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政府，大政党
 作者：苏冀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西历2011年7月18日
 
 
 
     当前中国的“右派”名人多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一些“左派” 名人则鼓吹“大国家”。右派的这个主张的预设假定是理想的市场经济的易得性，其中充分的竞争保证了效益，同时也会带来公平。但是现实中市场经济搞的好的国家只是少数，而人们把其成功归结为国民的种种美德。另一方面，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早已败亡。因此在当今世界里，在一种复合体制中，国民如何协调起来，在有效的发挥个人的活力的同时，进行良好的公共事务管理，是国家成败的关键。政府要规模适度、运行良好，具体做法也因时因地而变。
 
     公共事务管理包括相互关联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管理。其一方面涉及硬权力的运用，比如动用军队警察的力量维持秩序、强制性的征税、官员的升迁降职，另一方面涉及软权力的运用，比如通过舆论影响公众、总统通过公开辩论来说服省长、通过模范榜样的作用提升道德。要少用硬权力，多用软权力。让大家不感到外在的压制，而感到协同的快乐。
 
     公共事务管理直接影响民众的集合利益，更多受到公众关注。而其承担者自身需要有特殊的条件。这意味着一种精英和民众的区隔。承担者包括政治家、学者、大企业家等。借用旧词说，其特殊条件包括仁、智、勇、德。一个人具有这样的品质，既依赖于如赛跑、打球一样的内在天赋，也是个人的环境机缘的结果。
 
     仁，就是公务人士要有自己的主张，能提出见解，解决问题。
 
     智，就是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表现出处理事务的技巧。
 
     勇，就是要勇于面对各种风险，包括生死考验，因为涉及到众多人的利益的举措很可能激起激烈的冲突，而当先者危险最大。
 
     德，就是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人们公认的道德标准之上。虽然无私是值得赞美的，但显然不是普遍的要求。
 
     根据中国的传统治道智慧与当代西方的经验，应该对涉及国家权力的机构的工作人员作一个政官和胥吏的区分。胥吏的评价标准是专业技能，和社会上其他的专业人才的绩效考核一样。政官要处于高度的透明性和竞争之中。
 
     由官吏进行“积极的经济活动”弊病很多，对此的批评有很多经典性的。 “积极的经济活动”，指投入难于估计、产出难于评价的经济活动，比如进行科技研发，而一个社区的基本医疗服务则不是。应限制从事积极经济活动的政府的层级、范围，尽量公开、透明，应用先进管理手段。
 
     基层应该最大限度的“自管”，避免权力直接干预。不行“自治”，因其背后是高度的个人主义、民族自决的预设。今所需的是，增进国民个体权利的同时增进国民凝聚力。
 
     左派的大国家主张，不区分硬权力和软权力，不区分官和吏，所以被人指责为大政权崇拜者，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托词。
 
     套用“大政党”的词，并非是说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也不是说一个组织，而是说一国的公务活动家们的一个共同体，即所谓有共同责任感的仁人志士的群体。这个共同体要有足够的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分歧可能在良性的党派竞争中解决，个人亦不要固守于既有私利，要随时而动。共同体也不能封闭、僵死，要动态、开放。共同体也是多层次的，由县到省到国家级。但各层次的要求是不同的，历练是需要的，但“由基层干起”是谬见。历史的趋势是，当权者的特权不断减少，因此恶性竞争降低。
 
     一国之兴，要求国民要有足够多的善意的合作、充分减少恶意争斗。而在这方面，也非人人拉平，要有如上所说共同体来带头，其榜样的作用体现在各项活动、各个领域中。如其称颂美国者，则称颂美国的WASP的优点，即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精英群体及其文化、习俗和道德行为标准。当农民、造绳工人、卖龙虾小贩要独立建国的时候，约翰·亚当斯当先领路。
 
     有如此“垂拱之治”的“组织保障”，则天下大治近矣。多思而慎行，广备而谨用，不战而曲人之兵，以最小的代价取得适度的富裕。
 
     天道存于人心，被人传诵则是永恒。为中国3000年未有之大变革出力，是参与者的无上光荣。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