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教授：重建道统，传承学统

——兼谈中国书院文化精神，视频及全文

受访者：韩星

采访者：谌卫军

来源：“阳明学苑”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非常感谢韩星教授的精彩讲座：重建道统、传承学统——兼谈中国书院文化精神。韩教授追本溯源，条分缕析，把道统、学统与书院三者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明了。提出了在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主体性建构，民族性凝聚的设想。是一次弥足珍贵意义深远的公众演讲。尤其是系统出现状况临时调整之后韩教授始终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素位而行，与道相从的风骨气度令人感佩和景仰！再次感谢韩教授！我把他的演讲内容整理成文字分享给大家，尤其是那天临时调整之后没有听到的网友。非常感谢韩教授的校对和授权！

中道讲坛第五讲

韩星教授：重建道统，传承学统——兼谈中国书院文化精神

腾讯会议4月30日19：30-21：45

谌卫军@中道文教：好，韩老师好！各位同道同修好！我们今天开始这个中道讲坛，第五讲，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杭州阳明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他也是曲阜圣贤书院院长韩星教授，他给我们来讲一讲重建道统，传承学统——兼谈中国书院文化精神。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使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中国文化经历了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全方位的危机。可以说主体性丧失，道统失落，学统断裂，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这100多年的漩涡流转，逐渐沉淀、澄清。也使得中国人的头脑呢，也逐渐的恢复了清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再重新整理思绪，梳理历史，寻找中国人自己的位置。

我和韩星教授，经常交流，特别是对我们的信仰生活，精神家园，多次交流向他请教。得到他很多的指导，很受教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他来，谈一谈重建道统，传承学统，对我们中国书院文化精神做一个阐发，我们非常的感谢，下面我们就请韩星教授，来为我们做这样一次公益讲座。谢谢！

韩星教授：谢谢谌会长。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受谌会长的邀请，到咱们杭州阳明学研究会主办的这个中道讲坛，来跟大家分享我关于“重建道统，传承学徒——兼谈中国书院文化的精神”这样一个话题。

刚才呢，可能由于系统的原因，已经开始讲了一段，没有声音，最后断了。现在重新开始，效果还可以吧，大家能听清楚吗？

谌卫军@中道文教：可以看清楚，可以听清楚。

韩星教授：那就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刚才呢，谌会长已经提到，就是说讲这个话题呢，主要就是近代以来我们中国文化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过去有人叫做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近代以来是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呢，我们面临着外来的就是西方文化的全面的挑战，那么我们内部呢，我们中国文化呢，也经过了春夏秋冬，出现了一个全方位的危机，发展到了一个寒冬这样的一个阶段，最突出的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丧失，道统失落，学统断裂。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断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所以就出现了当代社会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在总体上呢，可以说是走上了一种西化的道路。所以钱穆先生曾经说：辛亥革命，民国创建，政统变于上，道统变于下。然后呢，民初就有新文化运动，批孔反孔、打倒孔家店。所以这样就造成了我们中国这个社会呢，从民国初年开始上无君，下无士。然后，整个社会呢，把传统社会解构了，这个社会处于中间阶层的士大夫，弄没了。这样就造成了这种全盘西化，使得我们这个政统、道统、学统都出现了这种断裂。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学绝道丧”最突出的表现呢，就是在民国以后，在我们的现代教育体系当中，没有了我们几千年以“四书五经”为主的经典教育，我们中华民族就成了抛弃自己民族经典的这样一个民族。最主要就是清末废除科举，然后接着民国初年废除读经。

与此同时，就使得儒家思想从原来的几千年的一个主流的地位逐渐的被边缘化，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在这个道统、学统这一方面呢，在现代史上我们就大量的全面的引进西方的道统、学统。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道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这一套……然后学统呢，就是按照西方的这个文、史、哲、理、工、农、医等这样的一种现代的学科划分，把我们的传统的经、史、子、集这样的“四部之学”转变到了现在的所谓的“七科之学”，所以我们整个这个学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文化运动以后呢？由于受到来自国外的不同方面的思想思潮的这种影响，在我们中国，关于我们中国发展的道路方向，中国文化怎么发展？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比如说有影响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还有我们还经常讲的文化保守主义，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在学术界呢，还有学者提出的综合创新等等。这样的文化观点特别多，反而长期的这样的争论不休，不知道我们应该往什么地方走。有的时候只能是跟着感觉走。就像改革开放，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等等。然后呢，根据感觉走呢，那就是经常会失败交学费。然后呢，失败了，爬起来，交了学费，做错了再交学费等等。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按照孔子的话说呢？就是“大道既隐”。大道隐退了以后呢，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有了道统，用现在的话说就没有了核心价值体系，大家公认的、达到共识的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没有了。所以这就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下面呢，我就从几个方面来讲。

首先是道统的重建。讲到道统呢，当然要讲到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我们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特别重视这个“道”。这个不仅仅是儒家讲“道”，道家讲“道”，佛家也讲“道”，各家各派都讲这个“道”。所以，“道”是我们中国文化最有特色的、最核心的观念。

“道”最初是道路的含义，但是后来呢，就形成一个非常复杂包含多重含义的一个概念、一个范畴，这里我们就不在深入讨论了。那么，有“道”而有“道统”，就是道连续发展的一个统绪。当然呢，根据学界的研究，这个道统呢，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道统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中华之道，或者是中华文化之道。我们中国文化呢，经过至少有5000年这样的一个发展，在历史上他有一脉相承的一个道的传承体系。当然是以儒家为主，其实也包括诸子百家，后来也把道教、佛教包括进来，然后形成一套哲学概念范畴体系。这个我们叫广义的道统。那么，狭义的道统一般就指着儒家的道统，指的就是儒家圣圣相传的这样的一个道的传承体系。我们现在一般讲的道统，指的是狭义的这个道统。当然按照现在这个道统，历史上都包括哪些人呢？这个说法也不同。那么最起码呢，古代这个道统呢，可以说从渊源上讲呢，是渊源流长。一般最起码上溯到伏羲、神农、黄帝等等，那么再往下呢，就是尧舜。我们从传统的历史上讲，经常讲所谓的三皇五帝。但是儒家呢，更多的是从五帝讲起。所以我们讲这个道统呢，像伏羲、神农、黄帝呢，那就有点儿太遥远了，所以历史当中属于传说时代，有很多事情可能带着神话神秘的色彩。所以儒家比较可靠的就从尧舜讲起。

那么尧呢？也叫帝尧，也叫唐尧，他是儒家心目当中非常推崇的一位圣王。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呢，他制定过历法，他让这个羲氏、和氏，所谓的羲和，观察天上的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然后确定农业生产的季节，这样就制定了历法。这个立历呢，就与国家社会政治各个层面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还有尧在位的时候呢，他实行禅让制，而不是后来那种父死子承的世袭制。那么他选谁呢？他就对舜进行了长时间考察。同时也征求其他人的意见，最后呢，就把这个天子之位传给舜。在传天子之位给舜的时候呢，他就告诫这个舜，为政的时候要“允执其中”。所谓“允执其中”，就是忠诚地坚守中庸之道，这就是尧传给舜的时候特别讲的，这个“允执其中”讲的就是运用中道，中道也可以说就是道统最核心的含义。

那么，按照《尚书•尧典》的记载，这个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可以通过《尚书•尧典》当中记载的这些话能看出，就是尧呢，他自身非常的聪明，有非常高尚的德行。然后呢，他能够亲近这些九族，这可以说指的是当时的不同的氏族部落，把这些部落团结起来。然后呢，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呢，也非常的好。能够通过治国平天下，治理得很好，让这个老百姓能够和睦和谐相处。那么，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后来在《论语》当中，《泰伯篇》里面，孔子就说过：“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就是孔子对尧是非常的赞颂，尧是一个天子，他的那个人格的高度，道德的高度，达到了天的高度。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呢，是效法天道。效法天道，他做了很多事情，他的那个精神境界太高了，一般的老百姓都有不可理解的地方，“民无能名焉”，所以孔子就两次说，巍巍乎！巍巍乎！太高大了。帝尧的精神境界达到了天道的高度，又留下了很多的政绩，所以这是孔子对尧的一个赞颂。

那么我们再看舜。舜史称虞舜，出身田间，是个普通人。根据孟子的记载呢，他年轻的时候与这个草木土石打交道。与与猪、鹿等动物相追逐，就是说他处在在这个基层社会。但是他呢，能够在家庭里尽孝悌之道，就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因尽孝悌之道，把这个家庭关系处理很好。尽管他这个家庭关系比较麻烦，他父亲呢，脾气不好，他的亲妈去世以后呢，父亲又娶了后妈，后妈又生了后弟，父亲、后母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对他都非常的不好，还想法设计地陷害他。但是这个舜啊，他能够尽自己的努力对这个父母尽孝道，对后弟尽悌道，各方面都做得很好，然后就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尧在考察了他以后呢，就把天子之位传给他。那么在传的时候还讲到了一个“允执厥中”。其实也就是“允执其中”，坚守中道的问题。所以这个尧传舜的一方面是传天子之位，所谓的禅让；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传承道统。即在传承天子之位的同时，把这个治国平天下要用中道，“允执厥中”，也传下来了。《尚书•舜典》还记载这个舜的时候呢，已经都能够推行这个“五典”之道，就是“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后来孟子也讲到了这个尧舜时代，已经有了我们后来讲的五伦。无论是“五典”之道，“五常之教”叫或者五伦，其实就是讲家庭和社会的伦理关系，以及相应的伦理关系所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舜以孝悌之道身体力行，也是感动天地。所以这一点呢，后来也使舜以孝悌闻名于天下。孟子讲这个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就把尧舜之道概括为孝悌之道，就可见尧舜之道的这个核心的内涵就是孝悌之道，当然还有中道。这是关于虞舜，那我们再看这个夏禹。

夏禹，也就是大禹。在古籍传说当中最有影响就是他的治水的事迹。据说他去治水的时候呢，“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是《史记》里面记载，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意思是他整天在外面奔波，没有时间照顾家里，他自己身体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摧残，据说他积劳成疾,身体又黑又瘦,走路一瘸一拐，但是呢，他能够坚持，不辞劳苦，一直在外奔波，带领人们治水，终于通过疏导的方式，把洪水给治服了。所以这个大禹呢，它的主要的事迹就是治水。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公而忘私，不畏艰险。当然，还有一些故事可以说说的，他呢，在治完水以后，把整个天下分为九州，为我们这个后来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呢，奠定了最基本的地理基础。他也能够奉行中道，所以《论语•泰伯篇》里面孔子对这个禹呢特别的赞颂。他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效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他个人的生活是非常节俭，甚至说是艰苦的。但是他非常尊重天地鬼神，可以说把最好的衣服，最好的饮食，都在这个祭祀天地鬼神的时候拿出来，所以孔子对于禹，我确实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了。

那么尧舜禹呢，主要是禅让，然后呢，尧舜禹禅让结束以后呢，后来这个禹的儿子启就夺取了天下，就进入了家天下。后来儒家称颂尧舜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然后到夏代以后呢，就进入了家天下，“大道既隐，天下为私”。这个家天下一直延续到的清末。那么后来呢，在历史上值得称道的，主要就是夏商周三代当中的圣王。

商汤是商族的领袖，在夏朝末年的时候呢，这个商族呢，逐渐的强大起来。这个商汤就看到这个报应，眼见夏桀暴虐，失去民心，也不敬天道。所以他就决心要灭夏，他重用这个奴隶出生的伊尹。这个伊尹的出身虽然低贱，但是呢，商汤就发现他有精通治国之术，然后就重用他。在伊尹的策划下呢，商汤呢，就积极筹备灭夏。后来呢，经过了十多次的这个战争，终于把下夏桀给灭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汤商汤呢，他最突出的就是反对暴政。他能够任用贤能，任用贤能，施行仁义，所以他也是这个儒家道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下来就是文王。文王呢，姓姬名昌。在他继位的时候呢，周所控制的区域并不大，就是孟子所说的有百里之地，在当时的西部。但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行德治仁政。然后使得西周的这个势力有较大的发展，你比如说他重视农业生产，因为周人呢，以后稷为祖先，发展农业生产，有了经济实力。然后呢，在这个周原这一带呢，不断地开发，和其他的诸侯国的关系也维持得很好。然后呢，周文王呢，还能够照顾这个鳏寡孤独。然后在其他的很多部落当中呢，就有越来越高的威望。那么很多的这个诸侯国呢，就愿意和他结盟，而背离当时的商纣王。周文王在儒家道统上的意义特别重大，就是在他手里实行这个德治仁政。把尧舜之道继承下来了，所以史书上称这个周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尚书·康诰》）那么文王主要就是行仁政德治，就是后来儒家所讲的文治，或者叫王道政治，使天下归心，使得天下的诸侯国愿意归顺于他。为周人战胜殷商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后来孔子也赞扬文王，“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这个“文”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斯文，也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当然也可以说就是儒家的仁政王道的理想。

那么文王下来呢？就是武王，武王后来伐纣，夺得了天下，但是武王很快就去世了。所以在儒家这个道统当中呢，有时也把武王算上，但是实际上涉及他的事迹不多，下面的值得称道的是周公。

周公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武王去世以后，先辅佐年幼的成王，平定了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然后又营建东都洛阳。西周有两个国度，一个在镐京，一个在洛阳。建东都成周，用七年时间完成，后留守成周，归政成王。然后呢，最主要的周公的贡献就是治理作用。在上古礼乐制度的基础上，他集礼乐制度之大成。从礼乐制度，然后与礼乐制度相配套，像宗法制度等，所以这样就构建了一套庞大复杂、井然有序的社会制度体系。这个社会制度体系是相当的完善，总体来讲，这个制度体系可以说就叫礼乐制度，既包含政治层面，又有经济，也涉及到社会，一直到个人家族生活，一直到最小的层面个人的修养，即个人的修身养性都与这个礼乐有关。对于周公制礼作乐的这一点就使我们中国文化特别重视这个礼乐。后人称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其实主要就是由周公所建立这个礼乐制度，他这个礼乐制度呢，内在的还有非常丰富的道德精神，比如说讲亲亲、尊尊、贤贤，还有男女之别等等。这是礼乐的道德精神，这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礼乐互相配套的。所以后来呢，孔子就非常尊崇周公，把西周初年当成他的这个最基本的理想，那原因就是周公，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整个这个思想，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把圣人之治，尧舜禹文武周公都传承下来，同时向下又开启了孔孟儒家的这一套体系。所以周公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圣人，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所以我们过去经常讲儒家的时候，讲儒家是周孔之道，就在汉唐，我们经常讲周孔之道。儒家实际上直接的渊源就是周公，远的渊源有尧舜禹等等。

那么周公之后呢，就是孔子。他上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等，特别像文王的仁政，然后就是把周公，以及周公所制定的这个西周的礼乐那一套传承下来。他面临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一方面他想重建这个礼乐制度；另外一方面，孔子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在试图恢复礼乐制度的同时。他挖掘礼乐制度背后的文化精神。主要是挖掘礼乐制度的精神的内涵，如人性、人情等，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创建。这就是孔子伟大的地方。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就创立了儒家学派。在这个儒家学派的创立与周公与这个礼乐制度非常有关系，冯友兰先生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儒家是怎么形成的呢？“后来的儒之中，有不止于教书相礼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礼乐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之礼乐制度以理论的根据者，此等人即后来之儒家。”就是后来儒家这个儒呢，不仅仅是讲那个一般的教书相礼的儒，儒家的儒既懂得一般的礼仪，同时还要试图用礼乐制度来平治天下。然后呢，又给这个礼乐制度进行一种理论上的探讨。所以这样就形成了儒家。孔子是在把握礼仪的一般知识和具体的做法，然后呢，主要挖掘礼仪文化的历史和这个深刻的道德内涵，这内涵可以说就属于“道”。所以孔子主要是探究礼乐背后一以贯之的“道”。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他就是追求一种礼乐之道。那么这种礼乐之道用我们现在学术话语讲就是使得礼乐观念化，理性化，人性化，人情化。

那么，他把这些礼乐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探讨研究以后，然后又具体体现在他的经典的整理，整理六经，然后后来办教育，体现在教育学生的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当中，就具体体现在他的学术和这个教学活动当中。那么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就认为呢，尧舜禹三代一脉相承的道统，到这个孔子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创造性的一个突飞猛进。那么这个创造性的突飞猛进的最关键呢？就在于孔子对于道的本质内容的一个自觉，然后呢，开辟了一条学术精神的领域，这就是孔子所立的仁教。孔子以这种仁教，尧舜禹三代的政规业绩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个内圣外王之道，实际上也可以说就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是以学统，也是道统的一个核心结构，就是内圣外王。正因为这样呢，孔子在我们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就特别的高，如说现代著名的文化史家柳诒徵先生就对孔子的崇高地位给了一个定位，他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也就是说，孔子为道统的传授和推广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由此确立了他在中华道统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后世以周孔之道并称。

好，我们再看孟子。孟子呢，在孔子的基础之上，他也是传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古代圣王的思想。这个思想，孟子主要归结为仁义之道，发展为心性论，这对后来儒家道统影响很大。孟子在理论上就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他就把尧舜之道概括为仁政。这个仁呢，我们知道孔子讲过，然后呢，到孟子呢，他把这个仁又发展，主要发展在政治上去讲这个仁政，其实仁政也就是他追求的王道的核心价值。“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行义，非行仁义”，他指出尧、舜的政治就是理想的仁政。孟子进一步就提出性善论。这个性善论与尧舜也有关，“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是他构建性善论的一种历史依据。那么孟子还特别在这个战国，一个混乱的时代，捍卫和继承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就是古代圣王之道。然后他勾画出了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孔子这个圣圣相传的统绪，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道统。道统本来很早就存在，但到孟子开始明确地把它提出来了。所以在《孟子•尽心下》他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至于今，百有余岁……”

那么孟子讲这段话呢？那就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发展的线索，大概以500年为一个周期，尧舜禹到孔子，就清晰的勾勒出了一幅儒家道统传承的谱系。所以，孟子就是儒家道统这个观念提出的一个开端。道统本来存在，孟子呢把它明确地系统化的提出来了。而且呢，他自己也有担当道统的一个志愿，他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有这样一种自觉的担当道统的意识。以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古代正统的道统，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下面呢？有一些历史人物是不是该归于道统？在传统的正统观来说，是把他们排斥在外的，比如说荀子。但是我们现在呢，作为当代学者呢，也还可以提一下，因为现在对荀子到底怎么看，很多学者也非常重视他。我觉得呢，也可以考虑选择在中华道统上这样广义道统上给荀子一个地位，因为荀子也是继承发展孔子的思想。当然了，他适当的吸收改造了道家的思想。然后他很多地方也谈到经典，谈到道等等。这个确实有争议的，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讨论。那么还有像这个汉代的董仲舒？这个董仲舒呢，现在学术界研究也很热，是不是也应该进入道统？现在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因为董仲舒呢，他以儒家为主，吸收道、法、墨、阴阳各家的思想，就在汉初进行思想的整合，然后他向汉武帝提出这个《天人三策》。这个《天人三策》当中就提出了，过去我们经常讲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这个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其实这是误解，这个我稍微做一下辨析。其实董仲舒并没有直接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八个字，他在《天人三策》中给汉武帝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董仲舒的原话和汉武帝的做法，到近代新文化运动时易白沙在《孔子评议》中做了一个概括，形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成为我们当今很多教材的观点，一般人讲到董仲舒，讲到汉武帝时都这么说。汉武帝受到董仲舒的影响，当然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形势有关，一定程度上来抑制黄老和诸子，提倡儒学，重视儒家，标志性的就是设立五经博士，然后把儒家的经典提高到一个官学的地位。设立五经博士以后，很多儒者将来毕业以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官僚体系，所以使得儒家呢，就正式的走上了政治舞台。从此以后，儒学就成了中国文化的正统。那么儒家思想，包括儒家道统，就一脉相承地成为官学的核心价值了。这是关于董仲舒。

我觉得还有一个人物呢，应该重视，就是隋唐之际的王通。王通在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形势下，他也是有志于恢复先王之道。他的主张是以儒学为主，三教可一。他非常重视周孔之道，重视周公，重视孔子。他把周公和孔子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他自己的志向也很高，要继承宣扬周公孔子的思想事业作为他毕生的伟业。当然了，王通的一生也是很不顺利。但是呢，他始终是即使碰壁也矢志不回，后来主要是回到故乡的教育学生，留下了《文中子》这本书，最主要的就是它影响到了唐代初年的一些政治家，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魏征、房玄龄等等，这些人呢，就是王通的学生或者朋友。所以这个王通呢，我觉得在儒家道统史上的地位还是可以值得考虑。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唐代中期的韩愈。韩愈呢，他为了对抗道佛，因为唐代的统治者从太宗开始奉行三教并行不悖的政策，使得道佛与儒家并驾齐驱，甚至后来的发展甚至超过了儒家。所以到韩愈这个时代呢，他感到受到佛教的冲击，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已经衰弱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他就为了对抗佛道重新来提倡儒家的道统说。他写了《原道》这篇文章，就正式的提出了“道统说”。我们刚才说的孟子提出“道统”，其实孟子还没有造成这个词儿，只是大概的一个勾勒。那么韩愈他怎么讲呢？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孟子以后这个道统就断了，所以韩愈来的看法呢，他就把孟子以后，我刚才提到的另外几位人物，像荀子、董仲舒、王通等都排斥在道统之外，然后他说呢，到了这个中唐，现在到他自己了，要担当起“道统”的继承人。所以孟子以后呢，这个儒学的发展其它的人，他说“荀与杨，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所以直到他自己把这个道统才重新恢复起来，要传承下去，他自己的历史史命就是恢复发扬儒家这个道统。从韩愈开始就非常重视《大学》《中庸》。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宋明理学。所以儒家道统是韩愈提出以后，到宋代就得到了儒家学者普遍的认同。

到宋代，真正重新阐发这个道统，后代所公认的，北宋有几位学者，特别这个二程。北宋二程以天理论道，把道统之道与理等同，提升为宇宙本体，并在佛老的基础上，吸取佛老精致的思辨哲学，对道统思想作了新的论述，把道、圣人、经典三者联系起来展开论述，提出“经所以载道”，圣人是天理的化身，与道无异；经典是载道之文，必以经为本，而不以注疏为本。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从中发明圣人之道。他们重视“四书”，倡导儒家心传，超越汉唐诸儒，直接孔孟端绪，从而确立了儒家道统论，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明确提出“道统”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刻论述的就是朱熹了。以前其实我们说道统本来就存在。孟子、韩愈也都对道统的进行了一个勾勒。那么朱熹讲这个道统呢，他就是通过“四书”，如他把“道”与“统”合在一起明确提出“道统”这个范畴。因为朱熹做《四书章句集注》，在每一个集注前面都有一个序，在这个《中庸序》中他就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朱熹他讲儒家这个道统主要是在这个“十六字箴言”，所以他的思想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儒家这个道统呢，像二程、朱熹，后来成为儒家的正统。

其实，陆九渊、王阳明也有他们自己的心学道统论。陆九渊以继承孟子之学而自居，他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他说孟子之学呢，到他这里来重新阐发了，重新把孟子之学重新加以阐明了。

心学的创始于陆九渊，后来集大成者就是王阳明了。王阳明呢，我们知道他最有名的就是“致良知”，这个“良知”就是源于孟子。王阳明虽然以“致良知”取代道统论，但仍然以“十六字箴言”作为心学之源。他还说道：“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他讲这个“中”具体含义是啥呢？就是仁，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王阳明特别强调了“圣人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而在他所处的时代，要恢复心体之同然就需要正本清源，理清圣学的要旨，用万物一体之仁拯救天下之人心，从而使礼仪交会，气象秩然的三代社会得以实现。

这个道统论在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再发展了，清代基本上奉行正统的程朱道统。

那么到了20世纪以后呢，我们刚才说，中国新文化运动把传统的道统颠覆了。但是后来新儒家又在现代学术的基础上重建道统，还有很多人也非常重视道统，道统到在现代史上也仍然在发展。

我们要概括现代新儒家的道统观，余英时有一个总体上的概括，认为现代新儒家有三种道统观：一是为钱穆先生所批评的由韩愈首先提出、由宋明儒学加以发挥倡导的“主观的、单传孤立的、易断的”道统观，它表现为某种具体的传道谱系；二是钱先生本人所主张的是从历史文化大传统言的“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的“思想史家的道统观”；三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思想中表现为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为标准的“哲学家的道统观”。

在政界革命家孙中山自称继承了儒学道统，并在革命斗争中加以提倡和发扬光大。1921年12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曾经问孙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中山先生明确地回答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孙中山深知“道统”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帝制可废，道统不可废；深知以民国政统取代两千多年的帝王政统可能带来的隐患，所以，明确宣告：国民革命的目标，就是继承并光大这个正统思想。当然了，孙中山先生由于种种原因，后来他年龄不太大就去世了，对这个道统没有太多的阐发，后来国民党认为他继承了这个道统，所以国民党一些理论家，就在不断地发挥这个道统。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除了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一些学者、新儒家，也还有一些民间道德组织、宗教组织，他们也讲这个道统。比如说道德学社。道德学社这个核心人物是段正元。他也非常重视，到很多地方反复地讲这个道统。段正元曾多次强调“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脉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而后无真儒”等等。当然他讲这个道统是有点反宋明理学的那个道统。他要把这个道统理论建立在先秦儒家的元典之上，其实主要就是《大学》《中庸》，内容也主要就是中道。对于中国文化的道统，段正元说：“中国文化即在‘中道’二字，其意义极深。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尧传舜‘允执其中’，舜传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汤、伊、文、周、孔、孟，或见或闻，皆执中之实学，用中之实事，皆有师承授受。故中道之文化，即‘师道’之文化。得中道之大圣人，即文化之代表。”（段正元：《政治大同》卷中《永久和平》）段正元以《大学》《中庸》为基础，来推定儒家“一以贯之”的道统体系。他说：“《大学》一书，乃万教之纲领。天所以广大道之传也。首明大道全体，次明入道之功。至能得而天道已尽，所谓先天大道与后天大道，贯而一之也。”（段正元：《阴阳正宗略引》）

谈到《中庸》之道，段正元说：“大道之发源，中而已矣。人事之全善，庸而已矣。庸者中之用，中者庸之体。体用兼赅，斯为大道中之真宰，人事中之万能。试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繁，人事之杂，其所以并存并理而不相乱者，孰为之主宰耶？无他，中宰之也。换言之，即道也。……欲知变化之道者，不可不知理之变化，欲知理之变化，非研究中庸之道，践中庸之行，又何能知之。”“中庸谓之参赞天地之化育，即是尽性以还天之命也。”（段正元：《道德学志》）对中庸之道的强调一方面是为了反拨现代历史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儒批孔这样非常极端的文化思潮，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在“矫枉过正”之后回归大中至正的道路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段正元还特别重视这个师道。师道呢，就是说孔子是至圣先师。很多圣人是师，然后很多贤人就是他的学生，这个圣贤互相配合。孔子是圣人也不用说了，他的很多学生，所谓的72贤人等，所以圣贤文化其实也是师道文化，师道文化的核心就是中道文化。

时间原因不再展开了。这就是我把这个道统从古至今的发展简洁的跟大家做了这个梳理。其实呢，近现代以来，很多人一直在不同层面都在努力做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就是学统。刚才我们说那个道统是由圣贤担当的最高的核心价值的统绪。那么学统相对来说就是君子儒者传承的学术思想体系。从《论语》当中讲由学致道，下学上达，就是这个学统，也构成了一个系列。

那么孔子把自己当时所能够见到的古代典籍差不多都进行了整理，形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他的学术旨趣是“述而不作”，即对古典文献只是整理而不是创作，实际上是在整理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述有作”，“述中有作”，开创了儒家经学传统，“述而不作”遂成为中国经典诠释的基本形式特征。

所以在孔子以后，我们看历代，无论孔孟荀，还是历代的儒者，都在这个原来的经典的基础上，不断的通过做传、做注、做疏等等，不断地发挥经典的思想，或者说通过发挥经典思想来挖掘其中的道统。那么孔子开创了这个经学传统就这样一直传承下来，儒家的经典就不仅仅是“四书五经”了，再加上这个《孝经》，加上《尔雅》等，然后构成了完整的儒家的代表性的经典，就叫“十三经”。这大概就是儒家经学的传承的体系。

由孔子开创的“学统”意识在汉唐正史的《儒林传》《艺文志》《经籍志》已有所体现，形成了以六经为源，以儒家为宗，以子学为流的统系。宋明以后继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陈亮《伊洛正源书》之后，元代有《宋史·道学传》、元代吴澄《道统图》；明代有黎温《历代道学统宗渊源问对》、杨廉《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谢铎《伊洛渊源续录》；明末至清代，有孙奇逢《理学宗传》、周汝登《圣学宗传》、黄宗羲《明儒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万斯同《儒林宗派》、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民国初期编纂有《清儒学案》。那么像这些著作都是可以说是学术思想史的著作，都体现了儒家的学统观念。

特别是康熙年间熊赐履著《学统》一书，鲜明地提出“学统”这一概念。熊赐履师宗程朱理学，主张“默识笃行”，曾建议“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批评王守仁“心学”。孔子以后，历代的学者，儒家学者，都按程朱为正统的标准严格的分层分级分类。所以熊赐履人文“学统”是：“以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九人为正统，以闵子以下至明罗钦顺二十三人为翼统，以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龙一百七十八人为附统，以荀卿以下至王守仁七人为杂统，以老庄杨墨告子及二氏之流为异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传记类存目）异统有一点异端之徒的意思。对于熊赐履的学统，《学统》这本书显然是从程朱理学的正统观来立论的。这个我们现在很多学者可能也都不一定采取他这个观点。那么到了现代以后，我们这个学术的统绪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刚才我开始也说了，我们从传统的经学为主，经、史、子、集的划分，转变到了“七科之学”，文、史、哲、理、工、农、医等，那么现在所谓人们讲的这个“学统”，就不是传统的“学统”，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这个所谓“学统”就是这七科之学，然后所形成的体系。这就是很麻烦的，学统怎么来阐明？现在我们很多高校办的这个国学院，试图恢复传统的经史子集，但是我们传统经史子集又在现代的学科体系当中没有地位。所以这就是弄到现在一直很麻烦。我们国学在发展，我们却没有国学学位。我们讲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又太泛，也没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学位。现在我们国学院的学生授予这个学位就要又要回到文、史、哲去。没有国学学位，也没有个传统文化的学位。所以这个“学统”怎么传承？还是很大很大的问题。近代以来，我们这个“学统”，可以说是在传统的那个“学统”断裂情况下讲的，尽管现在我们搞文史哲的，特别是哲学，我们也研究经学，很多学者越来越重视经学。我们国学当中也非常重视经典的传承，但是你总不是传统那样的一脉相承的学统。这就是很大的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学统”时，也是一个泛化的概念。一般就是指的学术传统、学术精神等等。这个问题呢，现在除了我们讲文史哲，还有的人从文科方面，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分成大家经常讲的中、西、马。就是像这个哲学系统里面又分成中哲、西哲、马哲。很多人说，那如果要说，我们现在的道统是不是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就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了，我们就暂时不讨论。好，这就是关于学统。

那么我们再谈谈这个道统和学统是什么关系呢？他们不是一个并列关系，当然他是相通的。儒家自孔子就非常重视“道”与“学”相辅相成，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的道路。所谓上达，上达什么呢？上达天道。那么由下学上达天道，达到天道的高度，这就是儒家所追求的。这样的一个由学致道的方向。这个由学致道在《论语·子张》中，“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因为君子这个学习呢，不是仅仅为学习而学习，要通过学习来悟道、明道。通过下学上达，然后达到天道的境界。所以这个我们说就是由孔子给我们定的这样一个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的一种传承道统的学统。那么孔子他自身，我刚才说他整理六经，又形成经学传统。所以就形成了讲经干什么呢？讲经就是为了明道，传道。《白虎通·五经》云：“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孔子自卫反鲁之后，自知王道不行，遂通过师儒传习的方式明道、存道、守道。

后世儒者深契孔子整理六经之意，把“经”训为常、常道，都把经典看成是载道之书，强调经以载道，以经见道，研读、诠释经典是为了求道、明道、得道、行道，通过经典诠释彰显儒家之道，重建道统。汉儒视儒经为古代圣人的精意制作，是安身立命、治理国家和规范天下的大经大法。

天地以“道”示圣人，圣人见“道”作“经”，以“经”示贤者；贤者见经而知人道之务，以言王道之安危。这样，经典体现天道，圣贤通过经典代天宣化，治国平天下。

北宋是理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理学家也都非常重视经学与道统传承。邵雍认为，儒家经典都有“道”存在其中，并且贯穿了天地人物。他在《皇极经世书》卷十二《观物篇》说：“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时也；《易》、《书》、《诗》、《春秋》者，圣人之经也。天时不差，则岁功成矣；圣经不忒，则君德成矣。天有常时，圣有常经，行之正则正矣，行之邪则邪矣。邪正之间，有道在焉。行之正则谓之正道，行之邪则谓之邪道。邪正之由人乎？由天乎？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则异也，其于由道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无形，行之则见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亿万年行之，人知其归者也。”这就是认为昊天之时和圣人之经都有道存在于其中，并把道看作宇宙的本原，天地人物都由道生成。天地人物虽各不相同，但它们同出于道，则是相同的，天地人物皆以道为其存在的根据。

张载的经学诠释重宋学义理，轻汉学训诂，既重视“六经”，也重视“四书”，目的是为了从中阐发义理，发明儒家圣人之道，以重建儒家道统为依归，提出著名的“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二程把道、圣人、经典三者联系起来，二程提出“由经穷理”(《遗书》卷十五)、“经所以载道”(《遗书》卷六)的思想,强调道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而不存在于注疏之中,把儒家经典看做是载道的工具，他们指出：“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遗书》卷六）意思是经是载道之器，道为本，经为末；道为体，经为用。治经是为了明道。

陆九渊自称其思想直接得于孟子，不是从“理”而是从“心”出发建立其心本体论的。他提出“心即理”，与程朱理学划开了界限。还提出“切己自反”，“发明本心”的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但在具体方法上简化了繁琐的过程，采取“简易工夫”。他反复强调的儒经“意旨”即“本”就是他所提倡的处于主宰地位的“本心”，而这“本心”即“天理”，乃内在于每一个人，无需外求的。

王阳明是从程朱理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一位思想家。他在贵州龙场驿处于困顿的环境下，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于是突然悟出格物致知之旨，悟出圣人之道的基本要旨在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只需自求诸心，而不需求诸物。于是喟然叹曰：“道在是矣”，这就是历史上震撼人心的龙场悟道。王阳明从心学立场出发,把经学纳入心学的范畴,认为经典不过是吾心的记籍,治经学的目的是为了发明本心、致良知。所谓“六经”为吾心之常道，是指吾心在自然、社会、天地万物、宇宙时空等各个方面的表现而由《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记录下来，“六经”作为载道之书，记录了心体之常道。

他不是像程朱那样一步一步的，一个字一个字的，一句一句的注释经典，但是他也重视经典，他的心学是“我注六经”，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对儒家经典进行发挥，然后认为他的心学这一套也是出于儒家的经典，也是传承儒家的道路。

那么后来呢，明清之际的几位大家？

黄宗羲认为“六经皆载道之书”，主张学问之道须“本之经以穷其原，参之史以穷其委”

王夫之，即王船山也是这样，他毕生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的知识理念、学术宗旨是追求“正学”。那么，他讲儒家正学是什么呢？就是传承儒家弘扬的圣道之学。所以，他所谓的正学，其实就是圣学，就是载道之学。

熊赐履著有《学统·自序》，周铭在该书的《跋》中也说：“天下不可一日无道，斯道不可一日无统，道之存亡系乎统，统之绝续系乎学，学统即道统也，总之存乎其人而已。”说明他著《学统》一书是通过辨学、晰理而明道统、尊学统。

那么到了现在呢，我们知道呢，很多学者也非常重视在经学当中来传承道统。比如说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一位大家。熊十力在《读经示要》第一讲开宗明义即说“经者常道也。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也，无地而可易也。以其恒常，不可变改，故曰常道。夫此之所宗，而彼无是理，则非常道。”所谓“经是常道”，一方面是说经中包含了某些永恒、普遍的核心价值，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说经是可以被不断诠释，不断丰富的，所以它是“常道”。由于“经”在传统中有“常道”、“常理”的涵义，“经”所呈现出来的是文字，它所承载的则是“道理”。读经、诵经、注经、研经，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和把握小至百姓日用，大至宇宙天地的道理。正因为如此，对儒经的诠释、研究和普及都要把把握经典的“道”作为最高的追求。常道就是我们经常讲董仲舒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道。但是，学是可以变的，制度是可以变的。

熊十力特别影响到第二代、第三代新儒家，如唐君毅，特别是牟宗三。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马一浮。近现代经学的转换当中，马一浮将“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也就是以《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典学问。他在《复性书院缘起叙》写到：“国之根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存亡，系于义理之明晦，义理之明晦，系于学术之盛衰。中土圣贤道要，尽在六经，唯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一切学术莫能外之。故必确立六经为道本，而后中土学术之统类可得而明，文化之原流可得而数，即近世异域新知，亦可范围不过。”（马一浮，）“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并不是以狭义的六经来取代替换其他学术，也不是否定他种学术的价值，而是将中华文化核心载体的六艺之教，作为“复性立人”之基础，通过对六艺的读、释与实践，统领起一切根本价值，完成自我人格塑造，承担起社会国家全人类之共同命运。

时间原因我就不再太多的梳理了，我再概括一下，就是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呢，道统、学统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经典的研究是属于学术方面，可以形成学统。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在经典文本的背后要明道。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宇宙、社会、人生之道。历代儒者都是通过阐发经验当中的这些宇宙社会人生道理，然后把它传承下来，从而担当起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构建的重任。所以我说，传统道统有点儿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核心价值观。那么历代经学通过担当重建道统的学术任务，就使得中华文化的这个道统若隐若现，若断若续，但是一脉相承，绵延不绝。所谓若隐若现，若断若续，就是在某些社会黑暗的时候，分裂战乱的时候，就是孔子说的“大道既隐”，这个时候道统好像没了，但是其实有，只不过它是隐藏起来了。很多儒者，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易经》当中的“天地闭，贤人隐”，他们存在，道就存在。所以道统仍然是一脉相承，绵延不绝。

好了，这就是关于这个道统和学统，下面呢，与此相关的，我就再聊一下中国书院的文化精神问题。因为我们中国古代，讲到书院的话，可以说就是大儒传承道统的重要的场所，可以说书院就是一个道场。那么道统的传承绵延不绝，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传统的书院。提到书院，我们就说最早，其实在汉代已经有了，就是经师讲授经典的经馆,称“精舍”“精庐”。真正的后来的书院就是从唐代开始，宋明大兴，主要是担当传承道统的功能。正因为这样，历代办书院的大儒，他们都有自觉的道统意识。他们心忧天下，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传统书院，不管规模大小，都集中的体现在传道、弘道、讲道、明道、修道，这样的一个道统的传统，也可以说就是传统书院的一种文化精神。

我们刚才说了，说书院宋代大兴。那么为什么宋代书院大兴呢？从宋初的三先生，到北宋五子，一直到朱熹、陆王等等都是这样，就是他们当时有感于现实当中的科举考试成为一种利禄之门，士人都趋之若鹜，他们不满意这种现状，他们就在山水形胜之处修建书院，教授生徒。所以书院就越来越兴盛起来了。比如说朱熹，他就建了白鹿洞书院，就是为了讲学传道，不是为了科举考试。当然我们说这个书院呢，在出名以后，到了晚清的时候，很多书院，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场所，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高考补习班一样，那就是后来的异化了。早期的书院，大儒办的书院不是这样，朱熹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就是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考论及其现实意义， https：//m.katywinge.com/article/20140），分析白鹿洞书院的这个学规，他提出了书院应该怎么办，首先要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书院昌明伦理。为学之序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就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就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等。这个《白鹿洞书院揭示》可以说是后来很多书院的学规一个典范，相对来说是最全面的。所以从这个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能够看出书院教育为学目的不是要人们学一些杂乱的知识，写出美丽的文章，沽名钓誉，谋其利禄，不是这些东西。只要人们诵读儒家经典，读书穷理，修己达人，希贤希圣，成为传承儒家道统、学统的场所。书院教育的内容，也是教育的目的，首先要摆脱功利。书院虽然处江湖之远，但是与天地自然亲近，师生们淡泊名利，体现了孔子讲的“谋道不谋食”，“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的优秀传统。

我们刚才提到说书院的主要功能是传道、弘道、讲道、明道、修道等等，主要不是传授知识。当然，也不是说书院就不讲儒家文化知识，它也担当了传播儒家文化知识的功能，但不是主要的功能。为什么要传承儒家文化知识？就是为了传承儒家的道统。所以说我们说书院讲学，讲的是经学、道学、心学等等，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的学问，不是纯粹知识性的学问。宋元明这个时期，书院大兴。所以在传承儒家道统同时也形成了学术的重镇，形成了不同的学派。我们讲这个濂、洛、关、闽都属于理学。濂指周敦颐，濂溪先生；然后洛指程颐、程颢兄弟，洛学；关指张载，关学；然后呢，闽指朱熹，闽学等等。虽然都是理学有不同学派，往往就是以书院为基地形成不同学派。书院的学统在形成过程当中与道统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古代书院，为了提高书院的地位，往往就要聘请那些大儒担任山长。因为这些大儒既学术渊博，同时又能够由学致道，学以载道。也就是通过学统来彰显道统。

我再举张载为例，他创立横渠书院，也就是在关学诞生之际。在张载那个时代还不叫横渠书院，这是后来的名称，但是当时就有书院，叫崇寿院，可以说横渠书院的前身。张载年轻时就在这里读书，后来他晚年在这里隐居，以后一直兴馆设教于此，教授弟子。张载提出的“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在继承儒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具有“民胞物与”情怀和“天人合一”精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涉及到人类的价值目标、生命意义、道统传承、社会理想，展现了张载博爱的情怀、远大的志向和强烈的使命意识。所以他去世以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崇寿院改为横渠书院，一直下来就影响到现在。他的思想学说后来就成为关学，也属于理学的一部分，他就成为关学的创始人。关学一直传承到近现代。

张载，他是孔孟之学的直接传承，他觉得汉唐经学虽然兴盛，但由于受到道佛的冲击，就逐渐衰弱，所以到了北宋的时候，就出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这样一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儒学复兴问题，表面上看属于学统，你先要传承学统，为往圣继绝学，才能传承道统。“往圣”就是过去的历史上的圣贤大儒，他认为到他那个时代，儒家的圣贤之学断裂了，他现在要把它传承下来。所以张载他就通过学统的传承来重建道统。张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传》)。就是把儒家这些经典，主要是《周易》《中庸》《论语》《孟子》等加以阐发，他以“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敬德爱民”的道德风范，“精思力践”的学风，用“大心体物”的气度与他“太虚即气”的宇宙观，和“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共同构建起关学思想的学术体系，把儒学拓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他的关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强调精思力践，躬行礼教等。张载为“往圣继绝学”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在在继承儒家学统的基础上，彰显道统。这就是中国书院的基本精神。

最后，我再做一下简单的概括。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近代以来，我们中国文化出现了道统断裂，学绝道丧。然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丧失，造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涣散。然后我们知道，民国以后国家也陷入分裂战乱。长期的分裂战乱，四九年以后才重新统一起来，实际上要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统一，因为台湾还孤悬海外。所以我们现在呢，也还是要重建道统。那么传统的这种学统断裂，我们现在引进了西方的学术的概念范畴等这一套体系，和传统的学统还没有很好的衔接起来。所以现在怎么来传承学统？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研究，需要我们探索。那么我觉得当今道统的重建，是我们中国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道统的重建与学统的传承，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我们入手之处，还是要从学术，从学统入手。给讲道统，不可能悬空讲道，还是要通过经典的学习，在学习过程当中对经典进行诠释，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习传承，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学术基础上重建道统。所以我说目前我们这个主攻的方向，是要在经学的基础上重建儒家的道统。这就是我今天与大家分享关于道统的重建，学统的传承这个主题的重要内容。当然，我们落实的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书院。因为只有书院才能摆脱我们现在体制内的纯粹的知识性的现代学术研究这样一个体系。所以我们对书院应该抱有很大的一个期望：在书院当中，我们才有可能重建道统，传承学统。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这个话题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各位聆听。

谌卫军@中道文教：非常感谢！感谢韩老师精彩的讲座！韩老师对于我们儒家的这个思想，道统、学统以及书院的文化精神非常的了解非常的熟悉。分析得也是非常的深入非常的到位，可以说是追本溯源，条分缕析啊，非常的感谢韩老师！尤其是我们这个系统出现状况临时调整之后，韩老师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素位而行，与道相从，非常的感佩！非常的景仰！我们今天的这个中道讲坛，非常有意义，把道统、学统与这个书院精神结合起来讲，道统呢，就是由圣贤担当的最高价值系统，学统呢，就是希贤希圣的士君子传承的学术思想体系，由学致道，上下学上达，构成了一个系列，而且呢，可以由书院去完成这个学统，来彰显这个道统。从学理上讲是非常的明晰，非常的清楚，非常感谢韩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讲座，我们期待下一次呢，邀请韩老师到杭州灵隐阳明学院给我们传经送宝，也到这里修心养性，感谢韩老师对我们的指导，对我们的支持，谢谢！今天的这个中道讲坛，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向韩老师请教。

韩星教授：谢谢谌会长，谢谢各位的聆听。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在交流。

谭大同：韩老师好！感谢您的精彩讲座！您梳理了一下中国儒家从先秦到各个朝代，到现在的一个道统和学统。那么，因为我们是立足当下，生活在当下，那么如何在当下的，就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个现代学科体系当中，也就是说文史哲理工农医的现代知识分类学的基础上，如何去那个继承中国文化的这个道统或者学统？

韩星教授：您说是在现代的体制内的学术。这个问题我觉得按照我们现在这个体制，比如说无论是大学文史哲不同的学院（系），或者是我们中国社科院，各省的社科院。一个是现在这种学术的分类是西化的，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这种学术研究确实是一种知识性的，纯粹的学术研究，是按照西方的，或者说国际上的这样一个纯粹的学术标准来进行评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传承这样一个活的道统，特别把道统、学统和圣贤人格联系起来，相当难。我们讲的士君子的修养，以及希贤希圣，学为圣贤，我觉得在体制内有点儿困难。真的有点困难，因为他们追求的，他们这个学术的规范，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就像我们现在带带研究生的话，那首先你得指导研究生，你怎么把论文写好，怎么发表C刊，怎么通过答辩，按照学术规范那一套要求，就没有时间精力考虑到什么道统、学统，修身做人，躬身实践。所以我觉得道统重建、学统传承在体制内是有困难，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研究上可以重视这一方面，可以研究梳理历代的道统，我们学者有这样一种意识，如果我们有时间、有精力，我们既可以做一个群内的学者，也可以在书院讲学，或者在社会上传播儒家的经典，传播国学、传统文化。我们也可以对我们要求高一点，不仅仅是做一个纯粹的专家学者。在专家学者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儒家士君子的要求来要求我们自己？当然，我们还不敢说我们要用圣贤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目标是希贤希圣，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成为圣贤，以圣贤作为我们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标，但是在具体做的时候，我们当然还不敢轻易说我就是圣贤，但最起码我们能不能有一些传统的士君子的风骨？士君子当然是我们一般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的，某些方面做到的都可以算是君子。所以现在很多地方，特别南方几个省，包括浙江，都在研究君子文化，弘扬君子文化，因为君子是一种“众趋”人格，就是说一般的人，特别的一般知识分子，只要努力都能做到君子的某些方面，就算得上是君子。因为君子要求比较低嘛，大众型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专家教授也可以有意识的，有这方面的修养和践行，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士君子，把儒者、士君子和现在的专家教授结合起来。不然，如果纯粹的所谓专家教授，我们知道现在社会上给我们给很多专家教授的印象评价是很不好的。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了我们传统的士君子那样的一个道德理想、道德人格的追求。所以我们现在呢，一个在学术上可以对这个道统、学统进行一种传统经学的研究，另外一个就是关键就是我们在个人的人格修养修身上，怎么能够把传统的士君子很多修养恢复起来。当然我们更高的理想，还是要希贤希圣。这就是的理解，简单地说，就是说怎么把体制内和体制外，把现代和传统，把中国和西方，尽可能结合起来。我就回答到这里。

谌卫军@中道文教：非常感谢！感谢韩老师的精彩回答！我这边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韩老师刚才讲到，我们现在是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就是主体性丧失，民族性涣散，这是一个大致的判断，我非常的认可，就是我们如何去建立主体性，去完善民族性，需要我们知识分子自觉担当。可谓任重道远，那么除了书院之外，我这边还在做这个读书会，弘毅读书会，我们推出经典阅读，中国经典是12本，通过读书会的形式来这个承天命，继道统，立人伦，传斯文。我们利用周日休息的时间，大家聚在一起，上午是采风游学，敬天爱人，下午是经典阅读，安身立命，那么周六晚上，就今天晚上呢，是做中道讲坛，这样呢，就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持久地来做这样一个事情，就可以建立我们中国人的信仰生活和精神家园，就是中道文教。那么这种方式也是一种变通方式，如果有书院来承担那更好，没有书院呢，我们用读书会的方式，文学社的方式，中道讲坛的方式来推动，您看这样可不可以？

韩星教授：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其实我刚才讲书院呢，就是比较正规的。而且现当代呢，书院发展也很火。当然这几年呢，因为种种原因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现在很多书院国家没有办法认可他，就是他没办法注册。书院在教育部门注册呢，还是在文化部门注册等等，所以近几年呢，书院已经出现了一个衰弱。但这多年我看读书会很兴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还有，现在我们很多人通过读书会，不仅仅是线下的，像您直接组织这个线下的，还有线上的读书会。所以这样呢，就超跨越了时空，使得更多的人能通过线上，通过微信群，通过腾讯会议等学习。现在有很多微信群的读书会，读某一部经典，或者一个主题思想。像向您这个读书会呢，也有一套想法，我觉得都非常好。通过这样的读书会，我觉得很多人都做过类似的事情，都是在弘扬国学、传统文化。如果具体讲，可能每一个读书会，每一个书院，或者某一个什么传播机构，具体的有些想法不尽相同，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就像我们说古代有那么多书院，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当然我们现在离学派还差得远，但是最起码我们中国文化在不断地走向全面复兴。尽管也遭遇了很多的困难和阻力，但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所以我们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特别这个读书会，我觉得是最有效的。扎扎实实的读一些经典，不仅仅是把一些义理学理弄清楚，而且通过经典明道、行道、传道。首先明这个道，然后行这个道，接着传这个道等等，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和我们个人的心性修养，和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所以有很多读书会，对我们自身修身做人、为人处世有益。成人也需要补充生活化的各种礼仪，以及琴棋书画等等，一种既有个人修身，又是一种生活方式。大致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能够比较全面地、生动活泼地复兴儒家的道统、学统，以及儒家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尽管儒家讲道讲学，他不是脱离具体事物、社会现实的，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我们读《论语》要回到孔子和他的学生那样一个时代，他和学生当时是怎么学习？怎么生活？对于经典，不仅仅是把义理，把其中的道理弄清楚，同时个人的修身和生活化其实也很重要。好，我就回答这些。

谌卫军@中道文教：非常感谢，谢谢韩老师，精彩的讲座和精彩的交流，花了两个多小时将近三个小时，与大家分享交流，让我们茅塞顿开，回味无穷。我们也期待再次邀请韩老师到我们杭州来做讲学传道丧，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

韩星教授：好，谢谢谌会长，谢谢各位。再见，再见，以后有机会再见。

谌卫军@中道文教：好，谢谢韩老师，再见！

兼特聘教授、曲阜圣贤教育学校校长、中和书院院长等，主要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儒学、经学、近代儒教等。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60多篇，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儒学新诠》《走进孔子——孔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命运》《<孝经>曾子论孝读本》《大学中庸解读》、选编《段正元文集》（上下）、《仁》等十多部著述，山东教育电视台“孔子大学堂”、陕西电视台“知道中国”主讲嘉宾。近年来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学术交流，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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