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下半场是香港的新主场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香港橙新闻“新年特别策划”，2022年2月3日

虎年到了，“一国两制”香港实践迈入回归以来的第25个年头，恰逢“五十年不变”的中期时刻以及下半场的启幕时刻。尽管新冠疫情仍在阻隔两地互通，但这两年香港的制度变革进展很快，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为香港开启了摆脱“过度政治化”及追求良政善治的新时代，香港繁荣稳定的制度基础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巩固。如果你问：新香港是不是更安全了？新香港的国际地位和自由权利是不是更巩固了？新香港与国家之间的融合与认同是不是更顺畅了？爱国者治港是不是更具现实感和落地感了？我相信你都会获得肯定的回答。这就是虎年香港的运气与祝福。

这个下半场，是“一国两制“完整实现制度体系建构与融合发展的新周期，香港因此不仅更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治理体系，而且更加积极与国家协同向外追求新全球化的“星辰大海”。这是“一国两制”在新时代的新梦想，即民族复兴梦的香港乐章。   

谁能想到，香港回归22年而有黑暴之乱？谁又能想到，黑暴之乱后仅仅两年多，香港重新回到繁荣稳定和团结进取的轨道？而且，香港不仅恢复了既往的自由与繁荣，更是大踏步走上了参与民族复兴和融入国家发展的新征程。

黑暴之乱是内外矛盾丛集的结果，是香港“一国两制”的病发与排毒过程，不经此一过程，香港社会难以看清内外威胁和国家的保护性角色，难以心底敞亮地重新思考与国家的身份认同关系及自身的历史责任。任何事件，好与坏均处于变化之中，黑暴之乱固然冲击破坏香港法治和民主秩序，但也给中央治港和香港社会反思和解提供了强大的压力和理由。共同经历风雨，才会有彩虹。黑暴之乱后的香港，正在刮骨疗毒，焕发新生。我以为，虎年香港将迎来至少五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和关键发展。

自治民主的黄金时代。虎年香港应当是新选制下香港民主秩序新貌的展现和焕发之年。香港民主不会向黑暴屈服，不会向外部干预势力屈服，而是必然依法展开，牢固锚定于“爱国者治港”之上，在中西民主大辩论与激烈竞争中走出一条香港特色的民主道路。《“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不是香港民主的终点，而是香港民主的建设纲领，是香港民主重塑自身体系的权威指南。香港民主从此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也不必担心本土主义的极端揽炒，而是堂堂正正回到“一国两制”范畴谋求与国家民主体系相协调的自主性发展。事实上，“爱国者治港”下的香港民主发展，才是真正的自治民主黄金时代。下半场的这条民主道路，是过往激烈斗争和痛苦反思的结果，应当为香港社会各方所理解和守护。       

完备权威的国安法网。虎年香港也是法治巩固和权威重建的重要年份。香港国安法受命于危难之际，有效弥补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坚决为香港法治体系“止血”和“止损”。这部法律最能体现“一国两制”的全面管治权法理，是中央行使宪法上“一国两制”制度创制权的结果，是对基本法秩序的有效扩展。香港基本法的重心在于高度自治，但香港高度自治受到内外因素围困和局限，在2019黑暴之乱中暴露出严重的管治能力短板，迫切需要中央依法填充和加强。香港国安法的引入，在国家安全领域初步解决了无法可依和23条立法长期停滞带来的法律体系化难题。当然，香港国安法仍需得到本地立法的补充和协同，虎年香港将需要在“爱国者治港”的有利条件下迅速完成23条立法，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严密法网。香港国安法的解释与适用，以及与香港普通法的互动融合，可有效矫正香港本地法律体系尤其是普通法框架下对国家利益的价值短视和保护能力的结构缺陷，推动香港法治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平衡发展。

发展主义的民生前景。虎年香港还是“北部都会区”创新发展及民生保障之年。“北部”在香港人的惯常概念中是偏远郊区和自治边疆，甚至是对“内地”的防御带和隔离带，但如今的特区政府规划将其作为并列于中环的第二都会区加以建设，且明确与深圳之间寻求融合发展。这也是香港特区政府首次以超出香港范畴规划香港未来，其指导思想中已有更为明确的主动融合之意愿和构想。这是香港管治思维之变，也是社会心理之变，更是国家实力和国家吸引力之变。“北部都会区”的主要目标为二：其一，创新科技中心；其二，民生保障中心。将民生保障寓于发展规划之中，以发展主义而不是福利主义思维解决香港人住房保障与社会正义问题，这符合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符合中央对香港的理解和期待。“北部都会区”还将带来香港经济地理和社会文化的一场“空间革命”，香港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重心将会重构，与国家的融合发展将成为香港的“政治正确”。善于在融合发展中解决香港民生问题，也打开了一条香港民众理解、接近和认同国家的新道路。

贤能政治的理性建构。虎年香港还将探索“贤能政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国家发展与全球化挑战的新时期，在香港民生与发展的双重压力期，循规蹈矩的官员并不中用，两面派更是公共利益之敌，而新选制下的“贤能政治”才是正道。无论是立法会议员，还是特首和各级政府官员，都不能仅仅按照旧式港英公务员的官僚制规范塑造和限制自身，而是要以“为香港人民服务”以及贡献国家的“一国两制”完整责任伦理重新检讨和更新自身。事实上，香港疫情防控的一波三折，与公务员体系的循规蹈矩以及责任心匮乏有关，他们遵循了程序规范，却在香港危机应对和为民服务的“大政治”问题上丧失了“灵魂”。“十四五规划”对香港寄予厚望，香港国际地位的巩固和提升需要香港自身争气和努力，需要官员主动思考、谋划和行动。香港的管治环境和规范已不同于既往，但香港新立法会和18万公务员能够适应变化和承担责任吗？在“爱国者治港”的忠诚基础问题解决之后，贤能政治的空间、规范和检验机制何在？如何增强问责和回应性？虎年香港必须给出一个适合的答案。     

爱国公民社会的结构转型。虎年香港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也在转型之中，逐步从深度西方化的“公民社会”转向纳入爱国者规范的“爱国者社会”。这是香港的新公民社会，不再与国家为敌，不再唯西方是从，而是具有了“爱国”的灵魂和信仰，并在社会组织化、公共治理以及文化空间重塑过程中展现忠诚品质和专业素养。香港的公民社会没有消失，而是转型发展了。西方哀悼的香港“公民社会”只是他们固执偏爱的那些反对派组织、媒体和激进机构，而不是香港社会的全部或本质所在。解散的组织，关停的媒体，以及流散的个人，只是既往附着于香港公民社会肌体上的寄生性元素，当这些元素以本土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方式裹挟社会、煽动青年、勾结外部势力以谋求颠覆性政治目标时，他们不仅背叛了“一国两制”和法治，也背叛了香港公民社会的理性精神与凝聚团结的社会基础。而香港国安法及其在若干社会治理领域的规制和重塑，唯一的目的只在于恢复香港公民社会的专业性和理性活力，祛除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的恶意寄生和颠覆性裹挟煽动。虎年香港将见证新公民社会的再生，其本质是爱国与民主在香港社会空间的文化结合。     

总之，香港“一国两制”的巨变三年（2019-2021）已经过去，“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迎来优良的制度基础和开阔的发展前景。经过这番拨乱反正和制度变革，中央更加自信和精准地运用“一国两制”法理完善香港治理体系和制度规范，而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社会也在积极理解和适应新制度，寻求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提升香港国际地位。“爱国者治港”是香港精神调理和社会团结的道德基础和伦理共识，而香港新选制、国安法、北部都会区、贤能治理与公民社会转型，都是在“爱国者治港”大逻辑下的具体变法、改制和发展，“一国两制”下半场在香港已获得清晰的制度基础和历史方向感。虎年香港仍将面临内外诸多挑战，但有中央加持保护和香港社会自身的理性团结，一切困难都只是进步道路上的有益考验而已。“一国两制”的下半场，是香港的新主场，是香港重新奠定爱国角色和全球化地位的新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