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外，人类还有其他可能吗？

作者：齐义虎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廿三日丙寅

 耶稣2018年11月30日

台湾：从民主灯塔到民主笑话

台湾曾经号称是华人世界的民主灯塔，但历经陈水扁的八年贪腐和马英九的八年无能，已经渐渐沦为大陆网友所嘲笑的民主笑话。2016年1月16日，由于刚好在台湾访学，笔者在台北街头亲历了其第六次大选。据当地朋友说，相比以往的热闹，这次选举明显格外冷清。虽然有三组参选人，但选民似乎对他们都不满意。这就好比一位食客，面对着不可口的饭菜，即便品种再多也还是觉得无从下箸。形式上看似可以自由选择，实际上却是选无可选，颇费踌躇。

最终民进党的候选人蔡英文顺利当选，但这并不是因为她有多优秀，而是因为她的主要对手国民党太烂。蔡英文被称作“空心菜”（菜与蔡谐音），她的政见含混模糊、空洞无物，执政一年来政绩的乏善可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初选民只是为了惩罚国民党，才冒着再次上当受骗的风险让蔡英文当选的。对于台湾人而言，这次投票与其说是一次理性审慎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意气用事的赌博。正是由于对所有候选人的失望，许多人宁愿放弃权利、选择沉默，也不愿出来投票。本次台湾大选的投票率只有68%，是历次大选里最低的。

选举：民主国家投票率的持续走低

作为老牌的民主国家，西方的选举同样经历了投票率逐次降低的历史过程。号称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美国，近半个世纪里其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一直在50~60%上下浮动。最高的一次是1960年的63.1%，最低的一次则是1996年的49.1%，直接跌破了50%。最近的一次2016年也只有57.3%。欧洲国家的情况比美国要稍微好一点，英国的选民投票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80%下降到本世纪初不到60%。但欧盟的情况却比较差，欧洲议会自1979年采取直接选举以来，投票率从62%一路下滑，2009年下跌至43%，2014年仅为42.5%，创下1979年以来的新低。一项调查显示，84%的欧洲民众对政治家“不太信任”或“完全不信任”。

同样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也好不到哪去。1946年战后第一次众议院选举投票率为72.08%，此后历次选举的投票率一直徘徊在70%左右。1993年日本改为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行的选举制度后，投票率更是下降到60%左右。2012年投票率仅为59.32%，创二战后最低。其中20岁年龄段选民的投票率更是只有37.89%，凸显了年轻选民的普遍政治冷漠。调查报告指出，造成投票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选民对政治制度和政党缺乏信任。其中，77.6%的受访民众对官员“不太信任”和“完全不信任”，84%的受访民众对政治家“不太信任”和“完全不信任”。那些合乎程序筛选出来的候选人并非是选民信赖的对象。

蜕变：从直接民主到打折民主

已故的美国政治学教授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曾总结，19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三波的民主化浪潮。但吊诡的是，虽然各国的选举权逐步普及和扩大，但在尝试了最初几次选举的新鲜感之后，选民的参与程度却呈现出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在政治学里，投票率的持续走低被称作“政治冷淡症”，已经成为民主体制的顽疾。试想，在一个号称全民民主的时代，竟然会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置身事外不愿参与，这不得不让我们对现代流行的普选制的民主真实性产生怀疑。

民主的本义是指人民的统治，也即人民统治自己。在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民主常常借助抽签来实现轮流执政，这要比选举更为公平。现代民族国家由于人口规模的极度扩大，以抽签方式轮流上台的直接民主在实践上已不可能，于是不得不采用代议制。严格地说，经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制只是一种间接民主，其民主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代议制把“人民的统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变成了“人民同意的统治”（government by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虽然只有一词之差却把人民从民主制下的统治者变成了代议制下的被统治者。现代人把普选等同于民主，实在是错把他乡作故乡。如果非要把代议制归入民主范畴的话，那么也是一种廉价的打折民主。代议制对民主打了第一次折扣，投票率的走低又对代议制打了第二次折扣，人民的手里最后还剩下多少货真价值的民主成分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代普选制的民主性不足只是其中一个毛病，它更严重的问题是效能不足，无法产生足够优秀的政治精英来为民众服务。在大资本财团主导、现代传媒技术包装和大众心理学操控下的选举制，早已不是人民独立自主的选择过程，而是人民被无形之手诱导着进行选择的过程。政治广告的催眠术使得民众成了被操纵的木偶，选举成了一场盛况空前的表演秀。难得有少部分清醒者不愿被愚弄，只得拒绝参演，这也就解释了投票率走低的原因。这种选举制度下，获胜靠的不再是德性与才干，而是表演能力。可以说，政治德性及其养成机制的缺失是现代普选制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这样一个民主性和效能性双重不足的制度，但凡对之有所质疑，辩护者不是搬出作为对立面的极权专制来恐吓民众，就是以“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来搪塞民众。

追问：人类能否跳出民主政治的现代化陷阱？

极权专制的血雨腥风固然恐怖，但代议民主的慢性自杀同样可怕。直接民主已不可行，间接民主又不可欲，我们该怎么办？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难道温水煮青蛙真的是我们现代人无法逃避的宿命吗？为了走出这种看似民主实则无奈的半死不活状态，我们有必要重新追本溯源、探问终极：人类为何要结成社会和国家？政治的本初目的是什么？什么才是好的政治？民主性与效能性对于政治而言哪一个更重要？在代议民主之外，人类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如果现代的知识不足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或许我们有必要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试着从传统的政治思想和经验中寻找智慧的启迪。

儒学：以民本中道纠正民主歧途

儒学在传统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统治历史，它曾造就了由不同的朝代更替接续的辉煌文明，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民族。与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些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儒学不迷信民主，而是提倡为民做主；不主张民有和民治，但却推崇民本与民享。

在儒家看来，政治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一种好的生活。这种生活能够满足人们合理的需求（need），节制不必要的欲望（want），提升个人的德性，维护群体的和谐。所以政治有三个任务：一是保护人民，使之免于恐惧；二是养育人民，使之免于匮乏；三是教化人民，使之免于粗鄙和愚昧。三者加起来就是儒家“保民——养民——教民”的民本思想。

儒家虽然认为民为邦本，但并没有因此而无限抬高人民的地位。从训诂上看，民者暝也，懵懂无知之谓也。在任何社会，聪明睿智的精英总是少数，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具备自主自治的能力，这乃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正所谓“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儒家把具有德才的少数精英称之为君子。荀子说：“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士农工商，君子为四民之首，从事政治、照顾民众乃是其职业与责任。所以与现代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不同，儒家认为上帝（天）并没有把权利平等地分配给每个人，而是把领导和照顾人民的责任赋予那些具有高尚道德和特殊禀赋的贤能之士，这就是儒家的天命政治观。

与西方基督教神学背景的君权神授学说不同，天命的拣选过程并不是一次性的权力让渡，而是周期性的代理人任命。获得天命眷顾的途径就是累世积德、以德配天，一旦失掉德行也就失掉天命。故《尚书》有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如果说民主的本质是民有、民治、民享，那么儒家的主张可以概括为“天有、君（君子而非君主）治、民享”。天地化生万物，作为造物主它们才是最高的主权者，人间的皇帝不过是个拥有治权且随时可能被撤换的CEO而已。

按照社会契约论和权利让渡说，现代的主权在民只是权力的共有形式，类似于共同集资的股份制。儒家的主权在天说把主权视为天下之公器，不为任何个人或人群所独占，这才是彻底的权力公有制。所有权在天地，治理权在君子，受益权在人民，正是儒家式的三权分立。天在上，民在下，圣贤君子在中间。作为统治者，他们对上要敬天，对下要爱民，为天之子，为民父母，这是一种双重负责制。《逸周书》云：“生之乐之，则母之礼也；政之教之，遂以成之，则父之礼也。父母之礼加于民，其慈至矣。”

儒家的政治理想归根结底是一种立足于大公无私精神的贤能政治，也即精英制。所谓好的政治，就是要把真正的贤能选拔出来，而不是乱哄哄地扩大政治参与。对于好政治来说，政治品质的提升比政治参与的扩大更重要。与古希腊规模很小的城邦国家不同，中国从夏商周开始就已经是广土众民的大国，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中的一人统治的君主制和众人统治的民主制在中国都是不可行的，只有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才是唯一的可能形式。从统治人数上看，现代的代议制其实也是一种少数人的精英制，民主只是其表象，与儒家的区别只在于产生精英的方式不同。

精英或曰君子的选拔应该向所有民众开放，择优录取。从察举制到科举制，儒家在两千多年的政治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精英选拔机制。相对于现代民主的投票选举，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政治精英在质量上更有保证，对于参选者来说也更加公平。一个普通人，只要勤奋学习，不需要借助高额的选举经费和政党支持，就可能当选出仕。代议民主给人民的只是选举权，科举考试向人民开放的则是被选举权。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后者的民主程度无疑要远远高于前者。

也许有人会质疑：君子如果滥用权力怎么办？没有民有与民治保障的民享如何可能？这主要靠两方面的约束，一是圣贤君子内在的责任伦理，二是权力架构中的外在制衡。内在的责任伦理主要靠儒学的经典教育来强化培养，比如科举考试的内容无非修己治人之事。修己是对政治德性的培养，治人是对政治技艺的训练。只有两者兼顾，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政治家。至于外在制度上的权力制衡，从秦汉的三公制到隋唐的三省制再到宋元的三权制，不同朝代往往把军事权、立法权、行政权、财政权、监察权各自分立，尤其是监察权的独立运作，可以说是中国式权力制衡的最大特色。不论是孙中山五权宪法中的监察院还是习近平最近设立的监察委员会，都是对这一古老政治传统的借鉴和继承。当然，现代儒家并不完全排斥民主，也可以借鉴吸收民主制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例如引进民意监督等。人民虽不能执政，但可以参政，参政的方式不一定是事前的选举，也可以是事中的协商和事后的评价。贤能执政、民众参政，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古今融汇、人和政通。

古今或曰中西政治的根本分歧还是在人性论上。现代西方政治学说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且不可改变，故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西谚云：人的身上一半是兽性，一半是神性。人性既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也有舍己为人的一面。天下最无私的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现代政治理论只看到人性恶的一面，却忽视了人性善的一面，于是只有消极的权力制衡，而没有积极的君子培养，更不相信父爱政治的可能。人类一旦对自己的本性失掉了信心，最后不得不委身于一种平庸的政治状态，因噎废食、拒绝崇高，得过且过、自甘堕落。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生存危机。

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民主就是这样一个漂亮的谎言，一方面迎合了大众的虚荣心，一方面却把人类带往沉沦之渊。诚实地自问，人民自主与为民做主哪一个更合乎天理（自然法）？更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需要的是安全、健康、富足、教养，而不是一张空洞无用的选票。一个好的医生是专业培养出来的，而不是投票选出来的。对于政治家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早日刺破皇帝新衣的谎言，走出民主的迷思，我们才能找到出路，从瘫软匍匐的状态下站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儒学智慧可以成为我们反思借鉴的重要资源。

 责任编辑：刘君