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阳明学研究概述

作者：何俊

来源：采薇阁书店

日本阳明学研究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讲，一是对日本本土接受和转化了的阳明学进行研究，具体而言就是对中江藤树以来江户阳明学者及其学说的研究，可以称为日本阳明学的研究。今天主要介绍井上哲次郎等人对江户儒学的研究及其相关争论。二是日本所进行的阳明学研究，这个意义上的研究是将阳明学作为东亚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既包括明代的阳明学也包括日本江户时期的阳明学，甚至韩国、越南的阳明学。这个可以称之为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后面主要就岛田虔次、荒木见悟等学者对中国阳明学的研究及相关问题进行简单介绍。

日本阳明学的研究——以井上哲次郎等人对江户儒学的研究为中心

日本阳明学之祖中江藤树

对于日本阳明学也就是江户时期阳明学的研究，最富有成果的是在日本明治大正时期，当然也包括战后到现在人们对这种研究的深化、反思。1898年，在东京大学学习支那哲学的高濑武次郎出版了《日本之阳明学》，这是关于日本阳明学的第一部专著。在这本书中高濑介绍了三十四位日本的阳明学者的经历和学说，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江户末期佐藤一斋、吉田松阴这一系的。井上哲次郎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阳明学作为一种东洋的哲学，其理论未必深远，但在实行的关系这一点上是很伟大的。他认为，德川时期有朱子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以及折衷学派，其中阳明学派的人虽然不多，但他们皆非腐儒，或致力于内心的省察、或致力于事功。日本之阳明学派比起中国阳明学更加具有活泼的精神，而且其实际业绩也是足令中国的阳明学者瞠目。如熊泽藩山、大盐中斋、维新前后以事功而显的诸名士，皆具有强大的意志力，敢于强行排除万难之气概。他们之所为虽然峻厉激越、出法度之外，却不能因此冒然对其进行非议。如能扬其长避其短，对于今日之教育大有裨益。他还希望教育家将此书作为陶冶性情的资料。

井上哲次郎

两年后，井上哲次郎出版了《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主要介绍的阳明学人物有二十多位，对于其中重要的人物从事迹、学风、文章、学说、批判、门人后学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体例以及内容要比高赖武次郎的合理和详细得多。在附录中还列出了日本阳明学派的传承系统以及阳明学者的生卒年表。井上在结论部分指出，阳明学简易直截了当，符合日本人的内心世界，日本化的阳明学具有与神道合一的倾向，进一步说就是体现了以国家为本的精神；日本阳明学者虽理论上有所欠缺，但他们的实行足以代替理论著作。同时，他也指出了阳明学的弱点，王学偏于主观，轻视客观事实。要实行道德既需要主观的工夫也需要智识。因此，井上主张应该以西洋式的知性探求加上道德主义，然后实行。

井上哲次郎的研究影响很大，对于日本阳明学者人物的选取、阳明学资料的整理以及阳明学者思想以及整个日本阳明学特征的论述都具有奠基性的作用。比如，对阳明学在事功尤其是明治维新时期产生作用的强调影响了中国的一些革命者或政治家，如孙中山、蒋介石等。张君劢《比较中日阳明学》基本上承袭了井上的观点。朱谦之《日本的古学派及阳明学》这本书虽然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分析阳明学与日本社会，但在体系以及一些基本理论方面都吸收或论证了井上哲次郎的观点。朝鲜郑寅普在《阳明学演论》中提出的确定阳明学者的第三条标准就是行为是否符合阳明学的精神，这显然也是受到了井上的影响。时至今日，对于一般性的读者而言，井上的研究都是我们了解日本阳明学的基础。正如邓红所说，我们至今没有找到另一种更合适的阐述日本阳明学的体系。至少说，这种体系还没公开出版。

《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叙论

另一方面，为了抵制明治维新以来的功利主义，在三宅雪岭、德富苏峰、陆羯南等的推动下，出现了一场对日本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阳明学运动”，我们甚至可以称其为一种新的阳明学，即所谓“近代阳明学”。井上除了纯粹的思想史研究，同样具有明显的现实诉求。他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中说，现在将这部书稿公之于众，希望有助于医治现在社会的病根；如不知道我国的国民道德心，就不能领悟熔铸陶冶国民心性的德教精神。他从两个方面论述了阳明学对于国民道德培养的作用，一是以攻打中国的八国联军中日军所表现出来的所谓“异彩”作例子，比如军纪严肃、不掠夺不暴掠以及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武姿态。他认为日军在剑光炮声中于世界各国面前展示了日本国民净洁无比的道德心。二是明治维新以后，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导致私欲横行，破坏了日本固有的神圣的心德。他说道，日本的国民道德心就是东洋道德的根本，可以发扬于世界万国。从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井上的国家主义倾向和官方御用学者的形象。井上哲次郎、高濑武次郎这种国家主义的国民道德教育学说是一重大思潮。德富苏峰、三宅雪岭、陆羯南更是极力提倡者。井上等人编纂了《伦理汇编》《国民道德丛书》等大型丛书，以及各种阳明学杂志。还出现了大量有关阳明学者的传记和宣扬维新人士的阳明学的作品。这些大都是通俗读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阳明学的普及，另一方面，其思想又极为浅薄，与阳明学偏离甚多。

战后，学界对于井上的研究及当时宣扬阳明学的国民道德运动提出了诸多批判。沟口雄山认为井上对于日本阳明学的研究不是科学的，是对“日本进行中国式的解读”，他指出，由于两个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的阳明学是主“理”（天理）的，日本所谓阳明学是主“心”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说，甚至极端地认为“日本阳明学这样的称呼也是没意义的”。狄生茂博认为“前近代阳明学”（也就是江户时期阳明学）与“近代阳明学”完全不同，指出“为了批判政府的表皮式的欧化政策而由德富苏峰、三宅雪岭、陆羯南等人倡导的作为‘国民道德’的阳明学，和那个前近代阳明学完全两码事，是所谓旧瓶装新酒的近代思想”。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反思井上哲次郎对于日本阳明学的建构与研究。如邓红批判了井上的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派对立起来的三分法。对于日本江户时期存在着阳明学派、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切割中日阳明学、江户时期朱王之学对立等观点做了全面的否定。吴震认为，近代（也就是明治大正时期的阳明学）日本阳明学绝不是对中国阳明学的传承与发展，而与明治帝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认为，在对近代日本阳明学的主义主张、思想诉求未作清算和批判的情况下，便笼统含糊地提倡“东亚阳明学”的重建，以为可与东亚儒学研究进行组合，这就会引发思想与学术上的混乱，这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

总之，在日本和中国学界，关于井上哲次郎对于江户阳明学的研究以及明治大正时期的阳明学运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尽管如此，我个人觉得，还是缺少更多细致的、理论性、实证性的分析，由于结论的极端性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很多问题还是模糊不清，尤其是关于从中国阳明学到日本近代的阳明学演变的内在逻辑是有待深入研究的。比如，第一点，怎样看待日本江户阳明学对中国阳明学接受和转化？沟口雄三所谓理与心的区分真的适合吗？日本阳明学往往义理较浅，我们就能以此否定它不是阳明学或没有得到阳明学的真精神？

我们来看看日本江户阳明学者山田方谷对阳明学的一些理解：“朱子之道问学，以至王氏之致良知，其言各殊而其道一也”“良知非善之义，以字义言之耳，其实自然即善也”“王氏之学以诚意为主，致良知即诚意中之事而，然必以格物配之”“虽则王氏之说，得无瑕疵乎”。他对有志于学王阳明的友人说，不可高论雄辨，暂且舍其言而学其为人。我个人觉得这种对阳明学的把握是非常中肯的。第二点，如何正确评价井上哲次郎等人对于江户阳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与国民道德运动或中江兆民、石崎东国、内村鉴三等人主张的民权主义民间主义的阳明学关系如何？仅仅因为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德运动这一现实诉求，就全盘否定他的研究肯定是不可取的。第三点，江户阳明学与近代阳明学运动真的毫无关系？与狄生茂博不同，吉田公平《明治大正时期的阳明学运动》一文中就是从阳明学的再生这个视角来看待当时的阳明学运动的。最后，阳明学本身与近代阳明学是否有关联？我们不能因为日本近代阳明学的运动产生的一些不良影响，就完全割裂两者关系。小岛毅区分白色的阳明学（右）和红色阳明学（左），同时又认为两种的区分很微妙，具有革新精神，会导致实践中出现偏差。可以说，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阳明学在实践方面的某种本质性特征。

日本的阳明学研究——以战后日本对中国阳明学的研究为中心

1、岛田虔次与所谓“近代性”问题

京都大学的岛田虔次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他在《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这本书中，他指出王阳明的学说凸显了“作为人的自然的圣人”，从中可以看到心学思想的“近代意义”，尤其泰州学派王艮、颜山农、何心隐、李贽对礼教的反抗以及对新的人伦物理的发现。当然，这种反抗本身缺乏一种思想上的“自觉意识”，就是说在以科举取士的社会里，个人意识根本不可能充分发展，因此就出现所谓的挫折。他指出，中国近世的庶民，没能像西欧新教徒那样，自觉到“无文朴茂”才是人真正应该具有的存在方式，站到彻底憎恶诗酒官场，彻底否定教养的极端朴素的生活上来。中国从整体上说，归根结底不能不是停滞之国。不知神的精神，没有否定逻辑的民族——在这种土壤上开方的近世之花，当用欧洲近世作为尺度来衡量时，应该他说还没有盛开，就凋谢了。

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

对于岛田认为阳明学具有“近代性精神”的观点，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的日本学界出现了诸多争论。最具代表性的批判的来自名古屋大学的山下龙二，他认为李贽受王龙溪的影响更大，而非王心斋及其泰州学派，而且李贽所谓的穿衣吃饭皆是理，只是感性的自由，没有思辨性，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近代性了。岩间一雄批评岛田将朱子学和阳明学切割开了，王阳明和李贽只是要求改变，并不是真的要破坏这个社会的秩序。对此，岛田又做了反驳，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说李贽是反儒教的，只是说他具有近代性倾向。另外他也没有割裂朱子学和王学，同样承认王阳明对于儒教道德实践的热情。只是认为王学在后来实际走向了另一面。从当时围绕着岛田“近代说”的争论来看，贴标签的理论方式很明显，误会、曲解的因素占了很大一部分，有些学者一看到“近代”性就以为岛田在提倡西方意义上的近代性，是为了反对中国文明停滞论的，从而忽略了他的具体论述。正入岛田自己所说，他的论点往往是不彻底的。所谓“近代性”争论，往往不在阳明学本身，而在学者自己对近代性的理解。包括沟口雄三对岛田的批判也是如此，沟口在其代表作《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和展开》中认为，阳明学所体现出的近代性经黄宗羲、戴震一直延续到清末，而是不是在明末就断层了。明末清初在东林党那里李贽的童心说开始向“公色公理”转变，到了戴震更是从“己与天下”的角度来讨论克己复礼，也是说，公和私的意义都有了新的内涵。沟口认为这种演变持续了清末康有为以及孙中山。我觉得沟口深化和和推进了岛田的研究，而不是推翻。这个“近代性”实际是中国传统的近代性，和岛田所谓以欧洲的尺度来衡量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岛田所说的欧洲尺度只是个参照物，不是标准。在后来出版的《朱子学与阳明学》中，岛田的思想更为成熟，他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如王阳明将内面主义彻底化，反对以外补内；“心即理”的思想与存天理去人欲的实践原则是矛盾的；危机时代的思想、意图和方法有不一致的地方；将宋以后的新儒学作为内面主义的展开来把握，朱子学必然具有达到阳明学的命运；阳明后学对于人欲是与阳明学本身相违背的；等等。

2、楠本正继等九州地区学者对于阳明学的研究

岛田虔次等人以宏观视野或以西洋尺度来衡量阳明学，引起了很大争论和误解。相较而言，九州学派的研究更讲究以东洋的方式来理解阳明学，他们注重对原典的解读，又注重体认。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又包含着对人生问题的思索和追求，因此往往对阳明学有着较多的历史的同情。

楠本正继

楠本正继是是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江户儒学闇斋学派传人楠本端山的后人，毕业于东京大学支那哲学系，后又到德国留学，始受西学影响，后来开始意识到必须以东洋的方式来理解东洋思想。楠本正继著有《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研究》，此书编排很有意思，分为宋学和明学两大部分。陆象山和元代儒学，都放在明代部分，因为他将前者视为明学的渊源，将后者视为明学的前身和朱陆两思想。他以“理”“性”来把握宋代儒学，以“心”来理解明代儒学，目的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探索宋代和明代儒学的本质，以及各自思想展开与纠葛。他的研究基于以下的立场：既以老庄、佛教为母体，来探索中国原本的思想，所谓原本的思想就是天和自然，无论是老庄和佛学影响下反省和回归自然的宋学，还是以尊重人为主的明学，都是如此。当然，对于陆象山与王阳明的关系，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两者区别甚大，不能像楠本那样说成是在陆象山门人那里有中断。

楠本正继两位最著名的弟子是冈田武彦和荒木见悟。冈田武彦的最具学术性代表作是《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可以看做是楠本《宋明儒学思想研究》的续篇，也是冈田的博士论文，对王阳明及其门人以及同时代湛若水的思想进行了研究。他将王门分成三派而不是所谓正统和异端的二分法：以王龙溪、王心斋等王学左派为现成派，主张“良知现成，当下即是”，重视自然情感，蔑视人伦道德；以聂豹、罗洪先等王学右派为归寂派，主张良知有归寂之体，与感发的用的区别，把主静、虚寂作为良知的本旨，接近于宋学；以邹守益、欧阳德等为修正派，强调天理与性，接近于朱子学。他认为，现成派的盛行即所谓王学左派的“心学横流”，是由于归寂派和修正派难以适合王学发展和方向以及时代潮流造成的。冈田武彦的研究是所谓的内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时，把他的体验移入自身，然后设身处地地加以体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在科学实证中弄清楚他的哲学思想。因此，与其说是一位理论研究者，冈田更像是一位实践家、社会活动家，他长期致力于将儒学传统运用于现代社会。

冈田武彦

荒木见悟比起冈田武彦，更加潜心于学术，其研究十分严谨，思辨性也很强，能够进行准确的分析，可以说是日本阳明学研究的最高峰。正如吴震所说，“荒木见悟凭借一人之力，就几乎穷尽了阳明后学以及晚明各领域代表性人物的研究”。如果说冈田武彦在精神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楠本的思想的话，那么荒木则在学术上发扬了楠本的宋明思想研究，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阳明学与佛学的研究中。荒木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佛教和儒教》。他主要是从本来性（纯然的善的本性）和现实性（现实中后天夹杂着恶的）的视角来审视儒教和佛教贯穿的中国思想以及宋明思想。在分析宋明时代儒学的动向时，特别把与佛教的交点作为主轴来研究这些思想运动，并就具体的思想家进行实证性的分析。他认为，禅宗、华严宗、阳明学能在现实中看出本来性，回归本然性的方式主要是顿悟。朱子学中本然性和现实性则有相当距离，主张的是渐修。用荒木自己的话来说，本来性就是“本来成佛”“本来圣人”“个个圆成”“本来无一物”，无论儒佛各个宗派和学派如何对立，对本源的体现形式、把握方法、态度各不相同，但在试图把握这种本来性上是一致的，也正是这样他把儒教和佛教视为同质而非对立的。荒木被质疑最多就是他的“本来性”与“现实性”这一理论框架。比如说这个框架并不能囊括明清时代的所有思想，他所谓的本来性是否就是中国思想真正的本来性。土田健次郎认为，如果抛开万人成佛、万人圣人这一内涵，其所谓的本来性只不过就是指理想性和现实性而已。这些批评有有一定道理，但个人觉得过于吹毛求疵，试问有哪一种框架是能完全解释一个时代甚至整个中国思想的呢？至少说，荒木的方法在对唐代到明末这一时期思想（社会和政治方面另当别论）的发展与纠葛是很有用的，这在他《明代思想研究》等具体的研究里对思想家的较为准确理解和分析中可以看出来。而且正如他所说，思想不可能由一个框架得到淋漓尽致的描绘，但留下几分余音绕梁倒是可供人回味。

荒木见悟《佛教与儒教》

荒木见悟《阳明学的位相》结语

以上简单介绍了日本学界关于江户阳明学和战后中国阳明学研究，仅仅涉及几位著名学者的研究及其相关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日本学界仍然有许多研究阳明学的学者，如吉田公平、福田殖、荒木龙太郎、佐藤龙太郎、三泽三知夫、马渊昌也、三浦秀一、小路口聪、鹤成久章、永富青地等等。或许受西方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影响，他们关于阳明学的研究更为广泛，除思想本身外，还涉及文献考证、科举、讲学、书院、佛教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有显得极为分散，缺乏共同的问题意识，研究也不够深入，日本的阳明学研究也在逐步走向衰落。个人觉得，不管是中国学界还是日本学界，要使阳明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必须摈弃盲目的批判或理论的公式化套用，正确理解、评价、继承井上哲次郎、岛田虔次、荒木见悟等这些前辈学者具有原创性的研究。

邹建锋何俊主编的日本阳明学文献汇编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