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治礼学不可少之作

作者：杜泽逊、王篤堃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廿四日甲午

          耶稣2019年6月26日

《曲礼注疏长编》（共4册），王锷编纂，广陵书社2018年12月第一版，480.00元

王锷教授，礼学名家，近成《曲礼注疏长编》，由广陵书社出版，精装四册，一百二十余万言，诚为礼学研究的又一部佳作。

长编为著作之一体，远可溯至司马光《资治通鉴长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近则有郭沫若《管子集校》、游国恩《楚辞注疏长编》和王仲荦《宋书校勘记长编》。《管子集校》以清人戴望《管子校正》为基础，经许维遹、闻一多等人之手，最终总成于郭沫若。引用诸家著述四十余种，有释有校。《楚辞注疏长编》原拟作八编，后仅成《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两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游先生执教山大，已有辑成长编之初意。今见丁伯弢致王献唐书信云“《楚词中正》单行本，《屈大夫赋注》单行本原刻本，丁宴《天问笺》单行本，闻山东书局有，敝校教授属为物色，祈为留意”，当是受游国恩所托。《楚辞注疏长编》辑录西汉至晚清的旧注达百余种，其中引用清代山东栖霞林仲懿《离骚中正》刻本，目前只知道山东大学有藏本，可以推测是游国恩先生执教山东大学期间采入《长编》的。《宋书校勘记长编》乃王仲荦先生当年参与整理“二十四史”、分工点校《宋书》时所编撰，校勘记达9000余条，广泛吸收前人著作成果。此外，如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亦可视作长编之代表著作。长编，既是材料汇辑之体式，也是治学求问之步骤。长编的辑纂，可以较为系统、完整地掌握前人成果，对专题的比较研究、学术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曲礼注疏长编》所取十三种著述，是王锷先生与门下弟子平日参研礼学之重要读本，乃精挑慎选的历朝代表之作。就著作形式而言，有以汇辑前人成果为特色的，如卫湜《礼记集说》、甘汝来等《钦定礼记义疏》、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有按断是非、坚持自我发明的，如郝敬《礼记通解》、纳喇性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方苞《礼记析疑》、江永《礼记训义择言》、王引之《经义述闻》、郭嵩焘《礼记质疑》。有二者兼而备之的，如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就学术价值和意义而言，或有保存文献之功，如卫湜《集说》，四库馆臣称为“礼家之渊海”。或关涉学术发展大势，如陈澔《集说》，列于学官，明代礼学著述深受影响。或侧重名物训释、制度辨析，如江永《择言》、朱彬《训纂》。或强调文本校订、文字考释，如吴澄《纂言》、王引之《述闻》。各有体例，各具特色。治礼学者自应兼采并观，方可见其全豹。

《长编》的系统、丰富，我们举一例。《曲礼》“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闑右，不践阈”（《长编》408-418页），《长编》在注、疏以下，摘录了卫湜《集说》、吴澄《纂言》、陈澔《集说》、郝敬《通解》、甘汝来等《义疏》、杭世骏《集说》、孙希旦《集解》、王引之《述闻》、朱彬《训纂》、郭嵩焘《质疑》十家著述。又卫湜《集说》摘引郑玄、《孔疏》、马睎孟、陈祥道、戴溪五家之说。吴澄《纂言》摘引郑玄、《孔疏》、马睎孟、陈祥道四家之说。甘汝来等《义疏》摘引郑玄、《孔疏》、陈祥道、马睎孟、朱熹、陈澔、陈栎、饶鲁、汤道衡、姚际恒、姜兆锡、任启运十二家之说。孙希旦《集解》、王引之《述闻》、郭嵩焘《质疑》摘引郑玄、《孔疏》两家之说。朱彬《训纂》摘引郑玄、《孔疏》、刘台拱三家之说。诸家之中，《孔疏》、陈澔《集说》、郝敬《通解》、甘汝来等《义疏》、孙希旦《集解》、王引之《述闻》、郭嵩焘《质疑》皆自有按断，余者惟摘引群言以申观点。细绎之，陈祥道、马睎孟、朱熹、吴澄、陈澔、陈栎、姚际恒、孙希旦、姜兆锡、任启运、郭嵩焘基本遵从《孔疏》，皆释为“门以向堂为正，右在东也。主人位在门东，客位在门西。大夫、士是臣，皆统于君，不敢自由，故出入君门，恒从闑东”。而饶鲁、郝敬、汤道衡却以为“君出入皆由左，大夫避君出入，故言右”。前者以为君主从闑右（门的右侧）进入，大夫、士由君主统摄，随同一起从闑右进门。相反，后者以为君主从闑左（门的左侧）进入，大夫、士为显尊卑之别，便从闑右（门的右侧）进入。王引之不赞同《孔疏》“门以向堂为正，右在东”，认为门中之闑，应当以东为左，以西为右，经文“闑右”误，当作“闑左”，言君主与大夫、士从闑左（门之左侧），即东边进入。借助《长编》，我们可以了解到《曲礼》“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闑右，不践阈”一节的二十余家注解，包括现已亡佚的马睎孟《礼记解》、陈祥道《礼记讲义》、陈栎《礼记集义》（据王锷《三礼研究论著目录》）。可以认识诸家注解之间的承传与驳辩，如吴澄《纂言》参考了卫湜《集说》，王引之对前人见解多有驳辩，郭嵩焘又不赞同王引之的说法。还可以通过分析诸家之说，大致得出历代经文注解的几种观点，形成一个小专题的综括性研究。一个个小专题的综括性研究，就汇成了《礼记》整体的综括性成果，宏纲细目，有条而不紊，汇集众说，纲举而目张。手此一编，既省翻检之劳，更有揽要之便，确是治礼学不可少之作。

《曲礼注疏长编》之经、注、疏、释文，以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的阮刻本《附释音礼记注疏》为底本，以脚注形式保留阮刻本所附校勘记，比较好地保证了底本的完整信息。《长编》对汇录的十三种著作施以新式标点，可以看作是对各个文本的一次学术性整理。其中，如卫湜《集说》、吴澄《纂言》、郝敬《通解》、纳喇性德《补正》、江永《择言》、甘汝来等《义疏》、杭世骏《集说》，目前皆未见整理本。这当中的任何一种，整理工作绝非易事，合起来整理就更为艰巨了。仅此一条，已是不容忽视的学术成果。至于已有整理的，《长编》亦存订正之功。陈澔《集说》“毋不敬，则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俨若思，则正颜色，斯近信矣；安定辞，则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其中“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三句出自《论语·泰伯》。《长编》均加引号，而这之前的整理本似未虑及。古籍整理的质量表现在细部处理的精到，这就是很好的例子。《长编》所汇集的十三种著述，学礼堂师生切磋琢磨，匪朝伊夕，多被做成博、硕专题论文，其遴选抉择之间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慢慢体会的。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长编》的撰集也很有必要。明人陈继儒云：“以一人言《诗》，不若以众人言《诗》。《诗》至《注疏》而汉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卫湜《礼记集说》汇辑卫氏以前诸家之说，堪称“渊海”。宋以后数百年来，著述迭出，于是有清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杭世骏之后，又二三百年，今《长编》出，汇录孙希旦《集解》、王引之《述闻》、朱彬《训纂》、郭嵩焘《质疑》，继卫、杭之事业，萃礼书之英华，可谓金声玉振，大有造于学矣。

《曲礼注疏长编》是王锷教授主持的《礼记注疏长编》的一部分。《礼记注疏长编》，文已基本就绪，则全部成果次第问世，指日可待矣。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