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排行榜，数年前普通中国人还很陌生的名字，伴随着胡润百富榜、福布斯富豪榜以及“教授富豪榜”、“作家富豪榜”等在中国的走红，如今已成为普通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富豪榜的红火以及媒体对上“榜”富豪的大肆宣传，客观上起到了将占有金钱多少等同于人生成功的心理暗示作用。尤其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富豪过度倾向个人享受而漠视社会公益，这些评述成为拜金主义的助推器。
    
    
    　　这个论断也得到了有关数据的支持：据《路透与艾普索斯（Reuters/Ipsos）》民意调查表明，中国人更相信“金钱万能”的说法，在中国有69%的受访者认为金钱代表成功，而在美国仅有33%的人把金钱视为成功的象征。有人据此惊呼,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拜金主义”大国。这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真是讽刺。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肯定人有逐利的天性，支持人们追求富贵和美好生活，但同时强调恪守“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财富观。一方面，承认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合乎人情，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道德准则。“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乃儒家义利观的核心内容，“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等观念便由此所派生，构成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也铸就了中国人仗义疏财、周急济困的民族性格。可惜，这一曾经塑造了伟大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今天已被四处弥漫的拜金世风日渐消蚀了。
    
    
    　　既然有“富豪榜”败坏世风，为何不建立一个“道德榜”引导民风？实际上，今天有各种各样的“道德榜”，如政府各机构一直施行的表彰先进、树立模范以及最近出现的“感动中国”、“心灵富豪榜”等。但这些无论是来自官方还是民间的荣誉表彰，尽管数量众多，却都没有解决荣誉表彰的最关键问题，那就是权威性和认同度，有时甚至反而起到以紫乱朱的负面效应。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以往表彰的先进模范人物过多过滥，不但含金量不足，而且鱼龙混杂，加之在宣传上又进行了不适当的人为拔高，导致民众的认同度不高，造成普遍的怀疑和逆反心理。故此，当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设立国家荣誉制度”，有关机构也正式表态将此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之后，在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的同时，也让人们充满了期待。
    
    
    　　中国宪法早有设立国家荣誉制度的规定：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第80条规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虽然有此规定，但因种种历史原因未能付诸实践。
    
    
    　　反观西方国家，则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国家荣誉制度，主要为勋章制度，不同的勋章和等级构成了国家和政府的奖励体系，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最高勋章制度已经存在了数十甚至数百年。当然，西方的勋章制度大多都是来源于本国历史传统，开始具有明显的身份等级标志，但随着时代发展，其日益强调功绩性，开始具有对内平民性、对外国际化的特点，所有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本国公民或外国人都列入国家荣誉的授予范围。从有关国家和地区实施国家荣誉制度的实践看，这一制度对确立社会主导价值、激励民众精神、淳化社会风俗、增强国家认同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故而，在今天借鉴中国古代的爵位制、旌表制、谥封制，并吸纳西方的有效经验，重建国家荣誉制度，是理之当然，势之所趋。在当前整个社会道德风气不佳、拜金主义盛行的情形下，或旌表或谥封或颁发爵位给德高望重、功勋卓著者，将之树立为社会道德标杆，对于激励广大民众的荣誉感，促使社会道德的提升和改善，促进民众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均很有意义。而且，上述各项制度在中国具有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故应在重建国家荣誉制度过程中根据时代特点而因革损益，同时恢复各种国家级礼仪形式如国葬和祭祀黄帝、孔子大典等等，将各地“博物馆化”了文庙（孔庙）、书院、先贤英烈祠等等“激活”，不要仅仅只是作为“过去时”、“死文化”的旅游景点，使之成为新的文化道场以辅助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作为国家荣誉制度的精神支撑力量，方能令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感而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重获权威性。
     
    
            原载于《侨报》（美国）2011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