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报应理论

作者：尚古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廿六日戊辰

          耶稣2019年4月1日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作为诵读祖先诗书经文的我们，不能忘却或故意忽略祖先向我们传递的重要信息。有些信息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忽略这些信息命题，就难以立身、难以为人，其中之一就是“善恶报应”理论。

《淮南子·人间训》云：“有阴德必有阳报”；《汉书·丙吉传》曰：“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华夏先人对“善恶报应”的笃信，并非空穴来风，乃是经年积月对世道人生观察思考的结果，是对世道人生的规律性总结。其内容有“报及自身”说、“子孙报应”说、“善恶待积”说、“天假善恶”说等。报应理论之所以数千年得以流传，经久不衰，是因为它的确反映了人之为人的规律，在历史长河中也不断得到验证。

“报及自身”说认为，人的善行会给自身带来福佑，恶行将给自身带来祸灾。《尚书·伊训》云：“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左传·宣公十五年》载：魏武子病，命其子魏颗善待其妾；病危时，又令将该妾殉葬。武子死，魏颗遵父前嘱嫁父宠妾。后与秦军作战，魏颗见一个老人结草绊倒秦将，因而生擒之。当夜，魏颗梦见那老人说：我是你所嫁的妇人之父，“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也就是说，魏颗因为善待那位宠妾，在战场上得到了神灵（宠妾之父在天之灵）帮助而建立军功。《左传·成公十年》载：晋景公“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不久，景公死。即上帝同意厉鬼惩罚景公滥杀无辜的恶行。

“子孙报应”说认为，先人的善恶会对子孙后代的命运产生影响。《左传·昭公七年》载：孔子被时人视为“达人”，鲁国权臣孟僖子认为是受先祖福荫所致，“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宋代名臣范仲淹，认为自己之所以成为政治家，是因为“自祖宗以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而做恶事，也会影响子孙。晋怀公即位后杀死狐突，因为狐突曾经不听从命令召回跟随公子重耳的儿子，大夫卜偃不满：“己则不明，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见德，而唯戮是闻，其何后之有？”认为晋怀公将因滥杀无辜的行为而遭到无后的报应(《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无后”，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上天给予的非常严重的惩罚。孔子信天命，认为殉葬是一种罪恶的制度，即使不用真人、用人俑陪葬也是作恶，咒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善恶待积”说认为，善行恶行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导致报应的发生，并不是报应规律消失，而是善恶的程度未达到报应的时候而已；积善行恶一旦达到某种程度，报应必定来临。《易经·系辞下传》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左传·定公六年》记载：鲁国阳虎行为嚣张，但并未遭报，卫国大夫公叔文子对卫君解释道：“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也就是耳熟能详的那句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现实生活中，有人行为正常甚至为善却不顺利，遭遇灾难；有人作恶不但未遭报应，相反诸事顺遂甚至飞黄腾达。古人认为不能仅看表面现象。善人的坎坷是上天的厚爱，恶人的顺利却是上天加速其遭报灭亡的特别手段，这就是“天假善恶”说。司马迁曾经总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上天允许厄运临到善人，是为了他们最终取得常人不能有的成就。孟子对此论道：“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时，患难对善人而言，不啻为上天的特别祝福。恶人的顺利是暂时的，最终会败亡。《左传·昭公十一年》有云：“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庆封谋杀了齐庄公，经鲁国逃到吴国，竟得到吴王的封给朱方城的赏赐，生活甚至比在齐国还要富有。叔孙穆子却认为：“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楚灵王听说后，率领各诸侯国的军队攻打吴国，包围并攻占了朱方城，活捉了庆封，让他背负砍头的刀斧刑具，在诸侯国军队面前示众，并让他高喊自己的罪行：“毋或如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庆封随后被处死，连尸身也未能保全（《吕氏春秋·慎行》）。所以，恶人得到的“好运”，实为上天刑罚报应的手段。

对于拥有权力者而言，比常人更当谨慎自己的行为。权力行使，可以立法为善，亦可立法作恶；可以执法为善，亦可执法为恶；可以司法为善，亦可司法为恶。汉梁统上疏皇帝，反对当时法律的“轻刑之作”，请求恢复旧法，增加死刑。虽然其奏疏未获皇帝批准，但人们认为“而统之苛虐，神人共愤。其子松、竦皆死非命，而（梁)冀卒灭族”，这是对其倡立苛法者的报应。唐长孙无忌奏请皇帝将“别敕长流”定为永制，其后自己被武则天迫令“长流岭南，至死不复回”，也是上天对利用权力设立恶法者的惩罚。《汉书·于定国传》记载，于定国之父于公，曾任县狱掾、郡决曹，尝云：“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果然，其子于定国后来成为丞相，孙子于永也官至御史大夫，为一代名臣。而制造冤狱的司法酷吏，历史证明其下场都很惨。明代政治家邱浚曾在《大学衍义补》中总结：“张汤今年杀颜异，明年即自杀，天道好还，彰彰如此。”陈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宁成、严延年、王温舒、周兴、来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上帝不蠲而绝厥世，古今一律也。”司法权力行使的善恶分殊，法官本人及其后人的命运迥异。北宋大易学家胡瑗以“善恶报应”理论诠释国家之存亡。其云:“大凡平治之世,虽教化甚盛,其间不能无奸恶之人。尧舜，太平也，未必无小人；桀纣，暴乱也，未必无君子；皆系于其上之所为如何耳。是故，古之善为国者，既以仁义道德为己任，而安治天下；……。又，秦之始皇有天下，北筑长城，西据崤函，带山阻河，险厄万里，非无备也；然二世则失天下者，以不为德故也。使秦皇能以是国而修其德以济之,则倾亡之祸无有也。”一个王朝，即使武备常修国力强大，但缺了“德”，依然会轰然坍塌。

无论是个人、团体，都会受“善恶报应”规律的支配。华夏先人之所以对此笃信不疑，因为他们相信存在一位无所不知、赏善罚恶的“上天”。人源于这位“天”，帝王将相、凡夫俗子所有人在世上的行为善恶“天”都会过问，世间的命运、历史终极而言由这位“天”所掌握，这或许是尧舜文武等华夏祖先虔诚“敬天”的缘由所在。作为华夏子孙，我相信祖先们的敬虔及智慧；“善恶报应”不是臆想，更不是迷信，而是真真实实的客观规律。其实，不仅是我们的祖先，西方人同样也发现了这些规律。《圣经·旧约》载：迦南七族被灭是因其“恶贯满盈”；扫罗王迫害贤良、滥杀无辜，不仅导致其身败名裂，连孙子、外孙七人多年后也被处死，因为上帝是审判人“罪”的上帝。可见，“善恶报应”，是人类的“通行之理”。或许，正因为我们对祖先不恭、对祖训不敬，有意无意抛弃或回避“善恶报应”之“天道”，才有了今天人心不古、底线全无乃至为达私利而恣意妄为无所顾忌的糟糕样态。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