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作者简介:干春松,男,西元1965年生,浙江绍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社会兼职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著有《现代化与文化选择》《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制度儒学》《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等。 |
闭门谁共处,枕藉蕺山诗
作者:干春松
来源:节选自 柴祥群诗集《蕺山草》序言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闰四月十一日丙子
耶稣2020年6月2日
一、蕺山与刘宗周
绍兴城里有三座小山,府山、塔山、王家山。府山,又名龙山,因曾作为越王句践的都城,故又称古越龙山,一般喜欢绍兴黄酒的人一定是很熟悉的。塔山在城南,因山上有塔而著称。王家山的大名是蕺山,虽然山不甚高,但因为山脚下曾是王羲之的故宅,现在又被开发为书圣故里,而为人所熟知。不过,另一位与这座山关系密切的绍兴人,即使居住在绍兴的人也未必很了解。一位以这座山而为世人记住的思想家刘宗周,他开创的蕺山学派,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地标。
身为绍兴人是幸福的,因为在不经意间,你会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个划时代的人物的身影“叠嶂”之中,这些构成了绍兴的城市气质和绍兴人自豪自信的精神面貌的一部分。但作为绍兴人也是“不幸”的,因为总有一些伟大的人物让你仰望。而历史上无数的文人学士,纵是史有所传,却在故乡难以获得应有的“敬意”,纵然是阳明先生这样的五百年一遇的伟大思想家,很长时间因种种原因也难获认同,几十年前他的坟茔居然荒芜在杂树之中,而难觅香火。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儒学研究的人,看见有一本诗集名之曰《蕺山草》,心里的触动或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因为在这座山上,曾经有一位老儒在这里聚徒讲道,而学生中有黄宗羲、陈确这些在随后的时代中不断产生影响的人。
在世间争说王阳明的今天,刘宗周是寂寞的,善于跟风的人大多不甚愿意理会他对那些曲解阳明思想的“警示”。为了告诫世人,他希望他办的书院有更多的听众,并给那些听者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他在绍兴开证人书院的时候,听众日增,以至于跟他合作办书院的人认为过于喧闹,而要另辟幽静之地。刘宗周却说思想需要传播,坚持在人口稠密的城里开班授课。
图注:刘宗周(1578年-1645年),字起东,别号念台,浙江山阴(今属绍兴市)人,明末大儒,因讲学于蕺山书院,后人称其为蕺山先生。黄宗羲、陈确、张履祥、陈洪绶、祁彪佳等均出其门下,世称“蕺山学派”。
刘宗周的性格是执拗的,他一生在事功上少有作为,不似阳明之屡建功业。他并不是没有机会,几次重要的关头,面对皇帝的问计,他总是强调修心为上,以至于被讥为迂阔。他坚信政治的基础在于道德意识,不过晚明的政治则是另外的逻辑,如此这般,回乡办学可能是最好的结局。他说:“天地晦冥,人心灭息,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于一线乎!”他认为明代之衰败,在于人心之恶,而人心之恶,在于人们不能认识到人心中的“惟危”而不知自省。
他学宗阳明,但不满于阳明学在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流弊,他试图通过强调“慎独”和诚意的工夫来纠偏。他说:“阳明子言良知,最有功于后学,然只传孟子教法,于《大学》之说,终有未合。”他的学生黄宗羲评论说:“山阴(即刘宗周)慎独宗旨,暴白于天下,不为越中之旧说所乱者,先生有摧陷廓清之功焉。”“越中之旧说”指的是阳明后学中的放诞之风,他要复归儒门圣学本源之清。
刘宗周在学问上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蕺山脚下又聚集了四方求学之子,门下不仅包括像黄宗羲这样能够深刻反思中华政治文化的学者,也有像陈洪绶这样的画家。“蕺山学派”印合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古语,刘宗周让这座绍兴城里的小山成为儒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牟宗三在《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序文中写道:“夫宋明儒学要是先秦儒家之嫡系,中国文化生命之纲脉。随时表而出之,是学问,亦是生命。自刘蕺山绝食而死后,此学随明亡而亦亡。自此以后入清,中国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遭受重大之曲折,因而遂陷于劫运。”直将刘宗周之死视为中华文化生命之重大曲折。
图注:刘宗周讲学的蕺山书院,清末改为山阴县学堂。
在拿到这部诗稿的时候,我并不认识诗人本尊,但我看到他对于刘宗周不食周粟的忠贞气节的赞赏,由此,我认为他要以这座并不高大的山来作为绍兴文化的符号,他应该是十分看重刘宗周身上的节操的,这可以视作军旅诗人于这种品质的珍视。所以,他的《蕺山》诗是这么说的:
岑草茵茵覆蕺山,
塔影摩云池冷然。
不食周粟壮节义,
漫山梅花自斑斓。
在今年十月初的一次见面中,我和诗人聊到了刘宗周,一起慨叹刘宗周之死,并谈到秋瑾等人壮怀激烈的人生态度,觉得这些已成为绍兴人精神气质的一部分。为信仰而死,既是最为崇高的气节,也是一种生命价值最为酣畅的呈现。刘宗周在殉难日所作的绝命辞说:
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
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
慷慨与从容,何难亦何易。
世人多对绍兴的精神有误解,或以“师爷”“刀笔吏”目之,只有对绍兴的历史文化深有了解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绍兴人身上那种“倔强”和“宁折不弯”的精神。这大概是具有军旅背景的诗人最能体会的。在他的笔下,起首就是“雪耻之国”的浩气。
雪耻国里浩气盛,江山代有英雄嗣。
登高临风长啸处,愧怍往圣泪沾臆。
诗人对于绍兴的浩然之气充满着眷恋,他的诗作更可以看作是对这种精神的“招魂”。
老松揺影若招魂,向风时闻山阳笛。
越竹著雨又一春,汗青难书是精神。
吞吴铁甲今安在,且看种山断肠人。
从绍兴回到北京,我又翻出刘宗周的著作,体会他对于阳明思想的态度,也细读他的诗作,我以为祥群将诗集命名为《蕺山草》更为内在的原因,就是诗人与刘宗周诗风以及从诗意中体现出来的精神联系。
诗人在《山寺》中写道:
深涧繁松透疏灯,风马叮叮眠老僧。
蝙蝠栖梁伴远客,时有夜乌啼月明。
我虽然不知道诗人所说的山寺是哪一家,但在刘宗周不多的诗作中,有很多首是在游览云门寺的时候所写,其中《初访云门》有句:
五云深处指瑶京,六寺名存半有僧。
松顶待栖孤鹤稳,溪流时照野花明。
空题御笔高秦望,谁问桃源到武陵。
灯影长明风雨夜,独令终古证无生。
虽然诗意有所不同,但从诗作所采用的比兴手法来看,与《山寺》多有契合之处。作为一个对阳明学禅学化多有批评的学者,刘宗周却似乎很喜欢云门寺,后来他的学生陈洪绶也长期在云门寺落脚。
二、景物风物人物
就文化遗存而言,绍兴甚至是奢侈的,所以《蕺山草》并非只是对蕺山的咏叹或是对蕺山先生的追怀,而是借助蕺山之意象而引发对绍兴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的歌咏。很自然,这样的诗刘宗周先生也写过,他在《采蕺歌》中写道:
上山采蕺留山阿,衱蕺下山日午蹉。
回首白云漫漫多,云中仙吏脱佩珂。
停骖独上舞婆娑,九秋鹤唳摇林柯。
孤亭高标白云窝,俯临万井如星罗。
悠然怀古山之陂,右军遗迹今苔莎。
蓬蒿是处少经过,叩门不见羊与何。
止留清池浴驾鹅,旌干欲去道不呵。
北郭先生寤也歌,蕺山窈兮钟山峨。
钟山鸣琴声相和,为我洗耳清云萝。
我不会写诗,但每当我徜徉在绍兴的大街小巷,或周边的崇山峻岭中,经常会产生“右军遗迹今苔莎”这样的感觉。我在回老家稽东的路上,要经过若耶溪,心里所想的就是李白看到“若耶溪畔采莲女”的情形。因此不愿步履匆匆,希望能与那些长眠于此的灵魂来个“心灵之约”。因此,《蕺山草》的创作者强调对于绍兴需用“景物”“风物”“人物”这三个关键词来串联,否则难以刻画绍兴的神韵,这真是确解。
毫无疑问,是这片山水造就了如此众多的人物,让这里的人具有如此超绝的创造力。同样,也是这片山水的包容性,让这里能容纳如此多的南来北往的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如此这般,绍兴往往是景物、风物和人物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的确,若无王羲之父子在这里题扇、洗笔,若无舍宅为寺的戒珠寺的香火,若无蕺山上证人书院的琅琅书声,若无刘宗周为义节而殉国的义举,我们何以仰其高。
绍兴的山水之上布满了先贤名士的“屐痕”和“桨声”,所以诗人登天姥山,脱口而出的是“诗仙梦吟传令誉,谢客屐痕印古岩”,诗仙李白和古代的旅者谢灵运仿佛会成为“旅伴”。我们经常说,读书是与作者的灵魂之间的对话,在绍兴的山水间走动,则似乎是对沉淀在绍兴历史上的古圣先哲的叩问。所以,诗人在诗作中,在特定的景物中,与在此生活过的历史人物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心灵沟通。比如在《沈园》中:
一泓渌水寄漂萍,凤词题壁旧梦空。
稽岭挽云泣流霞,鉴湖沉月醉黄藤。
南宋诗人陆游和唐琬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仿佛稽山上的愁云,至今仍摧折着苦苦恋着的脏腑。又比如《访绍兴阳明洞天》:
炉峰日色半轮昏,缘径攀溪觅野春。
葛仙凿开炼丹井,贺监题遗瑞龙吟。
诗人并没有直接叙述阳明在这里体悟其哲思玄理的过程,而是从魏晋时候葛洪炼丹炉和贺知章的题壁中感叹这里的人文历史交叠。
绍兴的景物往往与风物相关联,前面所述的沈园,陆游和唐琬的故事如果没有“黄藤酒”这样的绍兴特产,其借酒消愁绪的感觉就难以天衣无缝。同样,没有绍兴酒,曲水流觞的魏晋风流也难以“尽得”。记得鲁迅先生曾写过魏晋风度与药、酒关系的文章,其所讨论的就涉及当时世家子弟所服之寒石散与老酒的关系。鲁迅先生是爱喝绍兴酒的,虽然难以考证王羲之那群贤必至时所喝的酒就是现在的绍兴黄酒,但肯定是绍兴本地酒的一种。绍兴酒的确不如北方白酒浓烈,更具豪杰意象,绍兴酒除了投醪复仇的勇士气息外,更多的是文人雅集、俯仰天下的人文内涵。不了解这些风物所沉淀的历史厚度,肯定难以刻画绍兴之魂。
柴祥群属于军旅诗人,所以他对绍兴春夏秋冬的描述,除了婉约之外,还加入了军人的豪气和超脱,读来令人欣喜。比如《雪饮》:
天降六出且衔杯,访戴赏雪能几回。
即时酒与身后名,尽倾越瓯无相违。
这里引入《世说新语》中山阴人王徽之在雪夜醒来,喝酒赏雪,忽生夜访戴逵的念头,即放舟前往嵊州,但到门前却不入,只为兴尽而返。这个故事本来具有“当下即是”的态度,但在诗人这里却有抛却“酒与身后名”的更为彻底的解脱态度。说实在的,我一直不愿意把绍兴人归入江南文化中的软糯之风,我喜欢绍兴文化中的激越之气,对此鲁迅先生有精确的概括:“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骚,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苦之风,同句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卓然足以自理。”这样的精神气质,固然有越文化基因中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所激发的抗争精神,但也有作为南北特质交汇地的精神重塑。这样的感觉,在诗人的作品中也时时有所流露,比如在《忆越中》中说:“北客南栖效越鸟,雪落易水满寒云。”而诗人也从绍兴的文化中不断汲取精神养分,在《读〈王阳明大传〉》一诗中,作者就道出其体会阳明思想之所得,我心光明,坦荡做人。
麈尾拂尘垢,此心原光明。
知乃行之始,行非知之终。
收束不羁心,抛却不伦行。
常诵守仁诀,山宁海波平。
作为一本诗集的导语,写如此多的絮叨话已然属于续貂,然因与诗人有一见如故之感,亦以身为绍兴人,每次说到绍兴总会产生言之唯恐不尽之“自扰”,故而起兴而难自持。古人说,诗者,持也,那么就以陆游《风雨夜坐》中的诗句“欹枕旧游来眼底,掩书余味在胸中”来了结这次赏析之旅。沉吟诗中绍兴之景物、风物与人物,恍若身处稽山鉴水之中,颇起“卖剑买牛真欲老”、回乡沽酒品老茶之意。
2019年10月于北京大学
(插图为本文作者干春松和诗集作者柴祥群提供)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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