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诘】文化融合的取舍与标准

栏目:天安门广场立孔子像
发布时间:2011-02-22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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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合的取舍与标准 
作者:李诘
来源:作者赐稿



    牟钟鉴、陈来、颜炳罡等十三儒家学者就天安门广场立孔子像发表联合声明,称此举符合国人心愿,适应时代潮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体现,表明我们已经走出了近百年来全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误区。声明在网络上引起争议,支持者不多,而明确表示反对的声音一大片。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三种主要文化思潮在新的时代走向融合的取舍与标准的问题。

    声明第六条说,“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这三者的位置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形成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在核心价值紊乱,官方意识形态处于空前危机的时代,是十三儒家学者发出的不乏中庸与理性的声音引起反对的一个关键。

    我以为,文化融合的取舍与标准的问题,判断一种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是非对错的问题,在历史延续与发展的严正的意义上只能采用道德最大化的原则。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定位,在本质上只能取决于它们在历史、现实和可预期的未来,代表、拥有、掌握和实现了多大的道德力量。民主性、科学性、全面性和坚定性是判断这种道德力量的性质的可以确信的基本标准。在一种全新的理性与开放的格局之下,从人心人情计,从情势的稳定计,从历史能量的有效继承与转化计,当今时代最好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义道德坚定性、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本体的深刻性和西方的现代民主的现实与科学性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契合点。正如声明中所说,“三者要互相融合而不是互相排斥,要抑制偏激主义,走和而不同的温和主义路线,既自尊又互尊。”生活于具体社会情境中的我们绝不应轻易否定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万万人参与努力过的观念与政治实践所蕴藏的智慧、合理性与道德力量。

    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工人运动实践之中发展创立起来的。工业革命中,机械大工业逐渐代替了手工生产,工人却由生产的主体沦为机器的附属品。资本家为谋取最大利润,总是千方百计增加工时,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资,甚至雇佣妇女儿童而且给予较低的工资。市场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大批穷人,财富越来越集中到资产阶级的手中,社会财富分配愈来愈不平等。马克思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暴露出巨大矛盾与不合理性的时代 ,提出了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并逐步消灭一切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声言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在追求一种完全平等的人类社会上所表现出来的坚定而彻底的道德勇气方面其确实并不有负于这一荣耀。资本主义在导致社会经济从而事实上的整体不平等方面是全面而深刻的,现代世界5%的少数人却占据了75%以上的大量的社会财富,这种极端不合理的事实所隐藏的严重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是显而易见而异常严峻的。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经济收入的差距在千倍万倍以上的人与人之间何来平等可言?不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平等的设计中汲取营养,中华传统文化中均富的道德理想如何得以真正坚定与彻底地贯彻?

    正如十三儒家学者在声明中所指出的,根治当今社会上信用缺失、物欲横流、价值紊乱等等社会顽疾,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丰富而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和资源。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道德本体,追求一种尽性知天、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以一种仁智合一的核心精神为社会在不进则退、非全则毁的情境之中奠定了一个走向充分完善的观念基础。其在医治处于真善分裂和社会道德建设致命的妥协性状态中的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疾病方面具有正善的文明发展方向的意义,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仁智合一的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本体的深刻与坚定性理应在一个新的时代予以创造性的继承与弘扬。儒学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之中有一个遗憾就是没能开展出真正的现代意义的科学与民主、公正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系,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与文化殖民的侵略性中从外界被强行植入的,因此在现在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过程之中就始终存在一个汲取西方现代文明性的精华而又不失我固有文明的精神和道德本体的深刻与超越的连通性的问题。民主建设现代西方文化有不乏现实与科学性的经验,而要保持伦理本位、道德本体的深刻与坚定性,我们则必须与一种开放的发展之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的道德一元主义联姻,这是一种本性上的仁智合一的一元主义道德文化的必然选择。

    现代资本主义在科技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物质条件的巨大改善方面成绩是空前的。然而这种文明发展方向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物质与技术性、消费与享乐性的泛滥极大地孤立了社会发展的伦理本位与道德本体。现代西方人从来没有象今天一样接近物质发展带来的方便与舒适,现代西方人也从来没有象今天一样远离心灵的朴质与上帝的道德教诲。一种哲学与宗教贯通无碍的精神告诉我们,道德的存在与发展是社会存在与进步的最关键与本质的东西,丧失道德建设坚定与一贯性的人类将在茫茫的生之海洋上茫无归依,在道德上沦丧堕落的人类将面临万劫不复的毁灭性的危机的边缘。周北辰先生在《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论儒家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大特征就在于社会主义有着明确的国家伦理目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利益体,国家和政府只是守夜人,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个道德体,国家和政府是有伦理目的的,是有社会理想的。”在抗拒西方化潮流坚定地挺立民族文化道德本体的本位性的历史使命中,唯有一种发展与扬弃中的马克思主义一元主义道德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本体的深刻性的结合才更有利于历史长远发展的臻入更高与更大的道德建设的坚定与一贯性质。

    不可否认作为人类反抗资本主义良心的马克思主义其自身亦存在一些理论与实践上的误区,例如其激进的无神论的宗教观与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对人的精神力量的事实上的忽视,例如在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由于民主的缺位导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带来的对人的权利与历史文化极端性质的残害,这些都应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有一个全新的改进与发展。我们应该看到历史能量积压与联系的复杂性,看到目的的正善性与手段的历史局限性之间存在的悲剧性意味及其本质,看到在特定的时代真理有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历史无奈性,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对抗现代资本主义非公平性与道德建设致命妥协性的历史性意义。在一个面向未来以追求社会全面进步为己任的时代,一种真正正善的文化融合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义道德坚定性、中华传统文化道德本体的深刻性与西方文化科学民主精神的精华在导致更大与更坚定的道德一贯性上的有机结合。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唯有在一种向左导致更坚定的道德性而不是向右必然导致道德建设的妥协性与本体意义的丧失的文化融合中才能实现自身更具民主、科学、全面与坚定性的历史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之中谁接受谁指导是一个需要全面考量的大问题,而在其实质意义上这是一个三方面各自发挥自身优势密切配合以达到更大与更全面的进步性的问题。各家都不应固步自封,各家都应在新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事实上,没有对西方化拒斥的坚决性,就不会有一种新的文化方向的出现与意义;没有更大的社会平等性,就不会有真正的道德建设的全面与坚定性;没有更大的人民性与坚定性的道德的坚守,就不会有更大的科学性与进步性的文化的融合;没有更坚定的道德建设的一贯性,就不会有真正正善的社会文明。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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