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的几个问题

作者：陈永跃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六月十九日癸未

          耶稣2020年8月8日

对于一地文化与文明的形成及流衍，必有其特定的时间、空间和人群。故历代史家早已将有关问题以普通和专业方式诏告天下。常识常以简洁明了而言，专业是以特殊方法而论。关于吴越文化的常识亦是如此。

文明与文化两词，现在人们常常提及，此西风东渐后，频出之故。

所谓文明，光明有文采也。《易•乾》云：“见龙在田，天下大事文明”。孔颖达说：“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

所谓文化者，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力和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考古学上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易•贲卦》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故关于吴越文化的几个常识问题提出及回答，意在廓清此中误解讹传，识得此基本常识。

吴越的史前文明有多早？

中国俗谓：“上下五千年。”

吴越地区史前最早的文明在七千年左右。

目前，“上下五千年”是国内约定俗成的说法。专业的说法更为详尽。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自周共和行政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这里面有个有文字和没文字的史学争论问题。

近代以来，随着对上古史的探索不断推进，考古挖掘遂依据史前遗存器物，不断向前推进。但此种推断是建立在对系列遗存器物的类比检测分析判断的基础上的，而非自诩的“什么为七千年、八千年的建城史”。

国内考古学权威苏秉琦先生生前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说：“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对中国古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历史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深入探索，过去那种过分夸大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研究的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这就是他提出的中华民族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分布论的考古实证和理论说。

那么吴越地区考古挖掘最久远的时间到底有多远？

从考古挖掘发现的农作物遗存分析，吴越地区的最显著的是以下几个地方的考古发现。一是河姆渡遗址。何炳棣先生在其所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中说：“在20世纪70年代最后两三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报告中，证实了七千年前的稻作以前，水稻起源是国际间热烈争辩不休的问题。”二是无锡仙蠡墩。蒋缵初在1959年《考古学报》：“关于江苏的原始文化遗址”中说：“如南京的庙山和无锡的仙蠡墩两处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都发现多量的石制农具和稻谷的痕迹。如果上述相对是正确的话，江苏南部至迟于纪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前半，稻作已经开始了。（这些遗物经放射性碳素14的试验。）”三是良渚。苏秉琦先生《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说：“30年代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他已认识到太湖流域古文有特色，称得起开拓型人物。…良渚遗址发现之初归入龙山文化，认为比龙山文化晚，这和当时学科还在初创阶段有关。现在我们依据田野考古突破性成果，已可将太湖流域从距今7000年到距今4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排列出发展序列了。吴县草鞋山、张陵山等地提供的地层关系以及后来的桐乡罗家角的发掘，说明这里的文化发展序列为：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青铜文化（古吴越）。这是在覆盖面基本一致的条件下，从距今7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到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再到西周以前的古吴越文化，它们上下年代可以连贯起来，自成体系。”

泰伯奔了哪里？

有“泰伯奔荆蛮”，“泰伯奔吴”一说不知何来？

吴泰伯作为诸侯方国的始祖，乃由西岐的姬周而来。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吴泰伯世家第一》载：“吴泰伯，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泰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泰伯。”

从司马迁关于吴泰伯世家的记载可发看出，吴国始祖泰伯本为西周王朝创立前的周太王长子，而次子为仲雍、三子为季历。他们三人中，第三子季历不仅贤达，而且育有聪慧贤良的儿子姬昌。其时周太王之意，是立三子季历为王而再传及孙子姬昌，光辉周室。但彼时诸侯有“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惯例，周太王若立三子季历为王，那么作为嫡长的泰伯则面临被废黜其作为长子的继承权。贤达谦让的长子的泰伯深知“德莫让，让可以远怨”，亦深知“少弟季历、文王昌有圣德，必有天下。”遂避位让贤，并伺机出走。在适逢周太王患病之际，他便和北弟仲雍托辞外出采药，由西岐东奔至荆蛮之地，创立句吴。司马迁的《史记》讲的十分明确：“吴泰伯与其弟仲雍二人乃奔荆蛮”，这里没有吴。为什么没有，因为此时此地叫荆蛮。其后“泰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也就是说，泰伯与仲雍奔荆蛮之后，才创立了吴。“泰伯奔吴”之说似很难自圆其说。

那么“荆蛮”是什么？会不会是吴呢？

南朝史学家裴骃说：“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而言之曰荆。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此言自号句吴，吴名起于泰伯，可明以前未有吴号。地在楚越之界，故称荆蛮。”唐朝学者颜师古注《汉书》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于越”耳。此言号“句吴”当如颜解。江南太湖一带为荒蛮之地。此处西面、南面连接楚越，东面临大海，北连长江。泰伯让贤避位后，为自己选择一个国与国交汇的边境，进退守据、先机在握，此处即可见其大智慧。荆蛮之人称羡泰伯、仲雍义举，从之者千余家，立泰伯为吴太伯，遂筑城建国。

史册具存，白纸黑字，只有“奔荆蛮”之载，何来“奔吴”之说？

吴国是什么国？

泰伯奔荆蛮后，虽自号句吴，但并未被当时的诸侯共主确认。要到了他的侄玄孙，才始为方国。

《史记•吴泰伯世》载：“泰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商，求泰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这就是说，要到了仲雍的玄孙周章为吴君之时，而始得到当时的诸侯共主周武王册封。

那么当时周武王分封的国是什么样的呢？春秋战国期间的“封土建国”也非今天人心们中的相当然。当时的封建，即是封其四疆，如封信、封门一般，将沟中挖出之土筑成围堤，堤上种植树木，使人不能越过。又聚集土曰封，“封”者界也。“国”就是城圈之意。此与所谓“历史五段论划分”有绝大不同。中古欧洲式的封建制，根据西方学者的传统解释，它是一种管理的方式，本身并非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政治属从的关系只是皇帝与诸侯、诸侯与附庸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之间无直接关系；农民只附属于土地，而土地则是附庸、诸侯或（直属）皇帝的私产。则中国封君建国之制则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被秦始皇废除。

春秋时封地建国的不止都城不同，其时的国都现状与今天的都市有绝大的不同，中国古代凡大都市，是“都”与“市”分开，住宅区称“都”，商业区称“市”，军事防御区，即都邑四围的墙垣称“城。”据钱穆先生考证：“中国古代之城散开而并不毗连。国与国之间为游牧之人所居，谓之‘戎狄’。古代封建时期，农牧之民兼有，直至战国时土地大加开发后，大部分人民才以农业为主。而西周时的封建，其实是一种耕稼民族的武装开拓与垦殖。这种华夏的耕稼城郭之国，在西周以前亦有。”

吴越之后江南

作为诸侯国的吴国传位至僚时，专诸刺杀僚后公子光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阖闾为吴王开始军事战略上扩张，伐楚、伐越。吴王阖闾十九年夏，吴王伐越，越王句践迎击吴军檇李，即今浙江嘉兴县南檇李城。越王使敢死之士挑战，并以自杀以明志。后越兵败于姑苏，期间兵器伤及吴王阖闾手指，吴王病伤死。此疑似今天的破伤风。吴王阖闾卒，其子夫差立，是为吴王夫差。吴王夫差二十年，越王句践复讨伐吴，二十一年越败吴。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于宁波鄞县，但夫差自刎而死。越王灭吴。

越灭吴后，亦采取扩张战略，以军事力量北渡淮河，与齐国、晋国的诸侯相会于徐州，向周天子致贡。周元王派人赐胙于勾践，任命为伯。勾践到了淮河南，以淮上地与楚国，将原吴国侵占宋国的归还于宋。史言，当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勾践卒后，历六世为越王无强当国。其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争强。后楚威王兴兵伐越，大败越兵，杀无强，尽取故吴地到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从此散，诸族子争相拥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又后七世，到了闽君摇，佐诸侯平秦。到了汉高帝时，复以摇为越王，奉越后社稷。东越、闽君皆其后也。也就是说，吴国被越国灭了，越国让楚国灭了，楚国让秦国灭了，秦国让汉朝给灭了。

这就如当年周公所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当一个诸侯国能体现共主意志和庶民利益时，他的存在是有政治正当性的，在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其不能体现这是基本诉求时，其存在的基础也就没了。吴、越、楚、秦，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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