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发哨文之发烧事件是对新治理的规范期待

发哨文之发烧事件是对新治理的规范期待

作者：田飞龙

来源：独家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二月十八日癸丑

耶稣2020年3月11日

“发哨文”的各种语言版本及其网络行为“游击战”，其意义已经超出武汉危机事件本身，也不是一般性的问责预期，而是代表了全球化条件下新时代的一种坚定而有凝聚力的民意类型，一种有着明确自治内涵、民主意蕴与现代治理规范性的善治期待。

这种自下而上的新治理诉求本质上与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治理现代化基本原则是契合的。

问题是，人民对美好治理的追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治理习惯之间存在无法回避的摩擦张力。

新治理需要新制度、新官僚、新知识与新社会秩序，但这些属于“新时代”的规范构件尚显残缺与不协调。

联系之前的“感恩说”及其网络抵制，我们更应看清楚：

其一，古典智慧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与民意沟通如同治水，宜疏不宜堵；

其二，在泛民主化时代，信息自由和民主参与是普遍的治理规范，垄断信息和威权决策对人性尊严与意义带来严重挫折，不利于凝聚人心及认同，也不利于治理现代化和政权安全；

其三，网络的全球化及中国人的全球分布，提供了一种对传统“防火墙”与信息审查删除技术的对冲机制，网警正规军遭遇网络民意游击战，治理调整方向并不是网络维稳力量的无节制投入及网络规章的过密化规制，而是检讨如何与人民相处，如何使网络成为信息共享与民主协商的善治平台；

其四，政治合法性的人民神学叙事与自上而下的维稳控制型治理逐步不适应开放社会的自由、多元、商谈与合作性特征，过于偏执“秩序”而无法对民主原理适度开放与吸纳，造成治理现代化体系内在价值容量与制度机动性不足，必须大胆解放思想，改革进步。

否则，在中国社会进一步现代化、多元化及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仅内部难以建立可持续的合法性政治，外部也难以获得基本的信任与接纳。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是特殊主义的自我局限，而是普遍主义的自信成长与兼容成熟，是在一个更高处的、更广大的道德与政治存在。

附记：

广义“吹哨人”的权利保护与人格尊重，是一个正常社会预警机制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政治的本质就是集体求生与安全，为众人安全发声是个体美德，是社会公义，也是制度安全所在。

垄断信息与屏蔽哨声，不仅压抑了表达自由，也挫伤了社会成员相互预警及官民互动合作的信任基础，总体上增加了民众对权力的不信任及治理体系的控制成本。

寻求善治，不是僵化的“消声”，而是保护哨声预警机制，官民互信互动，社会合作治理。

期待疫情过后，吹哨者不再恐惧而有荣耀，当政者不惧哨音而有敬畏。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