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李泽厚——怀念李泽厚先生

作者：杨国荣

来源：“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1年11月4日

从友人处获悉，李泽厚先生于美国当地时间11月2日逝世。尽管知道李先生年事已高，前两年又不慎摔跤，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得知此讯，仍感到有些愕然和茫然。也许，这是因为在意识深处，既不愿意，也没有准备好接受世间已无李泽厚这一事实。

初知李泽厚之名，是1979年，也就是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二年。记得这一年的某日，书店中一部《批判哲学的批判》，让我眼前一亮。虽然此前已略知康德，但此书却以观点的独到、文字的隽永、理论的深沉，给我以耳目一新之感。此后，《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等相继问世，一时间，洛阳纸贵，士林争说李泽厚。此种盛况，学界已言之甚多，毋庸这里赘述。当然，那一时期，虽然李泽厚先生的著作近在手边，但其人却似乎遥不可及，作为彼时的学界宗主，他俨然是仰视的对象。

然而，1985年夏，在庐山讨论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时，我却有机会与李泽厚先生近距离接触。会议期间，李泽厚先生依然保持其独立特行的学术风格，虽然是讨论冯契先生的著作，但他却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不同的学术立场，这与一些学人在此类场合每每趋于颂扬迎合形成了对照。虽然他的看法我不尽赞同，但这种不轻易附和的学术取向，给我留下了颇深印象。在参观庐山的名胜与人文景观时，我与李泽厚先生也作了若干交谈。那时我随冯契先生读博士，此前我的硕士论文以乾嘉学派与胡适的关系为题，对清代学术变迁下过一些工夫，同时，我对历史一直深有兴趣，早先通读过《资治通鉴》等著作，这种历史学背景也自然地渗入于言谈间。记得当时交谈时，除了我和李泽厚先生之外，还有《光明日报》的一位马姓年轻人，好像刚刚从南开大学毕业。李泽厚先生对我的历史学“素养”似乎略感意外，随口说道：你对历史倒有点了解。其时我尚年轻，闻此评语，不免有点自得。

1985年庐山会议期间，李泽厚（中）、杨国荣（左）与《光明日报》马姓记者合影。

庐山会议后，我与李泽厚先生之间短暂的联系也随之中断。2003年，差不多18年后，我们才得以“重逢”，当然，李泽厚早已不记得庐山的初遇，我也无意“重续前缘”。自1992年后，李泽厚移居美国，但几乎每年都要回北京住一段时间。2003年下半年，我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名义，通过美国友人林琪（Katherine Lynch）向李泽厚先生表达了邀请他来华东师范大学访问的意向。李先生欣然同意，并于当年冬天携夫人前来。此时我已非当年青涩的学生，在哲学史与哲学领域多有涉猎，因而与李泽厚先生之间有了更多的理论话题。当时我的伦理学著作《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出版不久，见面时特呈上一册，请他指正。他后来是否翻阅此书，我不得而知，但此后每次遇见，谈到相关哲学话题，他总是说：你是伦理学家，或：你是研究伦理学的，亦即将我主要定位于伦理学领域，这使我多少有些无奈。那几天交谈的很多具体内容多不记得了，但在谈到伦理学问题时，我特别提到了休谟哲学的意义，尤其是在道德动力的理解方面，我认为康德将形式因作为动力因，对道德行为的发生难以提供合理说明，这方面需要关注休谟对道德情感的肯定。这些看法，我在《伦理与存在》一书中也有所论及，之所以在交谈中特别强调休谟，主要是鉴于李泽厚先生当时在伦理学主要推崇康德，基本上忽视休谟。顺便提及，李泽厚先生后来对休谟有所关注，相对于此前谈康德而不及休谟，这多少是一种变化。

2003年，李泽厚访问思想所，与杨国荣合影。

在华东师范大学访问期间，李泽厚先生专门做了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本来演讲地点放在文科大楼的会议室，但听众实在太多，只能临时移到图书馆的报告厅，虽然空间扩展了不少，但依然人满为患。那天讲座由我主持，李泽厚的讲题是“谈谈情本体”，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以讲演的形式公开提出这一论题。讲座结束后，本来拟将录音整理的内容刊发于思想所的辑刊《思想与文化》，但李泽厚先生在看了记录稿后，觉得内容过于单薄，未同意刊发。我们尊重他的意见，只能割爱。确实，根据我当时的印象，相对于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情本体”的演讲内容似乎不甚丰富，事实上，后来他虽然反复提及此论题，但总体上仍有过于简单的问题。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李泽厚往往显得比较纠结：对“理”，往往欲拒还迎；对“情”，则每每欲迎又拒。

2003年的访问之后，我与李泽厚先生的联系也变得比较经常。有时他会打来电话，谈论相关问题。记得一次在宁波参加会议，李泽厚先生忽然来电，具体所说，已经淡忘。在他来北京时，我们的电话交谈时间往往较长，有时几乎达一个多小时。印象中，李泽厚先生比较关注国内学界的情况，因为客居异域，他也需要通过不同渠道了解国内的学术动态。同时，他对他本人在国内学界所处地位或受到的关注度，也比较在意。二十一世纪初，国内很少有人谈到李泽厚，如果谈及，也每每是负面性的，一些人物常以批评李泽厚来显示自己的新进或“高明”，但其实，这种批评者无论在眼光、学养，还是具体的见解上，往往远逊于他们所批评的对象。当然，在与李泽厚先生的言谈中，也常可以感受到他此时的寂落心态，而我则以上述看法（批评者远不如被批评者）为他作学术回护。以后，随着李泽厚先生频频以不同方式亮相，特别是不时提出一些新的学术见解，他在国内学界逐渐得到了重新关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现了第二次李泽厚热。

2005年，李泽厚先生应上海社科院之邀，再次到访上海。其间，我曾与他作了一次学术交谈，内容主要涉及超验、理性以及情本体等，交谈的记录经李泽厚先生审定，刊发于《学术月刊》（2006年第一期）。2006-2007年，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斯坦福大学做了近一年的学术研究，其间除了与邀请者罗蒂接触之外，常常与远在科罗拉多的李泽厚先生作电话交谈，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所谈内容既涉及当时欧美的哲学，包括分析哲学、现象学，也关乎国内的学术趋向。在我的印象中，李泽厚先生虽然身处北美，但其关切重心始终在国内。他既无意“融入”欧美哲学界，也不以海外华人自居，在意识深处，他依然是中国学者。从他一直持中国护照而没有入籍美国，也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作一比较，则不难看到，李泽厚先生的以上立场，与林毓生、余英时等海外学人显然有所不同：作为入籍美国的华人，他们一方面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作为美籍华人或海外学者而著述，尽管形式上两者也许可以并行而不悖，但在实质的层面，显然无法完全摆脱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从法律的意义上说，入籍意味着宣誓归属相关国度。李泽厚先生作为文化和法律上都没有放弃中国身份的学人，则超越了以上张力，从而可以更融贯地立说。虽然因寓居异邦，晚年的李泽厚先生不免有孤寂之感（事实上，孤独也许是长期伴随着他的感受），但在他那里，看不到流亡海外的悲苍。

2014年，在多次邀请之后，李泽厚先生又一次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并开设以伦理学为主题的课程。这是李泽厚先生数十年间第一次公开讲课，因而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作为邀请者，我本当主持第一讲，但不巧的是，其时因事在广东，故改为主持第二讲。在此次讲座中，李泽厚又将我称为伦理学的“专家”，并认为我有“优先发言权”，我则本着“从命”的精神，提出了若干看法。此次讲课结束后，我与李泽厚就伦理学问题作了一次交谈，与前一次一样，交谈记录特意交李泽厚先生，由他作出审定，之后先由《中华读书报》刊发了交谈节录，尔后在《社会科学》（2014年第九期）刊发了全文。交谈的内容涉及李泽厚提出的两德论、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权利与善、以及转识成智等问题。

2015年，我自己经历了生命历程中的重大折变，后飞赴波士顿。其间，我与李泽厚先生也多次通话。他得知我的状况后，表示十分关切，并对我比较从容平静的人生态度表示赞赏。在后来的邮件中，李泽厚先生就此写道：“吾兄伦理学已化为修身实践，非空头义理而已，包括对待人生境遇，坦然处之，尽人事而听天命，均令人仰佩无已。”这些言辞当然有些过誉。我们交谈的话题依旧围绕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展开。当时我正考虑权利与义务、儒学的核心等问题，我们的讨论也涉及这些方面，相对于面对面的论辩，电话中的交谈更多的是相互理解和沟通。在对儒学的理解方面，我们的共识多于分歧，对当代哲学的建构，则表达了不同于分析哲学、现象学的进路。记得闲谈中，还兼及对李泽厚先生学生的品评，李泽厚先生自己当然一如以往，几乎很少对自己的学生作具体评议，我则比较随意地提及其中一位已在学界颇具影响的学生，认为他智力甚高，但在治学进路上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学术上略有调侃、戏说的倾向，不如李泽厚先生那么认真，其二是对哲学史有些轻慢，不甚敬畏，似乎诸事皆可从“我”说起。李泽厚先生对此表示同意，但未作更多评说。在我看来，哲学之思不仅仅需要灵明觉知意义上的聪明，而且更需要浑厚而诚敬的智慧，李泽厚先生本人似乎庶几近之。

2014年，李泽厚在华东师大。

当然，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李泽厚先生也有其个性特点。这里或可提及与2014年我们所作的学术交谈相关之事。该交谈在《社会科学》全文发表之后，李泽厚先生又将其收入他的对话集（《李泽厚对话集》，中华书局，2014年）。2015年，我从波士顿治病返回上海后，一位学生向我提及，对话集中收入的我们之间的交谈，结尾部分有些费解。我此前未曾看到此对话集，便向中华书局索取了该书，翻阅之后，发现原文最后被增加了二行此前并不存在的话，大意是，我关于冯契先生转识成智以及广义智慧的阐发，他（李泽厚）“始终听不明白”，并认为我“需要自备一把奥康剃刀”。如前所述，此交谈记录已在先前经李泽厚先生审定（他在记录稿上的修改，现在仍被保存着），此前在《社会科学》正式发表时，即以这一审定稿为依据，在这种情况，增加文字显然既不合乎原来的文稿，也有违谈话的具体场景。我当时既感意外，也甚为困惑，便去信了解相关情况，李泽厚先生对此作了如下回复：“国荣兄，来信收到。该句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产物，虽内容在他处向你讲过，但不符合当时对话事实，应予删除，并致深深的歉意。此信亦可向外公布。”我收到此邮件后，除了对他的理解表示感谢之外，还特别提到：“恕我好奇和冒昧，未知此‘特殊情况’具体为何？若方便，尚祈惠示。”对此，李泽厚先生的回复是：“特殊情况非电邮几句所能说清，抱歉暂不能满足吾兄之‘好奇’也。”经此沟通，我已对此事已基本释然，无意细究对话集中新增文字的具体原委，只是遵李泽厚先生“此信亦可向外公布”之嘱，将我们的相关来往邮件转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申作宏博士。回溯起来，该学术交谈的文本，原由我“洋洋洒洒”的一大段话结尾，从对话的内容和结构看，这既蕴含着与李泽厚先生不同的学术取向，也似乎使李泽厚先生在对话中处于某种“从属”性地位，二者可能都让他很难接受，通过增加若干批评性的文字，则可改变这种状况。事实上，如果这些文字出现于实际的对话过程，显然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当时不解的是：在实际对话已经结束、对话的记录稿业已发表的情况下，“单方面”地增加实际对话中未曾出现的内容，有些不合“学术规范”。2017年元旦前夕，李泽厚先生又来信，再次提及此事：“不知你还在生我的气否。该书如重印，定当删除那句不恭敬的话。驷不及舌，悔之已迟，再次致歉。千万保重身体。”收到此邮件，我不禁甚为感动：李泽厚先生在年齿和学术上都是我的前辈，但对增字之事却一再致歉，让我多少有些情何以堪之感。

今年2月，我从网上看到一标题式的新闻，其中引了李泽厚先生之语。出于对他的尊重，我随即去信，其中提及：“今日览网，见《李泽厚集》的介绍中有如下文字，即李泽厚已解除了‘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称号，云云，未能打开睹其详。私下以为，这种标题及提法，似有损先生之形象，故觉得有责任向先生提及。不妥之处，尚祈海涵。”李泽厚先生收到邮件后，即回复：“成灰之年，必遭恶咒， 吾兄相劝， 实属难得，浮一大白，敬谢忠告。”李泽厚先生对此事的实际想法，现已无法详知，但我之所以去信提醒，是基于他的学术进路和贡献，实质上无法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我也曾向相关学人表达过此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则李泽厚先生将或近于康德、罗尔斯，或近于牟宗三式的儒家，马克思主义是李泽厚思想中不可或缺的构成，也是使李泽厚先生区别于康、罗、牟等辈的根本所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到“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近二百年后，在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领域常常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这也许构成了李泽厚先生试图脱钩的历史背景。不过，后来，李泽厚先生似乎也未再坚持作切割，这与我去信提醒是否有关，现已不得而知。

在与李泽厚先生与其他学人的交谈中，我曾不止一次地提及，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中国哲学界中有二位哲学家特别值得关注，一位是冯契，另一位则是李泽厚。冯契以智慧说独树一帜，其哲学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的智慧之思，李泽厚的思想构成也表现出某种相似性。不过，冯契更多地关注于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广义认识过程，李泽厚则赋予历史本体以某种优先性。在形式的层面，冯契上承金岳霖所代表的清华学派，始终表现出哲学思维的逻辑严密性，李泽厚则在注重以美启真的同时，又时时以近于诗人的直觉展示其理论的洞见。

晚年的李泽厚，学术关切之点已有所转换。早先他以美学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名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美的历程》，便曾在学界被争相传阅。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他的学术兴趣更多地转向哲学理论，所谓“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的看法，也表明了这一点。2013年，在推荐思勉原创奖时，我曾拟将《美的历程》列入候选名录，并就此征询他的意见。李泽厚先生的回复是：“《美的历程》乃卅年旧著，千万不要列入候选，徒令人笑掉大牙也。厚情心领，谨致谢意。”对该书的这一自我评价自然有些过谦，但从中也可看到他对早年在美学领域的研究已不甚满意。李泽厚先生晚年虽然没有推出学术上的鸿篇巨制，但却往往在哲学理论，包括伦理学领域提出独到见解。事实上，如前面所提及的，李泽厚先生在哲学的不同领域，每每具有思想的洞见，其看法常言简意赅而发人深省。当然，在我看来，哲学研究应该区分体系性建构和系统化的考察。体系总是追求包罗万象的形态，同时常常追根刨底，寻找所谓最后的支点或原点，这种体系化进路往往难免陷于思辨哲学，并终究要被解构，李泽厚先生显然并不试图作这方面的努力。然而，尽管不必追求体系化的建构，但哲学还是要系统化的研究，这意味着对提出的见解和相关观点需要从不同方面加以论证，对为何可能、如何可能等等进行系统阐释，而不是仅仅提出某种观念。由于各种缘由，李泽厚先生晚年的哲学思考在系统性的论述方面，似乎多少有些不足。当然，思想的火花在展开之后，可能会显得琐碎甚至乏味，后者与李泽厚先生的治学风格显然格格不入，或许，这是李泽厚先生不屑于作系统论述的缘由之一。不过，从学术演进的视域看，他的一些重要看法未能充分展开，这多少有些遗憾。

李泽厚先生对未来充满乐观的信念，与他接触中，他曾一再提到，中国的学术未来可期，对年轻一辈，则每每寄予厚望。每论及此，我总是说，历史地看，重要的哲学家总是可遇而不可求，尽管当代及后世在学术条件、物质境遇上远超过去，但却未必一定会出现如他这样有创见的哲学家。这当然不是奉承之语，而是我的真实想法。

世间已无李泽厚。与其说这表达了一时的感伤，不如说其中寄寓着无尽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