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公”为伯禽专称

作者：刘卓异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五月廿六日庚申

          耶稣2020年7月16日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西周鲁侯世系为：伯禽、考公、炀公、幽公、魏公、厉公、献公、真公等。伯禽之下，代代皆有谥号，独伯禽无谥号，只称“鲁公”。而“鲁公”之称，似无严格的区别意义，李衡眉即认为“鲁公”亦可指周公或其他曾做过鲁侯的人（《孰为鲁公？周公旦抑或是其子伯禽？》，《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朱凤瀚则提出“‘鲁公’当是伯禽之专名”，并提出了两点证据（《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他的论述较为简略，笔者概述其要旨，略作补充，罗列于下。

其一，依《史记》体例，提及诸侯之称，云“是为”或“是谓”，应即其人之专称。以《鲁周公世家》为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晞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为武公”等。凡云“是为”或“是谓”，其后均为该侯之谥号，而谥号即为其专称。而《鲁周公世家》载伯禽即位时亦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由此推知，“鲁公”为伯禽专称，其用法近于谥号。

其二，《鲁侯鬲》铭文云“鲁侯（熙）作彝，用享氒文考鲁公”（《集成》648）。鲁侯熙即《鲁周公世家》所载鲁炀公熙，为伯禽之子。鲁侯熙称其父伯禽为“文考鲁公”。

第二条证据没有疑问。西周金文常见作器者称其父为“文考×公”者，基本都称谥号或日名，如“文考圣（声）公”“文考甲公”之类。此称“文考鲁公”，可知伯禽死后相当于其谥号的专称即为“鲁公”。但第一条证据还值得商榷。《史记》所见“是为”或“是谓”甚多，其后未必都是专称。《鲁周公世家》开头就有“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倘照此逻辑，则“鲁公”又为周公旦专称。

“鲁公”为伯禽专称之说，笔者完全赞同。但此结论当有时间限制，不可下及至秦汉以后。《史记》中出现“鲁公”，已非伯禽专称。但在西周和春秋文献中，“鲁公”基本都是伯禽的专称。除朱凤瀚所举《鲁侯熙鬲》以外，遍考西周春秋文献和金文中出现的“鲁公”，均为伯禽。可知在西周、春秋时期，凡称“鲁公”者，基本都是指伯禽。举证如下。

其一，《左传》文公十二年载秦国使者答东门襄仲语：“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徼福”一词，《左传》中常见。“徼福”的对象虽根据语境有所不同，但大抵都是某国之先君先王，最常见的是“徼福”于始封之先君、先王。如宣公十二年郑文公祈求楚庄王语：“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厉王为郑国始封君桓公之父，宣王为郑桓公母兄和册封郑国之王，桓公为郑国第一代国君，武公为郑国第二代国君；昭公三年晏婴使晋时云：“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顾齐国，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太公为齐国始封君，丁公为齐国第二代国君。比照此例，所谓“徼福于周公、鲁公”，如果“周公”是鲁国始封君，那么“鲁公”是鲁国的第二代国君；如果“周公”是鲁国公族的“太祖”，那么“鲁公”就是鲁国公族的“高祖”。无论是哪种情况，“周公”是周公旦，而“鲁公”只能是伯禽。

其二，文献载鲁国分封情形，往往并举“周公”“鲁公”，鲁国始封之君只涉及两人，即周公旦和其长子伯禽。“周公”为周公旦无疑，则“鲁公”当是伯禽。如《鲁颂·閟宫》云：“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周成王先命其叔父周公“建尔元子”，又命“鲁公”“俾侯于东”，此“鲁公”当即周公元子伯禽。又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分析其句意，从“分以大路……”到“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的主体都是“鲁公”，命“鲁公”法则“周公”，则“鲁公”不是“周公”。受封鲁国而非“周公”者，只能是伯禽。因此“鲁公”就是伯禽。

其三，鲁国公族自述其先祖，也是称周公旦为“周公”、伯禽为“鲁公”。如西周中期约穆王时期的《帅隹鼎》铭云：“帅隹懋，兄念王母堇（勤），陶自作后。王母侯商氒文母，鲁公孙用。乃子帅隹王母隹（惟）用，自念于周公孙子，曰：余身毋庸有忘。”（《集成》2774）器主帅隹自称“鲁公孙”和“周公孙子”，“鲁公孙”当非虚指，考究铭文之意，帅隹当即伯禽别子之子。伯禽年寿较高，史载伯禽卒于康王十六年，其孙的活动时间下及穆王时期应当是很正常的。

其四，新见《尊》铭文有：“侯曰：‘（叔）！不（丕）显朕文考鲁公……’”（《铭图》11818）据形制纹饰判断，该器为西周早期康昭时器。伯禽卒于康王十六年，依《世家》记载，此后三任鲁侯在位时间可以落在康昭时期，分别是伯禽之子考公、伯禽之子炀公、炀公之子幽公。康昭时期的鲁侯称“文考鲁公”，只有两种可能，即伯禽和炀公，考公之子并未继承鲁侯，可排除。而炀公自有谥号，倘其子称“文考×公”，按照金文所见之例，应当称“文考炀公”。因此，此“文考鲁公”当指伯禽。

其五，《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云“周公称大庙，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周公何以称大庙于鲁？封鲁公以为周公也……周公用白牲，鲁公用骍掆，群公不毛……周公盛，鲁公焘，群公廪”。从“封鲁公以为周公也”一句可以看出，这里的“鲁公”应当是鲁国实际的始封君伯禽。周公旦称“周公”，伯禽称“鲁公”，其余鲁国国君统称“群公”，这是“鲁公”为伯禽专称的明证。《公羊传》基本可看作是战国典籍，这说明到战国时期，知识阶层仍然知道“鲁公”是伯禽的专称。

综上所述，无论是早期文献还是金文，凡单称“鲁公”者，几无例外，都指伯禽。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至少在西周和春秋时期，“鲁公”确为“伯禽”专称，而非鲁国国君死后之通称。这一观点在战国以前相当长的时段里被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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