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施压下的美式衰退与应对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明报》观点版（2019年5月31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廿七日戊辰

         耶稣2019年5月31日

中美贸易战离奇地没有协议，陷入持久战漩涡。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及美国鹰派主导的「不平等协议」，正在一步步唤醒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和对抗意志。这是特朗普谈判艺术的重大失败。中美贸易谈判历时一年多，若能遵循某种「密约」方式，或「明约」之外附加「密约」，则尽管可能是中国做出更多妥协与让步，仍可能签署正式协议。

然而特朗普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其口没遮拦的「推特（Twitter）治国」，对中美贸易谈判做了太多的提前「剧透」和有利于美国的一边倒炫耀，这种操作或许有助其回应美国民意及争取连任选票，但却极大刺伤了中国人民集体尊严和荣誉感，引发中国人民对贸易协议是否真正平等与公正的深刻质疑。这一质疑甚至可能触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因此中国当局必然采取审慎对待与强硬否决的立场。中共是有着浓厚民族主义情结、国际主义使命及长期斗争意识与经验的高度理性化政党，不是民主选举下的有限责任制政党，特朗普对此亦有严重失察。

特朗普谈判的基本框架来自其《交易的艺术》，是其美式商战经验的政治运用。特朗普对大国贸易谈判的基本经验，则来自1980年代美日谈判。特朗普渴望再造新式《广场协议》的历史功绩，使美国霸权与利益得以延续。正是在共同维护美国霸权与利益的意义上，美国在此次贸易战中形成对华政策的高度共识及对特朗普式极限施压策略的完全接受。特朗普推特上的「高度乐观主义」，对陷入中国威胁论的美国精英与民众给出了极大安慰和满足，带来虚假的安全感补偿与利益收获预期。若贸易协议按现有版本签署，则特朗普「交易的艺术」大获全胜，中国国家利益与发展前途将遭遇严重阻挠甚至中断。现有版本协议是一种符合美国的根本战略利益与霸权维护需要，直接对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阻断性协议。

阻断没有成功，协议没有签署。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最后时刻否决协议，提出追求更平等协议的政治要求。这一否决是重大政治决断，是中国执政当局对国家整体存在类型与方式的严肃判断和守护。否决的理由来自十九大报告的「两个100年」目标，后者精致规划了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存在类型与方式。若签署协议，中国将丧失基本的经济主权与发展权：其一，取消「中国制造2025」所有补贴，放弃「制造强国」战略目标，永久停滞于全球技术产业链中端偏下的「无害」地位；其二，接受美国派出的「经济总督」对中国履行协议情况进行合规监督，按「中兴模式」接受美国跨国经济管制；其三，不公正地接受美国提出的「产品倾销」安排，损害中国经济利益和产业利益；其四，结构性阻断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正当合法的领导权，抽离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要素，干预中国内部政治体制改革及取向。

谈判一年多以来，中方基本上是在持续妥协中容忍美方不断加码的要求，希望通过经济让利获取美方理解与认可，勉强维持既往的中美贸易关系及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但谈判具体进程逐步暴露美国完整战略意图，即通过极限施压方式逼迫中国放弃任何有意义的发展战略，逼迫中国回到十九大报告及「一带一路」战略前的屈从状态。这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无法接受的。

谈判阶段性破裂后，尽管双方仍没有封死谈判大门，但中方的否决理由和谈判底线已十分清晰，若美方不实质修改协议和让步，则谈判很难重启。这一场景很像曾经的朝鲜板门店会谈，边谈边打，以战场上的即时胜负作为谈判砝码，而唯有战场上的战线坚守与牺牲坚持，才有最终趋于平等的板门店协议。此次贸易协议类似「经济板门店协议」，当下的坚持也类似曾经的战场坚持。对中国在贸易战上的有力反击，美国不是从中国的正当理由及自身先前的霸道行为中反思改进，而是变本加厉地继续极限施压，将贸易战升级为科技战，而这一新阶段的科技战以对华为的极限施压和全方位打击作为典型。特朗普通过总统行政命令方式直接要求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阻断美国公司与华为的产业联系，并对世界范围内的有关公司施压，这是反市场与反全球化的典型行为。特朗普也曾表示要通过正当的市场竞争战胜华为，如今自食其言，可见在帝国霸权利益面前，市场原则已被践踏。

三方面体现美式衰退

从更为完整的视角看待美国一连串极限施压及所谓特朗普的交易艺术，我们可清晰判断出美国陷入了持续的经济与精神衰退，尽管这可能是一个长期过程，但从21世纪整体发展前景来看，应当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基本结论。美式衰退至少体现在如下层面：

其一，经济衰退，这既源于全球化过程本身对美国产业空心化与制造业结构性消失的作用，也源于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衰退，经济过度金融化和泡沫化，消费主义横行，基本的「新教伦理」不断丧失。

其二，精神衰退，即美国不再具有为全球化及全球治理提供基本公共品的道义责任和贡献力，相反却利用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垄断优势，对盟友及其他国家进行直接的安全威胁和利益榨取，从而丧失作为全球立法者的道德正当资格与公共服务伦理。

其三，体制衰退，即美国三权分立体制受到特朗普主义及其「超级总统制」的极大冲击。特朗普滥用民粹主义、推特治国的广场主义、依「总统令」行政的专制主义、泛国家安全的管制主义及紧急状态权，使美国的立法与司法分支丧失基本的宪制制衡功能，也使受到特朗普权力侵害的美国相关企业和阶层利益无法寻求宪法救济。

美国必须受权力制衡

总之，单一方向上的极限施压，是特朗普个人交易艺术与美国帝国霸权求生本能的奇特结合，包括盟友在内的整个世界颇受其害。这种极限施压，严重破坏美国自身缔造和承诺维护的战后国际法秩序与多边主义贸易体系，是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利益的结构性威胁。针对此种威胁，中国的战略选择是有原则地抗争，既对中国国家利益负责，也对人类发展利益负责。若中国抗争成功，民族复兴与人类发展将获得一个全新的正当合法基础。

但中国的成功不可能仅依赖中国自身力量，还需依赖中美之外的广泛的第三方力量，包括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美国随意撕毁协议、一对一极限施压及滥用国际治理权优势，已结构性损害了美国作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老大哥」的道德资格与能力基础。美国必须受到权力制衡与制度制约，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基本正义原则与制度才能得到维护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