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宽裕温柔足以有容”——郭齐勇教授谈开放的儒学观

受访者：郭齐勇

采访者：谢远笋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贵州文史丛刊》2019年第二期

时间 ：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初一日辛未

          耶稣2019年6月3日

郭齐勇

1947年生。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81年考上硕士研究生，师从萧萐父、唐明邦、李德永教授。1984年毕业留校在哲学系任教，1989年1月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8月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至今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7年获评“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

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国学院院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荣誉主任，湖北省文史馆馆员，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与副执行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曾到欧美、日本、我国港台地区十多所高校讲学，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二届“新亚儒学讲座”主讲教授。

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学研究》《文化学概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中国人的智慧》《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等。

谢远笋

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代新儒学、诸子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谢远笋：您在武大读书、教书的时间超过40年，在您看来，武大哲学系有怎样的学术传统，您觉得从您的三位老师，到您这一辈，在学术上有那些传承，有什么脉络可寻？

郭齐勇：武大哲学系的历史可追溯到1922年设立的教育哲学系，当时还是武大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将近百年的历史当中，武大的哲学学科形成了很好的学术传统。

我的老师一辈，在中国哲学方面，主要是萧、李、唐三位老师。萧老师重视周秦、明清两个“之际”，他是这两个时期中国哲学的专家，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唐先生精于《周易》经传与易学史、道家道教和古代自然科学中的哲学。李先生是荀学专家，他对宋明理学也有精深的研究，他对宋明时期的“太极”、“理气”的哲学问题有细致的清理。

他们的原著经典的基础都非常好，文献功夫都很了得，也有很好的西学基础。如萧先生在上一世纪40年代在武大哲学系读书，他的学位论文做的是《康德之道德形上学》，指导老师是万卓恒先生，即使放到现在，仍有价值，可见其功底。

在西方哲学方面，主要是陈修斋、杨祖陶、江天骥三位先生。陈先生对近代唯理论哲学，尤其是莱布尼茨哲学，有精深的研究；杨先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专家，精于康德、黑格尔的翻译与研究。他们两位都是贺麟先生的学生，都有深厚的西方哲学与语言的功底，下功夫做西方原典的翻译、研究工作。他们的很多翻译都堪称经典。江先生留学美国，他的专长是科技哲学与分析哲学，最能够及时地跟踪西方当代哲学的前沿。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哲史，也很注重名著经典。我虽然不是马哲出身，但马哲的十几种原著经典我都读过，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我们都是一本一本、一字一字的读下来的，都是下过功夫的。

总体来看，江天骥老师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研究，陈修斋老师的西方唯理论哲学研究，杨祖陶老师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陶德麟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萧萐父老师的中国哲学研究，刘纲纪老师的美学研究，老师们为我们奠定了非常好的学术根底，形成了中西对比，古今通贯；学思并进，史论结合；德业双修、言行相掩，做人和做学问不二的学术传统。在中哲方面，继续明清之际学术的研究，又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如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与人物研究，新出简帛文献中的哲学思想研究等，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社会关怀上，武大哲学系有强调社会参与的哲学传统。我们在坚守哲学本位和哲学传统的同时，也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在真理标准讨论上，陶德麟老师就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在全国的思想界都有一定影响。同时，我们向社会的辐射也比较大，社会教育做得较好。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的学生，在坚持学科研究的同时，也向社会去传达哲学智慧、国学智慧。我们中国哲学的老师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到民间讲学，跟社会大众讲中国传统文化，讲儒释道的现代意义。

谢远笋：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您的启蒙教育处在激烈反传统的氛围中，中国文化基本都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自大学开始，您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儒学，经历了怎样的学思历程？

郭齐勇：每个人都会受到时代的、认识的等很多方面的限制，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们这代人，少年、青年时期接受的教育，生活的氛围，都是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的、革命大批判的那一套。改革开放以后，我逐步有了自我反省与反思，特别是读了现当代新儒家的书之后。

1978年10月，我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1981年又考上了研究生，1984年的12月份我硕士毕业。我对熊十力的关注是从1983年开始。熊先生的《十力语要》，是使我的心灵受到震憾的书，这里集中了熊先生从心臆中流出的话语，是他的生命体验的结晶。熊先生凭其聪颖慧识对中西哲学的评断可谓鞭辟人里。当时熊十力研究尚是一片空白，甚至连他的生平都暗而不彰。我从熊十力的年谱做起，遍访熊氏的门生故旧，收集整理熊氏著述及前人对他的评论，其最初的学术成果《熊十力及其哲学》，由梁漱溟题签，1985年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1985年12月底，我协助萧老师筹备、组织“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在黄州举行，发起单位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湖北省政协、黄冈地区行署与黄冈县政府。来自全国和美国、加拿大、前苏联、日本的学者共100人出席了会议。我的这本小书受到与会专家的重视，会后又得到了张岱年、陈荣捷、岛田虔次等先生的肯定与鼓励。

1987年9月至1990年9月，我边在哲学系工作边攻读博士学位，指导老师是萧萐父先生。1993年，我的博士论文以《熊十力思想研究》为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期间，我又应约选编了两种熊先生论著选，撰写了《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1994年分别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与台北业强出版社出版。

我对熊先生的研究是与文献的搜集、整理密不可分的。早在1980年代，我就参加了汤一介先生、萧先生主持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唯识论》、《体用论》等熊氏论著集的点校工作。之后又协助萧先生，并与友人景海峰、王守常先生等一道，投入到《熊十力全集》的搜集、整理、编校工作中去。480万言九卷十册本《熊十力全集》用了十二年功夫，于2001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作为副主编和主要整理编纂者，付出了一定的心血。2001年9月，我在武汉大学主持了“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专家济济一堂。我主编的会议论文集《玄圃论学续集》，2003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比较起来，20世纪80年代我对熊十力的研究主要解决的是熊十力其人其书等基本史实的梳理，以及熊氏思想对传统的批导，熊氏思想与近代思想史的关联问题，熊氏思想的认识论与辩证法的意义等。90年代我对熊十力哲学的研究，以博士论文为代表，主要抓住其哲学的核心问题即熊氏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在熊氏哲学内涵、内在张力、学术渊源、思想影响的诠释与批导上，有了较大的创进。

我从对熊十力的研究，逐渐扩展到梁漱溟、马一浮、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我又深入研究了20世纪诸流派及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分析了孙中山、冯友兰、冯契、殷海光等哲学思想的内在张力，反省“五四”，反思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主张理性地批导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探讨中国哲学在当代重建的重心与途径等问题。可以说，我做的这些工作，都是以现代新儒学思潮为中心而逐步展开的。2017年出版的拙著《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就是这30多年来的一个积累。

在上世纪80年代，我也是“文化热”的积极参与者。1985至1990这几年间，我评析了当年诸名家的文化观，阐发了业师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又从人类学与文化哲学的不同维度讨论文化问题，倡导文化多元，研究文化变迁中的涵化与整合以及文化类型学，尤其对“传统”作出疏导，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文化的诠释与评价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1990年出版的拙著《文化学概论》，基本上代表了我在这一时期关于“文化”的看法，特别是关于“多元文化”、关于文化变迁中的涵化与整合、关于“文化传统”的解析等，这些看法已开始包涵了对传统文化的全面体认，调整中国文化的评价尺度与诠释维度。

1990年以后，我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大的转折，对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学的正视与开掘更为自觉。这根本上缘于对现实问题的反思。梅约翰（John Makeham）在他的书中（Lost Soul:“Confucianism”in Contemporary ChineseAcademic Discourse,Cambridge,Mass.: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Center for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Press，2008）谈到了这一点。在研究方面，1997年前我的主要领域在20世纪中国哲学，1998年以后往前走，我努力把研究重心前移，研习先秦儒学及出土文献、宋明儒学的问题。当然，我对新儒家的研究也一直延续了下来。

正如王国维先生说的，“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我对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地下之新材料”，与经学诠释方式、中国哲学的关系予以讨论，与传世文献相比照，讨论先秦经典与天道观、天命论、心性论与身心观等，又较全面地研究并体悟先秦各家关于三材之道、终极信仰，自然、社会、人生与思维的睿智。我研究了郭店楚简与孟子心性论的关系，《性自命出》的心术观，《五行》的身心观、“圣智”论与内在道德论，上博楚简所见孔子为政思想及其与《论语》之比较，《恒先》的道法形名思想等。其中，对现代经学三种路向的梳理、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讨论以及中国经典诠释学特色的指陈，有关思孟五行的论文中辨析“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关联，揭示圣德相对于仁、义、礼、智四德而言所具有的统合与生成之意蕴，有一定的见解。藉着在我们湖北郭店出土的楚简的契机，我还于1999年在武大主持召开了盛大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主编了该国际会议的论文集。

我自1984年留校任教后，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前后有30多年。这也是我持续关注的领域，我编写的《中国哲学史》的教材，是在全国用得比较好的教材，高教社印了20多次。我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必要的张力，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确立中华民族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以中国哲学自身内在逻辑发展及其与外来哲学的交融为背景，提出了中国哲学史四分期说:先秦为创立期，汉至唐代为扩大期，宋至清代为融会期，清末民初至今为潜藏期，以四期说架构中国哲学史。揭示中国哲学的特征，认同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是生成论，主流是生机主义、连续性的、创进不息的，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身心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实践性强，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与异于西方的认识理论，中国哲学中天人性命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诠释中国哲学的终极之“天”的意义及天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或他人之间、个体身与心之间的哲学智慧的当代价值。

谢远笋：您对熊十力及其学派，再至整个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作了系统的资料整理与精到的研究，您还是现代新儒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在中国大陆的组织者与推动者之一，多次发起相关的学术活动，汇聚两岸三地及海外的学者切磋砥砺，助力此领域研究的持续展开，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郭齐勇：现代新儒学的学术会议，除了1985年与2001年的两次熊十力会议之外，我作为召集人，发起、筹办并主持了两次“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

一是于2005年9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与会者有海内外儒学与当代新儒学研究专家共140人，第三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杜维明、成中英、蔡仁厚、刘述先等连袂出席。十多家媒体报导了此会，七家学术性报刊发表了长篇综述。会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海内外学者予以高度评价，在当时堪称当代新儒学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会议。会后选收会议论文82篇，编为《人文论丛》之“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特辑，2007年6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汇聚了当时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前沿成果。

二是于2017年10月，在贵阳孔学堂召开的“第十二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以“当代新儒家与心学传统”为主题，有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我国港台地区及内地各高校的专家学者160人与会。本届会议涉及现代新儒家的心学与阳明学思想研究，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大陆儒学思潮，先秦儒家仁学与心性论，陆王心学的现代性诠释，心学与理学、心学与佛学的关系，阳明学与阳明后学，东亚视野下的儒家心学，儒家心性之学与政治哲学的现代性阐释、儒道心性论和政治论与中西哲学，儒学与当代世界，刘述先先生思想研究等议题，寻求通过新的方式与视野，合理定位自身，阐扬心学精神，谋求与推进当代儒学进一步的拓展。

“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是另一系统的国际学术活动。它是由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领衔主办的，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大的国际学术盛会。ISCP旨在沟通东西哲学，推动跨文化研究。“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于2007年6月在武汉大学举行，我担任本届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也是本次双年大会的主席。围绕着本次大会的主题——“21世纪中国哲学与全球文明对话”，共有来自十四个国家及我国台湾、香港和大陆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两百多位学者应邀出席会议，集中讨论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深层学术问题。会后ISCP官网高度评价这次会议，认为无论在论文的质量、会议的规模、参与的广泛、组织的有序等方面，都超越了往届的会议，对促进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与世界各国哲学走向中国起了积极的作用。多家国内知名学术期刊、媒体发表此次会议的长篇学术报导、综述等。2010年6月，我在武大还主持了ISCP的小型会议：“近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也非常成功。自此，ISCP还隔年组织一次小型学术会议。

谢远笋：现代新儒学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您觉得这一研究如何进一步的拓展，还有那些工作待我们去做？

郭齐勇：的确，现代新儒学的研究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体现在著作编纂、脉络考辨、义理疏解、思想阐发等诸方面。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一领域已没有工作可做了，其实仍有很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当代新儒家留下的丰厚的精神遗产，值得也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深度开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现在中国哲学当然要继续往前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必须是超越，而不是绕过现代新儒学，特别是牟宗三哲学的理论高峰。傅伟勋先生几十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论的艰巨任务。对牟先生这样，对冯友兰先生也是这样，比如他的“三史六书”，我们能视而不见吗？

就我阅读所及，我觉得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去做。一是儒家知识论的研究，余英时先生说，“我们必须承认，儒学的现代课题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种客观认识的精神，因为非如此便无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儒学以道德为‘第一义’，认知精神始终被压抑得不能自由畅发。”（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12，自序）。实际上，牟先生非常重视知识论问题，他提出三统并建，学统是其一。可以说，吸纳或开出现代知识论是当代新儒家的核心议题之一。熊十力的量论、牟宗三的知识论（良知坎陷以成就民主科学）、杜维明的体知论，都是在儒家视野下对知识论证成，但它们又超出了西方知识论的范围，均涉及体悟本体的智慧和生命的终极性关怀。这就将中国哲学中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尊德性与道问学等聚讼不已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儒学要有新的发展，必须通过这些问题，而不是绕过它们。

二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问题。牟先生以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来证成民主政治，这是当代新儒学政治哲学的范式之一。林毓生教授倡言“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牟氏此论当属儒学创造性转化的经典之论，同时也是中西哲学比较的范式之一。牟宗三提出的“儒学开出民主”说，未能善用康德哲学的资源，而引入与之旨趣不同的黑格尔哲学以证成之，这是其哲学系统中最能引起批判与争议之处。但他在证成政治主体及国家理论时引入黑格尔哲学也有理论上的优势：一是其“自我观”与当代社群主义相近，这正是对自由主义“无约束的自我”或“原子式的个人”最有力的批判之一；二是将现代国家视为民族历史文化生命客观化的产物，即视为一个伦理实体，这样便可化解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的不稳定性。进入当代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实现与当代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对话，这是儒家政治哲学继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仅就道德主体开出政治主体而言，这一领域与康德的法权哲学、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及当代社群主义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对话空间，有非常多的工作值得我们去做。

三是新材料与新方法。王国维先生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陈寅恪先生亦有此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对熊十力及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是建立在充分的史料挖掘与坚实的史料考据基础上的。只要有新资料在发现，就有研究天地。比方新进发现的熊十力的一些早期文章，之前全集没有收进去；徐复观后人也捐赠了一批重要资料；“胡秋原藏书室”（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设立）馆藏资料中，也发现了不少现当代新儒学的新材料，我们正在整理这些材料。不仅是对于新材料的爬梳，就是对过去已有的材料，还需要以新的视野与方法，予以新的发掘、研读与诠释，定会开辟出新的天地。

谢远笋：您作为一位30多年从事高校人文教育的专家，主持创办了“国学实验班”、“中西比较实验班”，这是出于何种考虑？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厘清“国学”这个概念？

郭齐勇：我提倡并开设了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和国学试验班，这两个班都是在我担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任上创办的。我们2001年开办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为的是让同学们多学中西哲学的原著经典，辉煌了一阵。国学实验班是在2002年开办的，但我们最开始的学生是从2001级的文科各系，甚至理科，全校二次招生而来的。以后几届也是，大家愿意读的来读，大概是进校一年、半年以后，他们愿意调剂过来。对国学班学子的培养，我们注重文字学的功夫，坚持中国古文字、音韵、训诂的训练，坚持读经典，由老师导读，让学生在经史子集每一部里都扎扎实实地研读几种。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国学班的办学是成功的。

有人批评“国学”的概念大而无当，其实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才提出来的，因为现在的学科标准全部是西化的。但是，按照西方的学科标准来看待国学，的确是削足适履。源自西方的现代学科的划分，与中国古已有之的学术方式是不同的。硬搬西方的学科建制，在某种程度上肢解了中国的人文学术。在西方这套学科体系里面，人文学科被分化了，且被边缘化了，而社会科学又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做法，这是与人文学大相径庭的。将中国传统学术割裂以设学科的现状，是不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现代学科的分类，基本上是将传统学问当作死物，而且越分越细，肢解分离，不是像我们过去的学术传统，文史哲不分家，传统学问是一种整合的“生命的学问”。如何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中，还体现一点传统的东西呢？

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可它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根本没有位置，史学、子学、文学，还勉强可以在文史哲等学科中体现一二，但是经学的传统中断了。所以我们设立国学学科，很大程度上，是想重振经学，并由此带动整个中国人文学的重建。

其实，即便是在当代西方学科体系中，神学、古典学，都是独立于文、史、哲、艺之外的重要学科。我国的国学，颇类似于西方的古典学领域。所以，从国内国际学术发展来看，我们设立“国学”这一学科门类，先从一级学科办起，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合理的。我们只有按照国学本来的理路与脉络，设立经学、史学等门类，作一种古典学的研究，才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借助今天所谓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在上一世纪9O年代前期即重新界定“国学”概念，这远在所谓“国学热”之前。其实我对文化学、新儒学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经含有对国学系统与中华人文精神的探索。我曾提出了四层次说，即国学包涵了常识层面、学术或技艺层面、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民族精神或国魂与民族魂的层面，指出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失去中华民族文化本源的现代化，绝对不是成功的现代化，指出学习国学更重要的是把握中国人的终极信仰、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了解中华民族与文化融会的过程，及其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

国学的重点是经与经学，儒学是国学最重要的部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是以“仁爱”为中心的价值系统，当代中国仍必须以此为基础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信念、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中华人文精神包含了宗教，重视自然之道，也包含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传统，中国的制度文明尤其需要重新认识与发掘。以上这些，是在我的国学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是重建“国学”的思想理论方面的思考。

谢远笋：您非常重视四书教育、人文教育，强调它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您有哪些看法？

郭齐勇：我主张“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他所在的文化传统中的经典，经历过本土文化思想的基本训练。这都是视为当然的，也奠定了他们人文修养的基础。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诵读一些中国经典，打好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

几十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缺乏国文、国学基本知识和传统道德的教育，近10多年来虽有所好转，但仍然不令人满意。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国文、国学教育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四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和谐社会的建构，对长治久安，对人的全面发展，百年树人的大业与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儒家教化不是所谓道德说教，而是春风化雨；儒家教育不仅不排斥技艺，而恰好正是寓于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之中的。儒家的教育方法，绝不是今天的满堂灌，而是以启发式为主，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主张以意逆志，深造自得。儒家讲的教育，是全面的、广义的教育，包括今天的知识教育、技术教育、道德教育、生死教育、艺术教育、身体教育等德智体美的各方面，包括今天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各层次。

“四书”或称“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蒙学读物与民间文艺，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儒家核心价值，四书的主要内容，又通过私塾乡校、教书先生，通过唱戏的、说书的，从各种渠道流向社会，影响世道人心。一直到今天，这些价值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光辉、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四书”之于中国，如同《吠陀经》《奥义书》之于印度，《古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一个中国人，不读“四书”，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我一再提倡国民教育中增加国语国文国学的分量，建议四书全面进入中学课堂，建议以孔诞日作为教师节。

我也关注大学的国文教育、大学的人文教育。大学人文教育被政治教育取代或成为附庸，又被专业教育挤压或掩蔽。我多次说过，除了分科壁垒分明的毛病影响人文教育之外，中国大学即使现在有了通识课程，其毛病与文科各专业教育一样，仍是原理、概论、通史之类的课程太多，东西方原著经典导读的课程太少。古今中外的文化经典具有深长久远的滋润作用，给人以创造性的和不断反刍的精神空间，是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可问题是，我们的学生不会读书，不会读原典。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只是让学生去读或听那些三转手、四转手的或拼凑的教材。概论加通史的模式，是以否定东西方人文传统和不相信师生们能读懂、能分析与理解原著经典为前提的。

培养一个对社会、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材，不管他将来做什么事业，根子要扎正，特别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应视为根本。但是，人文教育面临来自现代化、全球化、功利化的时风的挑战与压力。由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片面地膨胀科技知识与过早地分科，使大学教育对象的东西方人文素养十分薄弱，特别是传统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之修养十分欠缺。在西化日甚一日的背景下，本土化的人文资源的发掘、传承、参与、创造、转化的工作尤显重要。

中国大中小学生理应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起码的教育，“四书”理当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教材，其中饱含中华民族基本的价值理念与做人、做事的依据，是立身行世之本，安身立命之道。实际上，“四书”应贯穿、渗透到学校、社会、家庭的各方面，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目前的大学人文教育，再怎么努力，也难以弥补我们的学生从儿童、少年到青年应当受到的博雅的教育、人性的养育，难以培育国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感与认同感。

谢远笋：2018年底，您出版了新书《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现在仍有很多人认为儒学是保守的、落后的，您在书名中用了“创造性转化”这个词，您是如何看待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的？

郭齐勇：“创造性转化”是海外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在上一世纪80年代最先提出的，几十年来，逐渐被中国大陆学者接受过来并广泛运用。

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与启蒙价值相违背，它不仅可以与民主、科学相结合，而且有助于克服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弊端。

我们就生活在现代社会当中，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这是一个事实。我想只要我们保持理性，不情绪化，没有人会拒斥现代性，即使有人在口头上拒斥，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也离不开。儒家绝不是所谓的“反面教员”，它对现代化的建设是正向的。儒家的核心价值与现代人权、自由、平等、尊严、理性、道义，不乏可沟通之处。儒家伦理经过时代的转化、汰洗，经过我们自觉地批判继承，是可以与现代化的新的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整合起来的。“仁、义、礼、智、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敬业乐群”等对于建构现代全球伦理、社群伦理、家庭伦理、职业伦理和新的人与人之关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具体地说，例如容隐制，它恰好能体现现代人权的观念，因此我提议修改现行的刑法、民法的有关条文，保障公民的亲情权和容隐权。在我与同人的努力之下，国家刑诉法也做了初步的修改，这对完善我们的法制建设有一定的贡献。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是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它不反对宗教，不反对自然，也不反对科技，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相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借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说法，现代性是有“隐忧”的。警惕现代性的单向度及片面性，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加健康的现代性成果。反思现代性与接纳现代性是不矛盾的。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会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等理念有助于建构新的生态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天命、天道、神圣、敬畏感与人的终极信念，“极高明而道中庸”所透显的圣凡关系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中华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效应与历史局限之后，是可以提炼、转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的，而且，它作为价值指导，又可以治疗现代社会的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

谢远笋：您获评2017年度“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前面您谈到了您的学思历程和主要的学术工作，我想借此机会请您与大家分享您的儒学研究，您本人持有何种儒学观呢？

郭齐勇：儒学是我的生活方式。前面提到我对儒学的认识有个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发生在1990年前后，我经历了从批判儒学到研究儒学，从认同儒学到走向生命实践的过程。

先谈谈我的儒学研究。我对现代新儒学及20世纪中国哲学，出土简帛文献，诸子学，中国哲学史等领域都有所涉猎，但这些研究是以我对儒家人文精神的探寻贯穿其中的。国学不等于儒学，但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在价值系统、国族精神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实际上，传统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儒家型的社会，儒学是一种社会存在，可以说它是中国社会的底色。我研讨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据及其所包含的中国古代社会正义论的思想内涵与特色，研讨儒家道德哲学的特点与意义，认为儒学是具有宗教性的人文学说，研究儒家学说的一以贯之之道与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性，全面而又有重点地研究了儒家的礼乐文化、社会理想、治国方略、管理智慧、人性学说、核心价值、人生意境，儒家人文精神的特色、普遍价值、当今的意义。对学术前沿的课题，如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公与私、公德与私德、“亲亲互隐”与人权，儒学与宗教及文明对话等论域发表了一定的见解，试图去拨乱反正。

我主张“开放的儒学观”。我们研究儒学、认同儒学，并非拘泥于儒学在每个时代的具体呈现，而是继承儒学的精神，守先待后、创造转化。对儒学的批评与更化正是建立在尊重、学习及借鉴马克思主义、西方学术与宗教传统、诸子百家的基础上的。它还体现在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以开放的胸怀，促进文明间的交往、沟通、对话。儒家思想和轴心时代其他文明都是人类走上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与文化资源，均可作创造性转化与综合。对儒家而言，他者的视域更能发现其精粹与缺弱，因此要对各种批评保持开放的心态，并善于借镜各家的成败得失。

刘述先先生曾谈到他、杜维明等第三代新儒家与唐、牟、徐等第二代的区别：第二代新儒家适当存亡继绝之际，展示了强烈的护教心态，而强调中国文化的常道性格；第三代则预设了多元、民主、自由、开放的架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让不同的传统互相了解，彼此沟通，存异求同，无须证明自己的传统比其他的传统更为优越，只需阐明我们的传统有自己的根源与立足点，就已经足够了。价值多元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必须面对它，多元的社会是对自由的保障。

儒学也是诸子学的一种，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都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因此我提倡诸子合观。不仅是先秦诸子，还有汉以来传入中国并“中国化”的佛教，也是我们重要的思想资源。诸子百家，各有其偏弊，各有其优长，历代学者对诸子学都有分疏、解析。我与吴根友教授合写了《诸子学通论》，主张从各家各派汲取养分。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多元的传统，而现在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将各种精神资源调动起来。

我们的传统不只有儒家这一家，即使是儒家，也是吸纳了其他诸家思想的，所以我主张开放的儒学观，主张诸子合观，我们不要有狭隘的心态。有时候我们说儒家，其实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因为中国社会是儒家型的社会。诸子百家是相互包容的，我们要取长补短。现在我提倡新诸子的概念，它包括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印度文化，当然不是没有主从，不是相对主义的，而是有主有从，要有一个本土生成的大的文化根系。

我觉得治学要有广博的胸襟，要有多元文化的陶冶。我邀请了许多西方、日本及我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到武汉大学来讲学，这些学者也可以说是新诸子，他们各人都有自己专门的治学领域，观点也大不一样，例如中嵨隆藏主要研究道教，戴卡琳是海外墨家，安乐哲、梅约翰治儒学多年，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成中英先生也多次来讲学。又如刚去世的沈清松先生，沈先生是豪气万丈的哲学家，热诚慷慨，有开放的胸襟与广阔的视野。他的基本立场是天主教士林哲学的，我的基本立场是儒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相交莫逆，彼此尊重、沟通、切磋、信任。

我自己也走出去到海外访问、讲学。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即使是批评儒学的人，我们也要捍卫他说话的权利，甚至将他请过来让他发表自己的观点，只有在相互诘难与辩论中，学术才能得到发展，只要这些讨论保持在学理性的范围之内。学术交流就是要借助世界的眼光，听取不同的声音，让我们与我们的学生受到启发和教育。

谢远笋：您培养了很多学生，善于与不同性格的学生相处，在学界也善于与不同主张的学者相处，做到了《中庸》中所说的“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您的研究论著，包括学术论战的文字，又做到了“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您是怎样做到的呢？

郭齐勇：您过奖了，不敢当！《中庸》中的那段话，讲的是圣人的境界：“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斋）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我个人只是以我的老师为榜样，按儒家的为人为学之道来要求自己。上面我与您讨论了开放的儒学观，这是适应多元的现代的生活，可以指导我们的人生实践的，使我们有终极依归，有定力，不随波逐流，使我们努力过好每一天，追求内圣外王，逐步使自己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发强刚毅、斋庄中正、文理密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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