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儒学开展的一种新尝试

——公益品牌项目“孔子学堂”推广建设评介

作者：常樯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原载《中国文化论衡》2018年第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十八日戊午

          耶稣2019年7月20日

摘要：截止到2018年6月，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的公益品牌项目——“孔子学堂”，经过近五年的发展，在海内外已创办1800余家。该项目通过面向基层、面向民众普及传播以孔子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受到社会普遍关注。该项目对促进新时代民间儒学的创新发展、推动官方儒学与精英儒学向民间儒学的转化，做出了有益尝试。总结“孔子学堂”推广建设情况，将有利于民间儒学的进一步开展，也将为深入发掘儒学的时代价值与意义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儒学；民间儒学；孔子学堂；中国孔子基金会

作者：常樯，本名常强。就职于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曾子研究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委员、团中央“青年之声”国学教育联盟秘书。出版书作有《孔子百问》《孔子学堂微访谈》《问道三人行》。研究方向为儒学传承发展与普及应用。

澳门教业中学孔子学堂授牌仪式

2014年年初，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曲阜讲话精神，中国孔子基金会顺应民间儒学发展的新趋向、新动态，推出了公益文化品牌项目——“孔子学堂”，以此作为“深耕民族精神家园”的一项重要举措。当年1月29日，首家“孔子学堂”落户在济南市中区舜耕街道舜华社区。在近五年的时间里，以“孔子学堂”为主要平台和抓手，中国孔子基金会立足山东，面向全国，放眼世界，致力于以孔子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民间儒学的开展作出了新的尝试，提供了一条新的实践路径。在2017年6月召开的山东省第十一党代会上，推动“孔子学堂”建设被写入会议报告。[1]同年，山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山东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方案》，其中提到发挥“孔子学堂”的引领作用，推进优秀传统文化进乡村、进社区。[2]

截止到2018年6月底，海内外共创办“孔子学堂”近1800家。自“孔子学堂”品牌推出以来，笔者作为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和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工作人员，参与了该品牌的推广建设活动，对该品牌具体运作情况相对比较了解。笔者认为，从学术的角度，全面、客观、理性地总结回顾这五年来“孔子学堂”推广建设实践，将从一个侧面窥视新时代儒学的大众化、生活化、实践化之开展情况，并为新时代儒学的传承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3]

一、新时代儒学发展的新走向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画卷的亮丽展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与积极时代价值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资源和精神支撑之时代定位，日渐清晰明朗。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大传统”主要是由儒释道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规范所架构起来的秩序体系、价值体系乃至信仰体系，关乎精神世界；“小传统”则为具体物化的文化形态，包括琴棋书画诗酒茶等，关乎日常生活。若论中国两千年传统文化之“纲”、之“大传统”的核心或主干，则为儒家思想。“应当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学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在理论上确认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以儒家为代表，既是中国历史的事实，也是中国历史的经验。以孔子为最高代表的儒学，始终为中华民族提供着普遍性的道德价值和理想，而“普遍性的道德价值和理想必须永远被置于声言的首位，因为它代表了人类社会的理想，也是人性的内在要求。”[4]

当历史演进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儒学已生发出许多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式，这些都有利于儒学的传承发展。今日来看，儒学俨然已分为官方儒学、精英儒学、民间儒学三种形态。[5]但儒学的生命活力与伟力，就本质而言，深藏于民间大众之中，呈现于人伦日常之际，因此将经生文士之学转换为愚夫愚妇与知与能之学的民间儒学，在更大意义上承担着儒学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民族复兴神圣使命。未来儒学发展必须要开出儒学的民间形态。[6]

“民间儒学即儒学的民间形态。它既是传统民间儒学的延续，又是新的历史时期应对人类问题对儒学的新发展。扎根于民间社会，切合于民众生活，贯穿于民众的伦理实践过程是民间儒学本色，大众化、草根化、世俗化、生活化、实践化是民间儒学最基本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儒学也可称为大众儒学、草根儒学、世俗儒学、生活儒学、实践儒学。”[7]据此我们可以说，但凡扎根民间与基层，向普通百姓传播儒学，引导百姓亲近儒学、实践儒学、传承儒学，并将儒学与生活、工作结合在一起的说法和做法，即为民间儒学。著名学者颜炳罡认为，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真正继承孔子“有教无类”精神，不分贤愚贵贱，向民众传播儒学的人是以明代思想家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回归泰州学派，实现儒学的大众化、平民化，是儒学发展之急务。”[8]

王艮可谓是传统中国民间儒学的最典型代表，但若论及民间儒学之鼻祖，还当追溯到孔子那里。孔子最早打破学在官府的教育限制，开创私学并培养了一个跨越国别（此国为诸侯国之意）与等级的知识精英团队，在轴心时代为百家争鸣奠定了最初基础，也为“学在民间，道在山林”的儒学传承传统做出了最好的安排。孔子不止开创了民间儒学，他更为民间教育、平民教育之开山祖。在今日世界，孔子走向国际的第一角色或许并非“思想家”，因为各大古老的文明形态都不乏自己的思想巨擘，我们更应当给孔子以“教育家”之定位，其教育功业可能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直到今天，在孔子庞大而系统的思想理论框架中，最少有争议之领域，便是其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民间儒学的开展路径，不论具体形态为何，都在有意无意朝着复兴杏坛气象之方向前行。

如果心向邹鲁，就该师法泰州。在今天，颜炳罡、赵法生等学者以泰州学派为榜样，纷纷走出书斋，扎根孔孟之乡从事乡村儒学活动，即为民间儒学的一种重要现象。有些企业家自觉以儒家修为要求自己，并依托儒家伦理规范治理企业、诚信经营，将自己打造成儒商，将企业打造成儒企，有学者如黎红雷等还将儒学在企业中的创新发展做了总结提炼，已开辟出企业儒学这一新域。企业儒学亦为民间儒学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活动上，其他如山西朔州的中华文化传承十百千万示范工程、江苏南通的知止堂义学、王财贵读经活动，以及各地举办的国学读书会、民间书院等，都属于民间儒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传播推广上，广大民间国学爱好者、研修者、践行者纷纷依托互联网等新式交互平台和媒介，线上线下相互融通，创造出空前的儒学传播新形式、新方法、新路径。凡此等等。民间儒学伴着所谓“国学热”、“儒学热”，在中国已呈现出百花齐放、百花争艳之盛景。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最近五年来，民间儒学空前的蓬勃发展与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力提倡密不可分。习近平多次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重要场合宣介党中央的传统文化态度，这为孔子文化、儒学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创造转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政治保障。如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四个讲清楚”，归结起来就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讲清楚；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视察曲阜并发表讲话，面向全党、全国人民强调了一个“德”字；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即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被一些学者称作“新六德”；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上，再次发表重要讲话，面向全世界宣扬了一个“和”字。

由此，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率先垂范下，各级机关党政干部也迅速掀起了“领导干部学国学”的热潮；同时，各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的专家学者也纷纷著书立说，围绕儒学与新时代、儒学与全球化、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学与中国共产党等切中时局之话题展开深入阐释讨论。官方儒学、精英儒学，这些文化现象与民间儒学交相辉映，美美与共，谱写出新时代儒学繁荣发展之新篇章。

大庆市举办孔子学堂集体授牌仪式

二、中国孔子基金会工作概述及“孔子学堂”的创办

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于1984年9月22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的山东曲阜，是日为孔子诞辰2535周年故里游开幕式活动。该会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成立最早的国学类全国性社会组织，其成立得到了中共中央批准。基金会首任名誉会长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首任会长为著名学者、时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基金会成立三十四年以来，其会址先后经历了曲阜、北京、济南三地[9]；基金会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为主管部门；基金会设有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理事会由儒学专家、知名企业家等组成；还设有日常办事机构——秘书处，秘书处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委托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代管，为参公管理的山东省省直机关。

在上世纪末期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由于经历了文革等社会政治运动，民间反传统思潮尚还比较强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思路为社会主流声音，这使得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远不如今日之高。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孔子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便在中国儒学界，乃至整个哲社领域内，义不容辞地率先扛起了为孔子正名、为儒学正位、为优秀传统文化撑腰的历史大旗，主办或承办了大量的学术研讨会议。“它组织、引领孔子、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专家，在孔子研究、整理、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国软实力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10]自成立之初始，名誉会长和会长一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为著名学者，二位领导为孔子基金会早期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的特殊身份及工作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孔子基金会在官方儒学、精英儒学之发展兴盛上，势必会扮演重要角色。

虽然，自孔子基金会成立，其定位就是通过募集资金、组织推动孔子文化及传统文化研究、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文化学术基金组织，但早在上世纪90年代，谷牧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孔子基金会要做好向民间大众普及传统文化的工作。1992年4月，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扩大会议在曲阜召开。会上，谷牧明确指出：“对孔子、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十分重要。但我们孔子基金会不能只停留在纯学术研究上，而应该把这种研究与民风民俗、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以各种通俗易懂的有效形式，对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11]两年后，在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再次提出：“应当是（学术）提高和普及相结合，必须要走出纯学术研究的书斋，把学术研究与建设精神文明，养成高尚的、优良的民风民俗，解决社会前进中的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12]这其实就明确表达了开展民间儒学的想法。

进入21世纪的现代社会无疑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智性”得到开发与张大，或者说正值“工具理性”如日中天，但这绝不意味着要抛弃“德性”或“价值理性”，若真是这样，人类便会彻底沦陷为物欲的奴隶。因此在一个社会趋于整体和谐、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时代里，必然会走上德智并重、礼法合治的道路。古往今来，在中国这个特别需要“大一统”之社会格局的国度里，一直存在着政治倒逼学术、文化规范权力的传统。这往往使得政治与文化相得益彰。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种互动再次“集大成”式地呈现出来，因时而变，随势而为，谷牧昔日所倡导的“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终于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

2013年11月习近平视察山东曲阜，并于在孔子研究院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此后，儒学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第二年，恰逢孔子基金会迎来而立之年，借此机会，孔子基金会在前期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正式向外界宣布，除了延续以往重视学术研究与阐发之好传统以外，还将在普及传播与应用、海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展现新作为。在孔子基金会成立30周年大会上，时任理事长王大千在工作报告中说：要“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和高新技术，加强儒学普及传播与应用，实现传统文化生活化、社会化、年轻化、现代化、国际化，建设道德高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践行。”并提出要把“孔子学堂”开设进农村、社区、企业、大学，让传统文化接地气、活起来。[13]由此，孔子基金会开始尝试以推广建设“孔子学堂”形式来实践孔子文化、儒家文化在普通百姓中的普及传播与落地应用，为民间儒学增添了新的力量，注入了新的活力。[14]

乘着新时代的发展大势，孔子基金会也逐渐确立起“引领儒学传承发展，深耕民族精神家园”的工作总方针。“引领儒学传承发展”关乎儒学之“极高明”层面，有赖官方儒学、精英儒学的推进与展开，“深耕民族精神家园”则涉及儒学之“道中庸”层面，全靠民间儒学的新尝试与新探索。

自2007年开始，孔子基金会尝试着在社区、企业、酒店、银行等行业和地区推广儒家经典《论语》。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时任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大千赴北京拜访学术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此举受到季老肯定，季老嘱托要特别注重《论语》在老百姓中的普及应用，并题写了“论语普及工程”几个字。经过五年左右时间，全国许多单位或场所如成都西贵堂、济南公交总公司、山东省省立医院、武汉童学馆等，都挂牌了“论语普及工程示范基地”，有效推动了孔子文化在民间的跨行业传播。

与此同时，孔子基金会还在中小学推出了另一公益品牌——“孔子文化主题学校”，山东济南第十三中学、山东淄博周村区实验中学、浙江玉环县实验学校、陕西华县高塘镇初级中学等学校曾获此荣誉。这些公益品牌的推出，对于整合民间国学资源、提升行业人文素养、改善社会道德风气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运作这些品牌，孔子基金会见证了民间对孔子文化乃至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热切期盼和创新精神，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作为国字头社会组织的孔子基金会深入开展民间儒学，以此来深耕民族精神家园的信心和决心。

济南市中区舜耕街道舜华社区位于千佛山风景区以南，由千佛山山系余脉环抱。该社区居民主要由山东省省直机关及济南相关机关单位职工组成，居民整体文化素质和教育程度相对偏高。加之大舜文化的长期熏陶浸染，该社区在家风家教建设、和谐邻里关系建构等方面具有较好基础，适宜打造都市中的君子之居、道德高地。为了落实习近平曲阜讲话精神，推动孔子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在民间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习近平视察曲阜两个月后，孔子基金会在舜华社区创办首家“孔子学堂”，正式拉开这个公益文化品牌的推广建设之序幕。此后，为方便统一调度管理，“论语普及工程示范基地”、“孔子文化主题学校”等品牌逐渐整合为“孔子学堂”。

孔子学堂落户摩拜公司

三、“孔子学堂”推广建设实践概览

近五年来，中国孔子基金会上靠孔老夫子，下靠老百姓，以习近平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团结社会各界志同道合者，为“孔子学堂”推广建设用功颇勤，献策良多。该品牌项目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发展到近两千家的数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节节攀升，民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美誉度也不断提升，可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5]。这也体现了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关于“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颜炳罡曾指出：“一方面，我们需要站在当代社会的角度审视儒学，一方面也要站在儒家文化的角度审视当代社会。在儒学与当代社会的相互对视中，一方面促进儒学的创造性更化，另一方面促进当代社会的健全发展，使二者相得益彰。”[16]从孔子基金会与民间社会的双向互动来看，一方面，孔子基金会在当下国学类社会组织繁多的情形下，需要顺应时代大势，借助原有组织经验和社会号召力，发挥体制保障优势，推动官方儒学、精英儒学向民间儒学的转化，加强对民间儒学的引领，促进传统文化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各行各业都有着强烈的道德提升需求和社会认同需求，乃至影响力扩大需求，依托孔子基金会的文化平台和学术资源，恰可找到其发展上的方向性和组织上的归属性。

（一）运作方式与组织保障

在“孔子学堂”创办之初，学堂数量增长主要依托相关人脉的口耳相传；该品牌在社会上形成一定影响力之后，地方或行业主动申报便成为学堂数量不断增长的主要形式。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官网——中国孔子网上开辟有“孔子学堂”版块，其中设计了“学堂申请”、“学堂资讯”、“学堂品牌”、“学堂范本”等内容，便于申报单位的了解和申报。[17]通常情况下，各地各单位申办学堂的最重要条件，便是拥有党组织，如此方可保证其运作的政治方向性和公益自主性，有利于规避传播歪理邪说、谋取个人私利的潜在风险。“孔子学堂”一般申报及挂牌流程为：1、申办单位在中国孔子网下载申请表，填写单位及负责人基本信息、既往文化活动、学堂可行性方案等，加盖公章（包括党组织公章），并将申办表发至审批邮箱；2、“孔子学堂”工作人员不定期进行审核，并采取电话沟通或实地考察等方式了解基本情况，符合条件即通过审批，工作人员每月在中国孔子网统一公布阶段性审批结果；3、工作人员邮寄由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公益赞助的学堂牌匾和中堂挂图，并沟通挂牌事宜。

为方便对“孔子学堂”的管理与服务，孔子基金会专门成立了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由孔子基金会秘书处一位副厅级的副秘书长、党组成员担任主任，其成员包括秘书处办公室、普及传播部、交流合作部等各处级部室的相关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各界热心“孔子学堂”推广建设事业的公益人士等。其中，普及传播部主要负责国内“孔子学堂”的审批、管理、监督、指导；交流合作部主要负责国外“孔子学堂”的审批、管理、监督、指导。

社会组织，只有本着五湖四海的态度，善于组织社会，团结各方，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民众；只有秉持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承前启后、返本开新的传承态度和推陈出新、创造转化的创新意识，勇于破除僵化思维和官僚做派，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改善服务质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孔子学堂”的开办，单靠孔子基金会秘书处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腔热血、干事情怀、体制保障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团结组织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跨界整合政、商、学、民等各方面资源，方能做出一番有益尝试，成就一番新事业。因此，中国孔子基金会和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以下简称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始终以开放姿态、包容胸怀、服务意识、谦逊态度，广泛吸纳社会各界公益人士。

今日，一大批具有文化情怀和社会担当的文化学者，除了学术研究，主动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开始积极关注、推动民间儒学活动的开展，这为儒学在新时代的创新转化开辟了新的实现路径。为保证“孔子学堂”的健康发展，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聘任了部分学者或学者型官员来担任“特聘专家”，山东财经大学教授王蔚、原山东财政学院宣传部长杨长江、《农业知识》原社长杨理健、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山东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王楗夫、济南市委党校副书记扈书乘等获聘此职；在大型孔子学堂交流研讨会上，也曾邀请儒学名家吴光、颜炳罡、黄玉顺、涂可国等围绕民间儒学的深入开展举办专题讲座。同时，为提升“孔子学堂”的公益文化形象，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还曾聘任一批文艺人士担任“文化大使”，组织他们依托“孔子学堂”这个平台，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接地气的方式普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演艺术家薛中锐、演讲家徐国静、青年歌手皓天、浙江大学研究员于钟华、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作家董爱昕、残疾人艺术家刘晓清、山东书协会副主席于明诠、剪纸艺术家卢雪、民乐演奏家方锦龙等获聘此职。知识精英和社会名流的加入，大大提高了“孔子学堂”的品牌含金量与社会美誉度。

在经办“孔子学堂”过程中，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积极配合学堂推广并主动承担该地区该行业学堂指导建设的工作。如沈阳市孔学会主动承担起学堂在该省的推广建设，截止到2018年6月底，已创办学堂140余家，依托该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支持该省自发组织成立了辽宁省孔子学堂推广指导委员会。如内蒙古自治区关工委普法办主动承担起学堂在该区的推广建设，截止到2018年6月底，已创办学堂近210家，依托该机构，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支持该区自发组织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孔子学堂推广指导委员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还在广州、中山、大庆、嘉兴、潍坊、淄博、东营、莱芜、青岛等市，依托当地社团组织或文化机构，支持成立起孔子学堂推广指导委员会。除区域性推广指导机构以外，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还根据具体运作情况，依托曲阜市教体局国学办，支持自发成立了全国中小学孔子学堂联席会；依托山东省医师协会和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支持自发成立了孔子学堂医院联盟。

（二）办堂理念

“孔子学堂”以“写好字、读好书、做好人”为堂训，在许多与学堂相关的文化产品上，都印有这九个字，一些书法家还曾专门书写堂训并送给“孔子学堂”创办单位。当初确立这个堂训，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写好字”主要倡导百姓写好中国字，这是体验中华文化门槛较低的一种方式，且提升空间很大；“读好书”主要倡导百姓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及其他中国文化典籍；“做好人”主要引导百姓人人都做谦谦君子，涵养堂正之气。对于这个堂训，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仍有商榷的必要，言说不无道理，这个堂训也值得进一步征求专家学者及学堂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具体到每家学堂的运营发展，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提出四点活动总思路：线上线下、教学相长、多元开放、教学相长。为方面各学堂开展活动，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还总结出适宜传播与操作的“孔子学堂三字诀”：学书法、诵经典、兴礼乐、祭先贤、办节庆、倡民俗、评先进、树榜样、传家风、立信仰。这些观点已得到各地各行业学堂人的普遍接受。同时，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提出了学堂健康发展所必须坚持的几点原则：

一是明确政治导向性。要求各家学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活动需与党中央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政策保持高度一致，避免宗教色彩，保证以宣讲、体验孔子文化为职志。

二是保证社会公益性。要求各家学堂依托本地本单位文化资源，面向社会大众，公益性组织开展活动，不得以“中国孔子基金会”或“孔子学堂”名义开展任何盈利性活动。

三是坚持自主自发性。由于人、财、物的局限，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将自身主要工作界定为对学堂进行政策引导和制度监管，主要保证方向性和公益性，并不定期举办全国范围的交流研讨活动，其他具体活动参与并不算多；且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只向每家学堂提供统一的牌匾和中堂挂图（包括孔子行教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法作品等），学堂其他硬件投入全部由申办单位自行承担；深圳一家科技公司曾向部分学堂公益捐赠过国学听读机，受到欢迎。

四是有机融合公益与生意。鼓励各地学堂做好公益与生意的相互融合、相互借力、相互支持，以公益促进生意，以生意保障公益。

（三）特色活动

“孔子学堂”的特色活动，可大体分为两类：一为由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策划组织；一为各学堂或各推广指导机构自主自发，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配合实施。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前者做一简单介绍。主要有以下几项：

全国孔子学堂培训交流会。“孔子学堂”的主要社会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掘民间儒学爱好者、研习者、践行者，以此为平台，整合这批人，从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同道同修同进步；二是发挥国字头社会组织的社会引领作用，在全国范围内引导民间儒学与官方儒学、精英儒学的无缝对接。近五年来，曾举办的此类活动有：2015年7月，在北京银行济南分行举办了“孔子学堂”品牌发布暨百堂建设研讨会；2016年3月，在济南石岛山庄举办了孔子学堂推广研讨会；2016年9月，在位于曲阜的孔子研究院举办了“孔子学堂”国学教育百校交流会；2016年11月，在济南石岛山庄举办了全国孔子学堂研讨会；2017年6月，在浙江嘉兴举办了全国孔子学堂培训工作暨“青年之声﹒青春汉字节”第一站走进嘉兴学院活动；2017年8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了全国孔子学堂培训暨经验交流活动。每次培训交流会，一般都会安排国家政策解读、儒学讲座、典型学堂代表发言、当地特色学堂观摩、国学节目展演等环节，内容紧凑、丰富，受到各地学堂人的普遍欢迎。

孔子学堂年会。年会是总结过去一年工作、展望未来一年发展的重要集会活动。到目前为止，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分别于2016年1月、2017年1月、2018年1月组织实施了三届孔子学堂年会活动。在每年年会上，都曾颁布“优秀学堂奖”、“优秀人物奖”、“品牌创意奖”等奖项。在第三届孔子学堂年会上，还根据以往优秀学堂和优秀人物，推出了“孔子文化主题社区”、“孔子文化主题乡村”、“孔子文化主题学校”、“孔子学堂年度人物”等奖项，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称号授予目前为止创办“孔子学堂”最多的县（市）——山东滕州。

孔子学堂公开课。为增强学堂人对孔子文化及中华传统美德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提升道德自觉与文化自信，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曾以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方式举办了大型公开课，线下邀请部分学堂代表亲临下场听课，线上通过中国孔子网融媒体直播或录播。如，2015年8月，邀请台湾儒学专家、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与修复专家唐瑜凌做主讲嘉宾，在山东大厦举办了为期两天的《论语》公开课；2016年6月，邀请台湾国学名家曾仕强走上“孔子学堂公开课”讲台，以“中国好家风”为主题，在济南市图书馆举办公益讲座；2016年12月，邀请《习仲勋传》作者贾巨川在济南舜耕派出所孔子学堂举办社区公开课，开讲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家教；等等。

孔子学堂书友汇。为推动书香社会的营建、引导都市广大国学爱好者“读好书”，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又推出了“孔子学堂书友汇”之后，以此来作为“孔子学堂”的有益补充。书友汇就是围绕国学经典的学习、研讨、交流而建立的文化空间、雅集平台，即以国学为主题的读书会。它与“孔子学堂”一样，统一由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审批、登记、授牌、指导、监管。“汇”本义为盛器，后来引申为积聚、汇集。书友汇秉持“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宗旨，在整合各地读书会、加强国学爱好者之间交流互动、推广国学经典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已在济南、北京等创办书友汇20余家，比较活跃的有济南的尚璞艺术馆“孔子学堂书友汇”、志源阁“孔子学堂书友汇”，和北京的崇贤馆“孔子学堂书友汇”。

（四）增长模式

鉴于各地对传统文化、对“孔子学堂”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不一的事实，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始终坚持“只推广不推销”的原则，地方若没有热情、没有需求、对学堂理解不到位，不会强行进行推广。与其说是在推广，倒不如说是在迎合大众需求，毕竟绝大多数学堂都是由各单位各机构主动申报，要求加入学堂大家庭。大体来看，目前“孔子学堂”数量增长，主要依赖三种形式。

一是以点带面，形成体系。山东省戒毒管理局、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医师协会、沈阳市孔学会、内蒙古关工委普法办、大庆市齐鲁文化促进会、中山市国学促进会、广州万木草堂、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嘉兴市山东商会、潍坊市博物馆、滕州市文广新局、曲阜市教体局国学办、阳信县翰墨文化园等在推动“孔子学堂”在本地区、本行业、本系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组织机构的力倡之下，“孔子学堂”不仅在数量上得到快速增长，而且因第三方组织机构背书而发展得更加规范。

二是党政支持，以上率下。从党政系统业务归属上看，传统文化的普及推广属于主抓意识形态的各级文宣部门之职责。尽管学堂创办不能依靠行政命令，但也曾得到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真诚支持和鼎力襄助。在许多地区举办学堂集体授牌仪式之时，当地党政领导也会出席活动，以示重视。

三是媒体传播，贤达力推。“孔子学堂”品牌自创办推广以来，得到诸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已完全打破时空限制，学堂品牌通过网站、微信、微博、博客等媒介，为众人所知晓。《人民周刊》、《公益时报》、《寻根》等知名报刊都曾大篇幅刊载学堂建设推广情况。中国孔子网打破以往“中国孔子基金会官网”的定位，致力于打造集网站、微信公号、APP等于一体的融媒体平台，几乎以日更的频次，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手段定位学堂此外，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顾问、委员和“孔子学堂”特聘专家、文化学者及公益讲师等都曾有意识地在合适场合下推广学堂。权威媒体的宣介、社会贤达的背书，大大增强了学堂品牌的公信力。

（五）主要版本

从“孔子学堂”申办主体的性质来看，学堂可谓跨越了诸多行业，涵盖了乡村、社区、学校、企业、机关及特殊行业。其中，办堂数量较多或颇具代表性的行业学堂，主要有乡村版、社区版、学校版和海外版。本文仅以案例形式，对以上几个影响较大且特色明显的学堂版本作一简单介绍。

乡村版“孔子学堂”。根据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统计，截止到2018年6月底，全国共建乡村版学堂148家。今日中国的乡村扶贫、乡村振兴，关键在于让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富”起来。当下中国乡村问题仍然很多，但“乡村的痛，乡村的悲，总是同时包含着温暖与坚韧，因此，也还隐约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希望。”[18]发掘这种“温暖与坚韧”，变“希望”为“现实”，有赖我们做出多方探索。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基金会秘书处“第一书记”村“孔子学堂”。自2012年至今，孔子基金会秘书处机关根据山东省委统一部署安排，先后选派五位干部，分别到山东夏津县新盛店镇拐儿庄村和银城街道代庄村、武城县四女寺镇五屯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参加帮扶工作。以“孔子学堂”创办为抓手，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发挥自身优势，致力于探索政治扶贫、经济扶贫与文化扶贫的有机融合。在拐儿庄村，建立起了全国第一家乡村学堂。以拐儿庄村“孔子学堂”的创办为契机，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因地制宜地对该村的整体风貌做了规划设计，打造了孔子文化广场、传统文化墙，树立了孔子雕像，创办了乡村记忆馆，并发掘培养了新乡贤，使其成为乡村弘扬传统文化的骨干力量。2018年年初，拐儿庄村被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授予“孔子文化主题乡村”荣誉称号。

社区版“孔子学堂”。根据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统计，截止到2018年6月底，全国共建城市社区版学堂139家。在城市化、城镇化趋势不断加快的今天，如何在城市、城镇社区恢复传统邻里互助、邻里守望的淳朴民风，是一项新的社会文化课题。社区学堂的创办，打破了住进高楼的社区居民的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生疏感，以此为平台，通过国学讲座、文娱节目等活动的开展，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民俗得以在现代都市人中得到传承发展。济南舜华社区作为首家“孔子学堂”所在地，依托学堂平台，充分利用学堂相关文化资源，积极探索“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核心理念与党建文化、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融合，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该社区综合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潇认为，办好“孔子学堂”，要做到四点：1、与党委目标一致；2、注重机制建设；3、贴近百姓生活；4、发扬志愿精神。2018年1月，舜华社区被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授予“孔子文化主题社区”荣誉称号。

学校版“孔子学堂”。根据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统计，截止到2018年6月底，全国共建学校版学堂771家，其中包括小学、中学及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第一主体和最大受益人还是广大青年和少年儿童。自学堂创办以来，这个公益品牌得到全国各地学校的积极关注和大力支持，目前学校为办堂数量最多的学堂建设单位。济宁学院二附小紧紧围绕“孔子学堂”建设，创造性地推出开笔礼、志学礼等文化活动，不断探索办一所体现孔子教育思想的学校的实现路径。2018年1月，该校被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授予“孔子文化主题学校”荣誉称号。而“在高校开办‘孔子学堂’，具象地承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天人合一’自然梦、‘以人为本’幸福梦、‘刚健有为’家国梦、‘贵和尚中’文明梦诠释‘中国梦’文化内涵的同时，也深深地唤醒着大学生主体意识、反思意识、创新意识、自省意识的文化自觉，在文化认同、文化传承、文化生成、文化‘化人’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19]大庆职业学院自创办“孔子学堂”以来，积极探索大学生中华道德培养与现代高校教育制度的融合，该校面向全校乃至全社会选聘学堂讲师，以孝亲尊师、明理诚信、感恩友善为学堂三大教学内容，以课堂学习、实践体验、分享感悟为学堂三大活动方式，以知行合一、理法合一、表里合一为学堂三大教学目标，得到该校大学生的欢迎，也为高校版“孔子学堂”工作开展提供了有益借鉴。衡水学院自创办“孔子学堂”以来，积极依托该平台组织各种活动，取得良好效果。2018年以来，该学堂以“学传统文化·做时代新人”为主题，陆续开展系列活动，对增强在校大学生文化自信、提振生命气象起到良好作用。

海外版“孔子学堂”。根据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统计，截止到2018年6月底，海外版学堂共创办16家，覆盖10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孔子基金会对外文化交流品牌项目——“孔子文化世界行”的开展，海外“孔子学堂”也纷纷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华人华侨社区、学校落户。与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在外国学校推广建设的“孔子学院”不同，“孔子学堂”以“培植中华文化根基，永续炎黄子孙血脉”为宗旨，采取与海外华人华侨社团合作的模式，以品牌引领等更灵活的方式，面向华人华侨社区及学校来推动中华文化的普及传播。美国洛杉矶尼山国际、澳大利亚堪培拉中澳文化交流中心等一直与孔子基金会保持着紧密互动，下一步它们将根据当地实际来探索“孔子学堂”课程，并促进这种特色教学模式在海外华人华侨中的广泛落地。

（六）内容建设与内涵提升

诚然，对于一个公益文化品牌项目而言，没有一定的数量就难有影响力，但衡量其社会价值与功效的最终评定标准，绝不是唯数量是从，关键在于其内在运作机制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具备发展壮大的永续性、创生性、群众性、普适性。

2017年上半年，自“孔子学堂”创办千家以后，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提出将“孔子学堂”内容建设和内涵提升调整为工作重点，为此在以往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决定围绕这个重点着重打造学堂“五大体系”——品牌体系、课程体系、活动体系、人才体系、基金体系。在品牌体系建设上，通过出台相关管理制度来保证其公益健康发展，维护品牌含金量，并统筹推进“孔子学堂书友汇”、“孔子学堂公开课”、“青春汉字节”等子品牌的发展；在课程体系上，围绕公开课的打造，整合各地各行业优秀学堂的学术资源，举办系列国学课程，为学堂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量；在活动体系上，围绕“孔子学堂三字诀”所提出的内容，引导各地各行业学堂创造性开展传统文化主题活动，中国孔子网配合宣传报道；在人才体系上，鼓励各地各行业学堂建立自己的专家资源库、志愿者资源库，充分调动本地区本行业党政干部、文化骨干、普通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在基金体系上，孔子基金会也在探索设立“孔子学堂发展专项基金”的可行性，这将成为“孔子学堂”持续发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保障。[20]

目前来看，以上“五大体系”有的已开始着手打造，处在不断完善之中，有的还处于构思阶段，尚未有实质进展。总之，“孔子学堂”内容建设和内涵提升涉及面非常之广，包括政策落实、理念统一、顶层设计、人员调配、制度保障、实践检验、社会反馈等诸多方面，其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大众化绝非朝夕之功，有赖社会各方相关人员倾心投入、科学规划、积极配合。

内蒙古自治区举办孔子学堂集体授牌仪式

四、“孔子学堂”推广建设之感想与体会

回顾近五年参与“孔子学堂”推广建设实践，笔者的感受可谓是喜忧参半，冷暖自知。通过这份工作，我们既看到了民间大众对儒学复兴、民族文化复兴的热切期盼和努力践行，体会到了儒学在中国之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意识形态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中仍然可担负起礼乐规范、人文化成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感受到了民间儒学前进之路的艰辛与坎坷。总结其实践经验与体会，无疑将有利于这个品牌的持久发展壮大，同时也将为民间儒学的开展、孔子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内外的普及传播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立身之本：长养民族精神

儒学是精神的武学。

若论及“孔子学堂”的立身之本和根本使命，当归于其在助力民众长养民族精神上，而这个民族精神，则来自于儒学。“一个民族的文化，必有其根本精神，否则这个民族便无法存在和延续。中国民族，两千多年以来，虽然经过许多文化上的变迁，但大体上是以儒家的精神为主。所以，中国民族的根本精神，便是儒家的根本精神。”[21]时至今日，关于儒学的基本精神、社会功效和价值偏好，可谓见仁见智，或曰“仁恕通和刚毅”[22]，或曰“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23]，或曰“仁爱原则、礼教精神、责任意识、社群本位”[24]，等等。但众说纷纭中也会发现其中的大同小异——有识之士无不把儒学当做涵养个人修为、凝聚民族精神、整肃社会秩序的有力法宝，儒学所内含的基本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心理结构的建构之中。换句话说，儒学总在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着一种自立自强、自觉自信、厚德尚道、明礼贵和的人文精神，总在一以贯之地为我们灌注着一种向善向上的精气神。而这些所谓的“根本精神”，恰恰为民族精神家园建设与深耕之必需。

儒学只有“飞入寻常百姓家”，打通官方与民间，疏浚在朝与在野，连接精英与大众，融合学术与普及，兼顾方向与方法，统一智识与行动，其精神价值方可不断彰显，其生命活力方可永续迸发。因此我们说，民间儒学绝不是一种儒学流派或理论学说，而是一种活泼泼的社会文化现象和道德教化实践。“孔子学堂”作为民间儒学的一种新尝试，看似是无中生有，其实乃时代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必然产物。它既生逢其时，又重任在肩，一定程度上讲，可谓是肩负起了尝试着由官方儒学与精英儒学向民间儒学之创造转化、实现民间儒学自身之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近五年来，它在强壮民族精神上的矢志不渝、大胆探索、砥砺前行，应当值得肯定。

1999年10月，在中国孔子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上，著名学者牟钟鉴在发言中提到，孔子基金会人要“用儒家的精神办儒学的事业”[25]。今日的孔子基金会人也正是带着这种“儒家的精神”来经营“孔子学堂”的。

（二）发展之因：“时来天地皆同力”[26]

“孔子学堂”作为孔子基金会的品牌项目，自从孔孟之乡诞生以来，之所以能够在近五年时间里发展到1800多家的规模，究其缘由，最根本的在于它迎合了新时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文化需求，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拥护，兼备天时、地利、人和。真可谓“时来天地皆同力”！具体来讲，主要有三点：

一是迎合时代需求，回应百姓关切。在整个国家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奋力前行的关键时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传播中国价值、中国精神格外重要。时代的走向，归根结底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普通大众的切身需求。为此，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27]“孔子学堂”正是在习近平“两创”精神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学堂”还自觉把自身定位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的重要教化场所，引导民众在亲近传统、体验传统、感知传统中明辨真善美与假恶丑、提升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这无疑为民众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难得的文化平台。“孔子学堂”本质上乃受时政影响的、为满足社会与百姓之精神需求的产物，如此定位，不失为民间儒学开展的一种极具现实意义的生存选择。

二是学者把脉引领，各界共创共享。“孔子学堂”的发展建设，始终没有离开文化学者尤其是儒学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倾情推介，学堂为精英儒学向民间儒学的转化提供了一条新路径。2016年3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到北京首家社区学堂——什刹海社区“孔子学堂”考察，对“孔子学堂”在推动传统文化落地应用上的举措给予认可。在浙江省儒学学会2016年会上，著名学者吴光曾从五个方面概括近年来儒学复兴的新态势，其中一点就是“孔子学堂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28]。吴光还曾多次在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29]上积极推介“孔子学堂”，加深了学者对学堂的了解和认知。此外，由于“孔子学堂”是跨地区跨行业的公益品牌项目，且需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此其推广建设在坚守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然要广结善缘、海纳百川，向社会各界具有公益情怀和人文精神的精英人士借力借智。

三是严格准入门槛，坚守底线原则。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始终坚持学堂创办及建设的政治导向性和社会公益性原则，但凡没有党组织的单位，一概不予审批通过。近五年来，在学堂尚未发现有违反国家大政方针、扰乱社会秩序、散播歪理邪说的现象。同时，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推出了《孔子学堂管理办法》，坚决杜绝一切以学堂名义从事盈利活动的做法。在未来，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还将伺机推出摘牌机制，对于违规学堂、僵尸学堂等给与及时清理。

（三）建设之弊：“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30]

应当说，创办“孔子学堂”，发心是好的，“孔子”这个名字曾一度在民众心中感到“过气”、“老旧”，通过民间儒学的开展，民众又感受到了“孔子”的亲切与价值。把作为民族精神导师的孔子形象根植到中国百姓乃至海外华人华侨心中，给他们以快乐、道德、智慧、信仰，是学堂经办团队的不变初心。但在“孔子学堂”推广建设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不论是理念认同、日常监管，还是活动开展、经费支持等，都存在着一些短板和不足。虽然“孔子学堂”在数量上已达到了不小的规模，但其能否真正在促进民间儒学开展上持久发挥作用，还有赖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可谓是“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从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的角度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点：

一是监管上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一般来讲，在学堂申办上，只要符合申办主体拥有党组织、固定场所、具体负责人，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便同意挂牌。放低申请门槛，主要是出于依托一定数量来换取办堂积极性和社会影响力的考虑。但在许多学堂挂牌后，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由于工作人员有限，并未全面跟进指导，对学堂具体运作情况并未完全了解。虽然目前还未发现有偏离办堂理念的现象，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潜在风险。

二是过于依赖山东省财政经费支持。由于“孔子学堂”本身属于作为慈善组织的中国孔子基金会之公益项目，基金会本身拥有向社会募集资金从事公益事业的职能，但事实上却并未发挥好这一职能。过分依赖山东省财政拨付给孔子基金会秘书处的项目经费，势必将影响学堂的持久健康发展。

三是自身业务水平还有待提升。当前，国家对社会组织和慈善组织的改革步伐加快，但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方面还不能完全转变观念和思路，未做到与时俱进。下一步，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也当适应新形势，在公益品牌运营、公共服务提供、社会资源整合等诸方面不断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真正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

从单家“孔子学堂”的角度看，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有三点：

一是存在僵尸化现象。有的申办单位把创办“孔子学堂”当作一项“政绩”，挂牌仪式后并未真正发挥学堂作用。在创办学堂上，有的申办单位虽然符合基本办堂条件并按照流程主动申办了学堂，但办堂目的不纯，或为了迎合某次创优评比，或为了落实上级安排，或为了在形式上跟风、迎合“国学热”，只是把学堂牌匾当做一种摆设，把学堂品牌入驻当做一种谈资，甚至还把鼓励学堂创新发展的“坚持自主自发性”原则片面理解为自生自灭，没有认识到这一公益品牌和平台在聚拢人气、引领创新、教化一方上的积极意义。因此，事实上还存在一定数量的“僵尸学堂”。

二是存在闭门造车现象。有的学堂虽在持续举办活动，但并未主动与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保持紧密联络，更未参加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组织的相关文化活动。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是海内外“孔子学堂”的信息源、总枢纽、“指挥部”，各家学堂本应主动与之保持紧密联络，这对于各家学堂了解党和政府的相关文化政策、加深与其他学堂的互动交流、提升自身活动水平、扩大自身知名度和影响力都将起到促进作用，而那种闭门造成式的运营势必将使学堂品牌含金量大打折扣。

三是存在经费和人才短缺现象。有的学堂虽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下组织了一些活动，但苦于没有相对固定的经费支持，存在着严重的“成长的烦恼”；加之未能有效组织和调动当地乡贤等国学志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主体性，导致相对固定的学堂骨干团队迟迟未能筹建起来。以上这些问题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孔子学堂”的发展，阻碍其运行机制进入良性循环。学堂管理和运行，都亟待在社会各方的努力之下，不断完善提高，从而真正为新时代民间儒学的发展壮大做出实在贡献。

学校版孔子学堂授牌仪式（山东青岛）

注释：

[1]参见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山东省第十一党代会上的报告，载《大众日报》2017年6月14日，02版。

[2]详见《山东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方案》。

[3]本文所提及中国孔子基金会及其相关品牌之具体运作情况、典型事例等，若无特殊说明，皆为笔者亲闻亲历，不再注明出处。

[4]陈来：《如何看待儒家文化与中国文化》，载《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

[5]有学者如张荣明认为，传统儒学分为在野的民间形态和在朝的官方形态，即民间儒学和官方儒学：民间儒学为民间学术形态；官方儒学则为宣扬秩序神圣、权力神圣的官方学术。参见张荣明：《民间儒学与官方儒学》，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与之不同，而本文则认为，今日儒学可分为官方儒学、精英儒学、民间儒学：官方儒学是指党政领导对儒学的宣介、推崇及践履；精英儒学即张荣明所指的民间儒学，主要为儒学研究者对儒学义理的学术研究和理论阐发，也可称为学者儒学、学术儒学；民间儒学则为普通民众对儒学精神和价值的认同与践行，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对其进行的总结与提升。关于本文对民间儒学的理解，还可参见颜炳罡的相关解读，详见下文。

[6]参见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第四章“儒学前瞻”，贵阳：孔学堂书局，2016年6月。

[7]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贵阳：孔学堂书局，2016年6月，第155页。

[8]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贵阳：孔学堂书局，2016年6月，第152-153页。

[9]1989年由曲阜迁至北京，1996年由北京迁至济南。

[10]李金山：《孔子研究的春天——纪念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载中国孔子基金会编：《三十春秋岁月如歌——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青岛：青岛出版社，2014年9月，第33页。

[11]傅鸿泉：《谷牧与中国孔子基金会》，载中国孔子基金会编：《三十春秋岁月如歌——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青岛：青岛出版社，2014年9月，第116页。

[12]傅鸿泉：《谷牧与中国孔子基金会》，载中国孔子基金会编：《三十春秋岁月如歌——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青岛：青岛出版社，2014年9月，第118页。

[13]王大千：《继往开来传承经典，三十而立创新发展——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30周年回顾与展望》，载吴光、牛廷涛主编：《继往开来发展儒学——第二届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8月，第26-27页。

[14]虽然之前我们并未刻意把“孔子学堂”归到民间儒学之中，但从人员主体、活动内容等方面来看，其本质就是民间儒学之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15]《管子·牧民》。

[16]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贵阳：孔学堂书局，2016年6月，第117页。

[17]详见中国孔子网“孔子学堂”，网址：http://kzxt.chinakongzi.org/。

[18]梁鸿：《中国在梁庄》，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11月，第273页。

[19]马艳：《“孔子学堂”唤醒大学生文化自觉的价值及路径微探》，载《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第11期。

[20]参见常强访谈邢成湖：《加强内涵建设，推动孔子学堂可持续发展》，载《儒风大家——蔡仁厚》，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58至163页。

[21]罗庸著、杜志勇辑校：《儒学述要》，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6月，第1页。

[22]牟钟鉴：《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7月，第39页。

[23]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5月，第12页。

[24]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第61页；

[25]牟钟鉴：《回忆中国孔子基金会若干往事》，载中国孔子基金会编：《三十春秋岁月如歌——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青岛：青岛出版社，2014年9月，第12页。

[26]唐·罗隐：《筹笔驿》。

[2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60至161页。

[28]其他几个方面为：最高领导带头尊儒、尊孔、尊王阳明；省级儒学会遍布全国；阳明心学成为显学；干部学儒学、学国学的积极性大增。详见吴光：《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新态势新方向》，载吴光、牛廷涛主编：《儒学与当代社会——第四届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论文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5月，第5至6页。

[29]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浙江省儒学学会于2013年共同发起，此后每年组织全国各地儒学（国学）社团负责人和儒学专家学者举办一次研讨会，会议地点由各儒学社团通过竞选方式确定。

[30]《论语·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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