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装载经典

作者：伊恩·詹姆斯·基德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译者按：这里发表的几篇文章译自《哲学家杂志》5月28-30日连续三天刊登的探讨哲学多样化的系列文章，涉及的问题包括哲学界现状如何？发生了哪些变化？还应该改变些什么？人们选修哲学时，有哪些具体的个人问题？怎样将哲学多样化？我们实际上能做什么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改变？题目分别是“重新装载经典”、“多样性哲学是什么？我们要它是什么样”、“多样化思想：讲授交叉性”、“哲学中的女性：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什么比多样性更具哲学性了”、“什么实践造就包容性的哲学课堂”，作者均为英美大学里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士。这些文章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让哲学课堂变得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阐明了如何处理经典哲学传统与非经典哲学传统的关系，它们让译者回忆起翻译美国学者万百安的《回归哲学：一个多元文化宣言》的核心主题——西方哲学的种族主义倾向和排外倾向。同样受到“中国哲学是否存在？”以及“中国哲学是真的哲学吗？”等问题困扰的中国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些令人深思的地方。下面是几年前的文章，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1.“西方哲学的种族主义色彩”万百安 著 吴万伟 译《爱思想》2017-11-03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6721.html
 
2.“哲学若无多样性，只配称为欧美哲学” 杰伊·加菲尔德 万百安 著 吴万伟 译《爱思想》2016-05-16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575.html  
 
3.“论主流哲学的排外倾向” 埃里克 • 施莱瑟 著 吴万伟 译《爱思想》2017-11-08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6787.html   

 

本文作者伊恩·詹姆斯·基德拆解了有关哲学的一对儿复杂偏见。

 

如果我们要将本科哲学课程多样化，那就应该做得好一些。这意味着在实践中认真对待可能破坏多样化努力的因素，其中就包括学生的某些偏见或思想习惯。毕竟，我们不惜投入精力进行课程多样化的努力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他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寻求他们究竟更喜欢什么。为此，我们应该特别小心以确保他们宣称的偏爱不至于因为成见或偏见而遭到压缩或腐化。

 

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要立此存照，事先声明我热情支持和积极参加本科生哲学课程多样化的实践活动。目前，我在讲授佛教和中国古代哲学，开设了疾病现象学模块课，应邀做了当代和应用哲学等众多话题的讲座。过去几年，我还讲授过一门哲学史课，包括非洲、伊斯兰和日本传统的话题和人物。但是，或许部分因为讲授这些课程，我意识到学生们受到这些东西的吸引，其理由常常并非完美的。而且，因为我讲授“时髦”课程，学生们常常把我归属到有问题的元哲学观念之列---比如嘲讽西方传统的经典人物或者对有关知识的怀疑主义或神学宗教中的恶魔问题等陈词滥调兴趣寥寥。

 

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因为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物和被指控烂掉的话题其实令我很感兴趣。不过，它们让我感兴趣的是学生们针对哲学课程多样化努力表现出的态度。他们赞同吗？如果赞同，理由何在？学习多样化课程其对理解哲学目标和本质产生怎样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课程多样化努力可能反而加深学生已有的何种偏见或成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变得越来越悲观。我担心课程多样化努力可能滋养和强化一整套复杂的偏见，我将称之为喜新成癖（neophilia）和崇洋媚外（xenophilia）。

 

接下来，我将描述它们的某些主要表现，并询问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抗拒它们。通过认真对待这些偏见，我们能确保我们朝着“非西方”传统的善意课程多样化努力不至于产生反效果，反而使本来要根除的偏见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因此，我假设哲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尝试和纠正思想封闭和思想想象力的狭隘等缺陷。如果学生开始学习哲学课程时认为这个行业产生于希腊终结于英美大学，这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他们在学完一学年的课程之后仍然这样认为，那就有问题了，更不要提如果他们毕业时仍然带着欧洲中心主义的骄傲的话。

 

接下来，我将依次探讨喜新成癖和崇洋媚外偏见，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其共同特征是目光短浅，不可靠地狭隘关注哲学的某个方面却把其他一切都排除在外。喜新成癖之人假设哲学是唯一值得做的事，如果哲学直接参与或扎根于普遍关心的问题或当今世界的问题。崇洋媚外之人则质疑西方哲学传统，仅仅看到其他文化的哲学的价值和兴趣，离西方主流哲学越远越好。每个偏见都反映和滋养了更笼统的元哲学的目光短浅和狭隘视野，他们未能或拒绝看到哲学探索的丰富性和价值。这些探索形式多样，体现在不同时间和文化中。

 

新颖与现在

 

在其积极的意义上，喜新成癖是对新东西充满热情和兴趣的人，他们显然有一种喜欢新颖的口味。但是，从贬义上看，喜新成癖者专注于新颖或当下的东西，以至于仅仅因为古老而随意忽略或无视传统的一切或已经确立的一切。在此意义上，喜新成癖是偏见，因为新旧评价通常都是在实际评估之前就已经做出---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只要是旧的就该被抛弃。有时候，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技术领域，旧的应该被抛弃，好东西常常是新的。但对于哲学，通常并非如此。

 

喜新成癖被当作元哲学偏见，通常体现在对新鲜事物的种种咄咄逼人的偏爱上--无论是话题还是人物、观点、思想方式等等。这本身未必是坏事，新东西常常是新鲜的、激动人心的，对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是有价值的。而且，哲学的新领域常常充满各种可能性---种种还没有充分确定的立场，尚未定型的不可避免的学界呼吁和回应模式，这些都鼓励一种探索自由意识。哲学新领域常常关注学生熟悉的世界的某些方面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当今社会和政治事件。在这些方面，可能建议演讲者拥抱新颖性同时无需感受到喜新成癖的内疚感。拥抱新生事物并不总是无头脑的跟风赶时髦，就像仅仅追随过去未必就是教条式传统主义一样。

 

如果学生开始表现出有问题的喜新成癖倾向就可能令人担忧了。我心里想到的案例是，学生似乎不能或不愿意接触哲学史。在这些案例中，喜新口味开始包括了一种对任何传统经典或单纯古老东西的厌恶。想想学生表现出的嘲讽‘早已死掉的希腊人’或询问哲学入门模块能否将“笛卡尔”扔进臭水沟。有时候，除了历史距离这个事实，他们并没有给出理由，或者给出了理由，但非常牵强，而且极具自我破坏性。将笛卡尔扔进臭水沟的呼吁来自一个学生，他希望该模块集中讲述“存在问题”而不是‘传统认识论’问题如怀疑主义。显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法国人实践的怀疑主义恰恰是因为它令宗教信仰陷入危险之中，提供了“我们在此生能获得的最大快乐”。

 

喜新成癖偏见的另一种体现是粗糙的观念，认为在初步了解那些了不起的死者之后，需要探讨的东西已经很快耗尽，学习哲学史很快显得非常多余。带有这种喜新成癖偏见的学生常常抗议说，他们已经学过亚里士多德了或者要求他们去学习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或主张---要求将焦点集中在近现代材料上。他们说，那些古老的大家是很好，但真正重要的是新声音，但是，这种态度仅仅适用于已经非常熟悉古老大家的人。这种态度的起因很多，部分是因为受到缺乏详细阅读历史文献的鼓励，其丰富内容通常被简化成幻灯片上列举的系列要点---更不要提诸如课程英雄（CourseHero）和明星笔记（SparkNotes）等网站提供的学习指南。除了思想懒惰之外，这种喜新成癖偏见的主要问题是错误观念，即认定更古老文本是有限的资源，可以蒸馏成一套“关键要点”。

 

对付这种抗拒古老的喜新成癖偏见的方法之一就是挑战其指导性假设---死去的大家对当今发展和辩论来说无关紧要。如果你足够仔细地阅读两千五百年之前写作的孔子著作的话，他或许能帮助我们应对21世纪初期的重大道德和政治议题。很多儒家学者可能赞同并强调说，礼仪行为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这样的著作帮助我们消解喜新成癖偏见假设，即哲学就像面包一样在保质期之前吃最好。它也帮助显示追踪人类生活特征的哲学文本或哲学体系是多么值得人们永久的敬重。

 

但是，对这种回应的担忧是它可能落入喜新成癖的立场。它仍然使得历史兴趣和价值带有偶然性，因为只是在历史与现有担忧和偏爱形成呼应时才如此。老师在阐明适当学习更早期人物或传统时可能强调其他理由，如思想的丰富性和美以及它们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深刻认识。但是，如果喜新成癖者的焦点集中在新的、当下的东西上，他们认为只有新东西才有趣才值得学习，谈论这些吸引力或许越来成为对牛弹琴之举。

 

这种担忧指向喜新成癖的第三个更微妙形式：人们研究过去哲学家、文本和传统的意愿变得条件化。在这些案例中，只有在其结果对当今议题产生显著影响的条件下，喜新成癖者才做这种研究。要么学习过去应该以某种看得见的方式与那些议题联系起来，要么它们应该帮助或者认可当今价值观或偏爱。有时候，学习过去实际上的确提供这样的参与和认可。这种案例激发起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我们与早已去世的死者之间形成共鸣的愉快体验---我们跨越时空的距离和他们遭遇，我们和他们有共同的想法。

 

虽然未必总是如此，喜新成癖刺激的有些尝试可能产生怪异的结果。最近一个广播节目试图描述辞官归家的波爱修斯是社会积极活动家，就好像他的《哲学的慰籍》真应该被改名为《哲学的对抗》似的。这些案例中丢失的是，学生充满想象力地进入陌生世界的生活体验的机会，涉及特定背景下人类生活具体形式的议题、实践、渴望的一整套经济，这些应该得到深入思考和探索而不是耸耸肩一扔了之。在其他案例中，老师试图陷入喜新成癖偏见导致教学上的按照同一标准判断强求一致的陷阱：人们开始夸大或实践哲学史的某些方面，以便使其符合某个话题概念，更好地适用当代人心灵。有一次，好心好意的同事曾经建议我“弱化”孔子对文化传统的崇高敬意，因为“学生不愿意接受这个”。人们可能试图“弱化”康德对绝对命令的热情或佛祖对“苦谛”（duḥkha四圣谛之一，佛总结出人生的八大痛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世间有情悉皆是苦，有漏皆苦，即所谓“苦谛”。说明世间有情悉皆是苦，即所谓有漏皆苦，这种种的苦，像一条无形的锁练，紧紧的缠绕著身心，令人烦恼、无助、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深渊---译注）的兴趣。

 

我能够描述体现在当今哲学系学生身上的若干其他喜新成癖倾向。显然，不是所有学生都有这种将现在置于特权地位的狂热或对学习古代表现出强烈的抗拒。但是，一个错误无需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才值得我们感到担忧。喜新成癖倾向令我感到担忧的是，它们鼓励种种目光短浅---没有能力或意愿去探索哲学史的兴趣和价值。当然，那个历史可能存在无法激发人们学习热情的某些方面，但喜新成癖令人担忧之处是它们确立了衡量思想兴趣和价值的唯一标准---现在，现在成为全球化的技术现代性的当今世界，其背景是与之相关的形而上学和道德信念等。如果我们的想象力由这个世界来确定，它也将被限制在其相关参数内。

 

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

 

依据寿命长短、复杂性和丰富性等任何合理标准，哲学界至少有三大世界传统---西方的、印度的和中国的传统。沿着这些传统，我们应该添加来自中东、东亚、非洲和前哥伦比亚中美洲的传统。曾经单一焦点是狭隘定义的西方传统---上年纪的同事告诉我，曾经排除希腊哲学、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其他主要阶段和运动。如今，那些渴望讲授非西方哲学的人也能找到丰富的资源---新译本、教科书等。即使我的本地二手书店都有很多学术版本如《道德经》和《法句经》是由423段格言或者教训组成的集子，其用意在道德教诲（the Dhammapada），我买了约翰·奈哈特(John Neihardt)的一本小说《黑麇鹿如是说》（Black Elk Speaks），非常漂亮。

 

循环性的多样化努力常常集中在南亚和东亚哲学，通常是佛教、儒家和道家。英国有些哲学院系提供中国哲学本科课程，某些佛教常常出现在宗教哲学课程中，表现较少的是印度教、日本非洲和美洲传统。正如人们可能期待的那样，学生们对非西方哲学以及话题领域如心理健康哲学表现出稳定的兴趣和需求。这些兴趣常常出于很好理由的动机，这是应该得到认可的，就像渴望扩展世界哲学丰富性的认识或简单的好奇心。

 

但是，随着喜新成癖，对非西方哲学的热情有时候变成过分狂热的追求，这扎根于有问题的偏见或俗套观念。在这些案例中，人们可能见识过我所说的“崇洋媚外偏见”。在最普遍的情况下，指的是对其他文化的哲学过分缺乏批判性的热情拥抱---对不属于西方传统的东西的过分热情。这通常涉及到对西方传统的某种敌意，表现在抗拒和拒绝的模式上。

 

就我的经历而言，常见的例子是称赞中国传统缺乏令人厌烦的“抽象”，这被认为是“西方”的典型特征。这种称赞的意图是真诚的，但存在三重问题。首先，这个概括是在付出空洞性代价之后获得的。说西方哲学抽象就像宣称音乐声音大。其次，抽象和应用或者实际之间的对立并不牢靠。请考虑儒家的正名观，努力要将名称标签和实际指代对象一致起来的努力如君主的含义，有具体的规范性道德和社会责任以及仁政等。这个教义是抽象的还是应用型呢？啊，都不是---任何尝试应用这种原始对比者都可能消除其具体特征。第三，存在一种反讽的味道。崇洋媚外确认他们对中国哲学的尊重通过鼓吹学习研究它，接着在第二宽的议题上进行涵盖一切的笼统概括，将其描述为同质性整体---这很难说与真正的尊重相吻合。

 

让我描述出现在我自己讲授上文描述的多样性话题和传统的经验中遇到的三种崇洋媚外具体形式。

 

首先，崇洋媚外能表现出对“非西方”哲学先发制人的热情的默许态度和对“西方传统”的觉察不到的敌意。我已经给出了“抽象性”指控的例子，其攻击目标结果是生吞活剥的柏拉图主义。但是，这种崇洋媚外也涉及到常常看起来是一种要对西方传统的的不耐烦，似乎要对某些或者大部分一劳永逸地关上大门。这种反对并不像后现代主义者宣称“哲学已死”的讣告那样野心勃勃，更多是一种西方传统的兴趣和价值已经耗尽的意识，好东西都在其他传统之中。果真如此，我们自豪的动作应该是选择世界其他地区或亚洲的更绿思想牧场。我的一个学生充满信心地解释说，西方已经完蛋了，“好东西都在别处。”这种“向东方看”的特别崇洋媚外命令常常伴随着喜新成癖者公开谴责西方传统的厌女症---鉴于印度和中国哲学中女性的几乎完全缺席，这可真是怪异的怨偶。

 

崇洋媚外的第二种是做出快速的、反动的、抛弃西方传统的趋势。这种抛弃缺乏合适的论证严谨性和学者的慎重。相反，崇洋媚外同时还有典型的意愿，对非西方哲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慈善。在很多情况下，意思就是批评应该仅仅针对西方传统，从来没有指向其他传统。我的有些学生表现出一种很不成熟的意识，批评亚洲哲学概念或论证就错了，即使这种反对意见是合理的，或者带着尊重表达异议。其他人则进行批评如佛教的自我概念或墨子为正义战争辩护，以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充满活力的方式这样做。但是，当他们转向西方传统时，却没有应用这样的标准。在这点上，这个标准似乎不再适用。训练学生逻辑和论证是很难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因为崇洋媚外偏见而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偏见让批评指指向单一方向。

 

有趣的是，这种崇洋媚外还有积极的对应物：愿意做良好呈现‘非西方’传统所需的思想研究。请考虑这个主张，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因为其性别歧视应该被“丢弃”。提出这个主张的有些学生认为，如果渴望美德伦理学，我们应该转向儒家及其持续强调的社会角色、关系和关爱实践。但是，首先，女权主义德性理论家将抗拒有关亚里士多德的命题，论证说，修改后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论化道德性格和压迫性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的观点正确，抛弃亚里士多德就是个坏主意。聪明的动作应该是用女权主义价值观和敏感性重新组装其美德伦理学。其次，需要花费很多细心的思想和学术工作来创造某些可合理称为“女权主义儒学”的东西，它扎根于孔子的教导，同时与现代女权主义敏感性保持一致。在此存在意愿的不平等，这部分可以用更希望非西方哲学的崇洋媚外偏见来解释。

 

第三种崇洋媚外源自有关非西方文化和哲学的种族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或“东方主义”假设和俗套观念。人们仍然能够听到对印度思想家或中国文本感兴趣的解释，称之为“对异国情调的偏好”或接受“东方智慧”的欲望。一位同事告诉我，一个他辅导的学生在写禅宗佛教博士论文时解释说，除了食物和哲学，他们还“喜欢亚洲风格的一切”。我担忧，当学生解释其对美国土著哲学感兴趣时，他在浪漫化地谈论拉科塔人（the Lakota）和克劳人（Crow）“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同样，当学生将其对印度哲学的热情根源于它们“神秘”而不是‘符合逻辑’或‘理性’时，这些学生很自然地会感到失望---当他们实际上坐下来认真研读妙云相如来（Nāgārjuna、妙云相佛。龙树菩萨，又译龙猛、龙胜，在印度佛教史上被誉为“第二代释迦”，大约活跃于公元一五〇年至二五〇年之间，他首先开创空性的中观学说，肇大乘佛教思想之先河---译注）或者《正理經》（the Nyāya Sūtras）的话，还有一点儿搪塞敷衍。

 

有关崇洋媚外和喜新成癖的共同担忧是，它们依靠有问题的偏见成见和俗套观念，这些阻塞哲学呈现的很多形式以及它们享有的很多种意义。尤其是对试图了解哲学的范围和复杂性的适当认识的年轻学生来说，这些滋养了一种目光短浅的哲学观，积极主动地遮蔽或省略了真应该放在画面中的很多东西。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两大偏见正好和很多学生热切推崇的很多价值观相矛盾---宽容、开放、愿意接受其他文化，拥有思想上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世界主义视角。如果我们的学生仍然陷入深受偏见束缚的目光短浅，只看到新鲜的和异国情调的价值，他们就根本无法认识到这些理想。有时候，人们应该看重古老的和本土的东西。更好的回应是抗拒偏见。毫无疑问，有很多方式做到这些，但人们应该培养历史悠久的美德如认真、明智、洞察力、和对转瞬即逝的思想和文化潮流和时髦的批判性警惕。它们或许帮助我们追求课程的多样化努力，其运行方式并不因为这些偏见而畸变和失真。

 

致谢：

 

感谢编辑詹姆斯·加维（James Garvey）邀请我撰写此文，感谢大卫·库伯（David E. Cooper）和西蒙·福克特（Simon Fokt）和圣安德鲁的听众对这些观点的讨论和有益建议。

 
作者简介：
 
伊恩·詹姆斯·吉德，诺丁汉大学哲学讲师。研究兴趣包括伦理学、认识论和佛教和中国古代哲学等话题。
 
译自：Reloading the Canon by Ian James Kidd
 
https://www.philosophersmag.com/essays/239-reloading-the-canon
 
This essay originally appeared as“Reloading the Canon” in Philosophers Magazine (2021-05-28) and is translated here by permission. 
 
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