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中国网站编者按：西历2010年9月29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二层第二会议室召开《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新书发布会。《阵地战》一书凝结了康晓光及其弟子等人数年潜心调查研究成果，呈现了当今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的最新进展，展示了21世纪初期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中国大陆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艰难历程，是康晓光主持的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研究项目的成果体现。该研究项目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以下是康晓光先生在发布会上的发言，标题系编者所加。〕


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么多的朋友出席我们的新书发布会，刚才费约翰教授、董克用院长、王绯女士都给了我们热情的鼓励和很高的评价，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做到那些，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激励，我们继续努力把这些工作做好。
 
下面我向各位嘉宾和朋友介绍一下《阵地战》这本书的前前后后。这本书研究的对象是近十年来传统文化复兴的这样一种现象。从04年开始媒体就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些话题，给予了高频率的报道。在民间传统文化复兴的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研究、学术会议、创办期刊、出版图书，还有很多文化人、名人和一些在政治舞台上有影响力的人士发表宣扬，连署倡议，向人大、政协提交议案，比如最近刚刚正在做的把9月28号定为教师节，要求把教师节改期，因为9月28号是孔子的诞辰日。还有组织了一些新的学术团体，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的国学院。再者是兴建民间的书院、组织会讲，包括很多的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网站、论坛，还有民间的祭孔。同时，我们看到恢复传统的服饰、礼仪、节庆，比如像中式婚礼的重新兴起，这些现象都非常普遍。
 
官方也在传统文化的复兴方面做了很多的事，包括官方主流媒体大规模的宣传，还有修复孔庙一系列的建筑，04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恢复了对孔子的公祭活动，一年一年规模不断提升，各地也在组织各种各样的大规模祭祖活动，官方也推动了一些礼仪和节庆，像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被确定为国家法定节日。还有外交部、文化部、教育部在海外开始推广孔子学院。再就是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文件来推动这个事情的发展。
 
我带领着我的学生们，大概从03年开始到现在，用了7年的时间一直在关注传统文化复兴的现象。第一期的研究也是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这本书里。这本书当时没有在大陆出版，后来在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今天朋友们手中的《阵地战》一书是这项研究的第二期，第二期研究也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下面重点介绍第二期的研究。
 
这两本书我们都采取了严格的实证研究的方法，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来进行研究。在这件事情上，我自己格外小心。因为我自己是双重身份，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复兴，我本身既是一个研究者又是一个推动者，不客气地说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因此，当我自己来做这项研究的时候就格外注意，到底是我的观点的宣言，还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客观的现象。我的双重身份使我格外的注意，尽量不要把它变为一种个人观点的宣传，而是一项社会科学的研究，尽可能做到学术研究的规范，做到价值中立。
 
这项研究使用的最主要的资料都来自我们团队做的第一手田野调查，同时也参阅了一些相关文献和媒体报道。但是，我们使用的90%的资料主要都是我们的团队在第一线经过两年的实地调查获得的。我们根据社会化主体分类，把从事社会化、从事对人的教育、从事价值观灌输以及行为模式影响的这些主体分为六大类——政府、媒体、学校、社会组织、社区和职场。在这六类主体中，每一类选取一些典型样本。针对这些典型样本进行了深入的访谈，有的个案的访谈工作达到4个人同时做5、6个工作日的工作量，所以每一个田野调查都是很扎实的。这两三年的调查，我们接触的人超过了1000多人，接受调查的组织达到了400多个，而且都是这个领域里的积极分子，我们也一直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有效比较这样一种复兴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能否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影响，我们专门在湖南选择了两所学校进行了对照实验研究，是一项很扎实、很严谨的定量化研究，最终通过这个研究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教化的结果还是有实际影响的。
 
本书的篇章结构主要是总论部分，然后是针对六类最主要的社会化主体分类别撰写的研究报告，还有针对对照实验研究结果撰写的效果研究报告，后面是两个附录，也都是与传统文化复兴有关的两篇很好的学术研究的论文。本书的第一作者是我本人，第二作者是大会的主持人刘诗林，第三作者是王瑾，他们俩都是我的博士研究生。王瑾同学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保送到中国科学院做我的学生，后来在咨询公司工作了三年，去年又回来继续学习，得到了董克用教授的支持。王瑾做研究非常有天赋，效果研究报告就是王瑾作为主力完成的，完成了非常精彩的研究报告。还有其他作者，他们都毕业了，现在在祖国各地的各条战线战斗，今天没有时间回来，没有机会介绍了。
 
我下面还是要用一点时间把这个书的主要内容再“唠叨”一遍。按理说书已经发给了媒体的朋友，大家可以自己看，但是考虑到大家都非常忙，也懒得看书，所以我还是提纲挈领的介绍一下。我的介绍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判断，经过十年的发展，传统文化复兴这样一种现象已经由社会运动转入的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社会化这样的阶段。第二部分是用葛兰西式的方法和视角观察一下，我们是如何去认识和理解这样的文化复兴运动。第三部分看一下文化变迁，各种文化势力此消彼长背后的力量和机制是什么。最后谈一下社会化的作用。
 
一、从“社会运动”到“社会化”
 
在第一期研究，特别是《中国归来》这本书里体现的成果，我们主要运用的还是社会运动的理论，当然也涉及到政治文化理论、民族主义理论。04年到06年，我们观察到本土文化复兴的现象：参与者为数众多；组织形态丰富多样；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享有共同的信念，并且以此为团结的基础；向主流价值提出了挑战，要求重建社会的价值规范。根据这样的现象，我们可以判断它是属于社会运动的现象。由于这场运动本身的宗旨还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我们当时把这个运动定名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
 
在第二期研究的前期，我们对整个现状进行了一次扫描，也就是对我们第一期研究的对象做了一些跟踪式的调查。我们发现社会运动的色彩逐渐淡化，进入了社会化阶段。也就是说在新闻上非常有价值、非常的热闹的那样一些现象少了，但是在实质性的、对人的知识的传授、观念的影响以及行为规范的塑造方面，看到了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这些工作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开展。因此我们说，文化复兴运动已经开始影响社会化系统，并且通过社会化系统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最主要的发现，首先参与者的队伍不断扩大，而且前期我们看到的主要是边缘群体在奔走呼号，但是这一阶段我们发现一些精英群体开始介入了，比如说一些企业家、一些政府官员，更多的文化人，还有知识界，高端的媒体在这些方面都开始做一些经常性的扎扎实实的工作；参与者的活动从“边缘”走向“核心”了，行动方式从一些“抗议”和“呼吁”开始走向“文化建设”的一些方面；而且在第一阶段的参与和使用都是个人化的、零星的、随机提供的资源，现在开始使用制度化的、系统的、非常稳定的一些资源。
 
下面介绍一下社会化的概念。“人的社会化”是个个人学习他所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长期积累的知识、技能、价值和规范，并把它们内化为个人的品格和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再创造的过程。简单地说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一张白纸，经过家庭、社会生活家庭、职场、政府、媒体方方面面的影响、灌输和塑造，最终每个人都可以担任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我们从一个自然人变成了一个社会人。这样一种塑造人的价值观，使人们获得一些知识各技能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一个文化到底有没有影响力，关键是它能不能进入社会化系统，甚至能不能主导社会化系统。社会化由谁来实施？是由一系列主体来承担，比如说家庭中的父母、学校、社区、媒体，还有政府，他们的很多活动都是在做社会化的工作，都是在实行教化，都是在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传统文化要想复兴，而且这种复兴不仅仅是一种媒体上的热闹，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一厢情愿，不仅仅是领导人的号召。它要真的能对社会造成影响，它应该能够进入社会化的主体，能够影响社会化的主体，能够影响政府、学校、社团、家庭，再通过它们影响社会公众。这样的话这个文化就是活的文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化，能够深入到人们的头脑里。能够对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产生影响的文化，这才是活的文化。因此。当我们讲文化复兴的时候，它是不是一个真的复兴，最关键的是它能不能影响社会化系统，通过社会化系统影响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以第二期研究我们用社会化这样的视角来研究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两个研究阶段也是相互联系的，正是通过社会运动，不断地改造社会化系统，通过社会化系统进行社会化，重新塑造中国的文化。在现有文化的格局中，把传统文化的要素不断地灌输进去、树立起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两个研究阶段的内容。伴随着文化复兴本身性质的改变，我们相应的研究方法也要发生改变。因此，第二期研究主要还是用社会化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我们的分析框架（见ppt第12页）就是儒家文化的复兴会影响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化主体，社会化主体会针对社会化的对象实施各种各样的教化，被教化的个人开始把一些观念和行为方式内化在心中，进而产生社会化的效果。同时，社会化主体根据社会化效果对自己的教化活动实施反馈调整，社会化和儒家文化复兴运动本身也是相辅相成互相激励的过程。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逻辑框架，也用它来指导我们的整个研究。这个框架不是我们凭空臆想出来的，它既和社会化理论基本一致，同时也和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是一致的。
 
通过本书的分析，我们首先发现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传统文化已经进入到社会化系统之中。其次，参与文化复兴的社会化主体日益的多元化，几乎包含了现代社会所有的、主要的、正规的社会化主体，但是这些主体之间的互动非常弱，都是各自为战。社会化主体，比如说社区里的街道办事处，中学、大学，或者是一些企业，他们都根据自身的特点，根据自己受众的特征采取了一些专门化的教化方法，都很有效，都是做到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但是总的来看，从各个主体来看，社会化的水平效果参差不齐。从社会化的内容来看，目前基本上停留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基本是“复古”的水平，无论是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还是地区搞的读经活动，基本都停留在把原有的文化经典拿来，照搬过来，组织读、组织讲解这样的阶段。大家所期待的“创造性的转化”，传统如何适应今天，如何与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积累和改革开放30年资本主义文明的进入进行有效的结合，这些方面做的远远不够。社会化的制度化程度不高，各种具体的社会化方式尚未制度化。比如，很多小学开展读《三字经》、读《论语》的活动，但是仅仅作为课后阅读或者是校本课程，并没有进入正规的课程框架之内，没有纳入统一规定的课本之中。我们在湖南两所小学的对比研究表明，在现代的背景下，在工商文明和全球化的时代里，儒家文化的教育还是可以对人的行为和价值观产生影响的。这个结论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对这项研究下的工夫非常大，这一项研究历时前后四个月的时间，七名研究人员组成的调研队伍，所有的调查过程都是严格控制的，获得了九百份问卷，最终形成了第三篇的效果研究报告。这篇报告还是经得起推敲的。政府与民间存在良性互动，各自独立，相得益彰。中央政府意欲实施社会化，本身也采取了一些推动措施，但是地方政府及其它社会化主体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中央政府并没有强制规定，而是采取“只鼓励，不惩罚”的态度。
 
一个总的判断，从目前我们的文化格局来看，西方的思想还是非常强势的，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最弱势的状态，传统文化处于快速上升的阶段，但是与西方文化相比还比较弱势，特别是在显学的层面上。当然在大家日用而不知的层面，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
 
二、阵地战：理论及经验分析
 
如何去看待社会化，我们借用的是葛兰西的理论。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被墨索里尼抓紧监狱后，用了10年时间写了不少的笔记。后来被整理出来形成一本书，叫《狱中札记》。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一整套关于现代国家的理论。葛兰西认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不能仅仅在是政治领域掌握暴力机器、建立统治，这是不够的。还必须在社会的层面上，在公众的心目中，把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价值观、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灌输下去，并且让它们成为主导，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才能把政权的稳定建立在公民认可的基础之上。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你要想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你必须把与这个秩序相关的价值观、伦理道德、社会科学等等，把它们的权威树立起来，而这个权威葛兰西把它叫“文化领导权”。现实中，往往是多种文化都在竞争“文化领导权”，他把这个争夺的过程比喻为“阵地战”，就是大家都在夺取一个个的堡垒。那么文化阵地都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学校、教堂、幼儿园、家庭、社团、政府、媒体等等，这些都是文化阵地。
 
如果传统文化要想复兴的话，就要和官方主导的官方文化、西方的主流文化要去争夺这些文化阵地。所以我把社会化的过程，传统文化重新回归社会化主体的过程理解为传统文化与其他的文化争夺文化阵地的过程。所以这本书叫《阵地战》，就是这样的想法。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存在着三种文化力量：一种是西方文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自由主义；还有一种是东方文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种是中华文化，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本土文化。观察今天中国大陆有影响力的文化，我们可以辨别出这样三种主要的力量。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也即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异军突起，东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官方文化，简称为东方文化，这个东方是相当于冷战时期东方和西方这样的概念）节节败退。第二阶段，也即90年代后期，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文化一蹶不振的状态没有变，但是西方文化狂飙突进的势态得到了遏制，西方文化尽管规模很大，但是增长势头在放缓。同时我们的传统文化异军突起，而且势头非常的强劲。
 
我们认为当前有能力来竞争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文化阵地的主要还是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归纳出两种文化的观念特征群。我们建立了一组指标来刻画文化的观念特征群，比如说本体论、最高价值、文化立场、宗教倾向、政治价值观等等。这些变量可以有很多组合，但是我们在现实中发现只有那么两三种稳定的组合。很多组合只是在逻辑上可能，但在现实中这些组合根本不存在。这是我们发现的两种最主要的组合模式（见PPT第18页）。
 
那么，现实中的观念特征群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发现有三个原因：第一，文化固有的理念和内在的逻辑把观念联系在一起。因为，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经过了漫长的发展，经过了理性化的过程，经过了形式逻辑的重新清理，它们自身的内在逻辑还是比较强的。比如说自由主义，它主张个人本位，主张自由，主张市场制度，往往期望小政府，这些都是内在的逻辑联系起来的。第二，特定的国际格局把一些观念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自由主义者往往亲美，因为美国是自由主义思潮的大本营，是自由主义思潮最强烈的支持者和倡导者，因此爱屋及乌，喜欢自由主义自然就喜欢美国。如果说古巴成了最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可能就亲古巴了。这个是由特定的国际格局决定的。第三，还有一些则体现了背后的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比如说资本家就比较喜欢自由主义，跟他的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发现这样三种机制塑造了这样的观念特征群。
 
这两大特征群背后实际上两大社会群体，我们称之为“文化阵营”。通过分析文化阵营发现，每一个文化阵营基本上是根据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建立的，比如说中华文化阵营认同本土的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的排斥。其次，每一个文化都是跨阶级的。认同中华文化的人既有政府官员，也有资本家、也有学者、也有工人、也有农民，认同西方文化的也是如此。所以每一个文化阵营都是跨阶级的组合，都带有民族性。在这个方面阶级分析不能给以充分的说明。但尽管如此，每一个文化阵营精英群体的构成还是有偏重的，而且无论是文化的渊源是文化的特征实际都是不一样的。
 
三、动力机制：理论及经验分析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文化的格局会发生这样的演变。在这里我们还是借助考克斯提出的“新葛兰西主义”，他把葛兰西主义扩展到国际政治领域，分析在全球化时代，在全球的规模上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过程。在这里我们就借鉴了他的理念。总的来看，在显学的层面，可以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粗略的概括为一元文化的时代，实际上那个时代传统文化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国家机器的支持下，利用一切社会化手段，确立了自己的文化霸权，成为唯一的显学。他背后其实是一种全能主义的体制、一种闭关锁国的态度。第二阶段进入了二元文化时代，这个主要是邓小平的时代。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融入的全球化的过程，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而且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市民社会里，西方文化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官方意识形态，可以说在二元文化的时代，文化的领导权是掌握在社会的手里。进入本世纪之后，伴随着中国经济上的成功，伴随着中国政府态度的调整和社会问题的出现，最主要的还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使得中国人获得了一种自信。这种对经济成功和物质方面的自信逐渐转化为对文化的自信。所以，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态度和情感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政府和民间的互动之下，本土文化开始复兴了，呈现出强有力的上升态势。现在可以说三种文化并存的格局，我将其称为“三国演义”的状态。
 
三种文化在争夺文化阵地，通过争夺文化阵地都想掌握文化领导权。在这个过程中，结局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两期的研究，我们这两书都是记录这样的过程。我们希望作为一个旁观者，以客观的眼光，用科学的方法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我特别希望能够三年一期一直做下来，做它50年，看看整个的历程是怎么样的。当把这些素材积累起来的时候，价值要比一本单独的书还要有意义。
 
四、社会化：功能与使命
 
下面我想讨论一下文化复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想回到中国的力量结构。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硬力量有很大的起色，但是软力量还严重不足。打一个比喻，把这30年中国的发展比喻成一个人的成长。30年来，我们的GDP，即使按照官方汇率已经超过了日本，紧随美国之后。可以说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人肌肉很发达了，但是骨骼还差一些，我们自主创新能力，我们对一些战略性的核心产业的控制能力还比较弱，但是按照目前的模式和趋势发展下去，这些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肌肉可以越来越强壮，骨骼也会发育的越来越成熟。我们现在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人没心没肺，没灵魂。从老百姓到国家领导人到所谓的研究机构、教育机构，说不清楚对于个人来说什么样的人生是理想的人生，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我们衣食住行的条件越来越好，但是很多人的幸福感不断下降。什么样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我们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我们说不清楚。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在经济领域发挥了呼风唤雨的作用，哪里有海啸我们也去参与，哪里有海盗我们也去帮忙。在这个过程中别人也会问你（指中国）是谁，你想干什么，你自己想从这个世界得到什么，我们现在说不清楚。你不能说我们要搞世界革命，要来剿灭资本主义，本来我们自己就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方，而且是原始资本主义。如果说是来搞自由民族主义又不像。那你是干什么来了呢？所以我们领导人出去讲话只能引经据典，讲讲《易经》、讲讲《论语》、讲讲《和谐世界》，只能用传统理念描述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在这方面，我们的软力量是非常差的。无论经济发展的多么好，无论硬力量有多发达，所有人都可以指责你，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因此软力量的匮乏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人民如何生活的更好，国家如何真正的富强起来，不能仅仅靠你的GDP，靠你的产品质量，还要靠你有没有一个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你能不能提出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能不能给人类的未来指出一个激动人心的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十三亿的人口，在这方面不能无所作为，不能一会全盘“苏化”、不能一会全盘“美化”，东倒西歪的。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根，能不能继承传统的时候、在吸收别人文明成果的时候，真正的形成一种新的东西，既帮助自己创造未来，也为人类未来文明有所贡献，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核心的问题。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政治不稳定最根本并不是我们政府的绩效不够，实际上还是合法性的问题，提不出一套有说服性的合法性理论来。原来的一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背离。马克思说我们要搞公有制，要搞计划经济，实际上我们搞私有制，搞市场经济，理论上的表述和实际的行动完全是背道而驰。所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提供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让民众心服口服是做不到的。可以说，拥有统治权利的人缺乏文化领导权。而且不仅仅是政治合法性，我们基本的社会秩序也缺乏合法性的论证。中国的一切，中国的秩序，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好还是不好，好为什么好，不好是为什么不好，到底应该怎么办，对这些都没有一套有说服力的论证。总是这么“盲人骑瞎马”不行。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探讨一些理想蓝图之类的东西出来，为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指引。
 
建设中国软力量的关键是文化的重建，特别是重建价值体系，重建政治哲学。我觉得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文化决定命运！决定文化胜负的关键就是谁能拥有文化领导权，而社会化就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必经之路。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化，或者是说吸收了现代文明的、推陈出新经过改造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夺取文化领导权将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命运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这就是我们这本书主要的观点和思路。
 
在此，我想感谢福特基金会给予我们长期的、慷慨的支持。我们研究中华文化复兴，我们研究传统文化，却是美国人在支持我们。这样的研究在中国是筹不到钱的，甚至在中国出版不了这样的书，只能到新加坡出版。我觉得古今中外这样的国家是极为少见的。一旦你说我们应该有一点自己的民族文化，会有不少人跳出来说你反动，说你丑恶，说你黑暗，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仇视，中国人掘祖坟的热情，古往今来空前绝后。还有，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董克用院长给予我们的支持，也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绯女士的支持，感谢媒体朋友的关注。最后感谢陈南方，陈南方也是我的学生。新书发布会所有的组织、协调都是陈南方来完成的，非常的有责任心而且非常能干。在她的领导下，我们的这个团队为大家提供服务。有不足之处，算我的，好的地方都是南方的，谢谢南方。
 
最后还是一句话，希望这个研究不仅仅是我搞了个课题，或者又出了一本书。我这个时候也已经不用评职称了，已经到头了。做这项研究，还是一种传统中国文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搞这个新闻发布会还是希望借助媒体和朋友们的帮助，进行思想传播，让它能够产生实际的效果。我们做这一切，既是实现自己人生的目标，更多的也是承担一份社会责任感。不是唱高调，我给自己制定的人生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为中华民族的福祉有所贡献。最后再一次感谢所有的朋友，谢谢。
 
        媒体问答
 
主持人：康晓光教授分享了他的想法和思考，接下来的时间是媒体朋友对康晓光老师提问。
 
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我是人大公管院的学生。我想问一下康老师，您能不能给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下一个定义。第二个问题，您谈到您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您讲到的三种文化在争夺一个阵地，我就想问一下，将来有没有可能中国的官方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两者合二为一，或者中国的官方文化、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合三为一。
 
答（康晓光）：我理解传统文化跟大家理解的没什么区别，比如说儒家、法家等等，它不仅仅是一种学问，也包括风俗习惯，过去的一些制度资源、科学技术都属于这样的东西。今天讲复兴主要是价值观和政治哲学等学理层面的东西。第二个问题，你说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可能都有。至于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只能是时间来回答了。我们这个研究主要是记录和跟踪这个过程，至于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这个是现在无法回答的，我只能说我希望的将来是什么，我的希望和客观会是什么样是两回事。
 
问（《香港大公报》）：我是来自香港大公报的记者，我想问一下，现在社会上普遍有一种观点，像香港、港澳台地区，这样的境外华人聚集的地方，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教育等方面比中国内地要做得好，您觉得在这些地方，在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有哪些是值得中国内地的传统文化复兴可以借鉴的？
 
答（康晓光）：我想从两个层面，在看得见的层面上，可以说香港和澳门，在某些方面比大陆要好一点；但是在看不见的文化层面，潜伏、隐藏的文化、人们日用而不知的文化上，实际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还是很深厚的，这两点应该分开看。我感觉澳门和香港受殖民主义的影响是比较深的，在潜伏的文化上实际上不如中国大陆。但是有一点比中国大陆要好，尽管殖民主义最恶毒的手段就是灭你的文化，殖民主义者在灭中国文化方面做得比较隐蔽，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大陆政府还是大张旗鼓的，政府领导、全民动员，持续几十年，这种掘祖坟的运动，这在全世界是史无前例的，至少殖民政府没敢做，我们自己做得却非常的“出色”。
 
最好的是台湾，国民党政府在保护和传承中国本土传统文化方面还是做的相当不错。民进党为了推动“台独”，去中国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切断和中华文化的联系。因此我们看到，凡是进行殖民统治的和分裂中国的人都在反对传统文化。要说国民党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比共产党做得要好得多的多，不可同日而语，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是戴季陶。1925年，在国民革命非常关键的时期，孙中山刚刚去世的时候，当时国民党面临着精神上和行动上的分裂。戴季陶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他在该文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他认为民族、民权、民生不是并列的，捍卫民族的权利，捍卫每个老百姓民主的权利，都是为了最终让每个人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三民主义”归根到底是“民生主义”。“民生主义”背后的哲学理念是什么，他认为就是“仁”。因此戴季陶首先把“三民主义”这样一种受到外来思想影响非常大的学术重新建立在中国儒家最深刻的、最深厚的理念之上。同时他借用孙中山和苏俄代表的谈话，提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当性来自哪里，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马列主义，而是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来自于对中华民族五千年“道统”的继承，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直到今天中华的“道统”，是五千年文明的继承者，在这个角度上解释国民革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所以戴季陶的贡献非常大，他是第一个把中国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道统”的传承上，他是第一个把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思想奠基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用中国的传统给现代政权赋予合法性，用中国核心的理念来解释现代的主张，这非常重要。
 
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模糊的变化。毛泽东是讲世界革命，讲共产主义，邓小平讲现代化。毛泽东是用西方左派的传统讲中国人的理想，邓小平是用西方右派的理念来给中国人画饼，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江泽民下台后，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胡锦涛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更是儒家的核心理念，我们也看到中国共产党也在一步一步回归本土，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讲中国人自己的故事，用我们传统的最深厚的哲学概念给中国人描绘未来的理想蓝图。任何一个政党只要是理智的，只要是正常的，只要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只要是对中华民族利益负责的，最终都会走回归本土文化这样一条路。
 
问（《中国图书商报》）：我是中国图书商报的记者。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您的书很多都没有在大陆出版，我刚刚看到PPT有些内容书上没有，虽然是实证研究，这个书的出版是不是有过删减，或者是观点上有什么变动？
 
答（康晓光）：这本书没有，这本书写的时候我就比较自律，王绯女士又比较宽容，基本上没有什么删改。
 
问（《中国图书商报》）：您是双重身份，作为您观点的推动者，做完这个实证研究之后，您的观点跟几年之前相比是否有所变化？当前最受欢迎的是改良派。
 
答（康晓光）：我觉得我就是改良派。保守主义者不是说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不是这个意思。保守主义主要是强调在你适应一个现代世界、全球化时代的时候，不适应不变化肯定是死路一条，但是在变化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通过切断与历史的联系，然后获得新生，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在继承历史传统的时候，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扬弃旧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生长。这是一个有机地连续生长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否定历史，跟祖宗彻底切断关系。不是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而是比较平和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树长得越高，根基要扎得越深。特别是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首先历史就切不断。我们和历史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生活在水中，它可能不了解水，但是离开了水活不了。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塑造我们。所以古人讲文化的作用，“百姓日用而不知”，这是教化的一种最高境界。就拿毛泽东来说，他自己拼命地批林批孔，反对儒家。但实际上林彪对他的评价是最中肯的——“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王之法”。毛泽东一辈子反传统文化，但他是最传统文化的。文化这个东西是跳不出去的。鱼儿离了水就得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想丢掉你丢不掉。
 
你问我这个调查结果跟我当初的希望有什么关系。第一，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一点，传统文化的生存状态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当你通过一些巧妙问卷设计的时候，你去问普通的受访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多方面是非常中国人的，我们给大家的那本书（指《中国归来》），有大量的数据可以看到。第二，现在的发展势头比我预期得要快，我原以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还要半个世纪、一个世纪本土文化才能回来。现在看来这个速度是相当得快。我觉得媒体有的时候愿意盯着那些比较热闹的东西，比如某个人穿着汉服在大街上走一圈，谁穿着长衫讲课，谁修了个书院然后按照大家反常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大家比较愿意去报道。但是正如我们在《阵地战》这本书里讲的，在正常的社会过程中，构成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和个体，他们在文化复兴方面一直在扎扎实实地开展活动。这些活动非常的平常，非常的普通，没有声音，就相当于“狗咬人”的状态，媒体不怎么关心。但实际上“人咬狗”毕竟是反常的，“狗咬人”才是主流。所以最近媒体不像零四、零五和零六年那么热闹了，但实际上本土文化复兴形成了一种势力。因此这项研究的结果，无论是传统文化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势头，都比我原来的预期要乐观。
 
问（《社会创业家杂志》）：我们是公益组织的一家媒体，叫做“社会创业家”。首先要向您深深鞠一躬，我们是感同身受。一方面，我们是公益组织，正好我们已经做了一个专题叫“无根的公益”。很多人认为公益是舶来品，影响的主流价值观都是西方价值观，我们做这个话题的时候有很大的压力。另外，作为一个家长，我自己也是把孩子送到城市里的书院接受教育，我看我们这次调查的是在农村里的书院。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您刚才说的乐观的预期，您觉得是有感召力的吗？或者对传统文化复兴有信心吗？现在的教改，包括孩子看的课本，实际上是去中国化的。正如您在效果调查中揭示的，目前传统文化教育给孩子带来的心性的改变，适应社会的人格的塑造，实际上，这样的一些努力和尝试很难进到体制内，所以您对传统文化从民间进入到体制内有信心的吗？
 
第二个问题，站在公益界的角度，其实公益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我今天特别感慨，这样的美国人，这样的美国机构资助我们做这样的事，同时也是我们很悲哀的事。我们的公益机构怎么从儒、释、道里面寻找我们的根，这样的机会您认为在哪里？我们看到在民间有很多这样的公益组织，他们也在身体力行推动这样的事，但是他们可能获得不了这样的关注或支持，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机会，他们的路在哪里？
 
答（康晓光）：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我也不知道答案，我们下一步的研究谁资助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还是有情感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各种精英的力量不断加入推动本土文化复兴的行列，这方面的资源也在越来越多，我还是抱乐观的态度。
 
现在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会不会进入体制内。我自己的感觉，首先在推动传统文化复兴方面，政府的热情比民间要高。其次，高层的热情比中层要高，中层的热情比基层要高。总书记的层面，他对这个东西的热情和支持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党政干部。2004年中国恢复公祭孔子就是明证。共产党把自己定义为“五四”传统的继承人，共产党对“五四”的解释就是“反帝反封建”，“反封建”凝结的一个口号就是“砸烂孔家店”。两千五百年中，孔子的坟就被掘过一次，就是批林批孔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带队把孔坟给掘了的。传统文化，从无形到有形都被掘了。因此，2004年中国政府能够公祭孔子，当时在海内外的震动非常大。因为不是说“拜”、“访”，而是“祭”。“祭”在中国文化的概念里，这个词是非常重的。首先你得认同，其次你不但要认同观念，还要认同这种传承，要祭的是你的祖先。所以，政府公祭孔子，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这也是胡（胡锦涛）温（温家宝）政府上台后影响很大的一件事。随后祭孔的规格不断提升，第一年还是曲阜市，曲阜是县级市，等到07年的时候，就到了四个中央部委和山东省四大班子一块（党委、省政府、人大、政协），第一号领导都出席了祭孔的活动，同时还有全球华人同祭孔子。而且，现在中国政府向海外的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孔子学院；也包括把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定为国家法定节日，从“五一劳动节”里把时间分配出来，而五一节是共产党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的一个节日，从这个节日里挪出时间，这都是国家层面重大的变化。中国政府成立以来，发布的第一个文化发展的五年规划——《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用了三大块篇幅讲怎么样保护传统文化、怎么样去更新、怎么样去发展，从内容到方式方法，以及组织化和政府如何支持，都做了非常全面的阐述。现在的政府比较聪明了，知道要想搞政治运动那一套肯定行不通。政府在文化复兴的所作所为还是比较聪明，始终不超前，跟着社会走。但是社会热起来的时候，他投入官方资源去支撑，同时又不断的发布一些信号。特别是初期，很多人害怕，因为政府一贯反对传统文化，担心现在自己去搞是不是有危险。当时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一系列的节目和报道，给很多人吃的定心丸。因为这些媒体是党的喉舌，他们都在报道，想做的人就觉得很安全了，也敢做了。
 
因此我认为政府逐步地把它纳入体制是好的，现在保持着亦步亦趋的状态也挺好。我倒担心政府太热情的话反倒把好事办砸了。政府一拥而上、胡搞一气，会把好多好事情搞得变味了。所以，总的来说，国家和社会这个状态还是挺好。我们做第一期研究的时候发现，在中国完全西方式的社会运动是行不通的，把“绿色和平”在法国做的那一套拿到中国是行不通的，但是像毛泽东那样搞的政治运动也是行不通，社会不买政府的账，老百姓也不让。现在恰恰是既有民间的基础又有政府的支持，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混合的现象反倒是生机勃勃。最近十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运动正是处于这样的状态，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满意。有很多人说，怎么政府不多支持一下，但我认为现在政府的定位还是比较好的，算是对自己的文化做了点负责的事。
 
 问（《新京报》）：你刚才也说您的书在大陆没有出版，我首先觉得这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政治自由的问题。三民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中华本土文化也好，都有反专制的内容。西方自由主义就不用说了；马克思主义也有很多反专制的内容，这也没什可说的；本土传统文化里面，正如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儒家文化有很多被歪曲和扭曲了，他本身也是反专制的。现在就有一个问题，现在台湾、香港、澳门资本主义发展的比较好，本土文化保存的也比较好，我就想到美国社会学家丹尼·贝尔说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是不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的最好方式？
 
答（康晓光）：我觉得理解儒家的话，还是得到孔孟那里去理解。比如说，讲君臣关系，孔子从来没有说过所谓的三纲，“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他首先讲的是“君使臣以礼”，君对待臣得按照“礼”来行事，在这个前提下臣才对你“忠”。也不存在死谏的问题，“从道不从君”，不得道的话就可以走，“乘桴浮于海”。孟子就更不客气了，君不好，首先要谏，不听犯之，犯言去谏，再不行去之，还不行诛之（杀了他）。所以，孟子几次从孔庙里被清出去，朱元璋恨死他了。孔孟的思想里道义是最高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他们都有这样的精神。甚至，孟子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倡导虽千万人吾往矣。后来统治者怎么利用它，阉割它的，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你刚才的见解。
 
至于说你提出的方案，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这个一言难尽，我有自己的一套主张。我有一本书叫《仁政》，也是在新加坡出的，那里面有我的主张。我认为也应该有民主制度，但是依据和逻辑前提不一样，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再探讨。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文化肯定会在未来中国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都是探讨，但无论什么探讨，只要对民族有利就行。我记得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讲到杨度和孙中山的交往。杨度是君主立宪派，孙中山是革命派。但是，杨度给孙中山很多支持，别人不理解。杨度回答说，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为了中国好，无论谁成功都是我的成功，尽管我们选择的道路和确定的目标不一样，但是为了中国的福祉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因此，我想媒体都有自己的立场、记者朋友都有自己的判断，对具体的观点接受不接受无所谓，但有一点基本前提，就是共同都期望我们的民族能够重新找回昔日的伟大，谢谢大家。
 

消息链接：康晓光等著《阵地战》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m.katywinge.com/article/id/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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