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民族主义，山东大学的“学伴事件”只是“表述不当”吗？

作者：李浩然（首尔国立大学博士）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十四日甲寅

          耶稣2019年7月16日

最近几日，山东大学因为“一个留学生配三个校内学生，且校内参与学生以女生为主”[1]的“学伴制度”（Buddy Program）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因为山东大学在对学伴制度的宣传中使用了诸如“结交外国异性友人”、“为你匹配心仪的学伴”等表述[2]，网友们首先抨击山大有强行做媒之嫌，其次对配对比例产生质疑，不满于山大给予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这场讨论最终指向的是一个中国在已然成为亚洲第一留学大国且在未来会承担更多国际事务的情况下必须思考的政治伦理问题：究竟应该如何避免对境内外国友人施行优惠政策时对本国国民所造成的反向歧视？

从媒体及个人对此次山大事件的各种评论来看，绝大多数意见都赞成取消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特权，无论华洋，都应一视同仁[3]。但从山东大学前后所发布的非正式和正式的两份声明来看[4]，山大唯一承认的仅仅是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了确实出现了诸如“结交外国异性有人”的不当表述，对于人们所热论的不公平对待华洋学生的问题则只字未提。不难看出，声明所表达的意思是，对于网络上触犯众怒的那些内容，山大既没有相应的主观动机（比如牵线男留学生与中国女学生），也没有实际的客观结果（比如中国学生因学伴制度被侵害权益），唯一存在的就是引起了网民误解的不当表述。

这样一来，事情就分成了吊诡的两个维度：在一个维度上，山大事件被抬得越来越高，人们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对华洋有别的问题义愤填膺；但在另一个维度上，山东大学除了承认自己在操作层面存在失误之外，不承认任何涉及中外学生不平等待遇以及有损国格的问题。这种对待学伴制度的不同态度使得作为讨论者的媒体、民众与作为被讨论对象的山大之间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对话机制——前者见微知著，以民族大义攻伐之，后者去繁就简，以无心之失回避之。这样的错位也让另一部分人觉得，网民在并不了解学学伴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下就大肆对其揣测攻击，“这正是沸沸扬扬的网络舆论背后性别、种族多重歧视的狭隘心态。”[5]很多山大的学生也站出来支持母校，更有山大学伴制度的亲历者作出澄清，说明这个活动没有任何不健康以及危害中国学权益的地方。

我相信，作为入选“211”、“985”以及“双一流”的山东大学，确实不会作出不顾本校、本国学生的意愿而刻意取悦留学生的行为，更相信山东大学的校领导一定同意在任何时刻都要维护国家尊严的必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上某些对山东大学的批判确实有过激的成分，更不能否认，个别人在表达批判的时候用了极其不雅并具有煽动性词汇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但我们是否能够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山东大学的学伴制度并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并认为人们这次对山东大学的愤怒是不明真相的过度反应呢？

让我隐隐感到不安的是，除去那些宣泄个人情绪的反对声音，网上对山大事件相对理性的批判大多都是从民族立场的宏观角度来进行的，这些批判虽然饱含着作者相当深刻的观点[6]，但这种诛心之论并不能被山东大学所同意和接受，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些批判难以为山东大学提供任何实际的改变。同时，让我更加担心的是，山大事件的批评者们确实除了“结交外国异性友人”的表述以及男女配对比例之外没有更多证据来说明学伴制度究竟哪里有问题。而随着山东大学对表述不当的道歉和对男女学伴配对比例的澄清，批评者们的反对就更加丧失了实际的落脚点。这样的现实只会反向促进山东大学及山大学生把这次事件当作公关危机，而不会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潜在于何处。

作为一个刚刚结束五年留学生涯即将执教于大学校园的青年教师，我决定结合我的见闻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微观的角度，回答上述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即使是在操作的层面上，山东大学学伴制度的问题也绝不仅仅是“表述不当”那么简单，而这些微观上未被认识到的问题与民族立场的辨明同样重要，因为它具体关涉着学生们的切身权益。

在这个观点之下，我想进一步提出一个也许会令很多人惊讶的观点，那就是：我在山大事件中首先看到的不是山东大学对留学生的偏袒与讨好，恰恰相反，我看到的是山东大学对留学生的不负责任——更严密一点的说法，是没有尽到更多的责任。任何的留学生，无论长期留学还是短期交换，他/她身赴异国的主要原因都是学习，而不是娱乐。基于此，学校对于留学生的管理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知识授予与课程要求，这是留学的目标；第二，所在国家官方语言的培训与帮助，这是留学的工具；第三，身心健康的维护，这是留学的保障。总之，学校对于留学生的核心责任，是促成其学业的完成。然而学伴制度却并不是与这个核心责任具有紧密关联性的活动——如山东大学那份非正式声明及某些替山东大学鸣不平的人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有引入学伴制度的学校——无论中外，学伴制度的作用仅仅在于通过为留学生提供更多的与留学国本地学生的接触机会来让他们更快地融入和适应留学生活。

具体到山东大学，从亲历者的反馈[7]以及官方面向外国留学生的介绍[8]来看，山大学伴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社交娱乐，比如一起看电影、吃饭、玩桌游等，说白了，就是一个字，玩。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大学仍以一种对细节十分在乎的态度——比如要求报名的中国学生详细填写“理想学伴的性别”、“你理想中学伴的性格”、“你的性格”——去落实学伴制度，就难免让人产生一种疑惑：为什么要在促成中外学生结对游玩这个活动中投以如此多的心血呢？进而让我产生另一种好奇：山东大学是否对留学生的学业管理上投入了一样的或者更多的心血呢？

当然，学校对待学生事务，怎么认真都不为过，用十足的热情保证留学生和中国学伴们玩的开心、吃的尽兴，这对学生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我们也不能因为山东大学对于学生的娱乐生活十分重视，就得出结论认为山大对学生的学业不重视，二者之间也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

况且，从山东大学官网上对学伴制度的介绍来看，校领导们并不认为这是一项纯粹娱乐的活动，起码在娱乐之外，中外学生可以实现语言交换，即，练习外语的目的[9]。这样一来，学伴制度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一部分上述所说的学校应该对留学生做出管理的三点内容，即，在语言帮助与心情维护方面做出了贡献。

但是，我想指出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如果山东大学希望通过学伴制度来提升留学生的中文水平，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原因很简单，因为社交娱乐所需要的语言水平是应该被留学生们来中国之前就掌握的（当然他们可以通过学伴制度进一步夯实自己的中文能力），但是专业学习所需要的语言水准，却远不是通过游玩就能达到的。我不知道山东大学各学院对于留学生入学的中文水平做了怎样的要求，也不知道山东大学是否给留学生提供了相应的中文课程，但从一则被最新曝出来的新闻看，山东大学对于留学生的语言考察似乎确实存在严重问题。

这则新闻指出，2018年一名国籍为津巴布韦的博士研究生因车祸住院，由于“语言不通，生活极为困难”，山东大学在官网上发布通知，从本校中国学生中招募25名志愿者对其进行陪护[10]。很难想象，一名能够达到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入学标准的留学生，竟然还能“语言不通”，如果连与医生沟通的基本中文水平都无法实现，那么他又如何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呢。显然，这名2017级的外国博士研究生在入学一年后，还没有达到在中国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语言能力。相比于对留学生与中国学伴之间是否“心仪”的锱铢必较，山东大学是否更应该重视培养、考核留学生们完成学业的语言能力呢？

在这里，我可以根据个人经验，举一个例子加以对比。我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作为韩国国民最为信赖和自豪的一所高校，首尔大学的每一个学院几乎都建立了自己的“国际化支援中心”（국제화지원센터）,它的作用就是专门面向各学院的外国籍教授和外国留学生，为他们提供韩语授课指导、韩语论文写作指导、韩语报告指导等服务。值得注意的是，首尔大学是有专门教授韩国语的语学院的，它面向世界招生，有无韩语基础皆可。各学院的国际化支援中心与语学院的区别在于，前者只面向被首尔大学正式录取的在籍学生，而在籍学生都是满足了首尔大学入学的语言要求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即使通过了入学必须达到的“韩国语能力考试”相关级数，留学生在用韩语上课、写论文时仍然会遇到很多问题，毕竟，普通的韩语学习并不能覆盖专业韩语上的能力。于是，首尔大学就在各学院设立了促进留学生专业韩语能力的部门，此项服务的相关老师全是具有韩语教学经验的专门人士，而且完全免费。另外，在籍的留学生如果仍对日常韩语感兴趣，也可以半费去语学院学习。总之，首尔大学提供了各种丰富的服务，保证留学生起码得以用韩语顺利完成学业。

与这种韩语学习服务相对的，是各学院对留学生学业的严格要求。在学分要求、毕业资格考试要求以及毕业论文的要求上，留学生与韩国本国学生没有任何的差异，留学生想顺利毕业只有一条路：努力，付出比韩国学生更多的努力。也正是由于这种严格，在首尔大学读博士似乎是一种“不划算”的选择：我所在的人文学院的哲学系，韩国人博士毕业平均需要8年，外国留学生毕业最快要4年，普遍是6年，而我们系也有超过10年还未毕业的外国留学生，大家承受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当然，首尔大学也并非对留学生的心理压力视而不见，学校特意安排了心理学专业的相关老师组建了心理商谈室，任何方面的心理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专业的指导。

在这种个人经历的背景下，当我再去看山东大学的学伴制度以及新闻中所暴露的山大留学生的中文水平，就难免不会认为山大并没有在留学生管理上担负起最重要的责任，留学生们最需要的不是交友逛街的各种活动，而是能够帮助其学习的各种服务。这些服务需要学校指派专门人士来承担，而不是通过本身还面临着学习任务的中国学生来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次山大事件反映了山东大学对留学生的不重视。

在这种对待留学生的态度下，山东大学对待本校的中国学生也同样不负责任。在伦理学中主张义务论的康德曾经有一句话：“人是目的，不是工具。”言下之意，就是任何把人当成工具使用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如果山东大学在留学生入学后并未为其配备相应的中文学习的专业服务，而把这个责任交由本校学生完成的话，就多少带有了些“人是工具”的味道。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山东大学明确也提到过，参加学伴活动所获得的语言交换是双方的，中国学生也可以借机锻炼自己的外语水平。倘若这真是山东大学组织学伴活动的目的之一（不管实际效果如何），我们倒也不能太过诛心。但招募25名志愿者来陪护外国博士的行为，则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把学生工具化的行为。

我不敢想象，如果是一名不通英文的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出车祸骨折，其所在学校会不会招募25位美国学生对其进行陪护。中国人“怀柔远人”的传统确实在山东大学这里提升到了新高度。一般情况下，同学之间的陪护与探望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温情行为，但山东大学公然在官网上兴师动众招募25位中国学生去照顾一个外国留学生，这就是动用自己的公权力把资源倾斜给少数人的不当行为，当这个“少数人”是一名达到入学标准同时又语言不通的外国人的时候，这个行为就更加不当。在山东大学的招募声明中，我们看到的只有对志愿者的各种要求，以及每天服务时长必须满足7小时还要经过招募方考核认定的说明。我们看不到任何对志愿者付出善意的回报（志愿者餐费、交通费由招募方提供），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如果山东大学真的觉得陪护这名留学生是十分重要的事，那就应该代为聘请专业的护理人员对其加以看护，但在这个事件中，我们仍然看不到山东大学拿出真诚且专业的方案。最后，仍然是一群廉价得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的中国学生们替学校完成了这个任务。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学生们的自愿与愉快并不能成为山东大学认为自己在操作上没有问题的根据。就像我在这篇文章一再强调的那样，山东大学缺乏的是对学生管理的专业态度。在一些事情上，这种专业态度的缺少也许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但是在某些特殊的事情上，专业态度不足将会引发巨大的代价。

比如，到目前为止，山东大学都否认自己在学伴制度的配对安排上有刻意安排外国男性留学生和中国女学生（还是多个中国女学生）亲近的意图，所以对于网上那些认为山大此举是侵害本校女生权益的指责，山大拒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山东大学。但是我也同时想向山东大学发问：自组织学伴活动以来，山大是否曾为要接触外国留学生的本校中国学生们（无论男女）专门进行过有关防止性骚扰和人身安全方面的培训呢？

如果有人觉得我的问题是强词夺理，那么恰恰证明我的忧虑是必要的。同样是一个来自我个人的例子。2016年的9月开始，我作为首尔大学的在籍学生，通过申请学校的国际交流项目，来到台湾国立大学哲学系访学半年。在出行之前，首尔大学特意把当年所有申报了交流活动、去往世界各个国家的首尔大学生召集在一起，然后为我们进行关于防止性骚扰的培训。首尔大的老师对我们说，哪怕是一句文字上的玩笑，也可能构成性骚扰，无论何时都应当学会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国外交流期间遭受了这种骚扰们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首尔大学，学校会帮助出面解决。首尔大学的这个行为不仅给予了学生们身心安全上的保证，也反向教育了大家出国在外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以避免无心酿成的错误。

这种未雨绸缪的培训不仅发生在即将去各国交流的学生身上，事实上在首尔大学面向本校学生关于防止性骚扰的宣传与教育从来没有间断过。韩国学生也因此特别敢于揭露自己的不快遭遇。走在首尔大的校园中，经常看到被学生用白字黑字贴出来的“大字报”，上面实名揭露的就是教授对同学的或者同学之间的性骚扰以及其他侵害权益的事件。一个学校的名誉不是通过“对造谣者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维持来的，而是通过宁可不要名誉也要保障学生权益的态度和行为赢得的。

所以，我在这篇文章中想指出的恰恰不是山东大学做了什么而导致了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学生的骚扰，而是山东大学没有做什么去防止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学生的骚扰（尽管这个骚扰在实际中并未发生）以及其他可能出现的负面问题。在健全的管理保护学生的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山东大学对于留学生是否能找到心仪学伴的重视即便没有任何低俗的想法，也免不了让人感觉本末倒置的疑惑。为中外学生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交流环境，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山东大学能做到更多，能用专业的态度对待留学生本该重视的学业，能用爱惜与感激的情感对待本校中国学生无偿做出的奉献，能够用真正关心学生、为学生着想的立场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当然，我宁愿以上所谈都是我的杞人忧天，实际上山东大学已经低调地做到了一切。

山东大学在对外的宣传中，一直强调自己是一所始建于1901年的百年老校。如果你足够仔细，甚至能发现山东大学微博的个性域名就是“1901sdu”。1901年，是清光绪二十七年，这一年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是年10月获准，山东大学的前身从此诞生。1901年，亦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年，但是新世纪的曙光并没有太多地照耀在中国的身上，在这一年的阳历九月，李鸿章代表清朝廷在北京与英、美、法、德、俄等11国公使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史称《辛丑条约》。中国从此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人们应该不会想到，在118年后，山东大学会因为学伴制度，因为对待留学生的态度，再一次与曾经悲恸的民族主义情感相离咫尺。这一次，山东大学选择转过头去。但是我希望转过头去的山东大学能够看到比“表述不当”更多的问题。

注释：

[1]凤凰网：《一个留学生配3名女学伴？山大最新回应！》，http://news.ifeng.com/c/7oFEvs1iz8r。

[2]同上。

[3]这其中的代表观点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旗帜杂志社的官方账号“紫光阁”的文章：《让留学生成为中国大学校园中的普通一员，是时候了！》。具体见微博账号https://weibo.com/u/5467852665?profile_ftype=1&is_all=1#_0相关内容。

[4]7月7日，网上出现一份名为《山东大学关于举办中外学生“学伴”活动的说明》的声明，落款为山东大学国际事务部，语词严厉，不认为山大的学伴制度有任何问题，并把网络上的批评声音定义为“有组织、和有预谋的炒作”。之后，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桑晓旻接受采访，说“该声明并非学校对外发布，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泄露出去的。”见东方网：《山东大学1个留学生配3个异性学伴？师生：为友好交流》，http://news.eastday.com/s/20190712/u1a14968836.html 7月12日，山东大学在官方微博中发表正式声明，承认“结交外国异性有人”表述不当，同时说明学伴制度“不存在一名男留学生对应3名女生学伴”。具体见微博https://weibo.com/1901sdu?is_hot=1相关内容。

[5]李思磐：《山东大学“学伴”事件：一场当代叫魂》，见微博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93529848758308相关内容。

[6]比如田飞龙：《华洋关系正常化仍有待时日——从外国留学生事件说起》， ，//m.katywinge.com/article/16760

[7]具体见山东大学国际交流协会的微博https://weibo.com/u/3828119696?is_all=1相关内容。

[8]2016年，山东大学官网曾发布一份《关于学历生报名“学伴”项目的通知》，其中向留学生宣传说参加这一活动就可以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语言，一起讨论生活，一起参加活动，一起品味美食。”见搜狐网：《“1个留学生配3个学伴”山东大学刚致歉，就被曝出更过分的事……》，http://www.sohu.com/a/326598717_210049?scm=1002.44003c.14a017c0180.PC_ARTICLE_REC&spm=smpc.content.fd-d.1.1563152645676V2OEURg&_f=index_pagerecom_1

[9]山东大学官网上对学伴制度的英文介绍是：“The SDU buddy program is arranged for al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find a Chinese buddy or friend in order to exchange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both countries.”见http://www.impm.sdu.edu.cn/info/1013/1059.htm

[10]新浪网：《招25名学生陪护住院留学生，引热议！山东大学又回应了》，http://k.sina.com.cn/article_1685262231_64730f9701900kdsp.html?cre=tianyi&mod=pcpager_edu&loc=23&r=9&rfunc=37&tj=none&t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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