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藏》工程意义的新思考
作者：胡仲平（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来源：作者赐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正逐步实践由革命党向执政党方向的转型。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在经济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在文化上如何实现从以批判为特征的空想主义向以建设为重点的现实主义转变，是值得认真探究的重大问题。而《儒藏》工程正是我们国家为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文化上所采取的一项建设性的重大举措。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恢复将孔子诞辰作为中国教师节的建议，尚未被采纳。形成对照的是，2009年10月2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案，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并赞扬儒家思想对人文社会的贡献。这种中国人的祖宗被外国人抢着礼敬的现象，有点吊诡，耐人寻味。由此看来，我们仍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应该对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予以进一步“正名”。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问题，我想对《儒藏》工程的意义似还可以从孔子及儒家的历史地位、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北大在思想文化上应有之贡献诸方面作如下四点新的思考。

    第一，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代表。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学说。正是由于孔子站在他那个时代的高度对虞、夏、商、周诸代的远古文化和文明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总结，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并进一步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针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因革损益的理想和方案，从而使得儒家学说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并为汉代以降，唐、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的主政者所重视和利用。因此，从中华民族的观点看，孔子是中国古代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最高代表，儒家学说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无可取代的积极作用。哪怕是异族的君王入主中原，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融合民族，都必须借重孔子、礼敬孔子。元朝皇帝曾颁布追封孔子的圣旨，曰：“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对孔子地位的普遍认识和主流评价。

    直至19世纪，由于遭到西方列强、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固有的不足和弱点才充分地暴露出来，又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文化运动和政治革命，以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标志，孔子思想、儒家学说也就丧失了作为中国宗法社会的官方哲学或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现在来看，应该说这种革命性变化既发挥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久远的负面影响。现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社会制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仍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思维模式继续发生着微妙的作用，因而并没有完全丧失其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华文明的文明特征的代表地位。

    正是由于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仍有着广泛的影响，要在中国有效地倡导任何名目的主义、成功地建设任何形态的社会，都必须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特点，总结和继承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儒藏》工程正是为了重新打开贮藏这笔财富和遗产的宝库，以便于大家利用。

    第二，孔子及儒家学说在中国当代社会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曾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建国之后并未实行，并逐渐走向相反的方向，孔子及儒家学说遭到彻底批判和否定，至“文革”而登峰造极。

    由于长期以来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由于上世纪末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由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的急遽过渡，由于一度过于追求国民经济指标的单一增长，由于西方流行文化及娱乐文化的冲击，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大陆，从城镇到乡村都普遍出现了信仰失落、道德失范、伦理失序的严重局面。受此刺激，中国社会先民间后官方、由自发到自觉地呈现出向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道德价值复归的迫切需求和热烈景象。这表明向传统价值复归以重建社会精神信仰、道德规范和伦理秩序乃大势所趋，而儒家提倡道德修养、强调伦理价值的文化特点，恰恰可以为这种精神文明的重建提供深厚的历史依据和丰富的思想资源。

    值得庆幸的是，饱受批判的儒家文化在我国的改革开放时期仍然发挥出潜在然而巨大的积极作用，并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所认同。窃以为，这种积极作用较明显地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使得中国在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每个家庭对教育的竭力投入便弥补了这种不足，从而为国家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二是儒家提倡孝道的传统，使得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来得及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弥补了政府功能的不足，也减轻了社会的负担；三是儒家重视家庭的传统，使得在社会就业机会不足、改革过程中下岗人员激增的情况下，家庭、家族内部的互助，帮助政府缓和了社会的矛盾，维护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四是儒家强调等级秩序的传统，有利于形成集体主义或团队精神，从而有利于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此点也早为东亚儒家文化圈成功现代化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四小龙”的现代化经验所证明。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现在适时编修《儒藏》，以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对历朝历代的儒家典籍文献进行一次全面的整理，并结合时代特点加以深入的研究，是为重建道德规范、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所进行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第三，北京大学应该全面继承其在中国学术教育史上所曾具有的历史和传统。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最初的名字叫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北京大学。而京师大学堂则是由清代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演变而来。北大的前辈学者胡适先生、冯友兰先生，有感于世界上著名的大学都有数百年的历史，因而针对性地提出，北大作为当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其历史应该追溯到一两千年前汉朝的太学，以它的资格而论，它可以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太学、国子监的正式继承者。“文革”前北大校长陆平也曾提出过一个办校方针：继承太学，学习苏联，参考英美。北大现在的哲学系、中文系、历史系是由北大早期文科四门中的中国哲学门、中国文学门、中国历史门演变而来，而北大早期文科又是由京师大学堂中以学习和研究儒家典籍的经科转化而来。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向来是北大最具声誉的学科，也是北大“精神魅力”之所在。这些都昭示着北京大学不仅具有发动和领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和传统，不仅具有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传统，也不仅具有引进和学习西方民主和科学的历史和传统，而且还具有保存、研究和弘扬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历史和传统。

    目前中国的学术局面、教育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大如果仍想葆有其在中国学术教育史上所曾拥有的地位和影响，势必要在充分吸收、融合世界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巩固并振兴传统的人文学科。因此，由北大整合本校文科院系的力量，并作为牵头单位来主持《儒藏》工程，进而以其影响力争取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这对北大来讲则具有全面继承其历史和传统、尤其是继承以研习儒家典籍为主的国学的历史和传统的特殊意义。

    第四，北京大学应该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思想文化上的新贡献。

    北京大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科学研究中心和思想文化中心，相较而言，特别是作为思想文化中心，北大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发生过深巨的影响。北大目前所拥有的地位和影响是北大的前辈师生通过自己创造性的贡献、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所赢得的。北大为了保持这种地位和影响，就应该在思想文化上为国家和民族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及现代化进程中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产生了复杂的问题。从世界范围看，由于近代西方社会经历过数次重大的危机，世界思想界已出现了要向东方文化学习的呼唤。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探讨了21世纪科学发展与人类面临的问题，会议得出的结论之一是：“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现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已经10年了，面对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从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中汲取智慧，并进行创造性转换，是我们可以对人类社会作出思想文化新贡献的有效途径之一，并可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现代化事业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乃至心灵慰藉。

    北京大学主持《儒藏》工程应该具有这样一种自觉，即以《儒藏》工程为契机，发掘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生存发展有益的智慧，以传承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并向世人展示中华民族热爱国家、爱好和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国内外环境，并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思想文化上的新贡献。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