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性哲学是什么？我们要它是什么样？

作者：廖显禕 著 吴万伟 译 / 单中杰、廖显禕 修改订正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我知道我是「台湾」哲学家——我确定我是台湾人，也认为我是个哲学家。但我是「台湾哲学」家吗？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从大学到研究所到现在，都是做分析哲学的。分析哲学有它自己的一组思想家、著作、话题和研究法。其实，直到几年前，经由洪子伟与他人合编的两套文集——《存在交涉：日治时期的台湾哲学》与《启蒙与反叛：台湾哲学的百年浪潮》——我才第一次认识这个「台湾哲学」的标签。

那时我纳闷：「台湾哲学是什么？」台湾还这么年轻——它的自由民主还不足25年，它的独立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仍然不被承认——它真的能拥有自己的哲学吗？鉴于最近中国国民党占领台湾所带来的中国化，台湾哲学又怎么能和中国哲学区分呢？就算能够区分开，鉴于在此之前日本殖民带来的影响，台湾哲学又怎么能和日本哲学区分呢？除此之外，鉴于更早的西方殖民带来的影响，台湾哲学又怎么能和西方哲学区分呢？现在在台湾，原住民已被几百年前来的汉族殖民定居者边缘化了，台湾哲学还可以包括台湾原住民的思想吗？近年以来，台湾也有越来越多从东南亚来的新住民，台湾哲学也可以包括台湾新住民的思想吗？就像台湾本身一样，台湾哲学在我心里也被一再要求证明自己的存在。

同时我也困惑：「台湾哲学真的是哲学吗？」在我的升学经历里面，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被贴上「台湾哲学家」标签的思想家。对我来说，这些思想家比亚里士多德和孔子还更陌生。被称为「台湾首个思想家」的商人李春生写的文章，看起来不像哲学，而是基督教神学。深受约翰·杜威（John Dewey）影响的实用主义者，也是二二八事件被害者之一的林茂生，连哲学系发的博士学位都没有。廖文奎有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发的博士学位，但当代似乎没人理他研究伦理与司法的论文。就算台湾哲学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也还得对我、对哲学界证明自己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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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这些纳闷和困惑是我自己特别关心的，但其实类似的问题充斥于有关「哲学多样化」（diversifying philosophy）的讨论中。每当哲学家试图将「多样的」、尚未被认证为经典的某某哲学引入教学和研究时，就会遭受质疑：「某某哲学是什么」、「某某哲学真的是哲学吗」。

这种元哲学（metaphilosophical）问题，不仅在引入「多样的」思想传统时会遇到，在引入「多样的」思想家、著作、话题和研究法时也会遇到。首先，得证明某某哲学的确存在。其次，得证明某某哲学真的是哲学。这些问题引发的争议模式，我们姑且称为「多样化的会话动态」（conversational dynamics of diversity）。不只是台湾哲学，其他更有地位的「多样」哲学，更悠久的争议中，也看得到这种会话动态。

不只有我这名台湾哲学家在思考台湾哲学是否存在。正如苏珊娜·努切泰利（Susana Nuccetelli）所说：「拉丁美洲哲学家常常思考拉美哲学是否存在。」关于「拉美哲学是什么」这个元哲学问题，一直有争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哲学家们似乎在寻找一个概念，要涵括各式各样贴有「拉美哲学」这个标签的著作，既有15、16世纪的纳瓦诗歌（Nahua poetry），也有20世纪中期埃米利·奥乌兰加（Emilio Uranga）的「论墨西哥本体论」。

有些哲学家鼓吹一种预设哲学普遍性（universality）的答案：只要是在拉美做的哲学，就是拉美哲学。其他哲学家则鼓吹一种预设不同哲学独特性（distinctiveness）的答案：要反映拉美文化、社会和历史塑造的特征情形，才算拉美哲学。不论那个答案，两方都强调「拉美哲学」这个标签的内外连贯性，以证明拉美哲学的确存在。也就是说，这些哲学家虽然答案不同，但似乎都赞同了「拉美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背后的假设：世上有个连贯的「拉美哲学」概念，它的边界是我们找得到的。

也不只有我这名台湾哲学家在思考台湾哲学是否真的是哲学。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真的是哲学吗」这个元哲学问题，也一直有争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哲学家们似乎也在寻找一个概念，要涵括各式各样贴有「哲学」标签的著作。

有些哲学家偏好独特性，尤其（但不只）是那些相信哲学是西方独有的人，主张中国古代哲学并不是真的哲学。他们的论证常常预设，哲学的边界有客观标志可供引据。而就是这些条件，显现了他们号称找到的「哲学」概念。有些条件是根据形式的，例如哲学的著作必须含有明文的论证；这在《论语》或《道德经》中确实很难找到。也有些条件是根据文化、社会、或历史的，例如「philosophy」这词的词源是古希腊，而不是古中国。

其他哲学家偏好普遍性，则主张中国古代哲学真的是哲学。他们的论证也常常预设，哲学的边界有客观标志可供引据，其实跟对手的标志差不多！而这些条件，也显现了他们号称找到的「哲学」概念。有些条件同样是根据形式的，例如《墨子》和《荀子》含有明文的论证。也有些条件同样是根据文化、社会、或历史的，例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启蒙思想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以及克里斯提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对孔子和孟子表达过致谢与赞许。

虽然答案不一，但是这些哲学家似乎都赞同了「中国古代哲学真的是哲学吗」这个问题背后的假设：世上有个连贯的「哲学」概念，它的边界是我们找得到的。

这些元哲学问题引发的争议不仅没完没了，而且令我精疲力竭。当然，有些哲学家不受这些元哲学问题所扰，他们就直接去探索实地上的问题，与非经典的思想传统（或思想家、著作、话题、研究法）本身交流。其实，除非与实地上的问题有所交流，否则那些元哲学问题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过，也有其他哲学家，可能为了多样化的会话动态而却步。还是研究经典的思想传统（或思想家、著作、话题、研究法）比较容易一些，那些元哲学问题怎么都不会发生在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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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开始「台湾哲学是什么？」和「台湾哲学真的是哲学吗？」这两个问题，相对应的争议几乎尚未开展。但是我不难想象，多样化的会话动态又来一两次。我光是想象，那些争议就已经同样的没完没了了，而我也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不禁好奇，有没有更值得探讨的元哲学问题，可以帮忙转移我们探索的焦点，并且帮忙改造这类的元哲学讨论，在理论方面、政治方面更完善呢？

要改变元哲学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藉助于萨莉·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提出的一个区分，一方面是概念性（conceptual）和描述性（descriptive）探索，另一方面则是改良性（ameliorative）探索。要了解这个区分的功能，我们可以回头看那些更悠久的、有关拉丁美洲和中国古代「多样」哲学的元哲学讨论。

概念性探索，是透过研究「我们的」直觉，来阐明一个概念的内涵（intensional）意义。描述性探索，则是透过揭露「我们的」典范，来阐明一个概念的外延（extensional）实例。虽然这两个探索模式不同，但它们的重点都是发现一个现存的概念。

反观改良性探索，重点不是发现，而是发明。这种探索模式最基本的是问，概念有什么用？它们怎样才符合「我们的」理论和政治目的呢？也就是说，我们进行改良性探索，是按我们的需要来打造概念。这些概念的边界没有客观的标志，只有我们集体协商、决定的。

不同的探索模式，适用于不同的概念。哈斯兰格最初提出这个区分的背景，是有关种族和性别概念一直进行的争议。对哈斯兰格来说，「最近很多尤其有关种族的争议，似乎已经陷入了一滩泥沼，卡在各家种族理论是否堪称分析了『我们的』种族概念。」哈斯兰格批判对现存的种族和性别的概念进行探索，因为她怀疑这些概念的边界是否有客观标志可以发现。哈斯兰格主张，反而是改良性探索，「认清我们把人以种族或性别分类有什么正当用处（抑或没有），打造帮助我们达成那些目的的概念」，在理论方面、政治方面更完善。与其寻找现存的种族和性别概念，不如打造我们要的。换句话说，与其问「性别是什么？」、「种族是什么？」，不如问「我们要性别是什么？」、「我们要种族是什么？」。

回到多样化的会话动态。就像「种族」和「性别」一样，「拉美」甚至「哲学」这些概念都是社会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的。这些概念的边界是集体协商的结果，也能集体从新协商。所以我主张，对这些概念进行改良性探索，也应该比概念性或描述性探索在理论方面、政治方面更完善。与其问「拉美哲学是什么？」、「中国古代哲学真的是哲学吗？」，不如问「我们要拉美哲学是什么？」、「我们要中国古代哲学是哲学吗？」。

这些元哲学问题的差异，可不仅仅是用字遣词上的。我们不再认为，思想传统的边界、甚至哲学的边界，有任何深层、客观、必要的实情。反而我们主张，这些边界就算有实情，也只是浅薄、主观、偶然的。特别是当我们探讨「我们的」理论和政治目的时，或许答案并不单一。不同人组成的「我们」，在不同的背景下，或许就要划定不同的边界。

那么，哲学家们在讨论「是」的元哲学问题时，究竟在做什么呢？我认为他们无论是否自知，其实都已经在讨论「要」的元哲学问题了。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些概念在做元语言协商（metalinguistic negotiation）。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元语言协商是很普遍的。例如说，你跟我可能在同一个房间看着同一个温度计，但是你说「这里很热」，我却说「这里不热」。你我并不在争议这房间的温度，而是在争议「热」这个概念的边界。

我认为多样化的会话动态本身就是一种元语言协商。哲学家们在争议的是「拉美」与「哲学」这些概念的边界。他们犯的错则是没有意识到这些概念的边界是无法发现的，而是需要透过协商来发明的。

这个错误有一种特别险恶的形式，发生于克里斯蒂·道森（Kristie Dotson）所说的哲学界的辩护文化（culture of justification）。像「某某哲学真的是哲学吗」这种问题，通常只会用来质疑非经典的思想传统（或思想家、著作、话题、研究法）。而包含这些问题的审查过程，掌握在现有名望和资源的人手中，不仅用来巩固他们自己的正当性，也用来阻断（或者选择性的容许）其他人获取名望和资源。

就是因为哲学界有辩护文化，「某某哲学真的是哲学吗」这种问题才会用来质疑中国古代哲学，而不是古希腊哲学。非经典的思想传统要被算作真的哲学，就得满足某些虚拟的客观标准，而就算经典的思想传统也不一定能满足同样的标准。再仔细看，也是因为哲学界有辩护文化，「某某哲学是什么」这种问题才会用来质疑拉美哲学，而不是西洋现代早期哲学。非经典的思想传统连要候选，都得展示出内外连贯性，证明自己存在，而就算经典的思想传统也不一定能展示出同样的连贯性。

光把元哲学问题的「是」改为「要」，并无法让哲学界更多样化，可能也无法遏止多样化的会话动态，但可以令有志多样化的哲学家认清这种会话动态的本质、更认清这种会话动态是如何助长哲学界的辩护文化。如此一来，哲学家在从事教学和研究时、在赋予名望和资源时，就更能让哲学成为他们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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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湾哲学的情形，改变元哲学问题也可以影响正在进行中的讨论。我们可以不再费心证明台湾哲学的存在，而来探讨要这个标签有什么用处。当然，我们要牢记，某些思想家、著作、话题和研究法的确是因为中国化或东方主义等政治力量而被遗忘或抹煞的。但我们一边构建台湾哲学史，一边也可以设想和协商不同的未来。这个想法使我这名台湾哲学家海阔天空。我们不受限于现存的台湾哲学，有权分配名望和资源，让台湾哲学成为我们要的样子。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因为「台湾」和「哲学」这些概念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共同打造的。

作者简介：
 
廖顯禕，美国皮吉声大学（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哲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集中在认知和压迫界面。
 
译自：Diverse Philosophies: (What) Are They? (What) Do We Want Them To Be? By Shen-yi Liao
 
https://www.philosophersmag.com/essays/240-diverse-philosophies-what-are-they-what-do-we-want-them-to-be
 
This essay originally appeared as“Diverse Philosophies: (What) Are They? (What) Do We Want Them To Be?” in Philosophers Magazine (2021-05-28) and is translated here by permission. 
 
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