，庄存与的著作皆与其职务有密切关系，刘桂生先生认爲或即是庄存与授读皇子的教本[刘桂生：《从庄存与生平看清初公羊学之起因》，赵和平等编：《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30页。]，揆诸庄存与著作大多没有完成，且多留讲说痕迹，这一论断是可信的。

《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是庄存与关于《诗》《书》二经的全部解说。由于《春秋正辞》非凡的学术水平，庄存与在后世的学术声名几爲之掩，后人均以“公羊家”目之，而忽视了庄存与在其他诸经上的造诣。实际上，据庄存与之孙庄绶甲所述，庄存与自己最爲得意者，并非其在春秋学上的成就，而是他的《诗》《书》之学。[庄绶甲《尚书既见跋》称：“先大父尝自言生平于《诗》《书》之学最明。”见庄绶甲：《拾遗补艺斋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01页。]可见《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在庄存与经说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笔者在笺注《春秋正辞》之后，合并整理笺注此三书的根本理由。

《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的写作年份已不可考知，不过庄存与初次入值上书房是乾隆三十三年，而其孙庄绶甲亦称庄存与平生著作，多写作于丁父忧服阕还朝的乾隆二十七年至乾隆四十一年之间，[庄绶甲：《味经斋遗书总跋》，《拾遗补艺斋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2册，第404页。]并称庄存与著述的顺序是最早治《周礼》，其次治《诗》《书》，[庄绶甲：《味经斋遗书总跋》称庄存与“最初治《礼经》，次《诗》《书》，次《春秋》，次《周易》，次乐律，其间说《论语》《中庸》《大学》《孟子》，爲圣言释指。”（《拾遗补艺斋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2册，第403页。）]是以此三书初始的写作年份可大约推见。但是庄存与的现存著作，大多没有完成，他致仕之后原本有整理出版的计划，可惜由于身体不算康强，两年后即卒，而没有实现。[据庄存与门弟子鲁九皋《祭庄座主文》称：“前年尚奉手书，谓平生于诸经疑义，皆有训释，今得归田，将订正成书，命九皋进与校字之役。顾九皋以老母多疾，未克遄趋函丈朝夕请业。”该文作于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阳历已跨入1790年）。见《鲁山木先生文集》卷十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8册，第197页。]现存著作均由其后人董理完成，刊刻于其身后，这也包括《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三书。

二

由于庄存与的著作未及手定，因此在内容和体例上，多显得零碎和不完整。这在《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三书中体现得同样明显。

《尚书既见》初版于乾隆癸丑（1793），由庄存与孙庄绶甲整理并刊刻，当时未分卷，是庄存与著作中最早面世者。道光七年（1827），庄绶甲在汇刻整理乃祖遗书时，重新对癸丑刻本《尚书既见》进行了编辑（下称道光本），绶甲曾叙述其颠末如下：

[庄存与撰《尚书既见》]既脱稿，未及手定，但连累书之。岁在癸丑，从父[庄述祖]由山东任所寄资促刊，仍原本未分卷。今绶甲冥心讽诵，谨条其大旨，弟爲三卷。……《尚书既见》刊成后，先大人又搜辑零章断句爲一卷，题曰《尚书说》，今并附刊，都爲四卷。[庄绶甲：《尚书既见跋》，《拾遗补艺斋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2册，第401-402页。]

可见道光七年的整理，是将不分卷的初刻本析分爲三卷，并增加了一卷绶甲父庄逢原所新收集的“零章断句”爲《尚书说》。经笔者比对，道光本《尚书既见》，除删去初刻本结尾处四页论礼的文字外[初刻本《尚书既见》现已经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所删文字爲：“天子之义自受命之祖……而能孝其亲者也。”见《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49-250页。]，其他内容完全相同，惟重新析分爲三卷，可证绶甲所言不虚。而《尚书说》即爲此次初刻，其“零章断句”的特征，也在现存的文本中可见。《尚书说》共收集22条庄存与论《尚书》的文字，除极个别者外，基本一条论述《尚书》中的一篇。篇幅有长有短，长者或就《尚书》某篇中的一个问题，阐述一己之看法；短者则或仅爲一句，解释对某个字词涵意的独特理解；全书显示出明显的随手笔録特征，非完稿可知。

由《尚书说》的存在及其文本特征，可以推知，庄绶甲所言庄存与对《尚书既见》“既脱稿，未及手定”，既应理解作庄存与著述未及最后完成，同时也应看到庄氏并非有意写作一本体例完整、内容全面的解经之作，而是更接近一本关于《尚书》的学术札记，随手记録了自己对该书不同篇章的某些感想及发明，攻其一点，而不求其全，或即供当时上书房讲授之用。这从现存《尚书既见》的内容上亦可以看出，绶甲曾对该书的内容有准确概括：

今绶甲冥心讽诵，谨条其大旨，弟爲三卷。一卷首篇正后儒之误解《禹谟》爲再征有苗，重爲《书》诬，因以明不攻古文之意；次篇释《盘庚》，而证以二《雅》，因以着以经解经之法；三篇阐《书》之言天、言命、言性至明切，而怪后儒卤莽读之也。二卷皆论周公相武王、辅成王之事，一衷于经与序，以明文武之志事，述显承之艰难，辨成王不能莅阼、周公践阼摄政之诬。三卷皆论舜事父母之道，以孟子之言爲本，而证明逸《书》之《舜典》，后述伊尹、周公之遇，皆所以明圣人之于天道也。[庄绶甲：《尚书既见跋》，《拾遗补艺斋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2册，第401-402页。]

可见《尚书既见》的三卷内容，也仅是少数主题的发挥，重在阐述心得。

《毛诗说》，同样是重在阐述心得而不求其全的学术札记体著作，同样是庄绶甲整理拾掇遗稿而来，初刻于道光七年（1827），共四卷。该书封面署“毛诗说”，前两卷标题分别署“毛诗说卷一”“毛诗说卷二”，第三卷署“毛诗说补卷三”，第四卷署“毛诗说附卷四”，可见后两卷或同样爲庄存与后人二次收集而来，爲与前两卷有所区别而附载于后。正因爲如此，前两卷与第三卷多有重复解同一诗篇者，如卷一有解《邶风·柏舟》者，卷二有解《大雅·召旻》者，卷三同样有解此二篇者。其他篇章，亦时见此类雷同，同样显示出此非庄存与手定之作。

《毛诗说》的前三卷涉及对《诗经》部分诗篇的讲说，一诗一讲，同样长短不一，长者逐句串讲诗意，短者仅爲个别字词的新释。显然同样重在心得，不在完整和全面。而第四卷仅包括两篇文字，即《楚茨篇集释》和《朱子柏舟诗序辨说正误》。前者集毛传、郑笺、孔疏、朱子集传对《小雅·楚茨》篇的解说，另以按语阐述一己之见；后者乃对朱子《柏舟诗序辨说》提出不同看法。可见此卷体例与前三卷有别，此或爲绶甲以“毛诗说附”标题的原因。

在解经家法上，不论是庄存与的书学，还是诗学，皆遵信原《序》。《书》有百篇之《序》，庄存与常据以辨史事、明是非；[庄绶甲亦称：“[庄存与]爲说多取之于《序》，以《书》爲孔子论次，《序》与《书》相表里，别嫌明微，推见至隐，与《春秋》同义，非圣人不能作，亦非游、夏所能赞也。”（《尚书既见跋》，《拾遗补艺斋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2册，第401页。）]《诗》有《大序》《小序》，庄存与同样据其所述之史事，来阐诗心、原诗旨。总体而言，《毛诗说》是宗序申毛而难郑黜朱之作，虽在个别诗句的训诂上，有采郑、朱不悖毛（申毛、补毛）之处，但在诗旨的整体阐释上，对他们是持否定态度而依从《序》说的。

庄存与的经学阐释，有着明确的方法意识，即在乾嘉长于求是、短于风议的时代氛围中，他独能摆落文字，以大义爲尚。称：“诵《诗》读《书》，不深惟古人之终始，心意浅薄，俾盛德不宣究于后世”，“知其说者必明于天道，诵师之言仅能弗失者，何足以及此”（《尚书既见》卷二），可见庄存与治学，注重原始要终，体察古人之作意，以天道爲旨归，而不斤斤于一字一句的谨守弗失，其爲学趣尚在其时代里是非常特出的。

职是之故，庄存与的经说向来聚讼不一，毁誉参半。如就其尚书学而言，以庄氏之法读庄氏之书者，推原庄氏用心，以爲庄存与不分辨《尚书》今古文真僞，乃因僞《书》中颇存圣人真言，尤疴痒关后世，“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故作爲皇子师傅的庄存与，不得不稍贬须臾之道以授之，所谓“自韬污受不学之名，爲有所权缓亟轻重，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王佩诤点校：《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42、141页。]并以爲“承学之士，诚思扩其胸、高其识，无域乎庸夫孺子之见，请由是[《尚书既见》]而之焉可乎！”[李兆洛：《庄方耕先生尚书既见序》，《养一斋文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3册，第24页。]许其爲“宝书”[赵烈文天放楼旧藏道光七年《味经斋遗书》（八种），《尚书既见》末有识语称：“此所谓宝书也。世人于万物皆能知其孰宝孰非宝，独于书不知之。穿凿文字，餖飣章句，自谓得之，何哉！久不攻读，光绪己卯冬仲重诵点句一过并志，能静。辛巳七月复读。”并在《尚书既见》卷二页四，庄存与论述诛管蔡后，圣人（周公）哀伤惨怛，“自念其过，终身闵焉。病己之不如舜也”等句上端，有批语称：“圣人之心，揭而表之如日月，则先生其殆圣矣。如此乃可谓之明经义，岂餖飣章句可得而俦哉。静。”今藏南京图书馆，索书号GJ/95。]和“国朝”第一流。[范旭仑、牟晓朋整理：《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6页。]而标榜“实事求是”，落脚在以字词通篇章的学人，则不免惊异于庄存与的率尔臆说，称：“今读其《尚书既见》，皆泛论大义，多主枚书，絶无考证发明之学”，“皆未免轻弃传记，凭私臆造”，称其爲“附会纠缠，浮辞妨要，乾隆间诸儒经说，斯最下矣”。[李慈铭：《孟学斋日记》甲集首集下，同治癸亥（1863）十月十七日，《越缦堂日记》第4册，广陵书社影印本，2004年，第2526、2528、2531页。]

如此有若天渊的评价，在清代的学人中间，似乎还并不多见。其分歧的根本原因，端在于是从纯学术考据角度，还是从庄存与的关怀，来衡断庄氏之学。这从一个侧面也透露出，庄存与的经说并不纯是爲了学术而学术，这是我们今日准确理解庄存与所必须注意的前提。

三

庄存与经说的内容，一贯主要着眼在家国君臣、理政安邦等与王朝政治密切相关的方面，《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三书亦不例外。爲准确把握其具体意旨，下面略述几例，以见端倪。

（一）圣王问题

庄存与从推原圣人之心的角度出发，不斤斤于语言文字，极力维护三代圣王的理想形象。

如《书》载两次征有苗，即《舜典》舜摄位之时，“窜三苗于三危”，而古文《大禹谟》又称，舜禅位、禹摄位之时，舜再派禹征有苗，即“帝[舜]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庄存与不相信《大禹谟》的记载，认爲此乃一事二书，《大禹谟》将后一事归在禹摄位之时，乃作《书》者之误。然而他做出此一判断的理由，却并不是今古文《尚书》各有真僞，而是舜敷文德，则苗民自归，然后“舜哀矜不辜，遏絶其君，并窜其族于三危。”质言之，盖舜乃大德之君，德化所被，“教化行，淑慝辨”，不可能需要两次出征，即所谓“舜有天下，选于衆，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尚书既见》卷一）

再如，文王、武王伐纣灭商，成王、周公诛管、蔡，前者以臣弑君，后者骨肉相残，皆难免于圣德有累。而庄存与认爲，古之明德，莫如帝舜，“其德好生，其治人不杀”，而到了伊尹相商汤伐桀，虽然未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但是却不能做到像舜一样未尝杀一人。文王之心如舜，享国五十年而崩，而纣却不能自毙。武王之德如汤，太公之志如伊尹，因爲行有诛伐，故不逮舜与文王，但“此则圣人于天道之命也”。言下之意，此类诛伐，乃缘于纣不自毙，是天命如此。不过他同样强调，这类诛伐虽然不能无所伤，但其事则点到即止。因此，武王克商诛纣即罢，奄及飞廉、五十国则不诛（留待成王时方行诛除），多罪逋逃之大夫卿士亦不诛，而立纣之子武庚，俾守其宗庙、社稷，修其礼物以客事天子，“虽曰征诛，其与‘虞宾在位’何异哉！”（《尚书既见》卷二）庄存与对文武伐纣的态度由此可见。

而对于成王、周公诛管、蔡，庄存与首先痛责管蔡不道，称“管叔及其弟，亲在大姒十子之列，伤败礼义，文王所以治国家者，破之缺之，淫酗肆虐，由行纣之所爲”，而后凸显周公在此一事件中的痛心疾首，以爲“管叔，兄也，一旦致辟焉，圣人[周公]哀伤惨怛，岂复常情所能儗哉！”“作《常棣》吊二叔之不咸，自念其过，终身闵焉。病己[周公]之不如舜也。”实际上，在庄存与看来，骨肉相残，终究不如亲亲相隐，“遭人伦之变者，必以舜爲法于天下后世，而周公且曰有过也”[所谓“人伦之变”，指骨肉相残、手足相杀等类事件。见庄存与：《春秋正辞》卷十《诛乱辞》“逐世子母弟”隐元年经例，道光七年（1827）庄绶甲刊本。]，但庄存与谴责管蔡无道，推原周公哀伤惨怛之心，已无异于在最大限度上爲周公自解于天下后世了。

综上可见，庄存与极力撇清三代圣王的道德瑕疵，维护他们纯德纯圣的形象，甚至不惜罔顾现存文本记载，而以大义推而论之，确有鲜明的个人立场。

（二）治国问题

作爲札记体的学术著作，庄存与虽然不可能全面探讨治国理政中的各种问题，但依旧论及不少方面，下面则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一是君权旁落之害。庄存与举犬戎灭周之例，以爲西周覆灭，絶非一朝一夕之事。即使姜戎攻入镐京之后，西周都邑环峙，形势尚存，而最终却不得不东迁者，乃是由于世家诸侯各顾私邑，皆莫以王室爲念所导致的。最终使得岐丰之地畀秦，成就了秦襄公的霸业，而周辙遂不复西矣。庄存与质问，“乡使大夫、邦君统于一尊，相亲相救，岐丰之地何渠爲秦有？”并认爲造成这一状况的初始原因是“君之不爲政，政之不出于君”，其结果就是权臣相争相杀，若晋之栾、郄，齐之崔、庆，宋之戴、桓，郑之驷、良，且不至尽杀不已也。庄存与总结道：“是故万民之‘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由国之不知有君也。‘命汝一’，命之一于大君也。”（《尚书既见》卷一）

二是治国以德礼爲本，以兵刑爲末。历代《尚书》的注疏，多以爲周公摄政之初，奄与淮夷从管、蔡作乱，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与奄又叛。庄存与却认爲，并不存在再叛的问题，两次叛变实爲一次。武王既丧，周公居东，叛变发生，待三年之丧告毕，成王迎周公，周公相成王经过三年而平定天下。之所以花费三年时间，是因爲“盖灭国者五十，皆俟其人之自归，然后变置其君。故迟之又久，以至于三年，而实未尝有行陈衔枚之事也”（《尚书既见》卷二）。庄存与以爲，成王即位之初，因文王之德化未洽，所以周公宽裕以容之，文理以别之，德盛化神以齐之，“盖至于三年，而四国之有罪不敢赦、有教不能听者，鲜矣。然后成王率其百君子、友民，东征以昭其文德，罚以义制，命以义降，用毕赏罚之政，富必善人，黜伏者必罪人”（《尚书既见》卷二）。在庄存与看来，成王、周公皆以德礼爲先，以兵刑爲末，导之以德，而后齐之以刑。在这种叙述中，将一己对治国之道的根本看法叙述而出。

三是治国任贤而反对世卿。庄存与以爲，人之身统于心，家统于父，国统于君，天下统于天子，天子可谓是君也，父也，心也，但他也并不是最高源头，而还得“上系于天”。因此，儿子完全听从父令，并不能称作孝，臣子完全听从君令，并不能称作贞，“然则曷从？曰：天也。天不言，能言惟圣，世有圣人则天矣，无古今一也。故曰：‘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以其逆天之大也”。可见庄存与将一切义理的源头，最终归之于圣人，以爲皇极建，则圣人合天。“天所贵惟圣，其次惟贤，高明非所畏也。”在这一看法之下，他自然极力推崇治国应以圣贤爲本，而反对世卿之制。以爲周德既衰，诸侯、卿、大夫、士皆世位，“而圣贤位在匹夫，帝王之制遂不可复振”（《尚书说·洪范》），其迭兴迭废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不能选贤任贤而已。

（三）继位问题

庄存与非常关注继位问题，多借对舜的解读来予以阐述，主张非天命不敢嗣。《孟子·万章》篇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庄存与以此爲基础，以爲天子能命人爲诸侯，但不能命人爲天子，因此其人苟无天命，则不得继位爲天子。然而后世对开国之君如舜、禹得天命易知，但对继体之君如啓、太甲、成王之受命于天则难知。故难免有以自身得天命，而强致之者，庄存与以爲“天命不可爲而致也”（《尚书既见》卷三）。职是之故，尧崩，舜避尧之子丹朱于南河之南，但天下之民不从丹朱而从舜。舜崩，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而天下之民不从商均而从舜。禹崩，益避禹之子啓于箕山之阴，天下之民不从益而从啓。庄存与以爲，盖天命在舜、禹、啓，而不在丹朱、商均、益也。与之类似，伊尹知天命在太甲，虽然因太甲不肖而放之于桐三年，但终迎太甲复位。反之即使圣德如周公、孔子，以不得天命故，也不得有位，即周公相成王而并不亲践祚，而孔子则不能有天下，即所谓“夫位之不尚于德也，天命之矣”（《尚书既见》卷三）。庄存与如此强调得天命在继位中的作用，显然有其防微杜渐的理由。

（四）后妃问题

庄存与以爲，后妃敬事人君，以司内治，故当以德不以色，并将其与贤相、贤士相比，所谓“贤相治外，多士升朝；贤妃治内，微妾进御。非以示恩也，以求助也；非以啓宠也，以共职也。士不惟其能，惟其德；女不惟其色，惟其贤。所以修洁百物，协和神人也”（《毛诗说卷一·关雎》）。甚至认爲人君未娶之时，“贤女不至则君德不成”（《毛诗说卷二·车舝》）。因此对于《毛诗》之中原本论及后妃之德的篇章，如《樛木》《螽斯》等篇，庄存与亦皆从此类视角予以阐发。而对于不能尽职的后妃，则多有贬词，如卫庄公夫人庄姜，在庄公身后，不能阻止州吁弑杀新君，庄存与评论曰“爲人父母岂不负哉！”正是由于庄存与予后妃这样的地位，他对于嫡庶礼法秩序异常坚持，对“内宠并后”之类的僭越礼法的行爲，持严肃批评态度，称“嬖孽之僭，天所以祸人国也”，“嬖孽之僭，未有不亡者也”（《毛诗说卷一·绿衣》）。其态度是明确的。

（五）养民问题

在庄存与的经说体系中，教民、养民是非常重要的关注焦点。如对“凫鷖在泾”一句诗文的理解，他没有依从之前如毛公、郑玄或朱熹等人的解释，而是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认爲所谓“凫鷖”，乃指“大平君子”之民也。凫鷖爲水中沙洲之鸟，来去靡定，以比喻民人不恒所依，但也不被拘缚，因此先王以德养民，而民莫不怀之，即“是故先王畜民，聚散而不离其所主，德也；浮沉而不失其所性，教也。德以怀之，民莫不怀；教以正之，民莫不正。夫民之系于君子，非一世矣”（《毛诗说卷二·凫鷖》）。由此，民有归之之志，而神降之福也。因此，对于人君劳民伤财之举，有妨民命、民生之举，如战争、劳役等举措，庄存与多持批评态度，如对《何草不黄》的解读，即着重依照毛传的说法，突出“征夫弥苦”之意（《毛诗说卷二·何草不黄》）。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庄存与所说解的《尚书》和《诗经》，重在推原历史语境，围绕政治问题展开，其立说针对的对象明显是在人君。以上圣王问题、治国问题、继位问题、后妃问题、养民问题等，不过是树立取法典型，阐述治国要道，规范皇子、后妃的行爲，突出民本而已。考虑到庄存与曾两次出任皇子师傅，可以断定，此类经说确与其职业密切相关，包含着爲皇子指出治国理政当效法的正面榜样，以及应该重视的根本原则。作爲朝廷选派的师傅，这样的说教，既是王朝上下对他的职业期待，当然更可能包含有庄存与作爲一位经学通明的儒者，处在权力核心中所期望发挥的一己职效。因此可以说，他的经说乃是时代、职业、儒学义理、个人抱负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这与清代一般的普通儒者是有所差别的。

四

《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三书的版本情况如下：

庄存与著作皆爲后人董理递刻而来，其最早刊刻者，爲不分卷本《尚书既见》，刊刻于乾隆癸丑（1793）。后经庄绶甲重新编辑，析分爲三卷本《尚书既见》，并增补一卷《尚书说》，合刊于道光七年（1827），是爲《味经斋遗书》六种本中的二种。

道光七年庄绶甲刊刻的《味经斋遗书》六种本中，同样包括《毛诗说》四卷，是爲该书首刻。

道光十八年（1838），李兆洛继承亡友庄绶甲遗愿，整理庄存与未刊著作，刊成《味经斋遗书》七种本。约在此时稍后，庄氏后人合六种本与七种本汇印《味经斋遗书》十三种本，此即爲该书最完整之宝砚堂本。《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同样包括在内，是爲此三书的再次印刷。

光绪八年（1882），庄氏后人重刊《味经斋遗书》十三种中的九种，同样包括上揭三书，是爲第三次刊印，且是目前最常见之版本。

此次笺注，均以道光七年本爲底本，校以相关经籍。其中《尚书既见》《尚书说》二书，庄存与从《书序》出发，主要援据孔安国传及蔡沈集传爲论说基础，笺注时亦以此二书爲本，以尽量贴近庄存与著述原意。另外庄存与治《书》不分今古文真僞，但出于读者研究参考考虑，在必要时亦笺出所引《尚书》篇目的真僞。而《毛诗说》乃庄存与遵从小序与毛传，料简郑笺、朱传之作，故在笺注上，亦依庄存与之意，每篇皆先笺出小序，后依其文意选笺三家注语。在标示方式上，一般不再使用书名号，而直接略爲著者加著述方式，如：蔡沈《书集传》略爲“蔡沈集传”，毛公《毛诗故训传》略爲“毛传”等。

庄存与说经，多借部分经文以发挥大义，而不斤斤于经书全篇全文的完整疏释。加之庄氏著作皆爲后人董理而成，零章断句较多，更显残碎。故在很多情况下，不通晓所论之《诗》《书》全篇，必然难明一二零章残句。但因一二残句之笺注，转至串讲原经全篇之意指，则势必劳而寡功、费辞难行。故请读者必要时自参《诗》《书》原篇，以彻究其背后之义。

此外，《尚书既见》乾隆癸丑初刻本，较道光本在全书末尾多两节论礼的文字。或因其与《尚书》关系不大，故在庄绶甲重新编定道光本时予以删除。本次爲保存庄存与文字，供研究者参考，特予保留，以楷体形式标出。另在笺稿之末，附録了龚自珍等六人涉及庄存与尚书学、诗经学的碑铭、序跋、札记等，以备参考。

同时爲了便于閲读，酌情对三书原文进行了分段。但爲保持原书旧有之段落痕迹以利理解，则以空一行表示原分段处，并于段首加“○”以清眉目。另在援引典籍原文出笺时，爲使文意更爲完整显豁，偶有据典籍上下文补充数字者，则统一以方括号标出。凡遇“日曰”“人入八”等刻工混用字及避讳阙笔字等处，皆据文意径改，不出校记。

笺稿完成之后，偶然发现南京图书馆所藏《味经斋遗书》（八种）[即爲庄绶甲道光七年所刻六种本，因南京图书馆将《春秋正辞》所附《春秋举例》《春秋要指》单独另计，故着録爲“八种”。]乃赵烈文天放楼旧藏，其中《尚书既见》有赵氏红笔句点及批注，笔者又据之进一步核正了笺稿标点。更承中华书局朱兆虎及王鹏鹏兄，爲校读原稿一过，纠缪补缺，多有教正，特此致谢。庄存与素称魁儒，文辞奥衍，且经学深沉，笔者学力有限，必多讹误，敬请海内通人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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