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3.0的思考

作者：方哲萱

来源：“东山书院”微信公众号

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篇文章“活转心灵，春天常在”，刚好是给读经人讲的一堂课。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在讲春夏秋冬的轮替，人生是吉吝凶悔的轮转。我想我们做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一开始你的心灵非常活泼，有好奇心，或者很冲动，听到一个理念就觉得特别好，这就是春天。当你进入了之后，还在持续生长，就进入夏天。到了某一个时刻，你遇到了瓶颈，遇到了障碍，就来到了秋天。如果度不过去，就来到了冬天，你就后悔了，不做了。

我到很多地方，觉得读经的人是一轮又一轮的。但是没关系，总会不断有更多的人进来，一定会有人能够突破总是在循环的限制。我们不能只求自己做一个普通人，王教授引用孔子谈善人，什么叫善人？“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不践迹”的意思就是不走寻常路，一个人听到读经教育，觉得真的很好，比起普遍的大众化教育，好像是不一样的，好像更上一层台阶。但是你能不能“入于室”？当你“不践迹”，不按照寻常路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再超拔一层，能够登堂入室？

而只有当你登堂入室，才能够真正的把握住孩子的教育，而不是灵光闪现，觉得这个好，我就赶紧去做。所以在“善人”之上还有更高的境界，叫做君子，叫做圣贤，还有着更高的境界值得我们去追求。

王阳明是继孔孟之后，可以称为圣贤的人。王教授提到，王阳明的一生，有“前三变”“后三变”，一生有很多次的变化。其实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经历这样的变化。只是我们在经历这个变化的时候，是自己主动寻求还是被动的？我从2003年开始接触读经，将近20年了，从一个小姑娘长成了一个“前辈”，我也希望回到曾经年少的时代，但时光一去不复返。当时的很多场景，还历历在目，好像就在昨天一样。2003年大学毕业，我去到一个读经班，跟今天的差不多，只不过是亲子读经班，有小朋友有成人，是公益的，他们当时在读《老子》。我到了读经班之后，我坐在这里，就有人给我发了一堆纸，从《老子》第七十八章开始，他们已经快读完了，那些小朋友朗朗上口，而我根本就不会读。当时我想应聘义工老师，后来我就决定不去了，因为我觉得我读的不如他们。

我也是从一个小白进入这个领域，我觉得非常值得骄傲的是，快20年了，我至今还留在这里，还在看着读经界的发展。当年读经的孩子已经长大，有一些孩子已经结婚生子，他们的孩子继续读经或者不读经了，我见证着这些轮替。刚才主持人介绍，说我办了一本《读经》杂志，我本来是一个记者，以记者的身份进入到读经界。虽然我现在已经成为圈内人，在办学校了，我依然想让我的身份更加的客观。记者是以客观的身份来看待世界，有可能你一旦进圈之后，你就很主观了。别人说读经不好，你就一定要维护它，不太会去关注别人说不好有没有他的道理，你可能不够理性。所以我一直渴望自己还能够保持比较理性的心态。我办了《读经》杂志，其中有一个小板块，类似于论辩，各方的说法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这么多年以来，很多人对我有一些意见，认为这种观点方老师怎么能发表呢？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见证，这就是记录。如果有一种观点，一百年、五百年传承下去了，也有后人知道曾经在这样的一个论辩当中，胜出的一方对于对方有没有作用，这个作用没有价值。

我现在算是一个半体制人，因为我办了正规的中小学，是经典体制学校。在教育系统里，经常要去教育局开会，了解政策文件等等。当我从读经界进入到跟教育界更近的身份，我觉得也很有趣，可以互相观摩，了解各自的好处在哪里。可以互相参照，最后走出属于我们的真正的一条路。今天马老师的主题是“读经教育步入3.0的时代”，这个题目我在2018年的时候讲过，我把每一个十年分成了一个时代，当时我说3.0时代还有十年，所以现在还没过去。

1994年王教授在台湾开始推广读经教育，那时候我刚好13岁，我错过了读经的最佳时机。到2004年左右，我认为这是读经的第一个十年，我把它称为1.0时代。在这十年当中，几乎是王教授一个人，一张嘴、两条腿在全国跑，那时候不太去海外，可以算是撒种。这种推广，大家都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从没有人知道读经，到有人开始知道读经，有人开始读起来。但问题就在于，撒了种就不管了。种子是不是活了，后面还需不需要有人浇水，需不需要呵护，这些没有人管，因为王教授只有一个人。即使这个种子，自己想问一些问题，比如我这样读对不对，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我该怎么样改进？没有人能够解答。王教授当时还远在台湾，每年大概是暑期两个月，包括中间短暂的假期，有两次来大陆巡回演讲，最长的演讲持续四十多天。当时在北京、山东和河南这些地方是讲的比较多的，江浙就来的非常少。所以到现在为止，河南、山东的读经风气依然是很兴盛的。

我觉得第一个十年，大部分来实践读经教育的人是零零散散的，有一些是学校老师在自己的班里践行。在2004年我初进读经界，参观过一些小学生读经，他们读经的方式，我觉得挺痛苦的。一个孩子背《论语•学而第一》，磕磕巴巴的背，这就证明没有人去指导。其实本来背书应该是熟读成诵，把一本书读一百遍。但当时很多小学生读经，还是用背语文课本的方式死记硬背。我看到很多学校做着做着也就做不下去了，因为也只是某一个老师带动起来，结果孩子读的不开心，也不考试，不知道老师要干什么，所以就慢慢的凋零了。

还有一部分是家长自己带着孩子读经，那时候没有学堂、私塾甚至没有读书会，家长只能自己在家里带着孩子读经。父母比较有影响力的，就能做的好一些，能够带动孩子。但如果家长不太能带动自己的孩子，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易子而教，教自己的孩子是比较艰难的。那个时候能够在业余领域把经读下来的人也非常的少。

普遍撒种的时代，受到王教授的感召，很多人自发投入到推广读经的行列中。在2006年做读经教育的探访，我探访了很多人，让我特别感动。他们无怨无悔，抛家舍业，拿一摞的“教育的基本原理”，去宣导为什么让孩子读经。在广场上分发资料；去敲一家又一家幼儿园、小学的门跟他们谈，但是效果甚微。即使是如此，也是几年如一日，依然在不断的做这样的事情。一直坚持到现在的河南的李丽君老师，她在非常早的时候就开始推广读经。那时候她六十多岁，刚刚退休，现在已经将近80岁，二十年一点一点的推动这个事业，所到之处，最大的效果就是当地有人组织讲座，请王教授过来讲。

我第一次陪同王教授出去演讲，已经到了2006年，我认为那是1.0时代的尾声。在2006年10月5号左右，在山东的一个学校里，天已经很晚了，我到了教室，王教授在讲读经教育的三个基本原理，底下的人正听得津津有味，突然有一个幼儿园园长跑到台上抢过王教授的话筒，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这个人这么没有礼貌。她抢过话筒说，本来明天安排到我们幼儿园来讲读经教育的主题，但是听了半场课之后，觉得不符合幼儿园的定位，讲的教育原理也不对，颠覆了她的观念，所以决定临时取消明天的演讲，然后就气呼呼的走了。我第一次在现场听王教授的宣导，就是这样的一个场面。

后来因为那家幼儿园取消了行程，我们就去了青岛，被邀请到一个高端幼儿园讲课。那天幼儿园的园长刚好去美国参加完蒙特梭利的教育大会，正在机场还没有赶回来，王教授上午先去做演讲。我没有进教室，就在办公室里坐着，这时候就看园长正好回来了，王教授的演讲还没有结束，她就叫了一个在里面听课的老师问这个教授讲的怎么样，那个老师就摇摇头说，跟我们的理念一点都不一样，不能用他这一套，讲的都是错的。结果，本来给我们订好的宾馆，临时就跟我们说取消了。这是我听的第二场演讲。

就在那一两年当中，我陪同王教授到全国各地演讲，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那时候主要是学校邀请王教授讲，我坐在下面听，因为也没有人知道我是陪同王教授来的，所以他们也不会有忌讳。王教授在上面说一句，他们在下面嘀咕一句，就是这样的情况。

1.0时代，王教授的推广重心基本上都是在幼儿园、小学还有教育机构推广，但是我觉得效果不佳。20年前，任何一个机构如果已经有了自己的理念了，都很难转变。即使个人想转变，也非常难以在整个大集体下去转变。我觉得那是第一个十年的现状。但是我想，正是因为有了第一个1.0的时代，很多家长在给孩子业余读经的过程中，还是尝到了很大的甜头。

在2006年我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读经教育，我得到的大部分都是好消息。那些孩子几乎都是业余读经的，有的已经读了五年乃至十年。厦门的林依奴是早期一批读经的孩子，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已经考上了墨尔本大学。这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孩子，她妈妈送她去读经，只是担心这个孩子比不上同龄孩子，所以她决定在孩子上小学之前，送她到补习班补习。她又想，是不是给孩子报更另类一点的，差异化竞争，不竞争体制内的东西，竞争别的东西。正好早期推广读经，上海孟母堂的创始人吕丽委老师，她是一个英文老师，当时她用英文读经的方式来教学生，所以林依奴就成为她最早期的英文读经的学生。她的英文读经课，赠送中文读经课，所以林依奴就跟着她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同时读《论语》，把这两部书读的很熟。没想到的是，这个孩子到了大概五年级的时候，就能把《论语》翻译成英文，到了初中的时候，她就能把莎士比亚翻译成中文，被别人认为是超常儿童，考上了墨尔本大学。她在墨尔本大学里，竞选了学生会主席，这是第一个以华人身份竞选的学生会主席。一个华人的孩子，尤其是从小就生在中国，到了国外能够当学生会主席，就意味着他真的能够融入西方文化。许多中国孩子到了国外，他也融入不了当地的文化，还是在中国的小圈子里打转而已。所以一个孩子能够真正融入到西方的文化圈，就证明他从小的积淀是够的。

2006年我采访过林依奴的妈妈，12年再次采访她本人，进行过两次采访。这个孩子早期经常跟着吕丽委老师去传播读经，大家最熟悉的《一场演讲百年震撼》的演讲，当时林依奴也在场，只不过没有被拍下来。那场演讲结束了之后，林依奴作为读经儿童的代表上台表演，表演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背诵。她背诵完之后，底下立刻有人开始辩驳，问你把这些诗背下来有什么用呢？你能读懂普通的英文文章吗？没想到那个人当场拿出英文版的报纸递给林依奴，问，你会读莎士比亚，但是你会读报纸吗？当时吕丽委老师很忐忑，因为她没有教过孩子，但是没想到林依奴真的拿了报纸，把那篇文章读下来。吕丽委老师那个时候才知道，读经真的是可以转化的，能力是可以转化的，语感能力是可以迁移的。

像这样的案例，在06、07年我采访到的非常多。业余读经的孩子通过读经，对自己的智能、学业，对他整个的人生，都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这是我最早期对读经的认识。一方面从理论上完全认可了它，王教授的《一场演讲百年震撼》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同时我又在实证上完全认可了它，我能去的地方我就会去采访。我不能去的地方，就打电话采访。所以我觉得我掌握了那个时代的一手资料。

读经1.0时代，虽然我没有亲历，但是我觉得最后的总结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在2007年写了一篇文章，本来我想把它做成一本书，叫《读经十年调查报告》，为什么后来没有完成呢？因为到了07年，我觉得我不能再只当一个采访者，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员，我应该加入到这个教育当中。最早的时候，我觉得记者可以有一种责任，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在07年我突然感觉，如果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当记者的意义并不大，做教育的意义才更大，我当时正好又找到了最符合我心目中理想的教育，所以在07年我就决定加入这个团体。

2008年的三月，我到了北京协助王财贵教授建立了北京的读经推广中心，开始参与教材的编定，大家现在经常读的那些教材，很多是我们当年编订好的。王教授早期的这些光盘，六小篇等等，都是我们当时录制的，我当年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认为到2004年之后，就进入到读经的2.0时代。2.0时代的标志是什么？我认为是私塾的诞生。早期大家只能在自己的家庭里带孩子零零散散读一些书，很多家长都觉得还不够，似乎还可以读的更多。这也是有道理的。古代的教育是不分科的，不需要去上其他科目，只要从小读经，他们长大之后可以胜任任何工作。到了西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宣传读经的地方。绕着西湖走一圈，所有的相关名人都是从小读经的，他们所留下的这些诗句，所留下的这些传说都非常的动人。我们现在可能就很难再留下这样的传说了。所以我想再过一百年，流传的还是那些人的传说，而不是我们的传说。这就证明古时候的教育和教育出来的人更加容易流传后世，现在教育出来的人不容易流传后世，这是我的总体感觉。

我觉得第一个十年种下的种子，大家思考最多的就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还可以像古人一样恢复真正的读经教育。有一些先行者开始做这样的事情，06、07年我开始探访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小型私塾。想要跟随体系走的私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学堂名的第二个字是“谦”，比如“云谦”。是按照大学不二字排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06年的时候，我在山东，见到王教授题字“德谦”，这是第七家。当时只有7家学堂。后来真正剩下来的也没有几个，大概只有赵伯毅老师的在谦还在办。那么现在已经排到《孟子》，起码有上千家了，但实际上很多人拿了字没有办，有的是办了几年就退出了。现在学堂应该是比较凋零的。

2.0时代是私塾广泛发展的时代，私塾发展对于读经教育有莫大的意义。因为在体制内不可能大规模去实践这样的教育。我们做的第一期“论语一百”，主办单位是国家教育部语用司，我们和王登峰司长有比较多的沟通，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读经教育有没有可能进入体制。我觉得教育部的领导他是非常清晰的，他认为读经教育本身是好的，认为任何一种教育如果想进入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全面推开，没有十年的实践和测试是不可能的，因为风险太大了。我们已经断代100年，把读经重新恢复起来，需要更多的老师，需要好好的去研究方法，要长久的实践。当时王司长说，我们经过一轮一轮，不断的教研测试，才能够真的进入到体制内。现在学校的课程已经开始加入经典的内容，这应该是从十年前就开始酝酿的。

以国家的层面去做这个教育需要十年的时间，但一个孩子却等不及了，所以民间在做自己的尝试，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传统。中国自古的教育都是在家塾里完成，没有进入到国家的教育体系当中，国家只管高考，古代叫科举。科举考试，定好了提纲，大家按照这个考，至于民间怎么教，可以有自己各种的教学方法，自古也慢慢定下了一套很好的教学模式，就是私塾的教学模式。我们在早期看到很多私塾的发展，内心非常的欣喜，尤其我看到很多私塾老师的发心愿力，真的是很难想象的。

大陆第一家学堂叫学谦学堂，在山东济南，我找这个学堂找了好多年。我去到了那个学堂，我依然不知道它叫学谦学堂。学堂老师把牌匾给拿出来，说我们一直不好意思挂，因为觉得这么好的字怎能挂在一个破屋子里。我多年没找到这家学堂，还以为不办了，原来是把匾给藏起来了。

他们是在一个80年代的单元房，每个房间都非常小，还在最高层6楼，就在几十平米的狭小空间做了好多年。很多小朋友在一起读经，非常可爱、温馨。那个时候看到这样的场景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只要有一个孩子读经典，我们就觉得经典能够传下去，文化有传承，至于那个孩子读的好不好，背的好不好，哪怕他只背了《大学》的第一段，我们都拍手叫好。我们觉得欣欣向荣，都是一片生机。

随着私塾越来越多，大家想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这些私塾的孩子长大以后该怎么办呢？1.0时代想的是，我的孩子怎么能读得更多？到了2.0时代，想的是我的孩子已经读得更多了，出路是什么？读到13岁，他要做什么呢？这个时候，文礼书院呼之欲出。读经是第一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解经，解经也需要有一个地方能够完成这部分的学业，很多人都呼吁王教授开这样的书院。王教授讲读经理念讲了很久，但是没有说到底去哪里解经，能不能开这样的书院。那么很多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就会有这种需求。

大陆的推广中心是08年成立，我从那个时候正式进入读经界，09年一直在陪同王教授到处找建书院的地点，来的最多的地方是浙江，因为浙江多山，王教授认为书院一定是在山里的，当然最后定在了浙江温州泰顺。09年的时候还不叫文礼书院，当时就想着地方在哪儿，就叫什么书院。比如到丽水，就叫丽水书院；到磐安就叫磐安书院。但是找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最后起了名字，决定无论在哪儿都叫文礼书院。

文礼书院是读经2.0时代的最大期待和需求，它在2.0时代的尾声成立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于读经的教学法，也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没有包本背诵的概念，因为不考核，只要背下来就好，一般都是分段背诵。比如学而第一背下来，《论语》1~5背下来就差不多了，不会硬性要求必须得把《大学》《中庸》《论语》从头到尾背下来。

是因为文礼书院有一个入学的门槛，要包本背诵30万字经典，所以渐渐地，教学法开始发生了转变。任何一个事物以目标为导向了，都会不一样。早期很多人对包本背诵有很大的贡献，发现原来一个孩子真的能够从头到尾把一本书背下来，非常的震撼。我们学堂有一个孩子，背最长的一本是《古文选》，五个半小时。我还听说有一个学堂的孩子，十万字四本书连背，背了一天，那真的厉害。我们书院，《古文选》背诵，最短的时间要3个半小时，最长是5小时23分钟，老师都快睡着了，孩子还在那背，这种场景令人震撼。你看着一个孩子，一本一本的背，背到《古文选》这本书，你真的很感动。

后来我慢慢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再满足了。孩子说我背了一本书，好高兴，然后爸爸妈妈说，那我们赶紧开始下一本。（笑）大家知道那种感觉吗？内心是不是过于贪求了？在1.0、2.0时代，我们看到一个孩子能把“学而第一”背完，我们都泪流满面。现在一个孩子背了28万字，还有一本没背完，你都觉得不满足，这个孩子还不够。这说起来像是笑话，但其内在有着非常深的人性深处的贪，这是值得读经人警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读经进入2.0时代的尾声时是非常警惕的，因为我也在办学，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本一本的背。这些孩子背下来的那一刻当然很开心，因为君子先难后获。但是还有很多孩子没有背下来，我们好像回到了我们最厌恶的，以某一个单独的标准去要求孩子的状态。比如在体制内，以数学成绩达到90分为一个标准，我们就不再看孩子在其他方面还有没有特长。那个时候我开始自我反省，反省最深刻的，是在我有了孩子之后。

我有两个读经宝宝，为了生读经宝宝，我为她们选择地点，乃至于为她们选择好的老师。我的两个孩子陆续出生，老大出生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因为她像所有的读经宝宝，尤其像王教授所宣导的那样，非常聪明，在六个月就认识一千多个字。我可能是做的比较早，识字教育还没有别人做，所以我只闪了一千多个字。其实你给孩子认多少他就认多少，一万个字也是可以的，就是这么神奇。我当时闪了千字文加《大学》的不二字，大概1200多字，所以我的孩子六个月就能认1200多字。

我怎么知道她认得呢？就是拿几张字卡，问她哪个是大，她就给你抓过来。哪个是马，她就抓过来。如果没有这个字，找不着了，她就哇的哭了。有一个心理专家说，你们这些家长拿孩子当认字的工具，你们这样训练孩子，就像训练小狗一样，所以后来我就不太敢训练我的孩子。

其实我也有贪心，我希望孩子可以认识更多的字，所以我的女儿一岁十个月就进学堂读书，三四岁的时候她就可以读所有的书。四五岁的时候，基本上100甚至1000以内的加减法，她都能口算。我几乎没有教她，生活中我不断陪她玩数字游戏，她就会了。她现在七岁，任何一本书她都能读。是一个非常聪慧的孩子。

当我有了老大之后，我觉得我还是做的少了，我要生个老二，我不满足。其实老大已经很优秀了，但是我依然想要更优秀，因为她没有在三岁时把《易经》背下来，我知道有三岁就把《易经》背下来的孩子，有6岁就背了10万字、20万字的孩子，但是我的孩子没有，我觉得她还不够优秀，于是我就决定要生一个老二。

我觉得第二个孩子是我的贵人，或者说让我对生命有了重新的认识。按理说她的教育比老大做的要好，但是成果却不是很好。闪字卡比老大的要勤，但是她在六个月的时候，80%的字还不认识。到了快一岁才学会爬，到了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她也不会跳。三岁入私塾，我一度认为她有文字识别障碍。老师让她读《大学》，我说算了吧，要不让她读《三字经》。现在她已经快五岁了，她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能把《大学》从头到尾读一遍，说上句就能接下句。一个五岁的读经宝宝，说上句接下句，这不是最高的成就，只是普通孩子的普通成就。但是我通过第二个孩子，我觉得我放下了。

因为我的第二个孩子，她温暖，她很有爱心，她的情商很高，看着她的欢笑我就特别满足。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在我们没有孩子之前，我不知道原来一个人可以对孩子有这样的一种亲情，只要孩子好，就好了。

在没有孩子之前，我看着我的那些学生，一个七岁的孩子没有把《论语》背下来，有时候会留堂到十一二点，给他纠错，希望他赶紧背下来。现在我觉得是不对的。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我知道父母对孩子应该有更深一层的期待。一个孩子在四五岁不能背下一本书，有什么关系？他还有那么长的年华可以去背，哪怕他不能背30万字，就背了一本《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吗？能把一本《大学》吃透了，能够以“大学”的这种方式去做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一个君子，乃至于他可以成为一个圣贤。

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是，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老大是一个视觉型的孩子，所以认字非常快，她三岁时，能认识文章里面的汉字。老二现在已经快五岁了，问哪个字都不认识，单独给她看都认识，一到文章里就不认识了。因为她不是一个视觉型的孩子，对文字的敏感度低，今年才刚刚能够一个一个字的指对。以前她也很喜欢指字，但是永远都指不对，别人翻页了，她才知道翻页。但是老二是一个听觉性的孩子，不论听什么东西，她很快就能学会。

老大不是听觉性的孩子，如果只让她听，不给她看书，她的性情比较急就会马上哭，所以你必须让她一边看书一边听才可以。后来读经界有一种方法叫“听读法”，这种方法本身是非常好的，对我的两个孩子来说，有一个更适用，而另一个就不适用。如果不是两个孩子的对比这么强烈明显，有这么大的差异，我觉得不会有我对于教育，尤其是对于读经教育的另一轮反思。如果我的两个孩子都非常优秀，也许我今天讲课的方式就会不一样。我可能很难去体贴一些家长孩子背不了书的那种心情，恰好我们家老二比较争气，虽然不太会背书，读经宝宝也有可能是不太能背书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她有那么多让我觉得值得称道的地方，我也非常的满足。

我对于教育有了重新的认识之后，我对于学生的要求似乎也跟以前不太一样，我跟老师沟通，我都在说，我们的原则标准，不是孩子能够背书，而是他对经典要有感情。他长大以后，一本书都没有背下来，但是回想自己从小读经的经历，他觉得非常美好，非常的有力量，回想起来还觉得这是他生命中最美的时刻，觉得经典对他的一生都有滋养。这是我们的最低原则。

这样的最低原则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其实还是会有的。比如一个孩子三个月能背《论语》，现在可能要四五个月才能背。你对他太好了，他就放松一点。你对他紧一点，他就用心一点，孩子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经常强调这一点，孩子不要太紧张了，确实会减损读经的速度，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在想，他减这一两个月有关系吗？背十本书二十个月，两年的时间，我们真的要为了这两年就强烈逼迫一个孩子吗？这是我算的一笔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多读两年就要多花学费，或者是孩子年龄已大了，这两年耗不起……可以有各种价值观的排序，但是我想，读经2.0时代，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王教授说的已经非常清楚，教育的本质是开发人性。那包本是开发人性的教育吗？是唯一标准吗？我认为不是的，它只是一个读经的考核手段而已。如果我们把考核手段等同于对于人性的开发，我觉得有极大的问题。而在读经2.0时代的后半程，我认为有人偷换了这个概念，认为只要纯粹读经，就可以完全满足所有人性的教育。我认为这是2.0时代最需要纠偏的地方。

现在已经进入读经3.0时代，我在2018年提出一个概念：什么叫读经的3.0时代？就是要超越阿猫阿狗的时代。以前王教授说，阿猫阿狗都可以教读经。有一些学者批判这句话，说读经界都是草根，教书的人连字都不识。所谓的不识字，不是真的不识字，是不理解这个字的意思。很多学者的学问高深，就觉得读经的人实在太草根了。因为我是一个写手，遇到这种人的时候，第一个想的就是批判他，写一些文章来批判这些观点。

那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教读经的提法，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都有学问了才来教读经，第一点，谁来教？举目中国，过了民国时代之后，就没有人能教读经了。即使是现在，非常有学问的大学教授，也不见得就能教读经，符合读经老师的标准，他不一定比以前的秀才厉害。第二，大学教授真的很适合教三岁的孩子吗？其实不适合的。我遇到一个大学教授，他一进到私塾，他坐在那，然后就想研究探讨读经的话题，这时候刚好有个小朋友过来，在他前面抓了一把糖果就跑走了，他就非常气愤，走了。他说私塾怎么能教出这么没有礼貌的孩子。

所以让一个大学教授来教这些小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去体贴一个孩子活泼的心理。所以我觉得，当时王教授提出任何人都可以教读经，哪怕不识字，你只要会开读经机，你就可以教读经。这是非常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如果不这样提的话，就没有人敢开始教读经，也不会有一个孩子能够传承经典。

但是，承认自己是阿猫阿狗，是承认我们还有不足，那么我们在教读经的过程中不能成长吗？难道我们就甘心一辈子都是阿猫阿狗吗？我觉得不是的。阿猫阿狗是我们的一种自嘲，在孩子面前，我们相信，青出于蓝胜于蓝。我们相信下一代可以成为读经的真正传承者，但不代表我们要放弃自己。我在2018年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你认为你是阿猫阿狗，你一定要想办法脱离这个称号，你要成长起来，你可能要成为阿虎、阿豹、阿龙、阿凤，我们要成长，不要指望孩子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读经的3.0时代，我认为就是要从一个草根时代进入到真正理性的时代，我们理性面对教育，我们要做出一种真正的教育，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

现在私塾在慢慢变少，这是两个原因造成的，我称为内忧外患。外患是国家的政策越来越严格，要求必须合法化办学，不只是对读经界而言，其他教育机构也是如此。作为公民，我们有义务响应国家的号召。不过，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总是能有最合理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外患不是最难的事。中午跟师友们交流，我解读现在国家的教育政策，其实对于我们办读经是非常有利的。比如双减政策，剩下的时间干嘛呢？不就是读经嘛。读经就是国家提倡的素质教育，而且现在国家有五项规定，睡眠时间必须得保障，不能用手机等，这些规定都非常符合我们的教育理念，几乎是百分之百一致。所以要跟着国家的政策，合法合规办学，办出我们的特色，这是我非常乐观的一点。

另一方面，我认为内忧才是最严重的。就像春夏秋冬，吉凶悔吝，经过一轮一轮的淘洗之后，有人开始怀疑，我最初所坚信的那个东西真的对吗？读经之后孩子就可以拥有综合素养吗？在现实中很多人是受到打击的。在现实中受到打击，可以说他没有读六五文集，没有更深的去了解读经理念，这是我承认的。但要求每一个做读经的人，都成为一个教育家，也是不太可能的。我们面临的现状是，很多人在读经的过程中遇到了瓶颈，遇到了困难。在遇到的时候，我觉得有两种应对的对策。

第一种对策就是想办法提升自己，以前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是阿猫阿狗，如果我们提升自己，是不是以前的那些问题、瓶颈就会过去？我认为是的。所以有一类人不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把真正的教育做出来。但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不是我的问题，一定是读经出了问题，于是他就觉得不应该读经。这是在读经的2.0时代的尾声，出现的大瓶颈。

到了读经3.0时代，我所思考的是，当我们发现有问题，产生了瓶颈，最重要的是要提升成人而不是去苛责孩子，也不是去苛责读经教育理论。王教授的文章是“一即一切”，每一篇文章里都包含有他全部的思想，除非是你看不懂，不懂就没办法。如果你能看懂，尤其你看了很多，你就发现怎么说的都一样，主题重现。我认为读经的教育理论没有任何问题，王教授说读经的四个基本原则：及早读经，老实读经，大量读经，快乐读经。能真正做到这四点的人很少，如果严格的按照它来做，比如“及早”，很多遇到瓶颈的孩子几乎都是十岁以上的孩子，首先“及早”就没有做到，他必然在后面出现瓶颈。“老实、大量、快乐”，最容易丢掉的就是快乐，很多孩子读的不快乐。他为什么读的不快乐呢？其实孩子要快乐很简单，刚才我听到几个家长说，孩子吃个薯片可能就快乐了。问题在于，很多孩子回到家，父母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包本了吗？”（笑）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让人不快乐。

比方说今天你读了一篇65文集上的文章，我让你写心得，写得不好要受批评，可能这个读书会就没有人来参加了。所以我们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为什么要求孩子一定做到呢？如果我们心灵再活泼一点点，才会让春天一直延续下去。反之，对于孩子来讲那就是严冬。其实他已经很努力，已经做了很多，已经背了很多你都不会背的东西，但是你依然觉得不满足。我认为我们需要提升的地方是，提升心灵的敏感度，我们快乐；我们让孩子读经，我们觉得幸福，觉得满足，觉得有希望。

很多家长在这个过程中战战兢兢，有很多的担忧。如果孩子稍微出问题，他就害怕别人说他选错了，时常在担忧恐惧的心态当中，对孩子的要求有可能是扭曲的。我特别希望读经的人就像古人一样，读着一本书，可以沉浸在读书的喜悦当中。我很少见到一个孩子能够读出喜悦，有人说是因为孩子不理解里面的意思，所以没有体会到感情。我认为并不是，成人读了一百遍一千遍也不懂，但是也读的很好。我认为是因为孩子经历的太少，孩子的世界很小，在他有限的世界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如此的时候，就会陷入到一种恐惧、或者是一种困境当中。

孩子背了很多的书后，必须得进入解经阶段，还有行经的第三个阶段。解经是能够理解所背的书，而行经是他已经忘掉了这些经典，他自己就是经典，经典在他的身上呈现出来。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阶段。很多孩子读经之后，不想再进行解经。我访问过很多这样的孩子，尤其是在近一两年当中。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想继续进行解经了？孩子说我不是不想解经，而是我现在不想，因为他心里有一个卡点，他所看到的这些读经老师、家长，和他从书里读到的圣贤君子不是一样的人。这些十几岁孩子的口径几乎一样，只是具体的表述不一样，他们基本上讲的是一个意思。

最近我问一个已经成人了，背过30万字经典，有解经经历的“孩子”，他现在也在做老师教授古文等。我就在想，一个读经成长的孩子，他对于读经会不会有另外的见解呢？我访问他：“你看，你从小老实大量读经，你对于这种背诵方法有没有什么建议？”当时在我的心里，我觉得这个孩子一定会有建议，他一定会说我不想枯燥的背，我觉得在背的过程中可以有其他的方法。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个孩子觉得背书的方法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觉得就应该大量的背，甚至觉得他背的太少了，还可以多背一些。我说你有什么建议呢？他说最大的建议就是希望读经老师能够同步学习，同步修身，因为读经孩子是看着身边的人的生命状态而成长起来的。如果身边的人，生命状态始终处于紧张、焦虑、担忧等状态，而且不成长，这个孩子就会对这个领域丧失信心。

我特别想讲读经3.0时代的话题，是因为我觉得上一代的读经孩子已经成长起来，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们对于经典的理解远远比成人要深。3.0时代，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一些孩子长大了，这些孩子真的有理性，还可以回馈于教育。如果是这样的孩子来教年轻人，可能会跟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

所以我以我这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大家，读经理论没有任何问题。很多人遇到了一些瓶颈，就说理论有问题，说理想太高不适合每一个人。我认为这种想法是极端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教育适合每一个人，也没有人百分之百保证做对每一种教育。所以读经教育不是百分之百的，不适合每一个人，这是一句废话，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实际上读经的人也不多，选择读经的人读经后，怎么让选择的人不后悔，让读经孩子在成长路上的风险更低，这是我们要考虑的，而不是抹杀这种教育，又返到另外的一条路上。

最近我听到很多家长说，读经是没有希望了，还是让孩子去考大学吧。考大学也考不上，父母觉得，读经的孩子怎么考不上大学呢？古代才子，科举考不上的也多的是，所以不能以此衡量读经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回归到理性。而回归理性，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自我的成长。

我认为王教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相信再过几千年，在教育史上王教授的名字依然非常重要。因为他把很难讲清楚的教育原理，用非常有逻辑的方式提出来了。读经教育的基本原理，“一的、二性、三原则、四标准、五特质”，如果在场还有人不知道这五点，我觉得你要深刻的知道。

王教授提出这样的教育原理是非常了不起的。怎么样把这个原理一步一步落实出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实践的，如果只有王教授一个人能够实践出来，是很麻烦的事情。我在台湾看过王教授的读经班，那些孩子读的很开心。我还在文礼书院看过他们的冬夏令营。有一年我介绍苏州的孩子去参加夏令营，本来他妈妈是希望孩子参加完夏令营，就到我们学堂读书。回来了之后，这个孩子死活都不来我们的学堂，我说是我们的学堂不好吗？你又没来过，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不是你们不好，是因为我就想在王教授身边读经。他为什么想在王教授身边读经呢？是因为在夏令营的时候，王教授去巡视教室，走到他的身边就摸了摸他的头，说希望你能够一直读经。大体就是这个意思，赞赏、鼓励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因为王教授摸了一下他的头，然后他就决定一定要到王教授的身边读经。他说到王教授身边读经，他肯定能一直读下去，但是别的地方他不一定能读得长久。所以孩子都是很清楚的，哪个老师是好的老师，哪个老师从内心欣赏他，相信他，哪怕只是摸一下头，他就能感觉到。所以让王教授来做读经教育，我觉得那是皆大欢喜。但是问题就在于，不可能让王教授一个人做。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我觉得应该成为王教授的化身。怎么能够成为王教授的化身？我们不仅能够读六五文集，我们必须能有输出的话，我们的心灵是一致的，到达合一的地步，才是最佳的状态。

在“一的、二性、三原则、五特质”里的“二性”，包含全程性和全幅性。“全程性”指教育是在一个过程当中，老天给了人类13年的时间去做教育，是黄金的教育期。那“全幅性”包含了什么？可以说是德智体美劳、八大智能，那么简化一下，就是两个面向。第一个是大脑的潜能开发，第二个是心灵的潜能开发。王教授说的很清楚，叫“品学兼优”。“学”就是学习的能力，聪不聪明，跟智商有关系。品、品质、品德，跟人的性情、心性、心理相关，我认为是心灵的潜能开发。

西方医学重点讨论脑科学，研究人的大脑怎么认知，怎么学习的，所以他判定，大脑死亡就是人死亡。中国人认为，教育始终是心性的教育，所以有心学。中国人认为人的心脏不会跳动就代表人死亡了。这两种认定死亡的方式证明了东西方的学问是不一样的。新儒家提出，东西方的学问不是割裂的，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最后应该融合，这就是文礼书院存在的意义，做中西文化汇通的工作。在各个领域去进行汇通，那么我们在教育的领域怎么汇通？我觉得大脑的教育和心灵的教育，这两方面本身是可以汇通的。西方人对于脑科学的研究，对于人的认知、心理的研究已经非常的多，也有很多的实际经验，我们可以直接拿回来用。但我觉得我们没有认真研究，虚心运用过，也没有特别去用好关于脑科学研究方面的教育。那么另一方面，心性教育我们有没有去同步开发？

刚才讲，我们希望做一个生命状态优良的老师和家长，从哪些方面下手，怎么做、怎么修？我认为也要从这两方面下手。第一个大脑需要被开发。我发现当今时代很多成年人的逻辑是混乱的，这种逻辑混乱在于我们从小没有接受过正统的关于逻辑思辨的教育。我现在在开办体制的中小学，其中有一部分是体制课程，现在我正好在做数学方面的教研。我从小是个理科生，数学成绩很好，一直拿奥林匹克竞赛奖。自从做了读经后，别人都认为我是文科生。我认为理科生很适合读经，因为思辨能力比较强。面对问题对思辨，而不是遇到问题就觉得，这是不是错了，我要赶紧走另一个方向。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逻辑思辨，喜欢读西方的诡辩、辩论、谜题等。我最近研究了一轮数学教材，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以前王教授讲读经教育也提出过，但是研究了一轮数学，我更深刻的认识到，有80%以上的孩子是用背诵的方式来学习数学的。比如乘法分配率，A加B乘以C等于A乘以C加B乘以C，大多数人是背出来的。背出来的有什么问题？出一道乘法分配率的题，你不会立刻用，因为你已经忘记了。能够应用的人，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时是由他自己推演出来的。而我们的学生几乎没有用证明的方式来学这一个公式。加减乘除非常简单，一个孩子很快就学会了，但是他学的方法不对。而西方国家学的非常浅，学的方法是对的。

西方的孩子到了三年级还在做100以内的加减法。为什么？因为他不仅仅是在数数，他们在讲数字的时候，会讲有哪些地方用数字，数字有六种应用的场合。比如在计数的时候是一种用法，在排序的时候是一种用法，在编号的时候是一种用法，一个数在生活中有多种不同的用法。这讲法本身有一种逻辑性，把一件事分成了不同类别。然后他还会讲，为什么是1到10，进1就变成11，这是十进制。那么学计算机的时候会学二进制，可能会学到十六进制等等，你能不能马上明白？那人类为什么会有十进制呢？西方国家的教材里会教孩子，希望他拥有逻辑性。

人类的数学历程，他希望一个孩子走一遍，并且假设自己就是一个原始人，给一堆水果去学会怎么计数。中国孩子没有经过这个环节，老师直接告诉学生，数十个数，就这样数。我现在教初中数学，给学生一百多个棋子，没有一个孩子数对。那一堆棋子在桌子上怎么数对呢？十个、十个的数，这十个一定要排成一行或者两行。我们的孩子没有，这证明他们对于十进制的概念是不清晰的。数一百多个棋子，不会用十进制，在以后学加法就不知道加法的含义是什么。虽然做对了那道题，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加减乘除。比如我问五分之一加六分之一，好多成人都不会。我想说如果会做这道题，你也可以教数学了。（笑）

用背诵的方式学数学，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当孩子的理解力到了，他还是不会用逻辑思考的方式去应对人生的问题。无论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数学，六岁、八岁、十岁，三十岁，学的时候应该用数学方式、以理解的、逻辑的方式来学习训练，而不是用背诵的方式。读经的孩子只通过背诵的方式学经典，他的大脑认知的训练有欠缺，尤其是从小没有经过数学训练的孩子。

不过，读经孩子接轨体制，最好接的还是数学，第二是英语，最难的是语文。体制内考的语文都是要理解的，而我们在背经的过程中是不理解的。有人说，从小读书就不应该去理解。那么13岁之后还不去理解吗？

很多读经老师把《论语》读了100遍，我说你读了一百遍，你可以开始解《论语》了，王教授有一个成人解经的方法叫“移注法”。那个老师就说不行，我还得把《孟子》读100遍。读完《孟子》，我说你可以解经了。他说，我想把五大部全部读一百遍。五大部读完了，他说不行，我觉得功夫还不够深，《论语》要读一千遍。我遇到了很多人就是不肯解经，理由冠冕堂皇，他觉得还能更好，觉得每一本都要深入的读一千遍。说这是一种修行，我不反对，但是这里有没有一种恐惧呢？——我害怕解经，因为解的头昏脑胀，还是读比较顺畅一点。

为什么我们不能解经？大家要想一想。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字理解的能力不够强？如果我们文字理解的能力不够强，又不愿意去训练，那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深入到义理的层面？经典不光只是训诂，理解这一个字是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是要在义理的层面要有深入。而要达到义理的层面，一定要有非常深刻的思辨能力。

我年轻的时候也读了很多书，那时我越读越混乱，因为没有人给我讲明白一件事，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解读。社会上一个事情发生，一定有不同的观点。比如一个明星被“社死”了，有的人很同情他，有些人觉得早就应该把他给封杀了。这两种观点都说的特别有道理，你不知道到底听谁的比较好。比如一个人杀人了，有的人认为他是不是受了天大的冤屈，不然他怎么会去杀人。有的人认为你再怎么受委屈，你怎么能去杀人呢？这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你怎么去判断到底谁对谁错，到底该杀还是不该杀。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同的学者对于历史上的同一个人物，同一个事件，有非常不同的判断，我不知道到底该何去何从，我该听谁的。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事件到底应该发生还是不应该发生？中国历史到底是光明还是黑暗的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解答。直到我遇到了牟宗三的哲学。牟先生是一个思辨力极强的人，他可以把历史上所有争辩，那些没有说明白的事情，一件一件说明白。在《心体与性体》中，他能够把二程（程伊川、程明道）所有的话拿出来，一句一句分析，这到底是大程说的还是小程说的。我读的时候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学问能够这样去做是很繁琐的，但他真的能够把每一句话说的清清楚楚。因为是大程和小程共同著作，“程子曰”分辨不出到底是大程曰还是小程曰。实际上大程和小程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牟先生认为一个是心学，一个是理学，他就把所有的“程子曰”都拿出来，从这句话里看出到底是哪一种哲学倾向，再去分析到底是大程说的还是小程说的。

那这个意义是什么？他把没有人说清楚的一些学术问题完全说清楚了。如果我们的孩子，思辨能力不够强，就算他背了30万字的经典，我认为有一天他读到这样的书，依然没有办法完全解读。历史上很多的人，包括黄宗羲，他写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也依然没把这个问题弄明白。黄宗羲背的书应该不比我们的孩子背的少，但是他的逻辑思辨能力未必就比今天的人强。我觉得牟先生在哲学、学术的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他用西方的逻辑思辨的方式，把东方经典的一些难以解读的义理层面的内容，完全解读出来。未来我们的孩子想要做中西文化汇通的工作，如果不先走这一点，可以吗？每个人的成功，或者说一代一代的学术成就，一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不用，我自己从头研发。

牟先生有一篇文章，里面特别提到，吾生也有涯，而学也无涯。他引用庄子的一句话说人生最大的一个艰难，或者说人生最大的悲苦就是人生是有限的。如果人生无限，孔子可以活三千岁，他一切的政治理想都可以实现了，但是难就难在他的时代没有出现这样的圣君，他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他已经死去。虽然他的精神传下来了，但毕竟还是不一样，能够传承他的学生还是不一样。人的生命一旦有限，让我们觉得，历史很令人感慨，一个人好不容易已经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阶段，再进一步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牟先生其实也是如此。牟先生提出三统：道统的继承，学统的开出，政统的完成，提出他的思想，新儒家的志业。但人生有限，在没有真正看着学生，看着一代人完成的时候，已不在人世。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尽集体才能做的事情。我们的孩子必须要在前人的肩膀上再进一步，我认为世界才是有希望的。

而我们需要什么？我认为大脑的潜能一定要足够开发，我们成人也要做这步工夫。还有第二点就是心灵的潜能也要被开发出来。什么叫心灵的潜能？遇到挫折我们能不能正视它？大多数人很难真正去面对挫折，一个孩子怎么也背不下来，是不是一个挫折？我们真的正视它吗？还是心里有抱怨，有不平，有委屈，后悔遗憾等等，这都不是正面的想法。其实孔子的孩子也没有背足够的书，但是孔子也不着急，为什么？孩子没有背足够的书，好像也不成才，他为什么不着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并不觉得他的精神、思想要延续下去，国家、世界要变得更好，只靠他的孩子，因为他还有很多弟子，他的弟子还有弟子，他的儿子还有孙子，所以他的孙子成才了。

为什么孔子不把事情吊在儿子身上，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父亲。我们在想起孔子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他是一个父亲。我常常问别人，孔子有多少个孩子你知道吗？他有个儿子叫孔鲤，他有一个女儿嫁给公冶长。就这两个，没有了吗？你不确定。佛陀有没有孩子？耶稣有没有孩子？你也不知道。王阳明的孩子是谁，叫什么？朱熹、苏东坡？可能有，可能没有，历史学的好一点可能知道。

你不太关注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以父亲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他有更高的使命，有更多维的身份，也许我们会叫他思想家，或者是圣人。所以一个圣人都可以不在意自己的孩子有没有背很多的书，你为什么要这么在意？当然，因为你不是圣人。你想让你的孩子成为圣人。其实一个人能成为圣人，是早就预定的，你也不要太在意。但你要不要努力呢？孔子有没有努力呢？其实孔子也很关注他的孩子，大多数时候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偶尔看到孩子提一两句，问问他现在读什么书，没有读再去读，应该读诗、读礼。这是很轻松的。像孔子这样的父母，让孩子去读书，孩子会反抗吗？一般来说不会。比如说范仲淹的孩子是不会的。

历史上有很多的大家族，范家是一个，范仲淹的儿子都很成才。如果你看过范仲淹的故事，你会发现他的孩子不光成才，还特别听话，他爸说什么他都听什么，一点都不敢违抗。跟今天的孩子就特别不一样，你说东他往西，为什么呢？古代的孩子是不是都特别听话，都特别的好？其实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比较有威严。可以想象一下，范仲淹跟儿子说话的时候会吼吗？威胁他吗？你要是再不好好读书，明天就别吃饭了。他会这样说话吗？他不会，他很平静，这叫什么呢？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有分量。为什么可以这样？我认为范仲淹这个人，或者说历史上所有的这样的老师父母，他们的潜能都开发的比较好。第一个就是大脑的潜能开发的比较好，比较聪明。第二个就是他的心灵的潜能开发的非常的好，他非常有品格，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说的话都是有分量的。

我们到底是要求我们的孩子成为圣贤？还是我们自己先去学做圣贤？我们学做圣贤，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我们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我们说的话就变得有分量。如果只是让孩子成为圣贤，孩子有很多的话可以辩驳。尤其今天的时代，网络太发达，信息太透明，很多你不知道的他都知道，你说一句话，他有八句话等着你。即使现在你把他放在闭塞的地方，早晚有一天他也会知道。那难道我们是要堵他吗？自古大禹治水，我们知道堵不如疏，当你疏导开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惊喜。所以关键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心灵是不是活泼的。王教授特别喜欢说“心灵的活泼”，这是宋明儒经常喜欢提的字。心灵的活泼，我认为是读经3.0时代，读经人最应该具备的一个素养修为。它可能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是需要的。

刚才讲要有这种修为，一个方面是大脑潜能的开发，逻辑思辨能力的训练。逻辑思辨的能力怎么训练呢？你跟着有逻辑思辨能力的人去思辨训练。如果你跟着六五文集或者是牟先生的书，你看不太懂，我建议大家看一看逻辑的书，可以看看西方人关于哲学方面的书籍，牟先生自己也是如此成长起来的。西方的一些哲学书，其哲学思辨非常清晰，如果大家多看多学，思路就会变得更加的清晰。

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心灵上修。在心灵上修有一个标志，就是你真的有幸福感。我认为一个有幸福感的老师、家长，一定可以培养出一个有幸福感的孩子。作为老师，看到一个孩子就知道他的家长有没有幸福感，从孩子的状态马上就能看出来。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幸福感的家长，你培养出一个有幸福感的孩子，这个有幸福感的孩子，他长大之后，他会不会去传播这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呢？我认为一定会的，这是我对读经3.0时代的一个期待。当然我也在做一些努力，希望能够把我的一些思考或者实践推广出去，所以在办学的过程中，有几次战略的转向，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早的时候，我办的学堂叫乐谦学堂，现在已经很少用这个名字，现在叫东山书院。“乐”是《大学》“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的“乐”。我当时在推广中心专门负责发放“谦”字，谁跟我关系好，我就发他一个好听的（众笑），开玩笑的。正好题到乐谦学堂，我说先生你看这句话其实并不是很好，小人乐其乐，这说的是小人，我说不如我拿了吧。那个时候心里想，我特别喜欢“乐”这个字，因为它是《论语》的起始，第一句话就是乐，我就想有一天我要办这样的一个学堂。后来我就办了乐谦学堂，第二年开始包本背诵。因为乐谦学堂和文礼书院同一年成立，我们是一月份成立，九月份文礼书院就正式开办了，正式定下了30万字包本的任务。2014年就把我们的班转成了文礼书院预备班，我也是第一个提出“文礼书院预备班”的概念的学堂，专门为文礼书院培养学生。

到2015年，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想把孩子培养到文礼书院，如果家长不想，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们不是监护人，家长随时都可以把孩子带走。那时候我感觉教育孩子不是最重要的，教育家长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想要教育家长，我要再开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决定开一个书院。我当时觉得，学堂更像是小孩子去的地方，而书院更像是大人去的地方，我在东山又找了一个场地，办了东山书院。我在2016年办东山书院的最初畅想，第一培养师资，第二培养父母。父母也要来学习，大家共学之后，目标一致，为文礼书院培养中西文化汇通的人才。

后来为了更好响应国家的政策，也为了团队的凝聚，我们就把乐谦学堂合并到了东山书院的场地，于是，在东山书院，就有了3到6岁的初阳班，6岁到15岁以上的班。我们教过的学生，最小的有两岁多，一直到二十多岁的学生，全程的培养我们都走过一轮。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文礼书院的学生，也是乐谦学堂最早期的学生，一直跟着我们。走过这一趟，是这些孩子们给了我们很大的慰藉，包括这些家长。搬到东山书院，跟家长做了很多沟通之后，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是家长主动来找我，说方老师你不用担心，你去哪儿，我们去哪儿，我们肯定一直要跟着你走下去的。很多时候，是家长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非常感动于家长对我们的信任。

在办东山书院的过程中，其实有内忧和外患，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该合法合规办学？我希望合法合规办学，第一是我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其实我们跑的并不算多，在东山有很多的庇佑，教育系统、民政系统的人都说希望你们能够办下去，乃至于东山镇的警察，他来找我们问一些事情，说我每天上班经过你们书院，听到朗朗读书声，是一种享受，希望你们能一直在这里读下去。

那个地方的人都很好，我们没有遇到过太大的困扰。但有一个困扰我们遇到了。我们的家长，在苏州的朋友都希望我们能够到更大的平台或者体系去传播这种教育，我们的身份遇到了障碍。家长希望我们去他的学校里跟老师沟通读经教育，或者某社区也想做传统文化，希望我们去讲一讲。作为一个学堂堂主或者是书院院长，这种身份不够级别，有时候会让人产生一种误解，担心会不会有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这是我希望传播读经教育的心愿的大障碍。

我做记者很会写也很会讲，我的传播力比我的一线教学能力要更强一些，比如“我为什么要这样教学？这个教学怎么复制下去？”我可以讲的非常明白。我曾经对读经界教的非常好的老师说，你能不能出一个教案，你能不能去教别的老师？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这么教的。我只知道我怎么教，但是我不知道教别人怎么教。这就是证明他个人的一线教学能力很强，但是他的教学能力没有办法传播和复制，这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多年做乐道悦心体系，我也培养了不少家长和老师，上过我的课的人基本上掌握了很多现实的方法，回去立刻就可以用，可以立刻解决问题。我是一个喜欢逻辑思考的人，看王教授的具有逻辑思辨性的文章，我就特别兴奋。我常在想，能不能有一个适合去传播的身份，能比较有话语权？后来一个老师指点我：你必须办一个正规的学校，只有办成正规的学校，你才真正可以去做教研。你一旦办好了，有成绩出来了，你就可以以创新教育或者合适的身份进入到教育体系当中，你就有话语权了。同时你也可以写书，很多特级教师、优秀教师写“我是怎么上数学课的”、“我是怎么教语文的”，这种书就可以去传播。这些内容是国家大力提倡的，而不是大力打击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的确如此，必须要走这条路。在2018年跟我们的家长开会，说我们必须完成这样的转型，我们必须从私塾、学堂、书院的体制外的模式转入到体制中。也有很多人劝我：方老师，一旦转入到体制，你就会不自由，因为有很多的检查。但是我始终觉得，所有的自由一定是以不自由为前提，没有人能够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做事情。而完全自由做事有很大的风险性。

这么多年，读经界是有风险的，有很多老师教的学生很好，但是也有老师的教学能力不是那么好，他不是故意教坏，但也许他的生命状态并不是最佳的，会影响到一个孩子。所以完全的自由也是有风险的，而完全的不自由其实不太可能，一定有一个中间地带。而我们要想的，就是在不自由中如何能转化自由。如果说不自由，还有比古代更不自由的时代？大家想一想，现在更自由还是古代更自由？当然是古代更不自由。古时晚上宵禁，连门都不能出。一个读书人受到很多限制，像李贺这样的读书人，因为一个避讳的问题，连进士都没能考，岂不是更不自由？

但是在那不自由的时代，我们却看到了数不清的有自由灵魂的人，有自由精神的人。他们可以把自己内在的灵魂自由的表达，为什么呢？因为心灵的自由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你的心灵自由，你就不怕外界政策的不自由，因为你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把不自由转化成你自己的自由。国家要求必须安排三个小时的体制课程，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安排，怎么不可以呢？我跟同学们讲数学课，同时把中西哲学都讲了一遍。很多同学特别喜欢听我上数学课，我会跟他们讲，数学是一种离散的学科。什么叫离散？本来这是一堆橘子，你必须得把它数成1、2、3、4、5、6个橘子，你就把橘子给离散了，分解了，所有的数学都是分解。中国人的数学一直都不好，因为中国人不讲求分解，讲究综合，叫“合一”。那么分析“分解”和“合一”这两者中间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样的意义、利弊，这是不是中西哲学？课堂上我会把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帮他们分析清楚，他们立刻就知道学数学的意义是什么，还有读经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一个老师，只要你是活的，你的课就是活的，关键在于老师的心灵是否活泼。

所以国家要求必须得上三个小时的课，你完全可以把这三个小时的课变成，既把体制的内容给教好了，同时孩子内在的志向，内在逻辑的改变，认知方面也提升了。大家想一想，如果在寄宿制学校一天有十个小时的时间，三个小时学体制课程，还有七个小时可以安排其他课程，难道很少吗？王教授曾经讲，每天读经四个小时以上，就是大量读经了，这是有相当道理的。关于大脑潜能、脑科学的书，我研究的比较多。一个人一天中高度集中精神三个小时以上，大脑就已经疲惫了。第二，如果持续这样做，会影响身体，身体受损。很多读经孩子身体不好，是因为耗了很多。当然有人说先耗再养，这是一种价值观排序。比如孩子大了，着急背书，那也没办法。但是如果不着急，劳逸结合，用最科学的方式去面对教育，我认为是更好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这种看似不自由当中做出自由，一旦用我们的方式把教学研发出来，未来就可以让别的学校复制。一个读经宣导机构让一个学校来学习，其实不太现实，虽然现在有一些校长论坛，有一些校长也在做，但还是太少了。一年能够影响三五个校长，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中国这么多的学校，影响了一个校长，你能影响所有的老师吗？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首先要求我们有自我的研发能力，这可能是很多的家长老师以前都比较少去思考的，也许思考到了，但是没有去把它落实出来。很多地方已经渐渐开始开办经典小学，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读经和体制结合。既能够把体制成绩学好，同时又能够背诵30万字经典，我们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一种教育？我并不认为背诵30万经典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可是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高不可攀。为什么？我觉得是方法有问题。我们教过几百个学生，有些学生一背就会，有的学生背完了忘，能单篇背，就是连不起来背。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不能背吗？他笨吗？不是的，每一个人在记忆层面上，还有更科学的方法。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都做好了，已经有贡献了，但是我们在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还有一点，一个孩子不能背，他一定不行吗？其实也不是如此。文礼国学院有很多孩子没有背完30万字，但我发现文礼国学院很多学生，他的道心可能比背了30万字的学生还要更强一些。我们培养的一个学生，现在包到第七本，已经包本好多年，他很用功，不需要老师说什么。我们都不忍心逼他，因为他太用功了，别人下课了他还在读书。他就是属于背的慢的，但是这个学生也一步一步背到现在，后面几本也决定要背完，进入文礼书院。这个孩子特别有道心，誓此身心，奉诸先圣，也特别的喜欢看六五文集，一心要进文礼书院。我们跟他说，你年龄大了，已经17岁，要不去国学院吧？他说不行，必须得要背完全部的书进文礼书院。

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背诵能力不强，那他在未来不是一个传承者吗？我觉得他是。很多聪明的孩子三年、五年背完30万字、50万字，但是他到了文礼书院，也不见得能够继承道统。有些人说文礼书院有一些学生去了又出来。这不能怪文礼书院，只能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他。那难道这样的孩子不是好孩子吗？也不能这样说，他只是不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一条路，也许他想去经商，也许他想当公务员，也许他想学一门手艺都有可能。我并不是说背书很好的学生才能成才，才能担当中西文化汇通的重任，重要的是，这个孩子能不能有这样的志向。而文礼书院开出文礼国学院，哪怕你一本书都没读，你还可以去预科班，去亲近这个道场，为什么我们还是不知足呢？作为一个成人，如果你想求学，随时都可以去求，这个门槛已是极低。

所以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不根据孩子不同的特质以及实际情况，让他拥有综合能力和底层的学习能力呢？我们为什么不协助他拥有，而着急去赶着呢？这几年我一直在致力于根据孩子的不同情况为其设置适合的课程，让他在各方面的发展上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当他成长之后，他已经得到了自学的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来完成他未来的学业。这几年做乐道悦心的社会推广体系，我也经常跟学校老师、堂主、老师等分享我的一些心得，有时候人心捋顺了，一切都顺畅了，一切都会变得特别简单，以前我们觉得困扰的问题也都可以解决。

我跟杨嵋老师的沟通是最多的，杨嵋老师是文礼书院的首席学术官，负责文礼书院的三个校区的教学工作。我们的观点比较一致。观点一致，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我不知道这个原因是好还是不好。从小我们都是体制内学习还不错的学生，通过高考考到很好的学校。我们也都非常感激从小到大教导过我们的老师。我觉得在学校里我是受益的，很多好老师来指导我的人生，我也不觉得体制的学习生涯有伤害性或者是障碍。只不过在我了解读经之后，突然觉得这是更高的、更超越的，如果我小时候有机会接触这种教育，我会比现在更好。杨嵋老师更是学霸级的，学术能力也非常强。也许正是因为我们从小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一下就相信了王教授说的“学习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数学是不用教的”等等。

我们相信了之后，却发现读经孩子长大后学体制课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所有的孩子一读经就什么都会了，他必须经过训练的过程。我们小时候也不是突然就会，也是经过了反复的训练。既然如此，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不把所有好的教育结合起来，形成现代的最佳的教育？最近我经常跟杨嵋老师沟通这一件事情，分析文礼书院就读学生的情况，也完全验证了我们的一些想法。一个孩子的思辨能力、阅读能力、表达能力强，和他的背诵能力，对于义理的探讨、研究能力及学术能力成正比。

一部分孩子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走体制的路线，语数外三科的成绩太差，退而求其次不得已选择读经。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的孩子还是挺多的，当然这些孩子里的确有一部分经读的很好。我们有一个孩子，体制成绩不好，13岁后来读经，一下如鱼得水，读的很开心，今年到了文礼书院也非常的好。但这样的孩子可能占20%。80%的孩子在体制成绩不好的情况下，完全进入读经的状态，需要很长的时间，也不见得能够一直走下去。

那么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应不应该去解决？我认为是要解决的。这些孩子可以读经，但是他未必要读30万字。一个孩子13岁、15岁开始读经，他为什么要包每一本呢？他应该在这个时候，一边包本一边理解文化的义理。因为他超过了13岁，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王教授的理念是，13岁之前是读经，13岁之后应该解经。如果没有读经，就要弥补之前没有读的部分，但并不代表只能读不能去解。我认为，一个孩子超过了13岁，他没有立志三年包30万字经典，他不是这种性格，他没有这种内驱力，我们应该尝试另外一种教育，让他可以按照实际的年龄情况，可以考学，可以进国学院，也可以去拜师求艺。

一个孩子想自学，拥有终身学习的能力；有自信，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读经老师都应该把握的重心，而不是培养孩子到下一阶段，就交给其他老师。很多老师说，我现在能把孩子送到文礼书院，我已经尽力了。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手段，让学生背了30万字，下一阶段就是王教授的任务，跟我没关系了。

我认为这种说法有极大的漏洞，这是逻辑混乱的。教育没有所谓的现在和未来，你时时刻刻都应该给他全部。在我们家老大刚出生的时候，我给她写过一封信，标题叫“每一天都为你一生做准备。”这是我对自己的勉励。我做一天的母亲，对孩子实施的教育是为她的一生做的，而不是为了明天、下个月、明年，或者下一个阶段。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把我的孩子培养到文礼书院就交给王教授了。而是我要随时让这个孩子的生命是丰满的，我给她无限的机会，她背了30万字，想去文礼书院就可以去，不想去也可以，她的生命是自由的。这是我最希望成为的母亲。

我的这种想法未必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特质。读经界的每一个学堂都有自己的风格，每一个老师有自己的定位。做读经的老师都是有理想的，都很了不起，尤其一个老师教出一些优秀的学生，我都觉得老师尽了他所能尽的力量。但是我依然想传播我的一些想法。我是一个既喜欢讲超越，但又特别现实的人。我跟北京的赵伯毅老师有一份对话，我们列举了读经圈有哪些人不正常。后来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好像除了我们两个，其他人都不太正常。（众笑）我不知道别的老师有没有研究过，也觉得我们很不正常，自己特别正常。这当然是开玩笑，每位投身读经的老师我们都是十分尊重的。不过，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我和伯毅老师平常出去，喜欢吃喝玩乐，吃火锅、唱歌。有时候跟读经老师在一起就非常拘谨，生怕说错一句话，被人认为不够规矩，或者不够有“誓此身心，奉诸先圣”的使命感，修养还不够等。经常有这种忐忑。我为什么说这一点呢？该玩的时候，我觉得我要玩；我想看书的时候，我一定要看；我该好好工作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工作。作战略，我要达到一个目标，必须得有一个结果。

比如我要办一个学校，按我的方式去办。之前跟别的学校有很多的合作机会，但不能完全按我的理念，后来我就决定不接受，一定要用我的理念。我是目标导向非常强烈的人。我就特别希望把我的这种现实性传播出去。王教授说的是天理、人性、天命、良知，说高的层面，有人就会觉得我说的很现实，太具体了，不够高明。以前我也是一个自命清高的人，应该讲一些高冷的话，这么多年过来，我觉得我的棱角也磨的差不多了。我觉得，有人做高明的事业，总要有人做一些现实的事情。像当年谭嗣同和梁启超，一人去赴死，总要有一人留下。留下的这个人，经常被人觉得是贪生怕死的，而慷慨赴死的人就是英雄。但这一个人不是真的要做逃兵，而是两个人说好的。禹稷颜回异地则皆然，如果反过来可能是一样的。

我现在觉得，如果让我天天喊口号，我也能喊。但是如果让我说一些现实的，我觉得我也应该去说，这是这两年我对自己的一个定位。也许再过十年，等我50岁，五十而知天命，我就可以天天讲天命了。在50岁之前，我踏踏实实的做一些比较普及的工作，不管这些工作是对是错，值得还是不值得，我觉得我应该走这样的一条路，这是我在第一次看“一场演讲百年震撼”就已经立下了心愿。作为记者，我当时就想把这种教育传播出去。2006年我给自己下了任务。2008年的时候，我正式拜王教授为师。王教授说，做他的学生，有两件事可以做。第一个就是求学问，自己求学，在学问上有所增长。另外一个就是，把教育之道传播出去。那一天我就跟王教授说，我觉得做学问，我是不太能做的，因为年龄这么大了，我觉得我可以做传播。那一刻就是我的一个诺言。

直到今天，虽然已经过去十几年，但我觉得还在昨天，我特别希望能够把王教授的理念，大道至简的教育传播出去，我不希望有任何的污点加之于上面。我特别希望能够真实的把它做出来。在座的各位，有家长，有堂主，也许入圈比我晚，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但我相信，我提出的应该是所有读经人的心愿。因为你想让孩子读经的那一刻，每个人的身上都是带光的，你都是一片光明之心。你看着你的孩子，你也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圣贤。那个初心是高能量的，我们应该把这种高能量结合在一起，真真正正去做一些实践的功夫，去做一些修养的功夫，让我们可以成为读经孩子们心中的偶像、榜样、楷模。如果我们去问读经的孩子有没有榜样，他说不出来，或者他的榜样是一个明星，不是他的父母或者老师，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失败。所以我特别渴望读经3.0的时代，我们不再是阿猫阿狗的时代，我们每一个成人都向往圣贤的境界，从现实中超拔出来，达到超越的境界。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是没有问题的，不是我们不管他，而是因为我们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我欲仁斯仁至矣”，我们的德性的笼罩，不需要任何话语，当下就可以反转。这也是我对读经3.0时代最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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