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学门径看钱穆的中国文化价值观
    作者：何俊（杭州师范大学）
    来源：光明日报2011年08月01日15 版
    
    
    
        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钱穆（1895-1990）先生是一位价值取向极其鲜明的学者，他一生的治学宗旨就是要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因此，他的研究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个就是他在《国史大纲》中所主张的众所周知的对本国历史须当抱一种温情与敬意，另一个就是他强调的思想史研究要基于深厚的现代关怀，因为“讲思想史，即无异于是讲现代思想，因其已埋藏蕴蓄在现代思想之心坎底里，而有其深厚生命，故为吾人所不得不注意探究与发挥，以求其适应于现时代之需要，而成为一番新思想”（《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3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历史研究首先是一种客观的知识探索，那么，研究者的个人感情与当下关怀又将如何避免主观因素对于客观认知过程的影响呢？毋庸讳言，在多达54册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中，有许多论述是钱先生抱持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主观性阐发，但是，钱穆能够享誉学林，终究在于他对中国历史与思想的呈现，或者说他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证明，是极显亲切而少偏见的。换言之，钱穆的治学门径与他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实为相互表证。
    
    
        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降，20世纪的中国学者无论持论如何，借镜于西学来认识中国文化已成为普遍的特征，区别仅在于程度不同。以此看钱穆，可以显见他的治学门径强烈地固持着中国文化是一独特系统的价值观，他基本上是自觉地沿着中国传统的知识系谱来认识中国文化。
    
    
        1953年，钱穆在《宋明理学概述》的“序”中，曾对他的治学过程有过一个亲切的回忆，大抵是由文集入手，经桐城派古文而读唐宋八大家，始知辞章与义理有别；进而求义理，由朱熹与王阳明转及《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又因此上溯，治五经与诸子，转而下涉清儒之考据。由此治学门径，结合钱穆的一生著作，足知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尤其是他成绩卓著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在方法上有着几个特征，一是由文史而入经史，二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贯通，三是义理、考据、辞章的并重，四是通史与专题的结合。概言之，在钱穆的治学中未曾袭用西学以解读中国思想，他基本上是在中国传统的知识系谱中来认识中国文化的，而这种治学门径的固执本身就彰显着钱穆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世界中，钱穆治学中的上述特征也许并没有特别之处，它们可以被视为传统治学的共同方法，区别仅在每位学者的功力深浅，或视野宽狭。但是，钱穆的学术成长已在20世纪，虽然他没有能够接受现代大学教育，完全是自学，但事实上他对新潮的西学绝非弃而不见，或有抵触。从中小学起，钱穆即受其老师影响，对西学与西方历史乃至当时的新思想家，如梁启超等，都充满欣喜而有认真的研读，深受影响。在钱穆的研究中，西学与西方历史也往往成为一种大致的比较背景。然而从根本上看，钱穆始终循着中国传统的治学道路，基于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来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决不依傍于西学中的某家某说来分析中国思想。具体地说，钱穆对中国思想的解读，无论是个别的思想家，还是通论性的，他都不是引入西学的理论来进行重构，而是依据中国学术的自身谱系与理论架构，特别是宋明儒学的自身系统以及义理解经的方法来解读中国思想。
    
    
        钱穆不依傍于西学，选择在中国传统的知识系谱中解读中国的思想，并没有使他的研究缺乏现代学术的风格。钱穆虽不袭用西学的概念与理论来分析与重构中国思想，但他却有着明确的思想体系的观念，这正是他非常有别于古人而极富现代学术的风格。在这点上，钱穆是有明确自觉的。譬如《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对钱穆影响巨大，他撰《宋明理学概述》，曾坦言“十之八九根据两部学案”，但区别在于，“虽多援据两学案，而取舍详略，排比条贯，别有会心。大抵两学案以材料为主，而本书则以各家思想之体系为重”。平实而论，两部学案的材料，当然决不是随便选的，见识自在其中，但“体系”的意识与实际的呈现，显然不如钱穆那样明确和清楚。换言之，钱穆对思想的诠释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思想往往见之于学术，而学术又表征着思想，他的思想史研究在形式上具有浓重的学术与思想互涵并重的特征。因此，读钱穆的书，一方面能够较好地进入传统的学术系谱，体会到传统的治学方法，从而得以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获得同情的了解，可以说是非常亲切的，另一方面，又不失现代的型构化特征，能够与现代的学术诉求与叙述风格相连结。
    
    
        钱穆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在他的治学门径上的呈现，对于现代的学者是存在着困难的。由于现代的学科分类与西式教育，我们的思维惯性是分门别类的，研究上的要求是专业分割的，因而背后往往预设着特定的知识形态，以及特定的理论与方法；而钱穆的传统治学是纵横贯通式的，要求学者破除现代知识的分割边界，进入古人的知识世界来阅读与体会，其目标旨在会通，而后在有所心得处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因此，两者实有大的区别。理想地讲，自然是兼收并蓄为好，但结果也许是两方面都不行。不过，这又正是持守中国文化价值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所无法摆脱与回避的挑战。
    
    
        粗览钱穆论著，或觉无奇，但认真细读，却颇多启发。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他的治学门径中蕴涵着他对中国文化自成一个脉络清晰而又丰富多样的价值系统的认定与体认，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